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铁、血、政治、思想
先秦和罗马共和国正值中西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孔子授徒，苏格拉底讲学。以能取职在中国萌芽，民主政体在希腊盛行，影响至今的思想百花齐放。那年代也异常血腥残暴，标榜自由的西方，更是奴隶充塞。人文学者应付丑恶现实的方式，透露他们言论的真实意义。启发他们思想的环境，显示道德的根源。那时的哲学思想隐约影响政治，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学术。这不意味着执政掌权者墨守某种伟大的指导思想；他们多急于当前事务，争取成绩。然而，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没有理想。传统习俗、意识成见、可用的概念、普遍的褒贬，都左右判断、掣肘抉择。很多社会默契只可意会，但哲人尝试着把它们部分言传。分析辨解，明言点出潜在行动下的意向，正视行为的可能后果，可以提高价值取舍的理性，改良政策。意识形态对政治史的影响重大但微妙，本书只能略触皮毛。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也如火如荼。战国期间，中国正进入铁器时代，生产能力飞跃。罗马此前已经完成了这技术革命。铁在它的经济史中，主要象征锁链，助它转入奴隶生产模式。两种变化都推进经济，生产更多的盈余，以资战争或奢侈，同时更导致牵连政治的社会动荡。独立自耕的小农，在中国因工具改良和国家授田而崛起，在意大利因不能与奴隶操作的大农场竞争而衰落。拥有自己田地的农户不啻耕稼社会的中产阶级，不但是主要的生产者和纳税人，也是步军的主要后备战士。犁刃剑刃出政权。自耕小农的消长，改变了军队的社会成分、政治权力的分布以及政府的结构，影响深远。
受这生机勃勃的社会滋养，未来的皇朝、帝国日益壮大。在崛起的过程中，它们各自开扩疆土，陶铸民族，营建能掌理大国的政治体制，发展经济以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刺激了对种种剧变的反思。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和文化五项历史因缘纠缠牵扯，每项的情况成为他项发展的因素。五项共同衍化，但进展的速度各自不同。政治时而领先，时而拖后腿，某些改革创新可能因为辅助因素尚未成熟而失败。社会经济自有潜劲，很多演变，即使现代的强大政府，也只能略加诱导，不能全盘控制。政治、经济、扩张等方面并不同时骤变，而骤变发生的相对时机，影响到未来皇朝、帝国的特色。由于时机不同，类似事件的效果可能深烙后世，也可能烟消迹灭。时机的重要性，每每见于以下讨论。
要研究互动演变的效应，我们不能把历史拆散为孤立的静态因素。不幸，动态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为求解释明白，我分三章叙述。民族结构上章讲过了，军事武功留待下章。本章分析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然而，它用对外战事作背景和年月框架，因为外交压力和领土扩展对内政大有影响。
引至西汉皇朝和罗马帝国的5个世纪历程，各分三期战事，一把城邦带到地域大国，二到帝国，三到稳健太平。第一期约莫概括中国的春秋时代（前722到前479年），或罗马征服意大利时期（前509到前264年）。第二期的终点，我们可以放在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或前49年恺撒进军罗马城。这期约莫概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或罗马的海外扩张时期。第三期是内战，止于前202年垓下之战，或前31年亚克兴之战，历时不长，但凶残最甚。
第一期战事伊始，在未来皇朝、帝国的土地上，游移着各种畜牧民族，其间星散无数比城郭大不了多少的耕稼国家。考古家发现中西的城郭一般，喜欢长方形状、棋盘格局[95]。每城与周围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密切，连成一国。希腊罗马世界称之为“城邦”（city-state）。我避免把这名词借用于东周的封建诸侯国，因为诸侯国与希罗城邦虽然规模相若，但在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却相差巨大，而且这起步的差异深深影响后代历史。
