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内部分裂
争权夺利会导致篡位内战。内乱也是皇朝、帝国晚期的癌病。应付它可能发生的威胁已消磨大量国力，它发生时更颠覆天下。罗马庞大的职业常备军生活与普通社会隔膜，自成一国，成为篡夺的主角。汉朝的文化贵族政治精英比较松散，养成军阀割据。对社会黎民来说，哪一个为祸最烈，很难定论。
虚伪有助宣传，但代价亦甚高。奥古斯都利用共和国的门面掩饰自己的独裁，虽然安抚了政敌，但使皇位难于合法化，继承常不顺利，在帝国核心种下一个不稳的根源。为了巩固皇位，他设立职业军队和禁军，日后它们壮大难驯。69年，军队集团自己拥立皇帝，开创先例。自230年起，50年间军队哗变几达百次，皇帝走马灯般掉换。4世纪情势转佳，但100年间仍有30多年内战[753]。野心家虎视眈眈下，皇帝们保留兵力应变，但求安内自保，无心攘外抗蛮。君士坦丁以内战起家，当上大帝后，按自己的经验改组政府。据5世纪的希腊史家卓西姆斯说，君士坦丁的军事改组削弱了边防[754]。他的后代亦步亦趋。阿米亚努斯评述：“君士坦提斯不说自己数次被蛮人大败，一味吹嘘内战的辉煌功绩，夸耀国家内部创口流出的成河鲜血。”[755]同样地，提奥多西吞下西哥特人对罗马的损伤，优容他们，利用他们打击自己的罗马政敌[756]。
罗马的烦恼是其庞大的军事机构培养军阀，东汉的问题却起自军事机构废弛。废除民兵训练后，征兵无效。后来为了镇压频繁的农民起义，州牧郡守纷纷招募地方官兵，甚至私人部曲，逐渐坐大成军阀，颠覆汉朝。
这儿我们面临一个有趣的现象。地方性的暴动、盗贼、饥民流民、秘密邪教等反抗行动，世界各地都不少。它们的缘因多数不太深远[757]。例如王莽时的赤眉，“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758]。由于观念褊狭、组织薄弱，此等不安多局限于地域，被平息或镇压。罗马镇压犹太人起义，便是一例。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是地方骚动容易蔓延为天下大乱，戕害生民，削弱甚至推翻皇朝政府[759]。星火燎原在罗马帝国未见；在中国，本书讨论的500年间就发生了3次。此后至少还有5次危及政府的大起义。什么潜在力量使中国社会容易遭受大规模的动荡？为什么屡次大起义皆只转换皇朝，非但没有出现取替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连这念头都没有产生？非但没有制约皇权，反而使皇帝专制更甚？
本书看到的3次大动乱，皆由民众起义始，但不以它终。反秦的陈胜吴广和东汉末的黄巾皆被镇压。然而精英阶层趁火打劫，群雄并起，军阀混战，百姓遭劫。王莽时，赤眉和绿林的力量也被士族大姓利用：“当时起事者实多属强宗大姓，而称霸的群雄更非有强宗大姓的支持不可。”[760]简言之，精英投机，扩大动乱，攫取起义的果实以自利。
精英反秦不足为奇；刚被征服的人民起而驱逐占领者乃历史常事。战国到统一，转变突然。六国消失，它们的军队解散、官员失业，游士无以传食于诸侯、逞其纵横之术，加上秦始皇废除封建贵族，造成大批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人物，蠢蠢欲动。陈胜喊出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在咸阳服徭役时望见秦始皇，叹道“大丈夫当如此也”。贵族出身的项羽豪气更大，看到秦始皇出巡会稽，脱口说“彼可取而代也”。此等言行实证贾谊对秦末军阀的观察：“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761]他们争利而逐鹿天下，产生一个平民天子，为中国的野心家立下典范。
王莽末年，第一次机会来了。刘秀的手下自道心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762]汉末提供第二次机会，士大夫亦把投机心态表露无遗。汉献帝初年，袁术僭称帝，后来把帝号归于其堂兄袁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763]。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皇朝精英多是儒者。我们在第5.6节看到，两汉之间的军阀多是士族大姓。东汉崇儒，更造就大批人才。学者指出：“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764]谋臣中更是群儒济济。袁家是儒宗，袁绍自称“颇闻俎豆，不习干戈”；俎豆是孔子小时就爱陈列的礼器[765]。儒生一向重文轻武，标榜道义稳定，奈何摇身一变而成为投机乱世的军阀？我想，儒生只顾个人关系的道德、不尊重真相的习惯、懒于理解分析的诠经心态、不切实反省的自负自欺、排挤异说的空泛教条，皆难卸责任。
