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5]《晋书》4：108。
[726]《后汉书》79上：2547。De Crespigny 2009：103-5，109.
[727]Heather 2005：221，312. Jones 1964：527，539，555. Gibbon 1994：II.172.
[728]Brown 1971：119.
[729]Jones 1964：371，608.
[730]Syme 1958：62.
[731]Jones 1964：1066，160，177，559- 61.
[732]Brown 1971：120，30.
[733]《后汉书》70：2258；46：1548。柳春新2006：136-8。
[734]徐干《中论·谴交》，余英时2003：255引。刘文起1995：41-4。
[735]《后汉书》8：342；52：1731；78：2535-6。徐难于2002：121-5，133-5。
[736]Jones 1964：393-8.
[737]Jones 1964：109引阿米亚努斯。
[738]MacMullen 1988：151.
[739]《后汉书》56：1826。刘文起1995：41-8。于迎春2000：421-2，430-1。
[740]钱穆1940：187-91。
[741]Jones 1964：400. MacMullen 1988：196.
[742]Goldsworthy 2009：310. MacMullen 1988：172-7，192.
[743]Jones 1964：684. Whittaker 1994：263-4.
[744]余英时2003：359。
[745]《后汉书》32：1122。于迎春2000：430-1。
[746]吕思勉2005b：467-70。钱穆1940：217-8。
[747]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5。于迎春2000：430-1。
[748]《后汉书》74上：2373-5。《三国志》6：190-1；1：31，注引《逸士传》。
[749]《左传》昭25。钱穆1940：217。
[750]崔寔《政论》，于迎春2000：420引。
[751]刘文起1995：42-8，61-2。田昌五，安作璋2008：384-7。
[752]钱穆1940：191。参考余英时2003：359。
[753]Grant 1990：28-34. Gibbon 1994：I.618-21. Shaw 1999：148.
[754]Zosimus quoted in Potter 2004：448. Luttwak 1976：188，178-9.
[755]Ammianus 21.16. Jones 1964：653.
[756]Ward-Perkins 2005：44-6. Goldsworthy 2009：22，119，203，408.
[757]Hobsbawm 1959. Blok 1972.
[758]《汉书》99下：4170。
[759]Shaw 1984. Escherick 1983：276-7.
[760]余英时2003：223。
[761]《史记》48：1952；8：344；7：286；6：277。
[762]《后汉书》1上：21。
[763]《三国志》6：210，注引《魏书》。
[764]钱穆1940：215。参考唐长孺2011：33-41。
[765]《后汉书》64上：2387。
[766]《孟子·梁惠王下》。
[767]《孟子·告子上，告子下》。
[768]《论语·子张》。《孟子·公孙丑上》。
[769]余英时2003：203。
[770]《后汉书》71：2303；79下：2689。
[771]《三国志》1：4，注引《九州岛春秋》。《后汉书》73：2353。
[772]De Crespigny 2009：110.
[773]朱熹答陈同甫书，《文集》卷36。
[774]汪荣海2010：374-5。
[775]徐难于2002：1-30，45-76。
[776]田昌五，安作璋2008：445-50。
[777]《后汉书》75：2431。田昌五，安作璋2008：458-62。
[778]《后汉书》74上：2373-5。柳春新2006：6-7。
[779]田昌五，安作璋2008：468-77，479-80。
[780]《三国志》2：89，注引《典论》。王仲荦2003：20-1。
[781]《三国志》15：467。
[782]田昌五，安作璋2008：466-7。
[783]柳春新2006：10-2。田昌五，安作璋2008：491。
[784]王仲荦2003：27-49。柳春新2006：13-4，20。
[785]王仲荦2003：50-8。
[786]《三国志》1：24，26。
[787]《三国志》12：375。
[788]《三国志》1：32，44，49。王仲荦2003：60-1。
[789]《三国志》35：930，934。
[790]《三国志》35：929，931。王仲荦2003：85-6。
[791]《三国志》1：26；41：1012。
[792]王仲荦2003：131- 45。
[793]《三国志》28：791，注引《汉晋春秋》。柳春新2006：174，204。
[794]《晋书》20：613-4；33，995。柳春新2006：206，222-4。
[795]王仲荦2003：193-6。
[796]王仲荦2003：198-201。
[797]翁独健2001：168-9。马长寿2006b：135-48。
[798]《三国志》15：469。22：638。林干2007：113-5。陈序经2007：405-6。
[799]《晋书》52：1445。
[800]《晋书》53：1445。王仲荦2003：195-6。
[801]《晋书》97：2549；56：1529-34。陈序经2007：412-3。
[802]林干2007：174-6。陈序经2007：422-32。翁独健2001：184-5。
[803]王仲荦2003：223-5。
[804]《晋书》59：1625。《资治通鉴》85：2754-5，2759-61，2763。
[805]《晋书》104：2716-8。王仲荦2003：224-7。曹文柱2008：132-3。
[806]王仲荦2003：202-4。
[807]W. Henning，quoted in Vaissiere 2004：22.