春秋初，中国据说有1200个诸侯国，其中170个见诸《春秋》经传，139个地址可考。它们的人口面积上相差很大。一般来说，一国领土430至1700平方公里不等。它的内城墙圈地约0.5平方公里，但它的约3000户国人多居城外，受一道外廓墙保卫，降服四郊的野人[96]。诸侯以战车论国力。除御者外，一辆四马战车载一个弓手和一个矛手，初时领十个步兵，后来步兵逐渐增加。前7世纪鲜有千乘之国[97]。齐、楚、晋、秦四个大国，规模与罗马相近。罗马共和国创建时，人口约30000—40000人，可发步兵6000人，骑兵600人。它的城市面积约2.8平方公里，领土900平方公里，在拉丁城邦中居首，但在维埃、坎普亚等大希腊或伊特鲁里亚的大城邦之间，殊不出众[98]。请注意，这儿说的中西兵数，都不是常备军队，而是可征发的军队后备。那时的战争多是季节性的。不动员出征时，后备军人照常从事耕种生产。这些第一期战争的主角，其事迹上一章简略提过了。
两个世纪的征伐兼并改变了国际形势。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春秋初的百数诸侯国，已合并为十来个地域大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每国的面积都及今天中国的一两个省，大者比得上意大利半岛。它们改战车为步军，政治变法后有能力者可出师数十万[99]。类似的十倍升级也在地中海一带发生。前264年罗马挥军海外时，波河以南的意大利，有自由民约300万，能连年发兵10万，对抗迦太基、希腊化王国和其他势力[100]。这些是第二期战争的主角，其事迹下一章详细介绍。
很多史学家特别强调，历史上战争对营建国家无比重要，尤其对现代欧洲的民主国家，其次对古代东方的专制国家[101]。“战争是营建国家最大的激励。”“战争造就国家，国家从事战争。”[102]为什么呢？
国家是种独特的机构，有别于宗族、宗教和其他社会团体。在明确的疆域内，国家掌最高统治权柄，垄断合法的暴力，要求国民对它忠贞。它有职责领导、团结、甚至强制国民，保护集体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创建制度以辖治公众事业，提供必需服务，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
国家要履行权职，必须有动员人才、调控资源的能力。要有效地组织生产，有计划地集合物资投入公共事业，以改善社会状态和自然环境，需要复杂的管理系统。营建政府体制本就不易，抗拒使它更为困难。赋税和兵役，国民的两大负荷，即使有益公众，也是让人讨厌。贵族土豪等势力集团有意榨取资源，占为己有，勐烈反抗国家干涉他们的既得权益，斥之为不道德。要导致让步合作，最容易的是举一个共同外敌，或不论真假高呼那敌人威胁大家安全，或默契掳掠外敌，大家分战利品。战火无情地淘汰庸碌无能，军备竞争推动科技创新，大量军需鼓励经济生产、提高集资效率、刺激金融机构。外战能促进内部团结，因为它提供振奋民心的口号、某些人的牟利机会、统治者加强控制的理由。此外，它也可以作为安全活门，让人民发泄怨气，实行经济学上所谓“排出代价”。一如现代工业把污水废气排到外面，让别人去付环境污染的代价，国内人们为了要缓和社会摩擦，同意谅解分歧，承认彼此权益，协力征服支配外人，把解决矛盾的代价丢给他们。如是，欧洲19世纪的开明哲学家们，同时提倡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殖民[103]。古人不像他们般精于宣传“进步”，但我们会看到，战争和他们的政治发展关系密切。
战争胜利，版图扩张，国家的管辖职务随之增加。新附民众的数量大时，责任尤重，困难也越大。规模大小是个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因素。无论自然物体或人为组织，都不能避免规模的限制。一个复杂事物的设计不能无限放大。你绝不会发现昆虫那般细长的腿，生在巨兽如大象身上。昆虫的体型比例，如果长得太大太重，腿会折断，除非你把它加粗如象腿，或用钢筋代替骨胳。怎样做，你都改变了它的设计。小国就像昆虫，如果长得太大，它的政府机构，若不变法改制，就会崩裂。亚里士多德深谙此理，所以说公民人口必须适中，城邦体制才能奏效[104]。类似对规模和体制的见解，中国从事改革的法家也有。可惜明白的人不多。罗马人没有理会，直到内战的惨痛教训使他们醒觉。儒家眷恋的先王世界，人口稀微，家国不分，政治不外亲亲尊长。千百年后，人口膨胀了千万倍，儒生不顾规模巨变，坚持简陋的大家庭模式足以统治庞杂的大帝国，不但桎梏政治思想，而且损国害民。
