8.1 夕阳无限好
“人类历史的巅峰”是当时史笔优斯彼乌斯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评语[650]。罗马帝国度过半世纪的内战动乱，国力复苏。文治官僚系统发展成熟，有效地向低层社会征收赋税。皇军扩大重组，精兵作机动编制，最精的由皇帝亲统。政府侵凌多神教的庙宇，搜刮千年来信徒奉献的黄金，发行金元，稳定货币物价。基督教成为国教，教会的权力飞跃，财产暴增。君士坦丁堡崛起为帝国东都，豪华的宫殿教堂瞬息成林，自具元老院安置贵族。境外的蛮人被击败，他们的酋长被丢去喂野兽[651]。当时颂文赞美君士坦丁：“您威慑残余的部族，逼他们永远不忘恐惧、俯首屈从。”[652]波斯前来谈和但遭拒绝。君士坦丁预备后世史笔所谓“基督教十字军征伐”，可是才开战便去世[653]。那是337年。不过73年，罗马城向西哥特人投降。再过66年，西罗马帝国将会被蛮人肢解。
“不刚不柔曰和”是和帝的谥法[654]。东汉第四代皇帝在位16年，水旱地震频繁，朝廷时常减税恤民。西方史家指出：即使穷乡僻壤，政府也有能力组织救援天灾，其赈济记录显示社会相当繁荣[655]。汉朝彻底击败匈奴，班超重建西域都护。范晔赞曰：从光武到和帝，“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656]。然而传统史家对和帝之世却毁多于誉。和帝10岁登基，幼冲时外戚掌权，亲政后信任宦官。一棍打尽外戚宦官的人说和帝是汉朝兴衰的转折点。单看年表，他们或许有点说头。和帝105年崩。不过85年，军阀割据东汉。再过126年，华北将沦陷于五族胡人。
汉朝衰亡，历史学家并不奇怪。一个400多年的皇朝使人生厌。同样长短的时间内，罗马帝国经历了至少5个朝代、多次异姓继位、数度两皇并立以及50年篡夺分裂。现在轮到中国的三国鼎立60年了。就算统一三国的西晋夭折、中土沦陷五胡，其过程与罗马帝国衰亡一样曲折离奇，也未引致深究。史家但述其事，对于其原因却循例归咎而已[657]。
相反，“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奇案”被史家举为“历史上最大谜团之一”。无数追查研究后，悬案依然[658]。本着德国人的彻底精神，一位学者开单陈列210项历来提议的祸源：蛮人、基督教、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无法无天、因用铅做餐具水管而中铅毒……[659]20世纪又流行新学派，指此等解剖误入歧途，其实罗马帝国并没有灭亡，只是和平转化为新政体，这才是学者应该研究的对象[660]。
这段历史肯定不和平，但它亦没有壮烈大战。一度威勐的帝国去得窝囊。罗马城陷，与特洛伊或迦太基城陷相映成趣。后二者勇抗强敌，碧血玉碎。罗马面对只能围困不会攻城的小敌，不战而降，抽泣瓦全。瓜分西帝国的日耳曼人比割据中国北方的五胡人数更少、组织更散。罗马人抗蛮比汉人抗胡更差劲，其勇悍传统荡然无存。他们怎会消沉到这地步？
皇朝、帝国年迈了，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所有的机能都衰退了，有些处它们甚至可说是老当益壮。几百年的华化、罗马化造就了情投意合的全国精英。到200年代，商旅可以从不列颠行到叙利亚，一路经过设计建筑相若的城市。有物为证：单看罗马遗迹的照片，你不易猜度它位在欧洲、亚洲，抑或非洲[661]。中国的木造建筑早已湮灭，可是地底的墓室述说类似事实。远至边陲的出土陪葬珍宝，款式皆效法京师，证明王符之言不虚：“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662]。
皇朝帝国的精英不但兴旺，而且文雅。罗马帝国庞杂，其统治贵族的言语文化却出奇地清一色。非洲地主来到希腊文士间可以相处自如，亚洲的巨富与高卢的元老一样融洽。大家都受同一教育，由诠释语文的修辞学家指导，专心学习为数不多的经典巨著[663]。类似的教育，但用另一套经典，造就中国的儒家士大夫。朝廷提倡下，太学以外，大师千百，培养出无数文化贵族，交游朋党，清议求名[664]。罗马帝国末年的拉丁文学成就，与东汉的优美士风，同样受后人盛赞[665]。他们的文化排场耀眼，反映另一项好现象：经济硬朗，足以负担大批精英的优闲奢华。
东西的货币皆重新靠稳。罗马本来的银币在3世纪的通货膨胀中倒台，但新发行的金元站住了脚，政府用以收税支饷[666]。王莽复古，一度货币紊乱。东汉不顾大臣反对，重铸五铢铜钱，即使大额交易，也以钱作算[667]。皇朝、帝国后期，多样经营、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兴起，减低市场交易的需要。但假如商贸经济因之而衰退，其下降并不大幅。最要紧的是，社会经济的支柱——农业，依然稳固。