儒家严守君臣上下，却又推崇臣弑其君的商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自圆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766]这被奉为造反有理的千古名言，是不负责任理想主义的又一表现。武力推翻政权，逐鹿内战，黎民涂炭，社会损残，事关重大。知识分子不顾惨痛的历史教训，不细察现实，衡量价值，探讨什么样的暴政、在哪种情形下值得反抗者冒乱天下之大险，单抛“仁义”大口号起事，再三再四，其过不止轻率。“仁义”那么笼统，谁不可以被指为贼仁义？告子论心性说仁内义外，被责为“祸仁义”。宋牼以利害说秦楚罢兵，也被责为“去仁义”[767]。朱熹集注“诛一夫”引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这种限制乏力；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教条下，“汤武”、“桀纣”和“仁义”、“暴虐”一样含煳失真。子贡已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自己也承认纣王“流风善政，犹有存者”，所以周王发迹不易[768]。王莽事件，学者深入研究，综合证据：“可见复井田与奴婢之禁，确是激发士族大姓反莽的基本原因之一。”[769]井田是儒家的理想仁政，禁止奴婢买卖也合道义，王莽实践仁义，被指控为“一夫”。士人恭维的是暴力反莽、攫取帝位的东汉集团。到头来所谓仁者无敌，其实类似罗马人所谓胜利之战就是正义之战。不审事实，不察真相，不讲道理制度，唯喊道德口号，容易沦至败者为寇，寇之流，万恶归然；成者为王，王之门，仁义全矣。这正是投机分子的心声。
在诠经心态的桎梏下，儒家的教条笼统空疏，时含悖论。“汤武”、“桀纣”、“义”、“利”等道德样板黑白分明，长于激发意气、攻击异己，短于教导人们在错综复杂的灰色现实中如何理智分辨是非、选择行为。于是满脑教条的人捧这个或那个样板，可以反复无常而自以为是。做忠臣，效汤武，两条道德路线，任君投机。西汉末的士气从拥护仁政，跳到效忠刘家；东汉末诛宦官的救世名士，变为诛昏君的救世军阀，正是这种名教的成品。大将皇甫嵩破黄巾后，即被人劝行“汤武之举”。他不肯，但有人不像他般愿意“鞠躬昏主之下”[770]。不少反宦官的党人被赦后投靠冀州刺史，谋废灵帝。前太山太守张举发乌桓兵，自称天子[771]。军阀割据的肇端现矣。
各地的强宗巨室拥有财富声望，不少更以儒术官位增加势力、以温情义气凝固朋党羽翼。他们行恩惠于乡里，维持地方安靖，固是功德巨大。然而凌暴盘剥，武断乡曲，也是常事。现代史学家发现“皇朝权威的幌子后面，土豪的家臣扈从成群，私斗频繁。即使不算盗贼，目无法纪的风气，也弥漫在郡县间”[772]。公卿带头藐视法律，士人以犯法复仇钓誉。郡守县令轻视化解纷争的民法、摒挡诉讼，下焉者贪污舞弊、勾结土豪，使民间委屈，积怨成恨。官场风气忌言切实功利、以空喊救世为高、以宽宥权贵为仁，皆阻碍政府医治日益严重的社会痼疾。中央政府瘫痪，地方势力难驯，人民怨愤深积，酝酿火山爆发。
各种社会问题引起骚动起义，显示政府衰弱无能。士族强豪或为了保护既有利益，或嗅到攀龙附凤、飞黄腾达的机会，蜂拥招兵买马，举族相从，美其名曰效法汤武。群雄角逐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剩下一个皇帝、一朝功臣，屹立遍地疮痍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乱摧毁顽强的土豪势力，艰辛淘汰庸碌浮夸，患难磨练务实干能，余生者受到苦海的教训，社会获得妥协的余地，战后重建激发经济动力。即如森林大火烧掉枯枝死木，制造空地肥料，使树苗得茁长的机会，浩劫制造了新朝代的升平条件。就这样，以文化道德自诩的皇朝精英，靠最残酷的暴力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
谁应掌权统治？若统治者昏庸残暴，怎么办？纵观世界历史，可知这些政治制度上的绝大问题极难解决，要在实践上摸索，逐步改良进展。在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多是累积对政乱战祸的沉痛反思，可谓是经验知识。经验知识却难得中国文化贵族的青睐。不负责任的理想家自以为至善，闯祸一味责怪别人，阻止了人们从经历中吸取教训、反思改进，因而故步自封（第5.6节）。南宋时朱熹曰：“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长存……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773]诠经心态隔绝多次国难的惨痛经验，使这位提倡格物致知的大儒从不反省，此治国之道从未得行，是否可能它本身有问题，不能适应与上古迥异的社会现实？