古代城邦侯国应付增长，初时用各种繁殖集聚的方法。希腊式的发放独立殖民地最为简单，但殖民地和母邦之间关系稀疏，妨碍凝结扩展[105]。比较成功的，是罗马的双层辐辏模式，和周代封建的自相似分形模式。它们的示意见诸图1，内涵分别在第2.6和2.7节讨论。两个模式最后都失败了，封建制尤甚。要应付国家进一步的扩展，政府必须变法改制。
图1 早期政治结构
2.2 工技与经济
科技进步是历史最大动力之一。它提高生产效率，使人能用同样的成本和劳力，生产出额外的物品。在经济学中，这些额外的产品是科技进步为社会贡献的“免费午餐”[106]。
工业革命之前，历史上生产效率有两个大跃进，分别得力于农业和铁器。农业盛行，远在我们故事之前。铁器在西方开始传播，在相传用木马计屠特洛伊城的迈锡尼王国灭亡后不久。到罗马共和国成立时，这技术革命已经完成。希腊的哲学艺术继续飞跃，但工技却不然。罗马的发明如混凝土有利工程，但这等变化只是演进，不是革命。其时技术创新多倾向公共建设，如高架渠、运军路、神庙等大型建筑。在私营部门，包括农业、纺织、物质能源，前500年到公元500年间的进步不大[107]。帝国统治下盛世和平，激励商品和货币流通。然而在地中海一带，经济增长的来源多是散播已有技术，开垦更多农地；希腊罗马发明的大规模奴隶生产组织强逼人们工作，加大生产的成本和劳力，但很少提高生产的效率。有些学者说罗马的经济停滞，未免太过。然而，即使最热衷古代经济增长的学者也承认：“希罗世界是欧洲铁器时代的成熟时期。”[108]发展成熟，增长速度自然减慢[109]。
欧洲的铁器时代发展放缓时，东亚的社会起飞了。四大古文明中，中国最年轻。文字、等级社会、城市聚居、大型建筑这些文明的特征，前3000年左右出现在埃及和中东两河流域。前1200年，在今土耳其的赫梯人首先利用铁器[110]。据考古，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属于前1500年代。冶铁出现于春秋末年、稍先于前500年。中国自创的冶铁技术与西方不同。古代西方一贯用块炼法，从矿石开始保持固体，逐块烧红打锻，很费工夫。把铁矿石熔化成液体，倒模铸造，便于大量生产，减低价格，有利广泛使用。可是熔铁必需很高的温度，西方要到14世纪才做得到[111]。中国人冶铸青铜的技术高超，早已发明了增加炼炉温度的鼓风技术，所以他们差不多同时制造块炼铁和铸铁，即生铁。初时的生铁脆而易碎，用途不大。长期实践摸索培养柔化加韧技术，最后令生铁能再受锻造，甚至成钢[112]。
战国期间，铁器逐渐传播，但质量参差不齐。出土的多是农具，不少与石器蚌壳杂处同一遗坑[113]。这些生铁质脆，又不能磨利，不宜作兵器。出土的战国遗物，铁剑不及青铜剑十分之一，而且多集中在几个地点。除楚地的两柄钢剑外，就燕国的多。秦朝兵马俑坑附近的工场，发掘出不少铁工具。但守卫始皇墓的陶兵所持兵器，除少许箭镞外，全是青铜做的[114]。
冶铁技术不久就突飞勐进。西汉前期，长铁剑全部代替了青铜短剑。中国的铁沿着雏形的丝路西流[115]。1世纪中期，罗马通才老普林尼记载：“我们比较所有品类的铁，桂冠颁予塞里斯铁，那是塞里斯人连同他们的丝织毛皮一起输给我们的。帕提亚铁得二奖。”塞里斯人，意谓丝人，是罗马人对中国人的称呼[116]。
青铜贵昂，多用在兵器和奢侈品。没有铁，生产工具的主要材料是石和硬木。靠这些简陋工具煳口的农民，挣扎在生存边沿，鲜有盈余。为了能捱度疾病、饥荒等天灾人祸，人们共同生产生活，互相扶持；现代经济学家看它类似买保险。青铜时代的共耕场面，可见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诗经·大田·噫嘻》等篇[117]。荷马叙述的史前时代笼罩在神话里；井田共耕仍然普遍的春秋时代，则早已进入历史记忆了。重建井田成为儒家的复古理想。
战车是青铜时代晚期的主要武器，东西方俱然。由于贵昂并需要高度操作技巧，它是贵族权益阶层的专利。迈锡尼的坟墓壁画就有它的图像。可是当荷马唱诵木马屠城故事时，它久已绝迹沙场。诗人弄不清它的军事用途，把它当作威风的交通工具，说英雄驾它到战场，然后下车徒步而战。罗马人赛车，用战车游行庆祝胜利，但不用它打仗。反之，战车密集冲击，或作为流动发射台，风行春秋战争，《左传》里就有不少描述[118]。