考古学家在古罗马帝国各处发掘遗迹，发现帝国晚年很多乡村蔚然。除了战火摧残最甚的莱茵河前沿，其他地方多已康复。非洲诸省是西帝国的主要谷物产地，它们和叙利亚一般，特别繁荣。很多地区的产量和人口密度，4世纪时登上顶峰。各种证据显示，虽然政府为了扩军、扩文治官僚而大幅加税，但农业经济并未因之而萧条。学者解释说，若农民的劳动力还未充分利用，那么税务可能逼他们更努力工作，因而提高生产率[668]。
东汉末年的经济同样健康。政府不加常税，更废除盐铁官卖等财务政策，深得士大夫欢心。无数出土的石刻记载各地建桥修路等建设。生产率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南方肥沃的土地渐得开发。瓷器初现，造纸、风箱等工技发展。奢侈品盈市[669]。
经济过得去，那么皇朝、帝国的病在哪儿？人口锐减是一个提议。这儿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个影响广泛的罪魁。大瘟疫差不多同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爆发，是几乎同时肆虐于两者的“第三世纪危机”。流行病是文明病：聚居的人口密度必须够大，细菌才能有效地在人际传播繁滋。埃及和中东的两河流域首先跨过门坎，印度拜亚历山大之赐，加入圈子。中国和欧洲因为地偏远、发展迟，一直避过这文明的祸害。帝国远征和长途商贸终于把细菌带来了[670]。
有人怀疑那时的瘟疫是天花，但无人能确定。可能有几种病菌同时传播。先是某种瘟疫蹂躏贵霜帝国，蔓延到帕提亚[671]。167年出征帕提亚的罗马军队染上，回师后把它散播到帝国各地。15年间，帝国十分之一的居民罹难。第三世纪危机高潮时，瘟疫重肆猖獗。251年在埃及爆发，传染全国，耗尽军队。270年大疫，杀掉皇帝克劳迪乌斯以及大批与他对敌的哥特人[672]。
中国以往的大规模病疫记载，多随旱涝地震、战乱兵祸而来，或因亚热带沼泽瘴毒所致。疫区多有限，极少意外得入载专言灾异的《五行志》。洛阳125年和151年大疫。随后161、171、173、179、182、185、217年，不限地区的广泛大瘟疫连串，使惯于解释灾异的《后汉书·五行志》注家目瞪口呆。魏晋的皇帝本纪载224、234、292、311年大疫[673]。217年大疫，曹丕说“亲故多离其灾”，曹植说“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王粲早死外，陈琳、徐干、应玚、刘桢4人一疫扫尽[674]。除了直接杀人，瘟疫还有间接的历史影响。大疫初期，张角符水治病的太平教开始传播，终于导致184年黄巾之乱[675]。
瘟疫无疑削弱皇朝、帝国，但其为害有多大、是否致命？罗马帝国似乎安度危机。它的户籍资料无存。学者估计，帝国的人口高峰在50000000人到120000000人之间。高峰可能发生在奥勒略时，也可能在君士坦丁时。这两位皇帝之间，战乱瘟疫频繁。然而民居遗迹显示多数地区的人口劫后反弹，到4世纪时已经复原，有些更达新高。随着更多遗迹在考古铲下出现，多数学者相信蛮人入侵前夕，罗马帝国的人口不会少于70000000人[676]。
罗马的常备军不断扩大。学者庆幸获得一份4世纪末的文武官职表，据此计算，皇军全额有兵员645000人。可是学者认为，所有部队都臻全额的可能性极少。当兵的越来越多是蛮人[677]。
汉朝的户口资料部分保留于史籍。精确的户口普查殊不容易，即使今天仗计算机科技，也难免差错。古代的户籍肯定不太准确，而且偏于少算人口；户籍造假与偷税漏税可谓是双胞胎。因此，表1所列，最重要的信息不在绝对数目，而在相对的上落趋势。
表1 历代户籍人口[678]
* 1顷=100亩≈69.2市亩=4.61公顷。
** 这些数字似乎有错。
表1显示，户口锐跌于西汉平帝之后和东汉桓帝之后，两次皆伴着改朝换代的战乱。汉桓帝到晋武帝年间瘟疫流行。然而与两汉之间的丧亡比照，可见细菌虽残酷，但不及逐鹿中原的群雄。户籍数字减少并不全因死亡。军阀混战中，多有锋镝余生者颠沛流离。转换政府又损坏行政机构，使户籍散失。280年晋朝灭吴，统一全国，厉行安顿流民。3年后，户口遽升五成，不因为生育，而因为安顿[679]。
户籍和考古提供不同的资料。考古发掘的生活痕迹显示实在人口。户籍所载的“政治人口”综合实在人口和政府的统治能力，显示国力。若政府无能向人民征收赋税，那么实在人口虽多，无补国力。表1中的“耕地”，意义是“可税之地”。光武帝放弃公平度田，宽容大族匿地瞒税。田地兼并越甚，匿地越多。东汉一代，虽然南方土地大量开发，但户籍中的“耕地”，始终不及西汉。此外，失去田地的小农或流徙，或依附大族，不少消失于户籍[680]。考虑到这些社会倾向，我们可以推猜，汉末的人口其实不止5000万，只不过很多在政府视野之外，使政府无法动员实在资源，解决社会危机。罗马帝国同样依靠户籍。其末年是否有面临类似问题，以致难于征税募兵？