思考需要概念。儒家经典书成于家国不分的宗法封建时代，缺乏公平公义、权利义务、政治体制等的政治概念（第2.9节）。奉经书为治世的不二法门的皇朝士大夫论政亦多限于空疏口号、人事权谋，如教皇帝效尧舜，任“贤”去“奸”，前者指自己的派系，后者指异己。儒家的人治理想寄望于统治者的个人品德，约制皇帝权力的方法莫如自命帝师、说“仁义”以正君心，君心正不了则寄望天命改变。《易经·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革命”只是天命由一家转到另一家，与现在我们熟悉、由revolution翻译过来的“革命”，意义截然不同，因为它根本不含改变制度的意念[774]。法家创建了不少政治概念。他们的理论大有缺憾，尤其没有理会到权力转移的问题。可是他们着重制度，提供思考工具以正视权力利害，分析功利效果，批评政法内容。君民共守法的法治理想，更指出了一条道路，可供理性探索，综合经验，逐步改良政制，包括权力转移的制度。可惜儒家独专，义利对立、礼法对立，诋毁功利和法治，封闭了这道路，抛弃了思考工具（第6.9节）。宋朝的道学更拉超越经验的“天理”大旗，攻击切实讨论制度为功利，积毁销骨。唾弃法治概念、坚持四书五经所教的家庭伦理足以賓士天下者，唯一可以想象到的后果，不过是群雄逐鹿、换一朝皇帝而已。
8.6 汉末割据
东汉自光武、明、章之后，所有皇帝都是幼冲嗣位，灵帝是第八个了。他在168年所接手的政府，内朝宦官，外廷朋党，贪污无能，乌烟瘴气。士大夫痛恨他偏袒宦官，下党锢之禁，怨愤从中央扩散到各地，加强了地方的离心力[775]。
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灾异不断，最严重的是传染病四播。171年大疫，此后疫神频临。瘟疫流行不久，自称“大贤良师”的张角出现，符水治病，借行医传太平道，渐有声望。张角派弟子分往八州，秘密组织。历10多年，教徒数十万，迁徙结集，跨县连郡，甚至渗入朝廷宿卫。早在181年，已有官员指出太平道势力太大，宜加分化，但朝廷拖延，不肯行动。184年初，张角星夜驰敕。10天内，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并发。部众头裹黄巾，因以为名；又因人多而称蛾贼。到处攻城杀掠，州郡失守，烟炎绛天。朝廷慌忙调动大兵，又解除党锢、大赦党人。官兵得地方豪强的武装支持，用时9个月，击败黄巾主力。然而余党和小型起事蔓延全国。更大的后遗症，是政府的结构因组织镇压而起的变化。东汉一蹶不振[776]。
地方政府违背中央的趋势，一向在门生故吏的道义下膨胀。黄巾乱后，膨胀无可抑制。诸郡守征募军队平乱，事后保持兵力，伺机待动。下辖数郡的州更为厉害。州的刺史本旨是监察弹劾。188年，朝廷听从刘焉，改置州牧，掌军、政、财大权。虽得当时的道义美誉，这些“清选重臣”马上扣留应该上缴中央的税赋收入，拥兵自重。狼上加虎，郡守州牧蓄势变为军阀，撕裂国家，吞噬人民[777]。
189年灵帝崩。士大夫清天下的热忱沸腾。被赦党人群附何进、袁绍，共谋根除宦官[778]。袁绍怂恿何进召四方勐将入京相助。董卓以军功起家，讨羌拒胡，百有余战。朝廷顾忌他的实力，两次诏他交出汉人胡人羌人混合的凉州军，高升京官，他两次推托。对这野心勃勃的军人，诛宦官之召真是天赐良机。董卓带领精兵进京，吞并其他部队，控制朝廷，赢得一些名士相辅。但他废少帝，立献帝为傀儡，激怒了另一些士大夫。袁绍横刀长揖，逃离洛阳，号召东部州牧郡守起兵反董。董卓迁都长安，火烧洛阳，尽驱数十万百姓随朝廷迁徙，以致积尸盈路。捱到长安的，又有不少饿死。董卓暴虐，朝野共愤。192年他遇刺，普世庆幸。可惜主谋的司徒王允缺乏善后计划。董卓旧部作反，劫持皇帝，彼此攻击，到处掠杀。关中地区不少化为废墟[779]。
关东的情况好不了多少。曹丕形容：“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780]说得壮观，但除了曹操和孙坚，没人敢与董卓交锋。3位州牧6名郡守率领官兵，也是儒生本色，高论而无法协同行动。“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781]义盟粮尽解散。州牧郡守各自扩张地盘，士族强豪纷纷择主而事。群雄角逐，中原百姓，步荥阳河内的后尘[782]。
被董卓虏往长安的东汉朝廷在关中军阀手下余生，196年逃回焦土一片的洛阳。事奉天子，即使只是形式遵从，仍需要不少精力自制，不比做土皇帝恣睢。汉献帝回归，关东汉臣面临道德问题：他们是否应该勤王？汉儒把官僚分为清浊两流。清流的重臣们按兵不动，把机会让给个浊流的次要人物[783]。