步军适用的铁剑长矛，比战车容易负担得多。铁器提高生产效率，使家庭农户不仅能独立过活、捱度荒年，而且能生产盈余、添置戎装。地中海一带，铁器传播始于国家机构弱若无存的“黑暗时代”。希腊早期，擅长步战的小农已经济独立、军事活跃了。他们发挥团结性，不在农田上共耕，而在沙场上盾牌相连。史学家解释：“当冶金进步使铁武器价格低落、供应充分时，有能力购置使用这种武器的人们，争取到新的政治权力。重步兵成为雅典军队的主力。雅典的民主，尤其是克莱塞尼兹的改革创建，就依靠他们的支持。”[119]服兵役是希罗城邦公民的首要义务，甚至公民的概念，也可能有军事渊源。前6世纪罗马开始抗拒国王时，操铁器的自耕农早已普遍。自具戎装的农民兼任步兵，在练军场举行民众大会。他们是民众大会的根基，而大会则是罗马共和国政府的民主部门[120]。
春秋列国里，很多国人担任战车战士，有些政治权力。然而，他们身居贵族控制的井田村社，仰公侯供给武装，权力不及罗马公民。与西方技术革命的时机相反，铁器在中国传播时，国家机构已相当强健。战国七雄一面政治变法、集权中央，一面砥砺经济、扶助小农户，并改革兵制，发展主力步军。中国的农民步兵操国有武器，在集权国家的赞助下成长，甚不利于沉醉在旧有权益的封建贵族。社会经济激进，逼政府革新应变。另一方面，动荡中的社会，亦容易受政治干涉指引。政治、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互相推动，在中国要比在罗马复杂。
涉及土地改革的斗争，在先秦和罗马共和国都是政治推动力之一。罗马灭维埃，夺其疆域，一半留做公共属地，其余的割成4至7罗马亩一份，分配给公民作为私有财产。1罗马亩=0.25公顷=3.75市亩。后来的边区殖民地，分地较大，步兵可分得10至20、骑兵30至40罗马亩。但这般慷慨并不常见。考古证实传统印象：意大利农庄小于7罗马亩者，相当普遍[121]。
中国的宗法封建下，土地是王公贵族的权益。私人的土地拥有权，要到前4世纪列国变法时才得清晰。那时魏、秦等国推行授田制，有系统地划分土地，按户籍平均配给自耕小农，也按户籍收税征兵。授田一般是一家100亩，若土地瘦瘠，则增至二三百亩。一亩的面积，因时间国度，相差甚大。秦和赵最慷慨，100秦亩=18.2罗马亩=4.61公顷=69.2市亩。秦朝统一中国后，把自己的标准推行全国。汉随秦制[122]。
罗马人和中国人理智策划、严谨测量。他们大规模划地授田，在地貌上留下痕迹，至今不灭。意大利和故罗马行省多处，空中摄影显示由方田组成的网络。每块面积200罗马亩的方田，依据罗马制度，分为100个2罗马亩的长条[123]。战国中，秦、赵、魏授田最广。它们的故地，今陕西河南一带，大规模的地形勘察显示直线格局，到处东西或南北指向，覆盖逾14000000公顷。这现象不见于齐鲁故地的山东[124]。
假设中国和意大利的土壤差不多肥沃，而中国的生产技术已经赶上，那么从类似的典型小农庄面积看，两地的煳口维生水平，大概也差不太远。然而，要了解农民生涯，我们不能单看通常情形。无常的波动可能带来恐怖的风险、无救的转变。涝旱饥荒、病痛战乱、苛捐暴敛，种种灾难能逼一个农户卖房卖地，或落入高利贷的魔掌中。假如征税不收谷物而收货币，农民必须变卖谷物交税，还要看市场价格，连丰年都因谷贱而难过。耕稼是个危险的业务，尤其在没有灌溉、保险、合理借贷的时代。战国早期，李悝在魏国变法，审查农户收支，估计一个百亩农庄（1魏亩=0.83秦亩=2周亩）平时够养五口人。不过他仍然提倡政府行动，因为大天灾能削减产量九成以上。几年歉收，一家子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赤贫深渊[125]。比李悝的数字更难忘的，是罗马辛辛那提的传奇。辛辛那提是个老牌贵族，前460年任执政官。他的一个儿子带领一班恶少去打击政治改革，杀了人，犯了死罪，候审期间弃保潜逃。为了偿还保释金，辛辛那提变卖家产，离城找个5罗马亩的农庄栖身。元老院的使者找到那儿时，他赤着膊在锄地。听到依妫人入侵，执政官被围，罗马召唤他出任独裁者，领兵拯救国家，他呼道：“那我的田今年不能下种了，我们可能不够吃呢！”[126]耕地是农民的生计。因为生活问题如此基本普及，土地改革左右政治，不足为奇。
李悝的写作还显露一个社会特色：他用谷物计算口粮，但用钱币计算衣物和其他费用。金属的价值较高，而且可以质量一贯。硬币是当权者发行合乎标准、带有保证价值印记的小块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记账的单位、储存财产的方法。货币流通、价格稳定，显示商业活跃、政治成熟。中国和罗马的硬币流通，程度高于很多古代农业社会。在西方，前7世纪，今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发明硬币，用以收税和支付外国雇佣兵，其中希腊人最多。希腊城邦马上跟进，各自压制硬币，上载图案口号，寓宣传于商务。移民把窍门带到意大利。罗马早期用大块青铜作货币，到与皮洛斯交锋时，才因军需而认真发行硬币。最先的是青铜币。前269年初压制银币。前214年开始发行的小银币一直通行到帝国中期。罗马人记账常用的单位是塞斯特，价值四分之一小银币[127]。