秦朝的户口，经楚汉相争，汉初可数的只剩十之二三[681]。西汉的户口，东汉初只剩三分之一。假如我们估计，晋武帝的280年普查也只及劫后余生者的三分之一，那么晋初的实在人口，大约是54000000人。统一后，中国享受了一代升平[682]。若此情景继续，晋朝又整饬政府机构，当有能力应付胡羌问题。
西汉实行征兵制。东汉改以募兵为主，常备的精锐是职业军人，类似罗马兵，但人数不多。遇事临时招募，兼杂弛刑士和胡骑、羌骑。魏蜀吴三国各自设置与民户不同的士家，以保证有训练的兵源。晋朝沿用，军士家人世袭，发展成世兵制[683]。这些制度能满足晋朝的军需，很少征兵。相反，征兵、募兵、世兵和外籍兵罗马帝国后期全有应用，但仍不断闹缺兵。
如上是皇朝帝国末年的经济、人口、军事情况，离鼎盛甚远，但亦看不出大难将临。然而势力是与敌人相对而言的。蛮人或胡人的实力是否有一面倒的进步？
8.2 蛮人与胡羌
东、北两面受敌是罗马帝国的战略弱点。可幸事实证明，波斯并不如敌意宣传般侵略成性。事实上波斯王能守约，并能控制附属。因此4世纪大部分以及5世纪，罗马帝国不需为其东疆忧心。东线仍然吸住一些兵力。但由于波斯遵守和平条约，加上完备的边防工事，使罗马在最危险的岁月不用分心，能集中应付北下的日耳曼人。罗马帝国分为东西，唯有东帝国受敌于波斯。但灭亡的是西帝国，东帝国安然无恙[684]。
在北疆，罗马面对莱茵河与多瑙河彼岸的蛮人。他们大多数是老邻居，最大的例外是376年前不闻名的游牧民族匈人。传说匈人多如蝗虫。细究证据的学者反驳：“可信的结论是，征战成就巨大的匈人，人数其实少得荒谬。”总计匈人可能不过15000骑，通常分成数千骑的小队，各处寇掠[685]。他们能屡败罗马，因为他们有能力驯服日耳曼人，统一驾驭。罗马途穷，匈人的影响不少，但只是间接。他们的王国先西罗马帝国而亡。
瓜分西帝国的蛮人绝大部分是日耳曼人，外加小撮说伊朗话的游牧阿兰人。他们分三期来临（地图14）。376年，多瑙河下流的西哥特人获许渡河入境，两年后不堪虐待而反，大胜于哈德良堡。405年—410年间的第二期有几个段落。先是拉达盖苏斯带领哥特人进攻意大利。他们被降服后不久，莱茵河防线被蛮人突破。此后日耳曼人落入匈人帝国的统御。455年匈人帝国崩溃，恢复自由的日耳曼人第三期入侵，其中以烦扰东帝国的东哥特人最众[686]。
罗马帝国批准入境的西哥特自治部族，有战士20000人并其家属。拉达盖苏斯领兵约20000名。他们投降后不久就叛变，加盟西哥特部族。406年跨越莱茵河的汪达尔人、苏维人、阿兰人等，战士总数稍逾30000名。4年后跟进的勃艮地人，胜兵不过15000人。匈人帝国失控后，大约10000名战士进入罗马帝国。日后壮大得可与西哥特抗衡的法兰克人，最多只有15000人在西帝国灭亡之前参战。做点算术，一位史家结论：“总计下来，大约有110000—120000名武装外人，或多或少地参与打垮西帝国。”[687]这些外人的最后一批，在第一批到达后80年才入侵。
敌人陆续而来，罗马帝国的皇军却是常备，全额时称645000人之众，武装训练皆优，而且有本国的广大人民补充伤亡，比困陷在敌国内的蛮人有利。实际上皇军的兵额常有严重空缺，而且很吐司卒须留戍边境。不过折算下，常备的机动部队仍然大概有150000人，任何一个时间皆强于入侵者[688]。
假如入侵的只是战士，那么不用几十年，他们自然衰老消亡。他们带来家属，可以自行繁衍。429年，约80000名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由西班牙渡海到非洲，其中15000—20000名是战士，即四五个人出一个兵。推衍这兵民比例，我们可以估计，大约有600000名蛮人进入人口为70000000人的罗马帝国。蛮人分三批而来。假如分布平均，那么每批约200000名男女老幼。他们可以全部挤进罗马城的大赛场，欣赏一场赛车表演[689]。
罗马帝国北疆的蛮人由东到西，全线入侵。不知怎的，后来全都跑去吞噬西帝国。让我们假设东帝国占全国人口六成，但丝毫不负担国防。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仍是600000个蛮人，其中战士不过120000人，分80年进入人口有28000000人的西帝国。这不是潮涌，只是倒杯水入桶。难怪深研细节的历史学者对帝国灭亡的原因众议纷纭。
毁灭西罗马帝国的蛮人是新近的入侵者。颠覆西晋的少数民族，则多是中土的长期居民。两者沦陷后，西欧森林或蒙古草原所滋育的无穷人口，更源源涌入。不过对帝国灭亡而言，这是题外话了。
皇朝中国的北疆不及罗马帝国的北疆严密（地图15）。一则中国缺乏大河作天然疆界，二来中国也没有罗马杀绝卖尽战败蛮人的习惯，只把投降的少数民族，安置在边塞内外。游牧民族保留生活形式，他们的户籍单位是“落”，即帐幕，异于汉人的户。塞内的少数民族率先造反独立。308年到431年间，匈奴、羯、鲜卑、羌、氐五族胡人割据北方，先后创建16个短暂的国家[690]。