曹操是宦官的养子，但自幼便结交名士，参加袁绍谋图宦官的集团。他率兵到洛阳，把献帝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都，自任大将军专权。汉室的残余权威，加上曹操本人的才能，吸引人才归附。他募民屯田，解决经济困难。远交近攻，集腋成裘。200年，以寡敌众，大败袁绍于官渡。此后便扫荡群雄，统一北方。208年，横跨长江、统辖八郡的荆州投降。曹操只剩下两个对手，孙权与刘备[784]。
滚滚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水量不及亚马逊河和刚果河，但比黄河大20倍。这条天堑多次阻难北下的军队。208年孙刘联军抗曹，火烧赤壁，开历史先例。孙吴都督周瑜把10只船装满鱼油引火物，伪称粮船，接近时纵火，趁东南风，撞进曹军水寨。曹操引兵北归，孙权踞江南，刘备入蜀，天下鼎足三分。曹操220年去世，其子曹丕篡汉，称魏文帝。刘备和孙权也相继称帝。是为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代[785]。
汉末时世艰难，激发起一些务实新人，稍微缓和迂腐颓风。曹操注重基本教育，令县满500户置校官，以任天下之智力[786]。他以俭率人，举清廉之士，不为虚名所惑[787]。3次“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一反东汉察选官吏只讲究久丧报恩、眷顾亲友等私德，提拔明达法理、治国用兵之才，虽受儒生攻讦，但实际提高吏治水平[788]。自比管仲的诸葛亮为蜀相，循名责实，行法治，抚黎民，“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十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789]。他去世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西晋陈寿写《三国志》时，黎民追思，言犹在耳[790]。曹操限制豪强兼并土地，诸葛亮法不阿贵[791]。然而，对权贵精英的高涨势力，这只是杯水车薪。先家族、后国家，重人事、轻规矩的政治道德继续。世家不断占田买地，聚族而居，募部曲佃客，发展“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的自给自足庄园。门第互结亲缘，从垄断仕途，到垄断官场，形同世袭。到晋时演化为权盖皇室的门阀士族[792]。
所谓鼎足三分，其实是南北对峙。吴蜀的联盟比较脆弱。蜀亡于263年。两年后，魏为晋所篡。280年，晋灭吴，统一中国。不过这次的统一短暂，316年晋朝便退守江南，让五胡瓜分中国北方。从长远的历史看，208年赤壁之战是中国南北分裂的肇端。此后300多年，南北个别发展，直到589年隋朝统一。
曹操迎献帝时，军阀割据，汉朝名存实亡。曹魏统一了北方，凭功篡汉。司马氏无功，篡魏全仗派系阴谋。249年司马懿暴力政变，削弱皇室，即致力“营立家门”，图谋篡位[793]。其孙司马炎实现路人皆知之心，265年成为晋武帝。司马氏是东汉中叶以降的儒生世家，自称“传礼来久”。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改汉魏短丧之制，行三年素冠减膳之心丧[794]。又扬《春秋》“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义，封子弟为王，踞战略经济要地，掌军政全权[795]。
皇朝中国恢复先王之道，续楚、汉之后，这是第三次了。三次都应验秦始皇的判断：“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这一次，不鉴历史前车的报应比汉初分封来得既快且勐。武帝之嗣惠帝时即爆发八王之祸。从300年到307年，7个宗室的叔伯兄弟将数十万大军，互相杀伐，直到仅存的东海王司马越在怀帝时独揽大权。人民损失巨大，皇室精神破产；骨肉相残，撕破温情道德的面具。这样，西晋自行切腹，少数民族将为它斩最后一刀[796]。
8.7 匈奴的报复
无论中国或罗马，内战时各个集团常索外援或招募外族士兵。这不一定致祸。若组织领导有效，雇佣兵或外族兵一样可以军纪严明。比诸东汉的苟且高论，三国的远瞩实务较能调剂民族关系。东汉视边郡如包袱，动辄要抛弃凉州。相反，三国视边地为资源，努力争取。东汉移民逃寇。相反地，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刚柔并济，收服南中。北方的乌桓与袁氏结合。曹操破袁氏后大败乌桓，移其民入塞居住，把他们的骑兵编入军队，管治得法。后来五胡十六国，乌桓并不在内[797]。位处并州（略今山西）西北部的匈奴属国人多。曹操把它分为5部，分居5县，任用能干负责的并州刺史，威惠怀柔，使单于恭顺，边境肃清[798]。日后晋人缅怀羡慕：“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799]