前524年周王铸“大钱”，诸侯国也跟着各自铸造青铜钱。从大批的出土钱币看，它们相当通用。很多战国钱币形像小型刀、铲、锄，也许因为金属工具一度被用作商贸的媒介。统一后，历代皇朝一直沿用秦的方孔圆钱，上示重量或铸造年号[128]。这简单的设计旨在实用，不管它是否象征天圆地方或外圆内直。铜钱价值低，适合日常应用。方孔便利把钱穿成串，以助携带及清点高额交易。战国时大量使用黄金，但并不压成金币[129]。
2.3 传统与社会
家庭结合自然的血统和人为的教养，传授遗传因子、财产风格、知识技能、权力地位。某个社会对家族的重视程度，从其人名系统可见一斑。很多古代社会中，一个人只有一个名，最多扯上父亲的名，例如耶稣、约瑟之子，提供很少关于亲戚的资料。中国和罗马的系统就复杂得多。每个人有自己的名（罗马的praenomen），上加家族的姓（nomen），贵族还有氏（cognomen），以区别宗族分支。出嫁的妇女以娘家姓见称，例如陈家嫁出的女儿都叫陈氏，罗马朱利（Julii）家嫁出的女儿都叫朱利娅（Julia），–a字尾有如“氏”字。一串的姓氏便利鉴认远亲外戚，创建族谱网络，维系历代记忆，延长家族势力[130]。由此可见家族在中国和罗马如何重要。两者都拜祖先，中国人尤甚[131]。
两个社会皆尊崇父家长，但风俗稍异。罗马法律赋予一家之长（paterfamilias）大权以支配其家庭成员，不论是否成年成婚，都得绝对听命。早时家长对成年儿女有生杀之权，这权在帝国中期废弃，但家长的权威继续风行传播，帝国亡后仍然不息[132]。中国的父权毫不逊色，但基于礼教多于法律。父亲有权体罚儿女，即使儿子身任大官，仍然不免[133]。
在罗马和中国，家教自幼训练人们服从权威，维护长辈权益，也维护文化传统。两地的民风皆甚保守。现代学者指出：“罗马人的民族性异常崇敬权威、先例、传统。他们本能地厌恶变革，除非能证明这变革符合祖先规矩（mos maiorum）。”[134]效能与罗马祖先规矩相似的是中国的礼，狭义指贵族君子的揖让周旋，阔义指维护贵贱尊卑的风俗习惯[135]。简言之，中国和罗马的社会一般等级森然。各种身份地位都有礼或祖先规矩定下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人都安分守己，不敢妄想越规，那么社会自然稳定。规范多是传统惯例。有些得文字明载，具固定仪式，益增威势。也有少数被编入法律，受国家支持。不论怎样，它们都仗道德教条支撑。
礼或祖先规矩皆体现于实践，包括政治实践。贵族集体统治是一个深固的罗马祖先规矩，体现于元老院这机构。罗马贵族不乏个人野心抱负。为了团结数百成员，元老院设立审判法院以排难解纷，制定地位等级和进阶规章，平均做官的机会，避免任何人功绩过殊，危害整体[136]。狭窄妒忌可能抑制某些人的才华，但有约制的竞争和普遍的荣誉促进和谐，培养出一大群奉公守法、平均素质优越的贵族。他们的团体生生不尽，坚守传统，成为共和国的骨干主导[137]。
中国的礼教主张上下互敬，但强调下对上的尊崇顺服。周代贵族缺乏团结力量的机构，但用繁文缛节维持尊卑秩序。前771年平王东迁后不久，周王的实力不及一个二等诸侯，但他的地位仍是天子至尊。蛮夷的楚不算，全权独立、早有王者之实的华夏诸侯，要到前330年代才互称为王。礼教的制约，可见一斑[138]。
罗马人和中国人一样，皆标榜权贵人物的典范行为，炫耀其道德统摄力。罗马的元老院很少官式权力（potestas）。它受尊重，全仗它基于显赫地位、优秀成绩的声望（auctoritas）[139]。西赛罗说，平民只会模仿：“历史证明，国家的性格来自它的首要人物。领导人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民众生活就会效法。”[140]类似态度在中国更甚，其统治者宣称他们的统治不重力而重德[141]。“德”屡见于《尚书》所收集的先王文书，如“德惟善政”。秦始皇的石刻也屡称德，如皇帝“体道行德”[142]。
中西双方都重视道德教育，但有一个基本分歧。罗马人尊重元老院的声望，但元老们带头尊重法律体制，以崇尚法治自傲。中国儒家认为圣贤单凭个人品德便足以賓士天下，所以贬斥法治，提倡人治[143]。详情将在2.9节和6.9节讨论，但法治理想和人治理想引致种种社会和政策上的差异，本书中俯十皆是。