[808]Ammianus 31.2.1；23.6.67.
[809]陈序经2007：492-502。Sinor 1990：177-9. Gibbon 1994：I.1035-42.
[810]Maenchen-Helfen 1973：Heather 2005：148-9. Kelly 2008：43-5.
[811]Heather 2005：324-33. Thompson 1996：50-1，230-1. Barfield 1989：33，36，49-51.
[812]Heather 2005：150-4. 202-3. Thompson 1996：35.
[813]Thompson 1996：52，62-4. Kelly 2008：54-5. Heather 2005：330-2.
[814]Thompson 1996：71-2. Heather 2005：281-2，286-7. Kelly 2008：113-5.
[815]Thompson 1996：90. Heather 2005：300-4.
[816]Heather 2005：302-3. Goldsworthy 2009：320-4.
[817]Heather 2005：312，333-9. Thompson 1996：213-4.
[818]Heather 2005：340-1. Bury 1958：295-6.
[819]Bury 1958：297-8. Wickham 2009：84.
[820]Heather 2005：369，372-3.
[821]Gibbon 1994：II：70.
[822]Jones 1964：160，177，207，1066. Brown 1971：36，120.
[823]Brown 1967：331-2. Gibbon 1994：II.20.
[824]Gibbon 1994：II：99. Cameron 1993：149-50. MacMullen 1988：172-7，192.
[825]Heather 2005：295-7. Bury 1958：253-4.
[826]Bury 1958：110-1. Heather 2005：219.
[827]Heather 2005：212-214. Gibbon 1994：II.124.
[828]Bury 1958：109-12，119-20，160-3. MacMullen 1988：185-6，188-9.
[829]Bury 1958：160，166-9. Heather 2005：205-6，221，247.
[830]Heather 2005：214-7，224. Jones 1964：177，1038.
[831]Bury 1958：182，178-83. Heather 2005：224-9.
[832]Bury 1958：189.
[833]Heather 2005：253-7.
[834]Heather 2005：258-62，286-7.
[835]Heather 2005：265-72，285-6，288-9.
[836]Heather 2005：372-5，378-9.
[837]Zosimus，quoted in Thompson 1982：240.
[838]Tacitus，Annals 15.1.
[839]Goffart 1989：13-14.
[840]Heather 2005：385，388-9，399-406. Goldsworthy 2009：357-9.
[841]Heather 2005：416-8，425-30. Wickham 2010：89-98.
[842]Holcombe 1994. Bowersock，Brown，and Grabar 1999.
[843]《资治通鉴》87：2763，2834-5。
[844]周一良1997：15-26。
[845]Goldsworthy 2009：311.
[846]MacMullen 1988：52-3. Thompson 1982：239.
[847]对此等论调的评介，见Ward-Perkins 2005：3-10，174. Wickham 2101：8-10。
[848]Jones 1964：1058-62.
[849]Ward-Perkins 2005：23引。《晋书》26：791。
[850]王仲荦2003：205-7。
[851]Ward-Perkins 2005：117-124，139-46.
[852]Gibbon 1994：II.124.
[853]Ward-Perkins 2005：11引。
[854]蔡琰，悲愤诗二首，《后汉书》84：2800-3。
[855]Scheidel 2009：20-3.
[856]Goldsworthy 2009：4-5. Mutschler and Mittag eds. 2009：xiii-xiv.