91年，南匈奴入附40余载，新纳北匈奴降民，共领落34000个，口237300人，胜兵50170名。平均计算，一落约7口人，出兵1至2人[691]。百余年来繁殖迁徙同化，到曹操整顿组织时，仍逾30000落。晋初草原天灾，又有20000落入塞。总计匈奴人数近400000人[692]。匈奴是五胡中最先立国者，类似罗马的西哥特人。不过比西哥特人众多，政治文化水平也较高。
鲜卑在北匈奴灭亡后雄霸草原。他们分支众多，间中联盟，但一般各自为政。晋初已入居中国东北的慕容部和宇文部等，每部人口约20万，战士不过50000人。到4世纪时，最强大的拓跋鲜卑才倾草原人民入主中国，统一北方，是为北魏[693]。西方可与他们相比的是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后来居上，成为罗马帝国的持久继承者。
有学者估计两汉间约有700000名羌人内迁，但在东汉镇压羌乱时伤亡惨重[694]。与羌人相似的氐人，汉化较深。曹魏时两次迁移的记录，共53000落，多居陕西一带[695]。
匈奴创建的汉国设双重政府机构，分治汉人胡人。刘聪灭西晋后，领汉户430000多个，胡落200000多个[696]。这显示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并不太小，尤其如果我们根据可得资料，假定汉人平均一户五口，胡人平均一落七口。据此，刘聪统治约1400000名胡人，但很多羌、氐、鲜卑仍不受他管。因此我们可以保守地估计，在少数民族夺取中国北方政权时，他们至少有1400000人已经入居。
少数民族从境外进入华北，同时汉人大量迁出（地图16）。边郡的汉人避难内撤。汉末军阀割据，中原水利破坏。天灾人祸逼人民离乡背井。三国的吴、蜀竭力开发江南、四川。晋朝八王之祸，中原向南的颠沛人流蔚成巨川[697]。到280年，华北的户籍只占全国百分之五十七。我们先前估计其时全中国人口约54000000人，即华北人口约31000000人[698]。
总括上述，我估计约1400000人的少数民族夺取了人口有31000000人的华北；约600000个蛮人征服了人口有28000000人的西罗马帝国。这些数字不包括华南的23000000位居民，或东帝国的42000000位居民。它们也不包括316年华北沦陷后内迁的少数民族，或476年西帝国覆灭后入徙的蛮人。
人数外，政治组织、军事技能、战略形势都是争战的关键因素。不论哪一项，罗马世界内的蛮人都似乎不及中国世界内的胡人。皇朝、帝国的敌人，每个皆分为众多集团，时而互相攻击，时而合力对抗帝国。塔西佗一度庆幸日耳曼人不能团结。后来的日耳曼人比那时进步多了，但仍然组织散漫。我们所谓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听来像是个结实团体，其实只是一撮在日耳曼尼亚各自为政的部落。进入帝国后，四面受敌，才在压力下靠拢合作。相形下，匈奴就自尊得多了。匈奴虽然分为许多部落，但有传统的组织和宝贵的历史。他们一度强大，使汉朝纳贡和亲。重振雄风是他们的企望豪语。这历史赋予的威望是没有一个日耳曼团体能梦想的。
日耳曼人是匈人的手下败将，而匈奴则骑射精湛，战斗力与匈人相若。匈奴久居塞内，首领们常入质朝廷，政治经验丰富。叛晋后国号曰汉，意在笼络汉人。他们尽得中国的良铁利剑，武器装备不让汉人[699]。相反，日耳曼人未能克服缺乏金属的弱点。塔西佗注意到他们常常没有头盔，甚至没有铁矛头。一位史学家比较两次最著名的蛮人大捷，发现在哈德良堡的战士，比350年前在条头堡的战士，所持的金属器械并没有显著增加[700]。
日耳曼人可能与羌人较为相似。两者皆缺乏大型政治组织。一种人，譬如说汪达尔人吧，经常分裂为许多小队，四散劫掠。对付类似的敌人，皇朝与帝国不约而同发现大厮杀不如小接触，正规军不及特种部队有效。罗马帝国喜欢围困封锁，派小部队袭击，并从东方调来神箭手，逐个招呼蛮人。斯拔提恩特别训练2000个兵，清除了大区域的侵扰[701]。汉朝晋朝亦认为平息羌乱，轻骑掩袭胜于大兵征讨。马隆特选3500名壮士，孤军深入山区，转战千里，平定凉州[702]。指挥得法，几千兵即能奏效，可见蛮羌的实力不大，只是政府处理不当，增加了他们的破坏力。
羌人和蛮人虽然都从事非常规战争，但其地利人和却有霄壤之别。羌人在家乡造反，本土作战，散居陇西青海的崎岖山地，有从事生产的亲属族人支持。倒是进剿的朝廷官兵要担忧粮道，其困难一如奥勒略深入马克曼尼人的地盘去攻打他们。5世纪蛮人的战略形势恰恰相反。他们离开了日耳曼尼亚的森林，光临希腊、意大利、高卢的田园。对付他们，罗马人的措施与和中国人无异，一致坚壁清野，收藏起所有粮食物资。饥饿常逼蛮人投降，或冒险出战。他们携带的家属更成累赘，每个战士必须供给几个妇孺以及拉车子的牛马。只靠搜索掠夺，很快便竭蹶一地积粮。他们不能定居耕作，只得不停地在敌境内跋涉觅食，大车队兼作工事，保卫老幼。不论有多少奸细帮助，他们对周围环境，远不及统治当地的罗马人熟悉。帝国境内的蛮人就像20世纪的越共离开了越南而跑到美国加州去打游击，怎样看都是前景渺茫[703]。