人类交接的方式，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个人关系和社会结合。君臣之间讲究前者，国家公民参与后者。婴儿一开眼见到母亲的笑容，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就此创建。个人关系是相互的，但并不一定对称；上下尊卑便不对称。它容易扣人心弦；感情强弱，则因对象而异。我们每人都嵌在一面个人关系网中，它的中心德行是仁爱和义气（图2a）。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联结，海枯石烂不渝。可是它的接触范围不大。况且顺得娘来逆爹意，个人关系时常互相抵触，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比较单纯的小圈子。凝结一个人口众多、龙蛇混杂的复杂社会，要靠通情达理洽谈，互相了解让步，解决纠纷，综合各种协议，积聚长期经验，逐步创建比较客观的社会制度，每个人各自遵守，不需具体指明所涉及的其他人（图2b）。交通法例便是人所熟悉的社会制度；依法而行，利己也利所有车子行人。社会结合的中心道德是公义和公平。它不如个人关系般温情，但诉诸冷静思考、理智分析，一面充实私人生活，一面创建法律政制等公共范畴。人类社会因而更阔宏丰富，就像一个三维空间，内嵌平面的个人关系，更有公共范畴所开拓的深度，大大增加了人类交接活动的余地（图2c）。个人关系和社会结合相接处，不免有摩擦。文明进步，不少在努力探索理性价值取舍，化解摩擦，琢磨社会结合，使能不损公义而容纳更真挚的私情。
图2 人际关系结构
从家人亲戚开始，个人关系世上无所不在。中国人和罗马人一般珍惜家族，但家族之外，两者分歧巨大。周代宗法封建的诸侯国无异公侯的家室，公卿大臣都是世袭，而且多是亲属，彼此论个人关系。扎根于宗法封建时代的儒家，视政治亦不外三纲五伦、上尊下卑的个人关系，如图2a[144]。在罗马，大家出身在竞选中很具优势，以致世家大族代代出高官。然而长官并非世袭；无论谁都必须经过竞选。共和国的法律清晰地划分家与国，兼容个人关系和社会结合，如图2c，而政治则以社会结合为根基。严格地说，现代所谓“政治”（political）概念，多指制度法律，有别于与专注人事的权谋（politics）。以这严格的定义，儒家争权，但于政治概念甚弱。这是它与罗马的一大不同。
儒家教人效忠君王，犹如儿子孝顺父亲。但共和国公民效忠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中国古代没有社会（society）的概念；春秋时代，“公”的意义还限于公侯，公田是公侯的田地，公事是有关公侯家室的事情[145]。相反地，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的名称，已显示出一个崭新的范畴，即有别于私人生活（res private）的公共范畴。在群情活跃的练兵场、民众大会和元老院中，公民们参与社会结合、讨论公共福利。不属于任何个人的法律和机构，代表公共范畴，伸张公义，养育公德心，塑造有异于家的国这一政治概念，甚得哲人深思。这些东周前期都没有。到春秋末年，孔子还反对公布明文法律[146]。
传统的力量深固强韧。如以下描述，政治概念、公共范畴虽由战国时改革政治的法家推行，但受复古守旧的思想束缚，在中国始终虚弱。罗马共和国的公共精神，在帝国下式微，但它的法律体制始终屹立。童年塑造性格。在奉公德守法律上，中国比不上罗马和其继承人。
2.4 罗马的阶层斗争
前509年罗马共和国成立，但并未全盘改变政治法制。旧制原有三大部分：国王、元老院、以军队编制为名的百人队民众大会。后二者的变化不大。共和国取缔国王，但保留国王的极权（imperium），将之赋予两名执政官。执政官每年由民众大会选出，任期一年。李维解释：“罗马向政治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不在限制执政官的权柄，而在限制他们的任期。”[147]
这不过是第一步。有时似乎唯一的变化，就是由一个人专断，转为一小撮人专断，因为所有执政官全来自老牌贵族的小集团。更糟的是，自由并不保证繁荣安全。共和国初生，即面临内忧外患，商业工技衰退，依妫人和其他山民侵扰。灾难逼很多小农负债，甚至沦为债奴。平民要求减低债主的权力，以及政府分授田地，但遭受压制。他们不甘挫折，在共和国需要他们的军事力量时，扬言退出。前494年，大批平民撤离罗马城，在附近山头驻营，不受政府进攻依妫人的命令。老牌贵族慌恐，答应谈判。平民的抗议运动产生领导人物、组织机构，再接再厉，数度撤离。前287年最后一次撤离，是民众胜利的里程碑。这200多年的经历，史笔称之为罗马的“阶层斗争”[148]。