附录一 罗马与汉朝的彼此认识
97年，东汉和帝年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大秦是汉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甘英至前人之所未至，抵达条支，临大海，闻安息西界的船人形容行海凶险，遂止而还[1]。条支指中东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当时幼发拉底河以东属帕提亚，即安息，河以西到地中海则是罗马领域。因此甘英不可能面临地中海，否则他已经进入罗马帝国了，而帝国行省接待外使有丰富经验。他所临的可能是波斯湾，那儿与罗马帝国有海上交通，但海程相当艰难。假如他迟来18年，可能会碰上亲征帕提亚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不过届时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已开始收缩。罗马也在三年之内放弃图拉真所征服的两河流域。东西两大帝国各自扩张至顶点时，失之交臂，未能建交。
班超平定西域后，有前所未闻的远国“来归服”，其中之一是蒙奇[2]。有人以为蒙奇是马其顿，但其时马其顿被罗马兼并，早已亡国，不可能“遣使贡献”。不过据西方记载，哈德良在位时（118年—138年），马其顿籍的商人提廷安纳斯，确从叙利亚东行至帕米尔，并派从人前往丝人之国[3]。这是私人商务，不涉国政。如下引可见，他们若带回有关中国的资料，也未为历史学家注意。
汉朝与罗马帝国对彼此的印象，下引的几段是主要资料。学者多认为罗马文献中的塞里斯（Seres）或托勒密《地理志》中的塞那（Sinae）皆指中国。以下把它译作丝国、丝人。据书成1世纪中叶的老普林尼《自然史》，“我们比较所有品类的铁，丝国铁夺桂冠，那是丝人连同他们的丝织毛皮一起输给我们的。帕提亚铁得二奖。”[4]“照最低估计，罗马帝国每年向印度、丝国和阿拉伯半岛流失一亿塞斯特。这是我们为奢侈和女士们所付的代价。”1亿塞斯特约值7吨黄金，其中半数支付印度的香料[5]。
普林尼也转录了两段游记：“据他们说，当他们抵达时，丝人总是赶到海边来会面。那些人黄头发、蓝眼睛、声音嘶哑；与旅客相交，不用言语。”“最先在那地居住的是丝人。他们仗以出名的是从树林中获得的毛质物料：把树叶浸水，梳下白色绒羽。于是我们的女工便得双重操劳，把他们的丝织品拆散，再把丝线重织。如此繁复的功夫、遥远的运输，只为了使罗马贵妇能当众展示透明的衣饰。丝人性格虽然温和，但与野兽一般，不愿与其他人类交往，只让别人找他们交易。”[6]
阿米亚努斯写于380年代：“丝人享受和平生活，从不知军戎战伐。因为温柔的人们喜爱安逸，所以他们从不与邻国为难。他们的气候健康可人，天青风和。他们的树林光线充足，树上经常洒水，生出一种羊毛似的物质。把它浸水，可抽出极细的线，纺之而成丝。从前只有贵族才用的丝，如今不分贵贱皆可获得。丝人节俭过人，生活安静，避免与他人交接。当陌生人过河来买他们的丝线或其他产品，他们陈列货物，不用言语，只用眼色定价。他们如此制约，就算拿不到交换物品，也白白交出他们自己的货物。”[7]
中国有关大秦的资料，最详尽者见诸成于420年代的《后汉书·西域列传》。范晔明言他多采用班勇所记：“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8]
引文省略原列15项大秦产品。其中琉璃是罗马的名产，珊瑚和明月珠见诸地中海，虎魄来自北欧，刺金缕绣是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精工，各种熏香以叙利亚和阿拉伯出名。玉在罗马帝国不闻，但盛产于丝路经过的西域于阗一带[9]。
在大秦产品名单中显著缺席的是象牙、犀角、玳瑁这等东南亚的产品。那个在今天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陆、贡献南洋土产、自称大秦王安敦使者来时，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略·安东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已承继其继父安东尼努斯的皇位5年了。罗马方面，学者没找到任何遣使丝国的记载。罗马人除了申诫下令，一般不屑遣发外交使节。那来客所谓安息云云，亦是商人口吻，不合当时王者政策[10]。汉朝与安息有邦交。甘英路过安息，礼上必先照会主人，但并无提及官方留难。罗马皇帝喜欢自我宣传，其面貌名号压上银币，众所周知，远扬海外。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在越南广东一带上岸的外客并非罗马国使，而是海阔皇帝远、不怕获冒名之罪的投机家[11]。此等人，汉朝也曾见来：“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12]
* * *
[1]《后汉书》88：2910，2918。
[2]《后汉书》88：2910。Lu 1988：54-6.