少数民族久居塞内，大致与汉人相安无事，个别叛乱皆被平息。为什么他们一下子蜂起造反？为什么这次他们立国成功？蛮族人数少、装备差、补给缺，还有同行家属的负荷。罗马帝国打败过强大得多的敌人。这一次，如学者分析，“蛮人造成无可克服的威胁，不是因为蛮人特别人众力强，而是因为罗马的抵抗特别弱”[704]。为什么它如此衰弱？
8.3 社会分化
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资源以解决广大的社会问题，其执行任务的能力视乎政治机制和社会结构。政府一方面要向各阶级人民征税，一方面要衡量轻重，协调各种社会需求，分配开支。协调永不全美，即升平时也不免摩擦。有钱有势的人偷税，腐败的官员贪污，都会使政府收入减少，国力衰退。庸臣迂阔、不顾现实，派系顽固、自诩自利，会使政府瘫痪，无能决策，甚至引发军阀内战。国家资源为党争消耗、劣拙管理浪费。治安国防等涉及公众安危的要务无人理会，日久酿成致命大祸。历来学者提出许多皇朝、帝国衰亡的因由，这些看来比较重要。
社会分化和政治腐败不是突发症。它们进度缓慢，有点像癌症。国家里的个人家庭就像人体内的细胞。细胞在身体的机能调节下分裂繁殖，使人健康成长。偶然，某细胞的基因突变，使它在生存竞争中略占优势。于是它分裂较速，后代较多，而且每个都承继了它的有利基因。若某个后代细胞发生另一有利的基因突变，竞争优势更大，那么它的后代滋生更速。基因遗传，几个有利突变后，这些特种细胞蔚然繁衍，霸取营养，压逼附近的普通细胞，形成肿瘤。若再有突变，使它们能摆脱身体的调节机能，无束缚地蔓衍，肿瘤遂成癌。癌细胞是达尔文进化中的最优胜者，但对它们身为成员的身体，却有致命之害。当然，人死了，癌细胞也无存，但细胞是没有宏观视野的。社会中的权益扎根，发展类似癌瘤。特权分子逐渐巩固势力，剥削他人，空谈仁义天下，但毫无公德意念，不知自己的行径其实是为私利而损害人民国家。基因突变稀有，因此癌症发展缓慢，多是老人病。同样，权益世代累积，根深蒂固的特权私利，为祸最烈的多在皇朝、帝国晚年。
第8.1节描述的是罗马或东汉的整个经济。这美丽全景漏掉了很多缺憾。试想象一个社会，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穷；人均收入，富人百倍于穷人。再想象其经济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富人收入倍增，豪华激涨。单看全景，经济蓬勃。但庆祝者忘了贫富不均四倍于前；穷人的收入减半，濒临生死边沿。贫富判若云泥是皇朝、帝国的癌症。
Fewer have more；越少占越多[705]。这几个字，现代学者用来总括罗马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但对汉朝也同样适合，两者的分别只在程度而已。它们的社会经济皆是金字塔式的，不过罗马的金字塔比汉朝的陡峭。从政府官员的俸禄可见一斑。汉朝官秩最低的佐吏，月俸约等于一个士卒，郡守的俸禄是佐吏的15倍。罗马每个兵团中有10个资深百夫长，每人薪酬是士卒的33倍。他们以上有两层将官，而兵团司令还在省督之下。省督与郡守职任相若，薪酬却相对高得多[706]。
中国文献中满是对豪富的指责[707]。光武帝的儿子济南王，奴婢多至1400人，厩马1200匹，私田800顷，奢侈恣欲。皇亲贵族除私田外还有食邑，不过多是县大小，而且地税不过百分之三点三。济南王是极富的了。一般来说，几百顷的家财，士族豪强中比比皆是，但千顷以上却是罕见；分遗产的习惯使财产难以世代滚大[708]。罗马豪富的规模又高一等。6个豪富一度拥有半个亚非利加省，直到尼罗没收了他们的田地。帝国晚年，贵妇玛兰尼娅在罗马城附近的庄园有豪华别墅，更有62个村，每村用400个奴隶耕作。加上她在意大利、西西里、非洲、西班牙、高卢的田庄，她的收入抵得上两个非洲行省的税收，其税率约百分之十五。若在君士坦丁堡，她可跻身首富，但在罗马，她不过中等而已。西罗马帝国的极富元老所报收入，必须有良田数十万公顷（1公顷=0.22汉顷）。即使19世纪的英国贵族，获工业革命之利，也望尘莫及[709]。