仔细分析，可见这长期斗争涉及三大事项。第一是全体公民的奋斗，旨在创建合理的政治体制。第二是两个地主集团争权，即老牌贵族和平民豪富抢夺竞选高官的资格。第三是贫富之间的阶级斗争，涉及社会经济问题。至前287年，第一、二项问题基本上解决，但第三项仅得暂时缓和。贫富冲突将会再度激化，驱使共和国垮台[149]。
共和国初年，拉丁和伊特鲁里亚豪富源源移民，联结罗马本土的平民大地主，不忿老牌贵族垄断高官要职，力求分羹。他们利用普通平民的愤懑，组织福斯，助长自己争权的势力。前367年新法，两个地主集团达成协议，每年平分两个执政官位。平民豪富的经济利益本与老牌贵族一致，得势后马上采纳了他们的态度。两个集团合为一个新的贵族统治阶层。对他们来说，争权以集团合并，大喜结局[150]。
普通平民争取的，是免受政府或高官随意压逼的保障，以及土地改革、债法修订。他们的私有农庄一般很小。为求温饱，很多人必须从公共土地上获取一些补贴。不幸大片公地为权贵霸占。平民要求开放公地，权贵视为侵犯他们的禁脔。土地问题推动阶层斗争时期的政治冲突。为公为私，平民豪富大加利用。他们争到权力后，自可参加霸占公地[151]。
我们以下会看到，中国周代的“国人”也时常抗议。与之比较，罗马的平民运动胜在理智协商、遵守法制，有组织纪律。意气用事者，气消事息。反之，理性组织能从错误中汲取经验，综合经验为知识，犹如建造阶梯，使后来者能踏着上进，团结世代。罗马平民和老牌贵族商讨得的协议，不比两个家族间的私约。公开辩论，凝结大家同意的细节，日久化为公共法律制度。新制度是成功革命的标志，因此史学家常称罗马的阶层斗争为“不流血的革命”[152]。
以平民抗拒官员随意逼害为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中国谚语表示个人见义勇为的热血侠情。罗马公民把它凝固为常设法制。平民受凌虐时呼喊求助，理应得到救援，递演为“求公道的权利”（provocatio）：公民遇到重刑案件，有权诉诸人民公开裁决。要之，这免受政府专断压逼的法治保障，不来自什么圣王贤士的仁慈口号，而是人民自己踏实努力争取所得。因此他们清楚为什么这保障合理，为什么它是人民应有的权利，值得大家团结维护。求公道的权利，屡经后来的法律巩固增强，成为罗马公民自由的基石[153]。
民众意志凝结成形，保民官最为具体。起初，保民者不过是平民的领袖，并无官职或法律地位。他的唯一力量，落实在他不可侵犯的肉身。民众发公誓，为他所受的任何伤害报仇。必信的誓言保护他去阻止官员滥权；即使面对手握极权的执政官，他也能以身作盾，拯救被凌虐的小民。发誓和报仇，世上常见。春秋时，晋国卿大夫争权，几个家族集体发誓立盟，诅咒背盟者。可是盟约随人而逝，空留盟石让考古家研究[154]。反之，罗马平民有组织，与老牌贵族耐性商讨。合情理的保民，最后升为国家的正式官职，不靠誓言而受法律保护。保民官抑制滥权的力量，发展成一个崭新的政治概念：否决权[155]。
从第一次撤离开始，抗议的平民即举行大会，每年选举保民者，以及投票通过平民决议，宛如国家组织。这国中之国与国家当局抗衡，但并非事事相悖。二者时常为众利而合作。罗马首次公布的法律，十二表法，就是合作的成就之一。基于对国事的贡献，加上撤离的要挟，平民逐步获取自由和权利，废除债奴。他们历代栽培的组织，终于融入国家机构。平民大会变为共和国的部落民众大会，与原来的百人队民众大会并立。前289年法定：部落大会通过的平民表决即是国法，行于所有公民，老牌贵族也不例外[156]。
2.5 扩张的副作用
发展政治制度的同时，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前264年开始，它出兵海外，与迦太基较量。很多学者认为，前202年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到前146年迦太基彻底毁灭，这半个世纪堪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它的内政稳定，没甚争执。平静的根源，不是高压成功，而是上下同心向外取利。阶层斗争期间，政府把征服得的土地，或分配给公民，或置殖民地，缓和平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博取福斯协议。这些甜头随着意大利全部臣服而结束，不过不要紧，地中海西及西班牙，东及叙利亚，供给更大的甜头。罗马崛起成帝国，其兵团四出，征服、屠杀、掠夺。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化世界，文明已久，富庶无比，安逸松懈，不堪一击。征服这些文化堡垒，赃物无数。精神上的荣耀，更激长爱国自豪。帝国扩张似带来无穷机会，剥夺战败者所得满足所有公民，使社会和谐[157]。