晋朝初，蒙古草原连年天灾，大批牧民内迁。其时华北人口还未从战乱后复原，大地主需要廉价劳动力。武帝把入迁的胡人分置并州数郡，多作佃户。晋朝“以微羁而御悍马”，一面偃武兴文，罢州郡军备；一面怠懈吏治，使边郡官员任非其才[800]。有经验的官员指出，并州中南部的胡人轻骑只要3天便可以逼近黄河。目前虽然安定，但后患的危险大，提议政府加强管治，甚至迁徙一些胡人回归草原游牧[801]。朝廷均嫌费事。跟着八王之乱起，胡人的问题急转直下。
匈奴的王室内附后，因为祖先屡娶汉家公主，自认是外孙，改姓刘。刘渊是单于之孙，弓马娴熟，更自幼拜名师，精通《五经》。他在晋廷作人质，地位颇高，但朝廷猜忌他的才能，不让他领兵。八王之乱给他带来时机。那时成都王司马颍做丞相。东海王司马越有心争权，命边郡刺史招引辽东的鲜卑兵。刘渊乘机说服司马颍，让其回国发匈奴兵与鲜卑兵相抗。他304年到国，马上被推为匈奴大单于，20日内集得5万精兵，随即叛晋自立，国号汉，先称汉王，308年改称皇帝，建都于洛阳西北200公里的平阳[802]。
入塞的匈奴分19种类，其中高鼻多须的羯族自立一国。羯人石勒不识字，但好听人读历史书。他本是战俘，被卖为佃客，逃出后辗转成为刘渊最得力的部将。石勒转战关东，抢掠粮食，攻下坞壁，收其谷物。不过匈奴兵并非无敌。三次围攻洛阳都伤亡惨重，徒劳无功。石勒数为晋军所败，但晋军也无能平息胡乱[803]。
晋室不因胡乱严重而停止内讧。怀帝怨恨司马越专政。司马越嫌恶怀帝在洛阳碍手，决意出征石勒，带走所有名将劲卒。洛阳无守卫，饥困日甚。311年，司马越病死。礼教教条下，他的部将丢弃戎机，奉他的尸体还葬东海。石勒得获消息，轻骑追上丧列，纵骑围而射之。将士10余万人无一幸免，晋的主力覆灭。稍后，汉帝刘聪（刘渊第四子）的兵攻破洛阳，3万人丧生。怀帝被擒，后来遇害[804]。
中原大乱。百姓和门阀士族大批南迁，不少聚集建邺，即今南京。石勒乘胜进击建邺，但大雨淋漓，粮草不足，江南抵抗顽强，不能成功。北归途中他又遭意外。晋朝的中央政府覆灭了，但地方势力组织自卫。他所过处皆坚壁清野，军队搜掠不到粮食，几乎饿死。这个挫折使他明白，形同盗贼的经济不能持久，遂任用汉人，创建稳定的基地，置常规政府管治。坞壁只要循例交税，可与政府两相安。自此石勒成为统治者。319年，他叛离刘聪独立，国号赵[805]。
刘聪军队311年焚洛阳后，径取长安。关中经内战和胡乱摧残，早已残破不堪，然而在凉州军民支持下仍能反攻，立愍帝，死守长安4年，屡次打退匈奴兵。316年，愍帝投降，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建邺于313年改是名）登位，是为东晋[806]。秦始皇统一中国5个世纪后，华北再次分裂为战国世界，不过这一次称王的是少数民族（地图17）。
8.8 匈人的来临
313年左右，当匈奴肆虐中原时，在比较平静的西域，一些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写信回家，诉说在中国贸易失利，全怪那些到处杀掠的Hun。这些用粟特文写的书信未得寄发，后来在玉门关附近的废墟中被发掘。它的英文翻译者道：“我们在此看到一个族名，与Huns（匈人）无异，不是泛指游牧民族，而是针指一个具体的民族，即远东的匈奴……最值得注意的是，远在匈人出现于欧洲之前，这名字早被应用。”[807]
罗马人对匈人最详细的描述来自阿米亚努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比任何人都凶猛”的游牧民族，可能一度被他以为“从不熟悉兵戎之事”的丝人击败。他只说匈人来自远逾黑海、冰封的海洋附近[808]。19世纪时，有德国学者研究言语学和片段文字，认为匈人是匈奴的后代[809]。1930年代，另一些德国学者比较出土物品和装饰艺术，说匈人和匈奴并无关系[810]。两种学说其实都是证据稀薄。
前1世纪时匈奴在粟特附近立国，所以粟特人应熟悉他们的族名。匈奴于48年分裂为二。南匈奴降汉，其后代即粟特人所谓Hun。北匈奴西迁，151年后消失于中国记载。从那时到376年匈人出现于罗马视野，欧亚大草原隐藏了无数秘密，学者最多能猜度而已。不过有一点大致不会错：游牧群体时常混合，也时常散开。匈奴或匈人各自混杂了不少集团，有的种族参差，有的来去无常。假设一群北匈奴的世袭贵族保持了他们的地位和族号，即粟特人所知的Hun。就算这样，200年来游牧草原，他们也一定容纳了不少别的集团，吸收了一些他们的习俗。有无可能匈人是这么一个群体？请你自己去想吧。