[3]Ptolemy 1.11-12；1.17. Young 2001：188-91.
[4]Pliny 34.41.
[5]Pliny 12.41，4.26，84.
[6]Pliny 6.24，6.20.
[7]Ammianus 23.6.67-8.
[8]《后汉书》88：2918-20。
[9]Thorley 1971：76-9. 余英时2005：162-3。
[10]见附录二。
[11]Ball 2000：400.
[12]《汉书》96上：3886。
附录二 丝路通商
“丝路”之名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者所撰。它今天所指，不是单一路线，而是贯通欧亚的贸易网络[1]。这网络始自汉朝罗马时代。那时它与后代的丝路有两点不同。第一，大部分货品兼水陆两程。第二，匈奴势力未泯，所以经今乌鲁木齐的天山北路，或直通草原的商道，尚未开发（地图2，参见http://www.chinaandrome.org/Simplified/silkroad/begining.htm）。
长安是汉、唐时代的丝路东端，四方云集，富于开放的国际气象。渭城朝雨、霸陵相别，或沿泾水过固原，或沿渭河趋金城（今兰州），迤逦至祁连山下。长达约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列。走廊西端的敦煌，乃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心。西去不远，两关雄踞，北玉门、南阳关（此为汉玉门关，唐朝把玉门关移到敦煌以东，护天山北路之起点）。关外西域道分为二，避过中间塔里木盆地内的塔里马坎大沙漠。南路绕罗泊湖，在昆仑山影下经楼兰鄯善、于阗、莎车，到疏勒。北路过伊吾（今哈密）至车师（吐鲁番盆地）。这一带是草原入西域的门户，汉与匈奴必争之地，耿恭死守、班勇出屯之处，交河、高昌等古迹历然。吐鲁番以西，天山耸立，后世丝路分天山南北两道。汉时天山北路未开，所谓北路，乃沿天山南麓，过焉耆、西域都护所在的轮台、龟兹、姑墨，到葱岭脚下的疏勒与南路衔接[2]。
葱岭即号称世界之嵴的帕米尔。东西阔200公里，山路盘桓，距离更远。从疏勒向西北越葱岭，可经阗池（今伊萨克湖）到位于费干纳盆地的大宛。这是汉张骞、唐玄奘西出的路线。张骞和玄奘东归，却取南道，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拉，即大夏，沿阿姆河谷入葱岭，翻过4867米高的坳口到莎车[3]。
帕米尔以西的中亚之地，前6世纪为波斯征服。亚历山大破波斯，前329年到临大宛以西、今乌孜别克斯坦所在的粟特，遭受最强烈的抵抗，也找到他的王后。粟特，汉称康居，其人擅经商，其城撒马尔罕，日后成为丝路大市集之一。粟特南面的巴克特拉为希腊人统治，直至前120年代被大月氏所建的贵霜帝国取代。
从巴克特拉或撒马尔罕的西行车队相会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之后丝路沿伊朗高原北边，在今德黑兰附近登上波斯御道，至帕提亚夏都埃克巴坦那，下高原到两河流域、今巴格达附近的帕提亚冬都泰西封。沿河北上，叙利亚多个城市中，帕提亚、罗马的商交繁忙。地中海的大埠安提俄（今土耳其哈塔伊）是丝路西端之一。这条典型丝路全程陆行。汉朝罗马时代，其西段大部分在帕提亚（后来波斯）境内，无疑通行，木鹿城出土的车队石刻可证。然而，更多史料显示，其时的货物另辟途径[4]。