“太少生产者供养太多闲口，这是帝国的最大经济弱点”，现代学者如是批评罗马帝国晚年[710]。“闲口”是idle mouth的直译。其实汉末文献中有更贴切的词语：社会中“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朝廷上“帑臧空虚，浮食者众”[711]。除了皇亲贵族大地主外，皇朝、帝国还有形形色色的浮食者。基督教会财产日增。罗马皇帝恩赐外，还说服信徒奉献，把钱财投资在虫不能蛀、盗不能寇的天国。6世纪时，教会的主教神父人数比政府的官吏多，而且薪酬也比他们高[712]。东汉的儒生数以万计，禄利之路的优惠，不止通一经者免赋税。学生在皇家太学里雨不涂足，暑不暴首，但朋徒相视怠散。此外经学大师私人授徒，各人门下录千百人。有丧事，数万群聚谈论，拉关系求名声。《后汉书》形容名士们“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713]。这些浮食者虽然不全是纯粹寄生虫，但消费远远超过贡献。
很多浮食者是统治精英，或合法或非法地逃避税务，还得到政府各种优惠，越吃越肥。纳税供养他们的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皇朝、帝国末年，田地集中在少数豪富手中，自具耕地的小农岌岌可危。租种地主田地的佃户，罗马叫coloni，在很多地区成为主要劳动力。在中西大田庄里，他们与雇农、奴隶等人一起干活。田租高逾收成一半[714]。剥削虽重，但不少佃户与地主创建主属情谊。大地主多是地方豪强，或是士族，或与官僚有勾结，能庇护属下。有的更能隐匿一些佃户以及他们所耕的田，不入政府户口。瞒税得益外，更增加被匿佃户对自己的依附。横插在政府与小民之间，豪强士族截取国家应得税款和忠贞，篡窃国家权力。汉朝许多佃户是地主的亲戚，也有世代依附的。不过法律上，佃户是自由身，租契满后可以任意离开[715]。罗马佃户找寻较好租契的自由，在君士坦丁时代就被政府剥夺了。法律发扬财阀统治的精神，把佃户及其后人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授权地主镣铐及惩罚意图逃亡者。提奥多西明诏：“佃户是其出生土地的奴隶。”[716]皇朝、帝国或多或少为豪富撑腰、压榨贫民。其程度的差异，可助解释两地募兵的不同经验。
东汉和罗马后期的军队，同样混合募兵、征兵以及胡羌或蛮人。东汉及后来的军阀，只要条件优厚，募兵似乎相当容易。孙策答应乐从军者，一人行，一家免赋税，10天之内，得兵2万[717]。这不足为奇：军队为贫民提供一条维生之道。罗马士兵的薪酬和退休金都很优厚，但军团长期难于招得足够士兵。后期皇帝严厉征兵，减低要求，强逼军人后代入伍，但都不济事。当然，很多人不愿意终身服役。但把佃户绑在土地上，使他们不能选择去从的法律，也有碍招募。军队要挖取强豪地主掌握下的健壮生财工具，比吸引个别农民困难得多。最大的地主，皇帝，早已把其佃户列为禁脔。其他地主也尽力威吓佃户，只肯放最疲弱的人给军部。缺兵最后成为帝国的癌瘤[718]。
农民平时驯服，但忍无可忍时也能揭竿而起。中西古代一般把社会不安分子统称作“贼”，罗马所谓latro。此词一端指普通罪犯，另一端指统治者不轨，如“汉贼不两立”或“费密斯不是皇帝，只是个latro”[719]。两极之间有种种骚动，尤其从社会低层动荡而起者。很多“贼”其实是无以为生的灾民流民，其最大的希望是能重垦家园，所以一有机会便恢复良民生活。规模大、为时长的非法武装部队，一般都有精英后台或地方豪强庇护[720]。
2世纪中期，罗马升平开始呈现骚动，以致皇军不得不抽派士兵从事治安警卫。187年高卢的“叛逆之战”更要动用大军。到4世纪后期，盗贼遍布意大利的道路，以致连罗马城的长官也不敢冒险越城门。商旅成群熙攘跟随省督的例行巡察，希冀沾省督护卫队的光，免受抢劫。政府严令查禁通贼，但徒然无功，因为与贼勾结的，正是地方的豪强巨富[721]。帝国下最大的起义想是高卢和西班牙的巴高达，284年开始，5世纪初达高峰，驱逐省督，逼数代皇帝派兵镇压。然而古代文献对巴高达却只闪烁其词。罗马人喜欢抹煞抗议事迹，尤其是低层阶级起义[722]。
中国传统史籍对社会动乱的记载比较详细。东汉中叶以后80年间，农民起义不下30次。小者数百、数千人，但此落彼起，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全国爆发黄巾之乱，我们稍后再说[723]。
浮食者和豪强巨室或直接剥削，或通过政府的各种优惠，间接吸取民脂。贫富极度不均破坏社会稳定。过不下去的贫民或铤而走险，或依附豪强。武装暴动频繁，时而为地方精英利用。豪强羽翼日丰，无所不为，上通官瞒税，下侵凌乡民。从社会底部滋生的各处地方动乱分化国家，就像无数小肿瘤。它们产生离心力，使中央政府无力动员资源以处理全国性的问题。此外，不少地方豪强同时是血缘贵族或文化贵族，出任中央高官。政府高层的权力腐败，肿瘤容易变化成癌。