我们旨在研究权势力量。对此，匈人和匈奴是否有血缘无关轻重，重要的是他们相似的特征。草原环境艰苦，无法滋养密集的人口。游牧民族一般分开成许多小部落，四散逐水草。部落内部大多自治，但酋长们也聚会议事，有时甚至推举高级领袖。这种散漫的政治组织实行于初临罗马帝国的匈人，或中国初统一时的匈奴。这两个游牧民族在蛮人中出类拔萃，因为他们有王者天才，遇到机会能够团结自己，联合别人，共同战胜强敌。匈人战士不过约15000人，但令罗马叫苦不迭，因为他们巧妙地结合手下败兵，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多肤色的帝国”，类似匈奴的“百蛮大国”。匈人王国的日耳曼属民众多，以致一种日耳曼方言成为王国的主要言语。匈人把罗马的贫弱北邻团结成一个有力的对手，使塔西佗的噩梦成真。假如他们有弗吉尔般的大诗人，他们可能会如罗马般自颂锄强扶弱[811]。
匈人和罗马帝国亦友亦敌，其关系可分作三个阶段。初时他们的交涉间接，匈人的影响是于376年逼哥特人进入帝国。此后数十年，匈人多是罗马的盟邦，虽然这盟友又昂贵又难缠。最后，441到452年是出名的阿提拉时代，凶猛但短暂。匈人的王国随阿提拉而逝。在权力顺利转移的方面，他们远不及匈奴。
匈人在欧洲亮相，起初还在罗马视野之外。一群哥特人在黑海北岸筑墙防御。匈人表演草原的特色战略，来个闪电大迂回，驰骋绕过工事，从背后包抄歼灭他们。其他哥特人闻风丧胆，逃入罗马帝国避难。他们受的是心理压力，匈人并没追击。以后几十年，匈人大部分留在帝国以东1700公里的高加索一带。从那儿，他们入侵波斯，但徒然无功[812]。松散的部落乐意作雇佣兵，随便谁肯出钱都行。罗马是个大主顾。409年，西皇帝赫诺里乌斯召10000名匈人兵为他对付西哥特人。慢慢地，匈人西移，同时加强组织。到420年代，他们开始在匈牙利平原创建自己的王国，隔着多瑙河与罗马帝国对峙[813]。
年轻的罗马贵族埃提乌斯在409年的交易中被派作人质，因此与匈人结下了缘。匈人先友后敌，助他成为“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从433年开始主宰西罗马帝国。437年，埃提乌斯和阿提拉联手击败莱茵河畔的勃艮地人，成为欧洲一部出名传奇的题材。长期的匈人支持帮埃提乌斯制服西哥特人，光复高卢[814]。
441年—442年，罗马军队远征对付占领迦太基的汪达尔人。阿提拉领匈人趁虚入侵东帝国。匈人攻陷两个军事干线上的一流堡垒，震惊罗马人。罗马的北线防御战略一贯依仗使蛮人望之生畏的坚固城堡[815]。攻城需要重器械，更需要领导人才去指挥密集的兵力、组织后勤补给。日耳曼人于此无能，自讪“与城墙保持和平”。匈人善于发挥日耳曼人的蛮力，改变了整个局势。可能他们的攻坚技巧是从罗马人里学来的，但日耳曼人在同一学校里待得久多了，就是没学会。君士坦丁堡的皇朝失算，被逼作城下之盟，当然不甘。远征非洲的军队一回师便马上背约，积极备战。447年，阿提拉先下手为强，大破罗马军于赫松尼素斯。之后匈人便照西哥特人的榜样，掠劫巴尔干半岛。希腊再度遭劫[816]。
东罗马帝国答应付清所拖欠的上次盟约战败赔款，再增加每年的贡献。如是阿提拉保障了自己的东线，可以放心远征西罗马帝国。451年，他以皇家婚姻作借口，带领匈人、哥特人和匈牙利平原上各种部族，浩浩荡荡，直捣高卢。那儿他碰上了老友埃提乌斯。埃提乌斯预料必有一战，纠合了西哥特人、法兰人和内居帝国的杂牌部族，辅助罗马军恭候迎敌。卡塔隆尼平原上的“世界民族大会战”，结果是阿提拉狼狈躲在大车队组成的工事后面，预备自杀。埃提乌斯没有紧逼，因为他必须保存兵力。西哥特人的国王阵亡，急于退兵。于是胜利的罗马联盟解散，阿提拉垂头丧气，但得安全返家[817]。
这次匈人西征，远离基地1200公里，跋涉的路程比巴尔干战役长一倍不止。这不是草原战役，没有遍地水草喂养运输工具兼骑士粮食的牛马。匈人通过日耳曼尼亚的树林，必须照顾粮道。他们的后勤组织不足，就地掠食又拉慢行军速度，以致失了先机。
翌年，阿提拉选择一个较近的目标，意大利北部。他又失算了。那儿地域狭窄，城池多而厚固，攻坚旷日持久，附近资源很快便竭蹶。大军缺粮，瘟疫蔓延。东帝国的新皇帝又趁机袭击匈牙利，拉匈人后腿。这些现实因素约制了“上帝的鞭子”。把它归功于教皇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基督教的宣传品而已。那个冬天阿提拉去世。匈人王国内乱崩溃[818]。
罗马帝国衰亡，匈人是重要脚色，但并非罪魁。有现代学者认为，匈人其实阻慢了日耳曼人瓜分罗马帝国之势[819]。他们控制日耳曼人，所以411年后30年之久，没有大型日耳曼入寇，罗马帝国得以苟延残喘。此外，匈人更提供兵力，为罗马对付已经入境的蛮人。匈、罗对敌集中在441到452年。阿提拉的战役虽凶猛，但不致命。匈人的王国是罗马帝国的外敌，犹如匈奴之于汉朝。两个游牧民族皆志在抢掠物品，不在占领土地。他们挑动大战，但皆先帝国、皇朝而亡。帝国、皇朝应付这些城下蛮人比应付城内蛮人容易。罗马帝国境内的西哥特人，或晋朝时的塞内南匈奴，志在占地领民、参与政权，威胁大得多。把这些境内蛮人养成心腹之患，帝国、皇朝的统治精英难辞其咎。腹心之蛮最为可怖。