1世纪时，巴克特拉属贵霜帝国（地图1）。在那儿，不少中国商品被转运向贵霜南部，经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原是亚历山大城的巴格伦，入巴基斯坦，沿印度河南下，到阿拉伯海的港口。那儿，从罗马领域来的商船恭候。《后汉书》叙述月氏灭大夏、罽宾，臣服天竺（印度），居蓝氏城。天竺地湿热，临大海，乘象而战，汉明帝曾遣使问佛法。最重要的商业资料是：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5]。考古学家在巴格伦发现宝库，内藏大批东西各国的产品，可证其言不虚[6]。
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跨海与印度通商，历史悠久，在罗马帝国的繁荣下更加兴旺。1世纪时的《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是红海和阿拉伯海的指南手册。它指导商人，如想购买丝绸，可到阿拉伯海北端的港口：“在北边，海尽头的后面，有一个内陆大城唤作秦那（Thina）。那儿的生丝、丝线和丝绸，经巴克特拉陆运到巴如格扎；也有的经恒河运到里木日克。这秦那很难到达；少人从那儿来，也少人到那儿去。”[7]
有两群罗马辖下的商人光临印度西北的港口。从红海来的埃及人把货品带回地中海的大埠亚历山大港。从波斯湾来的商人以巴尔米拉人为主。绿洲城巴尔米拉为阿拉伯人所建，在罗马帝国有优越地位，在其对东贸易中首屈一指。然而他们的经营非得帕提亚首肯不可。陆路不说，便是货物从波斯湾入口，也得通过帕提亚国境才能运往叙利亚和安提俄[8]。
西域干线外，中国和罗马之间有两条经印度的渠道[9]。在印度西北港口的中国货品，可能来自四川、云南，经缅甸到印度东北，然后取道恒河。这条古道已为张骞觉察，但因西南山区土著阻碍，未能开发通畅[10]。107年西南的掸国进贡自称来自大秦、能变化吐火的幻人。对类似幻人，中国早有经验。前113年，安息初通西汉时，即献大鸟蛋及犁鞬幻人[11]（其时罗马还未征服地中海东沿，因此犁鞬还未改名大秦）。
全海程是另一可能。罗马帝国的商人常到印度南端收购调味香料。从南印度的港口，航海家可绕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南海，在那儿碰到活跃的中国商人[12]。汉朝疆土延至今越南中部，有港埠日南。天竺早已经西域与西汉建交。王莽时西域反叛，东汉初闭玉门关，邦交遂绝。东汉末，159年、161年，天竺从日南进贡。于是166年就来了个带着南海土产、自称大秦王使的家伙[13]。此后到284年，还有三个类似的“国使”见载史籍[14]。
汉朝罗马之间的海路虽然可能为个别商人利用，但对大宗交易的贡献似乎甚少。产于红海和地中海西部的红珊瑚是出口到印度的大项[15]。西汉通西域不久，即以珊瑚、琉璃为国宝。晋朝时石崇等斗富，亦以珊瑚炫耀。大家都说珊瑚是大秦产品，从西域可获，并不提南海，而从南海来的商人使者也不见贡献珊瑚[16]。
罗马的东方进口以阿拉伯的熏香、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为大宗。其中丝绸姗姗来迟，西汉平定西域后才得大量输出。考古学家在巴尔米拉发掘出丝绸，确定1世纪时中国货已抵达西方。相反，极少汉时的罗马产品在中国出土。考古学家只在越南找到一枚罗马金币。那些各处出土、质量低劣的琉璃，也被鉴定并非罗马手工。当然，文献所载的交通不全是虚构，但只是涉及皇室政府的小数珍宝。较为大宗的货物，汉朝和罗马并非直接交换。丝路上的贵霜人、帕提亚人及游牧民族不单是货物经纪，而且积极地用他们自己的产品投入贸易圈子。游牧民族便常以牲口猎物与汉人交换粟帛[17]。有人喜欢怪帕提亚阻碍汉朝、罗马通交[18]。帕提亚人当然希望获利，然而从上述政治地理看，他们的障碍不大。损害商交更甚的恐怕是那些稽古自大、贬斥外来的骡驴皮毛、动辄要闭玉门关的士大夫[19]。