8.4 政治腐败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东汉和西罗马帝国的末100年遭遇同一灾星。正当时局艰难、需要英明领导时，所有皇帝都是幼冲登位，而且长大后也最多是平庸之辈。赫诺里乌斯躲在安全的拉文那，不肯发兵援救被围的罗马城。获报罗马亡了，他惊呼：“它刚在我手中啄食呢！”皇帝一心掂挂的，只是他取名罗马的宠物公鸡[724]。堪与赫诺里乌斯媲美的是弱智的晋惠帝。其时天下荒乱，百姓饿死，惠帝曰：“何不食肉糜？”[725]若政府机构健全，尚可以补救君主昏庸，即如罗马帝国早年安度弱智的克劳迪乌斯时代，或西汉安度其软弱的惠帝时代。可惜皇朝、帝国末年的政府机构本身腐败无能。
朝气勃勃时，伟大的皇朝、帝国拓人胸襟、开人眼界、鼓舞为众服务的精神。随着岁月消磨，眼界收缩。罗马传统的公共精神被帝国放弃了大部分，残余的亦被基督教的来世观扼杀。中国法家提倡法律下平等的法治精神，在儒家独专下枯萎。讲究军政财权的罗马政府，与讲究文治教条的汉家政府，各自显露出它阴暗的一面。贵族主义、封建意念炽盛。政府高官全神贯注家庭或党派，能实在干事的军队和吏治机构衰退。美丽的宣传风行，文饰皇帝和统治精英各营私利的勾当。
要枪还是要牛油？这是近代的西方谚语，但它所表达对国防或富裕之间的选择，却是古今中外都所难免。皇朝、帝国末年的特色是浸透油脂的精英一毛不拔，不肯置备几杆急需保卫福斯安全的枪。班勇恳求300个士兵去守玉门关时，3万受政府资助的游手太学生与朝廷大官唱和，批判扰民的开支[726]。斯提里克用4000磅黄金雇佣西哥特兵去对付蛮人大批入侵，元老贵族尖叫“这不是条约而是奴役！”其时东西帝国各有约2000名元老，最富有的每人年收入黄金4000磅，白银160000磅，外加三成农作物。他们惯花2000磅黄金上演7场竞技，却搜剥公共艺术品去支付公共安全措施[727]。我们将会看到，东汉士大夫转化为军阀，罗马人屠杀罗马军队内蛮兵的家属，所以文德或爱心不是反对军备的主要原因，虽然它们在宣传上喊得响亮。文治官僚另有居心，在外敌威胁国家安危之际紧束钱袋，困窘军队。将军避战，因为他们知道战必有伤亡，而伤亡难得补充。现代学者解释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政府内两个举足轻重的集团，即元老贵族和天主教会，背弃了卫护他们的罗马军队。两大集团无意间摧毁了军队和行政机构的能力。”[728]文武相争，得利者是入侵的蛮人。
从立国到全盛，罗马的军政和财权一直合作无间，皇帝和文武百官全属元老贵族。从260年代开始，元老不再领兵，他们的政治影响同时低落。行伍出身的将领升为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瓦伦提尼安一世、瓦伦斯等的家乡，著名的都不是典雅文化，而是骠悍雄风。然而这些军人皇帝并不缺乏头脑；他们努力解决实际的急务难题，健全了与军队并行的文治官僚系统。
375年，与西哥特人入境差不多同时，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西帝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皇位由一个小孩继承，100年来安富尊荣而变得文绉绉的元老贵族复兴，霸占了官僚机构[729]。罗马政府遂与东汉政府渐趋相同。东汉后期，高级官员半数是宿儒，士族逐渐从文化贵族向门第贵族演变，致力吏治的务实官员被排挤殆尽。
帝国末年，罗马的元老贵族和中国的文化贵族一样，热衷高任重位，但认为与职俱来的工作责任有失他们的才德身份。他们恃书本学问，沉迷尊贵消遣，鄙弃繁俗公务。中国士大夫自命清高，罗马贵族叫它优闲（otium）：“从希腊人学来、贵族式的优闲，沦为不屑于费劲勉力，卖弄风骚以掩盖自己空洞无能、懒惰偷安。”[730]复兴的元老贵族差不多垄断了政府高位[731]。现代学者形容这些大员的行为：“他们把政府机构当作私生活的附属，对政策蓄意踟蹰，视行政为提挈亲友的途径。”他们最热心的是为朋友扈从写请托信。“这些词藻华丽、内容枯燥的书信，可媲美中国皇朝大官的拜帖。”[732]堪与这些罗马贵族相提并论的，是“清谈高论，嘘枯吹生”，“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的东汉士大夫[733]。汉末徐干描述得贴切：“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734]这些尸禄苟容的罗马和东汉高官，不是普通的浮食赘疣。他们之职有如大海航行的舵手。满载乘客的邮船即将与冰山相撞，舵手们却霸占驾驶台，大开交际舞会。其祸害之烈，直如皇朝、帝国的脑肿瘤。