匈人王国之于罗马帝国，有点像迦太基一度之于罗马共和国，或楚之于晋。有个强大的外敌威胁，使统治阶层略为收敛。罗马人庆祝阿提拉之死，歌颂新纪元黎明。敌对的超级大国倒台了，可惜后果并非天下太平。众多小国和地方势力纷争，局势复杂，更为危险。摆脱匈人制约的日耳曼部落恢复互相敌对的习惯，入侵精疲力倦的罗马帝国。更糟的是，匈人的压力消失，罗马贵族的内讧加热，变得蛮不讲理。埃提乌斯比阿提拉只活多一年。20年来，他是西帝国的稳定力，也是唯一能对抗匈人的将领。匈人崩溃，稳定力亦可弃。454年埃提乌斯被谋杀，之后内乱爆发。西罗马帝国只余20年寿命了[820]。
8.9 罗马末日
375年，格拉提安登基为西罗马皇帝。他在位时，罗马有史以来的士兵披挂传统被破坏。士兵没有头盔胸甲，以致伤亡大增[821]。他的承继者恢复盔甲，但其他变革保持时间更长。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一世行伍出身，却令儿子自幼受最好的古典教育。格拉提安即位后，马上屏退父亲的干练属下，换上一批贵族文人。他的诗人教师成为禁军统领。豪富世家的元老贵族占领了文治政府的高层。他们早已弃武就文，变得像东汉儒生一般风雅，鄙视粗犷的军人。很多人对行政既无经验，也无兴趣，但一跃而稳坐高官重任[822]。
格拉提安朝廷里的另一个大集团是基督教主教。他们和元老一样重文德，厌恶军人，更绝不容忍蛮人。虽然蛮人也是基督徒，但宗派不同，在罗马天主教眼中，形同异教。总的来说，“第四世纪后期的基督徒心态，既不肯尊重抗拒蛮人的军队，也不肯接受入了境的蛮人”[823]。
文、武、宗教三派势同水火，罗马政府内出现大裂缝。文治机构控制税收军费。元老加税，但不肯用以加强日益凋零的军队。贵族和基督教会一直享受免税特权，到441年—444年间皇帝才命令他们缴付常税[824]。那时政府已因为非洲沦陷而面临破产，无法支付老兵的军饷，别说招募新兵了。到这地步，新的税收仍然多数花在补偿贵族们在非洲的损失。最终，军费枯竭导致西帝国的军队瓦解，而帝国亦随之灭亡[825]。
格拉提安一朝还有一个遗害。就像中国的关西出将，伊力里库姆一带产生罗马最好的将领和战士。它一向隶属西帝国。格拉提安指任提奥多西承继瓦伦斯为东皇帝时，无缘无故把它割让给东帝国。抛弃了这个养育军事人才的区域，减少了政府内的竞争，使文人更易得势。然而它为日后西帝国募兵抗蛮造成困难[826]。
格拉提安16岁即位，开始了昏君时代。这并非天意注定。西班牙将军马西姆杰出，怨恨格拉提安的军队大批投诚。可是东皇帝提奥多西武力插手，杀掉马西姆，安排个小孩做西班牙皇帝。小孩被推翻，提奥多西再次干预，终结于394年的弗里吉都斯河大战。数月后，提奥多西逝世。死前立他10岁的儿子赫诺里乌斯为西皇帝，并托孤于大将军斯提里克。
两次内战，提奥多西皆诏令西哥特移民国出兵。大约10000名西哥特战士阵亡于弗里吉都斯河。余生者不忿君士坦丁堡皇朝的刻薄，于395年在阿拉力领导下反叛。斯提里克反应敏捷。除了西帝国的军队外，他还统领提奥多西带往内战的东帝国军队。两大皇军在统一指挥下对付刚受重创的西哥特，很有机会赢得决定性的胜利，铲除国中之国的心腹大患。这个机会却被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命令斯提里克交回东帝国的军队，并退回西帝国。斯提里克遵命。西哥特人再无约制，放手寇掠马其顿和希腊。300名斯巴达战士一度死守抵御波斯大军的温泉关，如今空山寂寂，任由西哥特人携幼扶老、长驱直进。希腊城镇纷纷沦陷[827]。君士坦丁堡妥协，委派阿拉力作地方统领，让西哥特人到皇家军库获取补给。元气恢复后，装配充足的阿拉力再次叛逆，矛头转向西帝国，401年—403年间两次入侵意大利。斯提里克把他们赶回东帝国[828]。
西帝国的军队在弗里吉都斯河败北后，抵御西哥特人时再受伤亡。还未复员，危机接踵而至。405年底，大群多瑙河北的哥特人在拉达盖苏斯领导下南侵意大利。406年终，一群群的汪达尔人、苏维人、阿兰人涌过冰封的莱茵河，进入高卢。两波入侵之间，不列颠发生一连串篡夺。第三位僭君，君士坦丁三世，于407年放弃不列颠，渡海峡到高卢，控制了那儿的罗马部队。同时，阿拉力嗅到机会，再次入侵意大利。斯提里克调兵，彻底打败拉达盖苏斯。这胜利的代价恐怕不轻。395年到420年之间，西帝国的军队减损了百分之四十八。四面受敌的斯提里克衡量轻重，决定与阿拉力谈判，以4000镑黄金雇佣西哥特兵。暴怒的豪富元老阴谋诬陷斯提里克。408年，斯提里克被斩[829]。