丝路上多重以物换物，可用以解释上引普林尼的埋怨：罗马人要拆散进口的丝绸，把丝线重新织成半透明的轻纱。中国人一样有蝉翼纱，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发掘的纱袍可证[20]。不过这样的薄料适合南方的纤细楚腰，却不适合丝路起点、地寒冷、人粗犷的西北。在新疆、中亚各地出土的厚实丝织，想为迎合当地人需要。如果遥远的罗马人渴望不同，他们的需要还未转达到供应的源头。当然，这情形终会改变，至少他们可以索买生丝。一扎扎未染色的生丝，因其轻便价高，有标准重量，在西域一度被当作交易货币使用[21]。
现代帝国主义以商贸为先锋，汉朝与罗马帝国却与之相反，注重的不是商务而是政治外交。商人的地位在两处皆低下，而关市边贸则是控制笼络蛮人或游牧民族的政治手段[22]。罗马维持的升平和道路有助商业，但其政策却漠视商贸，所以与帕提亚签订的条约从未提及商交问题。它更绝不容商务干扰政治。罗马帝国抽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所以甚得益于东方货物入口。巴尔米拉的生意兴隆，然而它273年叛变时，罗马毫不犹豫地屠城，纵使政府本身财源短缺，亦不惜牺牲巨额税收。巴尔米拉的商业网络覆没，拖垮了整个罗马对东贸易[23]。
汉朝通西域，鹄的在断匈奴右臂。私人商贸因之发展，反功利的士大夫勉强容忍而已[24]。朝廷的羁縻政策礼无不答，对匈奴鲜卑等更慷慨津贴。由政府主持的物品交流不乏经济意义，但这不过是附带性的。出口以政治为宗旨，朝廷以物质馈赠争取盟友，换取边境和平。大批彩缯由邦交渠道流入西域王廷或游牧民族，他们自由转让[25]。罗马人说丝人免费供应货物，虽然管中窥豹，但并非完全荒谬[26]。
* * *
[1]Elisseeff 2000. Whitefield 2004. Hansen 2012. 赵汝清2005。
[2]《汉书》96上：3872。《后汉书》88：2911-4。
[3]《后汉书》88：2914。赵汝清2005：165-80。
[4]Ptolemy 1.11-12；1.17. Young 2001：188-91. 赵汝清2005：157-61。
[5]《后汉书》88：2920-2。《汉书》96上：3884-5，3890-1。
[6]Lu 1988：9-10，26-7.
[7]Periplus 64.
[8]Ball 2000：123-128. Young 2001：28-31. Lu 1988：19-27.
[9]余英时2005：127-8。Lu 1988：55-6。
[10]《汉书》95：3840-1。
[11]《后汉书》86：2851。《汉书》96上：3890。
[12]Young 2001：28-34. 余英时2005：143-9。
[13]《后汉书》88：2922，2920。
[14]Yü 1967：152-5，160-1.
[15]Periplus 28，39，49.
[16]《盐铁论·力耕》。Lu 1988：54-6.
[17]Ball 2000：74-6，135-9. Lu 1988：19-20.
[18]余英时2005：130-1。
[19]《盐铁论·力耕》。
[20]图见www.chinaandrome.org/Simplified/culture/dress.htm
[21]余英时2005：132，136-7。Lu 1988：70.
[22]Young 2001：1-4，195. Lattimore 1940：173-6.
[23]Young 2001：193，211-7. Dignas and Winter 2007：203.
[24]《盐铁论·力耕·地广》。余英时2005：158-9。
[25]余英时2005：46-50，56-9，90-2，136-7。
[26]Ammianus 23.6.67-8.