财富与政权相勾结的贿赂贪污自古就存在，因此法家强调督察官僚，罗马共和国让人控诉卸任官员。然而江河日下，为了拉拢统治精英，中央政府放弃整饬官行，始而宽宥宵小，最后沆瀣一气，政治腐败遂成为皇朝、帝国的致命癌症。早时政府鬻爵；爵有位无权，政府用官赐虚名换取沃尓沃的钱财，把钱用诸社会行政，还不至大碍。卖官就不同了，因为官掌治民的实权。人人都知道官俸不足以偿还买官的价钱，得官者必须另找资源。地方的油水多，所以郡守省督的沽价特别高。卖官，等于政府出售贪污通行证。汉安帝、桓帝应付紧急开支，贩些中下级的中央官职。灵帝只要有人出钱，什么官都卖，甚至兜售三公重位。为了修建宫殿，有几年他规定凡是地方官员新任或升迁，都必须先向他缴钱；没有财产的不可以辞官，但可以把费用摊派到任下百姓身上。清官司马直不愿盘剥人民，服毒自杀[735]。有两个世纪之久，罗马政府公开发售省督的职位。“以官位作抵押借钱”遂成为正当生意，以致大队债主跟着新省督上任[736]。阿米亚努斯评述：“君士坦丁首先开了他朋友的胃口，君士坦提斯跟着用行省的精血把他们喂饱。”[737]
道德谴责和廉政法律沦为遮丑的装饰。通体腐朽的政府机构里，小贪污习以为常。“惯例”的聚敛在罗马帝国后期被法律认可[738]。汉末河南尹田歆有职责向朝廷荐举6个人。亲戚权贵的请托信函雪片似的飞来，情不可却，但他决心“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田歆留名，不是因为徇私枉公，而是因为责任心未泯；察举制度早就在温情道德下人事淤塞了[739]。儒生清议，廉是唯一涉及公事的士大夫美德[740]。廉在罗马一样受尊重；个别官员不染贪婪的邪风，即口碑炳彰。现代学者对罗马官场的评骘，用于东汉士风同样合适：“仅仅保持诚实，就成为异乎寻常的优点。”言下之意即“承认无奈的事实：贪污舞弊是常规，并非例外”[741]。
贪污损害人民，但无益国家。5世纪时的罗马军队是个谜团。据官方资料，它的兵员全额是645000人，挺强大的。然而小队蛮人差不多无阻碍地在帝国内乱窜的史实，令人不禁发问：罗马的军队到底在哪儿？[742]学者多数赞成缺额高达半数。一名士兵可以不获许可而缺席4年，但仍然在值勤表上留名。这凋零的军队使蛮人庆幸，但纳税人可不得轻松：“无论他们是死是活，或是纯属虚构，政府同样支付645000人的军饷。”[743]
利用官职非法攫取财物的贪污行径最受诟病。利用官职非法攫取权力一样腐败政治，却部分得到儒家道德的庇护。这儿我们可见到公德和私德的矛盾。儒家最尊师重道，东汉的经学大师与其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士族各收门生以千百计，灌输君臣父子的忠孝仁义。通经是入仕的途径。经师士族累世出大官，推荐任用自己的门生，广植私人势力。郡守等地方长官，对其引进的士人莫不以君臣的名分自居；门生故吏“即使以后进身于朝廷，依当时的道德观念，他们仍然要忠于‘故主’”[744]。知恩图报是私人道义，君臣师生之间的脉脉温情推衍亲亲之仁，这是儒家伦理深邃处。可是它蔽于私德而忽略了公事。士大夫身任公职。从国家人民的观点，他们这种“忠于故主”的道义正是贪污腐败。举荐人才是郡守的职责，委派下僚是高官的职权，士大夫把它们当作私惠相授，甚至索求回佣，举人时“率取年少能报恩者”[745]，不顾其对黎民国事的影响，其实是窃取公职的权力以图私利的贪污行径。
诠经教化下，《春秋》“我家臣也，不敢知国”的道义在统一中国里再次孳衍[746]。宗法封建般的君臣私恩关系，丝牵藤攀政府机构。门生故吏为宗师府主守丧、复仇，极受儒生清议高誉[747]。试看一个杰出的东汉士族：袁氏世代传授《易经》，四世中相继有5人官至三公，学术官场“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到袁绍，爱士养名，3万人会集他母亲的丧礼。董卓乱后，名士豪杰多归他。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故吏，把州牧的军权职位像私人财产般让给他[748]。现代学者解释，“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749]。这种道义培育地方土皇帝思想，如崔寔形容：“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750]私恩繁滋，公务凋敝。初时是官僚结党争权，日后发展为军阀割据，祸国殃民[751]。纵使景仰东汉士风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因东汉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载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的衰运。”[752]深究一层，统治精英持这种狭隘的温情道德，正是国家沦陷的祸源之一。类似的道义，在不同口号下，有否助长今天的腐败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