斯提里克的父亲是罗马皇军里的日耳曼军官。在军功皇帝下，不少日耳曼种的罗马公民凭功升任高位，斯提里克是其中佼佼者。这些第二代移民一般接受纯粹的罗马教育，从没听过有谁因为同胞的利益而背叛罗马帝国。斯提里克被诬陷时不肯发动内战，宁可尊严受刑，应使很多纯种罗马人羞愧。然而，随着贵族复兴、基督教条炽盛，归化公民的命运多蹙了。斯提里克以后，再没有一个日耳曼人出任最高统领。上层排挤还不及下层屠杀恐怖。君士坦丁堡朝廷带头。400年的党争涉及一个哥特种的将军，以致数千服役罗马军队的蛮人士兵在他们避难的教堂里被烧死。传说这事件促使阿拉力第二次叛逆。不论真假，罗马人排蛮，西哥特人受益。斯提里克统领的罗马军队里收编了不少蛮人。他死后，万余蛮人战士的家属被罗马人杀个精光。悲妻痛子的战士们起义，投向阿拉力[830]。
构陷斯提里克而控制政府的文官，背弃了他与阿拉力缔结的契约，但毫不防范西哥特人的反应。阿拉力必须安抚属下，不能白白吃亏，当然兵戎相向。西帝国的朝廷设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拉文那，前有沼泽保护，后有海运补给。罗马城的形势就没有那样易守难攻了。408年秋，西哥特人开始围困罗马城。城中的奴隶出奔投降，壮大了他们的队伍。城内公民祈祷朝廷救兵，犹如望天打卦。震栗的元老们乖乖献上黄金5000镑，并答应为阿拉力向皇帝赫诺里乌斯调停。赫诺里乌斯召募匈人。西哥特人闻匈心惊，把条件降低到连罗马史笔都认为“很合情理”。他们要求作为罗马的盟友，在边境划地定居，并每年获粮食津贴，情况大概与南匈奴之在东汉相似。可是朝廷在党争下瘫痪，无能谈判。阿拉力第二次兵困罗马城，并勾搭元老，册立僭君。皇帝最怕这一招。赫诺里乌斯差点妥协，但4000名东帝国援军及时到达，加强了死硬派。阿拉力在拉文那无功，重返罗马。先两次被围，城中饥荒，甚至有人在竞技表演中高喊：“人肉怎卖？”410年8月，敌人再临，罗马开城门投降。西哥特人任意杀掠3天，只受令不得伤害教士和教堂。自800年前城破后，这是罗马第一次遭劫。前390年，高卢人火烧罗马城，只有元老院所在的卡比托区无恙。410年，西哥特人入城，唯有元老院被烧。这分别显露两次沦陷的政治意义，假如元老院还有点国家的象征[831]。
满载赃物的西哥特人离开罗马城，继续他们的帝国大巡游，从意大利到高卢，然后到西班牙。这些地区满布罗马的敌人。406年跨过莱茵河的汪达尔人、苏维人和阿兰人四散高卢，3年后翻过比利尼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僭主君士坦丁三世所领的罗马军队对他们行动的障碍不大。历史学家解释：“大概君士坦丁对入侵的蛮人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集中力量夺取整个高卢的罗马军政行政。”[832]
西帝国的皇军瘫痪了5年，411年复苏。或许朝廷党争告一段落，或许所召募的匈人战士终于到达。大将君士坦提斯除去了君士坦丁三世，朝廷再度统治高卢。封锁战略逼粮尽的西哥特人投降，转而为罗马击败汪达尔人和苏维人。以蛮制蛮奏效，但君士坦提斯并不追求彻底解决问题。418年，他罢兵，把西哥特人安置在高卢南部。他要全副精神参与政治权谋[833]。
赫诺里乌斯无子。君士坦提斯娶了赫诺里乌斯的妹子帕拉奇迪娅，因而成为同僚皇帝。421年他去世，权力斗争马上爆发。两年后赫诺里乌斯崩，一个老练能干的承继者主持西朝廷。东帝国派大军，几经大战，打败西帝国军队，拥立君士坦提斯的6岁儿子，是为瓦伦提尼安三世。帕拉奇迪娅摄政，但面对几个不服的强大集团，爆发两次内战。政府再度瘫痪，直至433年埃提乌斯仗匈人帮忙，夺得政权。帝国割让潘诺尼亚给匈人[834]。
罗马人自相残杀，蛮人春风得意。在西班牙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合伙，由盖塞里克领导，429年入侵非洲。来回直布罗陀海峡一次要24小时，还得天气合作。集合船队，载过8万多男女老幼，外加他们的牲口、大车、行李，起码要几个月。罗马海军虽然大不如前，但仍有制海权，可以半济而击。日后汪达尔人取得驻泊迦太基的海军后，便成功破坏罗马军队的结集。汪达尔人能毫无阻碍地渡过海峡，显示帝国政府失能。
在崎岖的北非，蛮人沿着罗马大路，向东跋涉2000公里，在希波附近打败拦路的罗马军。他们围困希波城时，其主教奥古斯丁正病危垂死。汪达尔人入帝国境后大有斩获，然而盗贼般靠流浪抢掠，成功有限。再要进展，他们必须有基地安顿下来，设立稳固的资源作后盾，才能继续扩张。西哥特人，或石勒在中国，就是这个经验。罗马不顾3次安置西哥特人而养虎为患的教训，继续苟且偷安，坐大汪达尔人。435年的条约，两家同意分享非洲。汪达尔人在贫乏的省份安身，罗马保留迦太基一带的富庶区域。罗马不因新添危险的国中之国而加强防御，反而减兵以节省军费。怪不得439年汪达尔人垂手而取迦太基[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