附录三 秦长城的工程
战国时齐国首先筑长城以抗魏、楚，别国纷纷效仿建筑国防工事。在中国边沿的燕、赵、秦三国更筑长城以防御北方和西北的戎狄胡人。前214年，即统一中国后7年，秦始皇命蒙恬把原有的长城修理延长，设立完整的边防系统。《史记》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匈奴列传》三处提及，均只一言以记其事。后世的反秦宣传渲染筑城暴虐，把它说成是秦亡原因之一。西方学者研究这“从历史到神话”的过程，发现证据薄弱，虚构的多[1]。本文只简略探讨秦长城的工程以反驳渲染。
近期考古学家研究历代长城，统计其反复曲折的总长度，得知秦始皇的长城总长7860公里，其中6650公里沿用燕赵秦的旧城，新筑1210公里。明朝所建，今天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总长5788公里[2]。以资比较，罗马所建横贯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总长117公里。
战国秦汉的城墙多是夯土垒筑，把泥土放在木制的模板里，一层层夯实，比明代的砖石长城粗糙。秦长城虽然长，但比明长城矮窄得多。其规模之小，惹人怀疑它能否适合军事用途[3]。它的平均宽度，底部大约3到4米，顶部2到3米[4]。墙的高度受墙基宽度限制，一般夯土墙的高度与基宽差不多；太高不稳固。让我们估计它平均3.5米高，通体3.5米宽。那么秦始皇所筑的1210公里长城，总体积是14822500立方米。
我找不到古代长城工程的描写，但找到几则都城工程的记录。都城和长城基本上皆是城墙，不过都城自我封闭，城门较多，较宏伟精美。前598年楚筑沂的城墙，前509年晋纠合诸侯为周王筑成周的城墙。两次都是大夫事先考察测量，估计需要的材料工具、人力粮食，搭配运土夯墙的工作，任派监工，然后召发民工；两次都是“城三旬而毕”。《左传》记载沂的工程不违计划，成周事完即罢诸侯之役[5]。汉惠帝元年开始策划兴建首都的城墙。三年春与五年春，各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三年六月，发徒隶2万人，没有提及解散。五年九月，长安城成[6]。我想4次筑城大发徭役，都注明30天就完，并非偶然。每人每年服一个月徭役是传统规矩，秦汉沿用。策划者按30日一期，计算目前的工程需要多少劳工，趁农闲时大批征发，使建筑不碍农时，想是传统的程序。[7]
假设那2万徒隶一直干到城竣，那么加上两次徭役，长安城墙共享了832000个劳动月。考古资料与《汉旧仪》所说相符：长安城墙周围长25.7公里，墙基宽12到16米，墙高逾12米[8]。我们粗略算它14米宽12米高，则体积是4317600立方米。
按以上计算，秦始皇新建长城的体积是长安城的3.43倍。两者都是夯土建筑。假如工人效率相若，则秦长城要约2860000个劳动月。300000人的大军，10个月可竣工。这数字恐怕高估了，因为长安城的12个城门、城楼，打磨都要人工，而长城可以比较粗糙。北魏时高闾提议建长城，估计300个人一月可筑3里城（等于1.25公里）[9]。若以这样计算，1210公里新城，30万大军，一个月就够了。
长城在崎岖边区，但并非无法到达，否则防御工事就多余。建筑材料多就地而取，工具比较简单，做模子的木板可以再用。最大宗需要运输的是工人的口粮。建好的长城沿着山嵴，像公路般便利委输补给到前面开工。算上困难，再加上修补旧城，蒙恬的军队可以一年竣工即解散。怪不得秦末危急必须军队平乱时，无人提到调回筑城之师。
另一个古代建筑奇迹可与秦建长城相映成趣。传说建筑埃及的大金字塔要动用100000—400000人，历时20–30年。最新研究证明这是胡吹乱道。考古发掘的工人墓地显示有4000—5000名资深的专业石匠。临时雇的工人数字时上时落。两个各自独立的研究，一个由古埃及专家领导，另一个由建筑工程师领导，动用计算机模型，甚至用古法建造一个小型金字塔以获取实验资料，结果差不多。他们假设整个工程历时12年，但程序各异。12年内，工作的高峰时间不过两年。之前之后，活动减少，多数只靠专业石匠。高峰期间，24000—43000个工人就足够担任所有工作，从开矿采石、运输、建筑码头坡道，到叠石为塔。实在的工程，只是传说的十分之一[10]。古代工人的智慧和力量，和他们奇迹般的成就，同样令人惊异敬佩。
* * *
[1]Waldron 1990：16-8，194-226。
[2]景爱2002：341-2。
[3]景爱2002：33-42。
[4]景爱2002：158-81。
[5]《左传》宣11，昭32，定1。
[6]《汉书》2：88，89，90，91。
[7]《左传》庄29。
[8]Wang Z. 1982：2.
[9]《魏书》54：1201-2。Waldron 1990：45引。
[10]Smith 2004：130-1，206-7，230-1. Romer 2007：458-60.
附录四 参考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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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按：本书所附地图仅供示意之用。
年表一 东西世界大事
年表二 中国大事
年表三 罗马大事
年表四 秦汉西晋
年表五 罗马皇帝
为了稳定权力转移，罗马皇帝有时指立一名同僚，因此皇帝的在位年代有些重叠。
参考资料
现代中文文献
白寿彝. 1994. 《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卜宪群. 2002. 《秦汉官僚制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蔡锋. 2004. 《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