经济学有所谓利润递减律，说容易的果实取尽，求利越来越难。罗马也不免此律。随着战利品递减，社会摩擦重现。在前146年一年内，罗马以微弱的借口屠两大城邦，迦太基和科林斯。认为这是历史转折点者，不止共和国末年的罗马史笔撒卢斯特[158]。此后，帝国疆域继续膨胀，但增长率减慢，追不上人们的欲望。战火依然，但罗马逐渐从主动转为被动，不是任意选择目标，而是必须出兵镇压起义。最麻烦的是不甘被征服、决意夺回自由的强悍蛮人。前167年罗马战胜马其顿，光是掠夺伊庇鲁斯一地，每个士兵就分得200个小银币，约等于两年的薪饷。前133年屠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每人只得7个小银币，还可能来自将领的腰包。公民们开始埋怨兵役了。那些油水少、危险高的战场，最惹牢骚[159]。
不论普通士卒分到多少赃物，与贵族所得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出征军的将领、统辖外省的总督，原本便是沃尓沃，再在东方抢刮得大量财宝，奢侈用不完，营商不体面，最好买庄园。前167年，政府盆满钵满，豁免意大利的土地税，更提高田庄的利润。权贵们大肆圈地，甚至强买，欺凌贫弱邻居。有了地，不愁没有劳动力。战胜品不止物质，还有大批奴隶。前225年，意大利的奴隶人数不过500000人左右。200年间上升至2000000—3000000人。同期间，自由民的人口下降29％[160]。
小农户难与役用奴隶的大农场竞争，多为之兼并[161]。缺乏男主出头的家庭最脆弱。不少农民战士赳赳随师远征，多年后复员返乡，发现家破人亡[162]。不少失去耕地的公民移居罗马城，在公共建筑工程或供应奢华的事业里打工煳口，后来领取政府分配的口粮。有些留在乡村，或作佃户，或找些不划算养专用奴隶的零星短工，生活更艰辛。帝国扩张带来的繁荣中，贫困大增[163]。史学家总结共和国后期的社会状况：“无论财产或生活方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距离日益加阔。城市里的无产人士和乡村间的无地散工最苦。不论绝对水平或相对于富人，他们的境遇显著恶化。”[164]
以侵略排出去的忧患开始回笼，还带来利息，威胁到共和国的军政[165]。原来战士自置戎装，必须稍具资产，因此兵团的成员至少也是自耕农，可谓是中产阶级。如今贫富两极化，中间消沉，政府征兵遂有困难。
前133年，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克斯提案，要把国有公地分给贫民，重振中产小农，增加兵源。可是公地早被权贵们霸占了。格拉克斯提议限制占用公地；每个家长只能占500罗马亩，外加250罗马亩给每个儿子，额外的田地重新归公分配。其时，10罗马亩已可成一个殷实的小农庄了。格拉克斯的提案，公民表决绝大部分赞同，通过成法。然而多数元老，尤其那些已在公地上营建农场者，认为这法案有损他们的自由。格拉克斯竞选连任，以便把分田的法案付诸实行。权贵们指控他有意一人专政，把他与拥护他的人一并打杀[166]。
10年后，盖约·格拉克斯出任保民官，拟立周详的改革提案，比分地更进一步。他的命运与哥哥提比略相同，不经公审，与拥护者一起被杀。杀害他的人由一位执政官带领，并得元老院的公开支持，理由是保护国家安全[167]。
格拉克斯兄弟出身贵族大家。他们针对的现实问题众所周知。他们的提案并不新颖；限占田、分公地，阶层斗争时代已属常闻。然而格拉克斯领导提案、通过立法程序的方式，颇有新意。他们鼓励民众大会，大胆运用其立法权和选举权。学者争辩他们的行动是否合法，因为在细节上，法律含煳。然而屠杀他们，绝不合法，却毫无异议[168]。希罗史家阿皮亚写作罗马内战史，书中评说：有史以来，民众大会上从不操杖动剑。屠杀提比略·格拉克斯开了残酷罪行的先例，此后类似暴行，在政治会议上，遂不罕见[169]。
民主运动在共和国早年成功，为什么在其晚年失败？部分原因在政治科学所谓“提取精英”：统治者从普罗福斯中挑选吸取精英人才，使余者缺乏领导人物，因而松散软弱[170]。阶层斗争时，平民豪富组织民众，平民大会的功能犹如耐久的反对派。结束斗争的安排中，政府吸收了平民大会，统治阶层吸收了平民豪富，把他们变成为贵族。原应捍卫民众的保民官，成为政府官员，任期一年，并受法规掣肘，无能把民众散漫的力量组织起来，坚持不懈地与统治者协商，争取权益。撒卢斯特指出，共和国晚年的民主运动有致命弱点，即是改革派缺乏有效的组织[171]。就算个别保民官的责任心不泯，亦只能挑动民众大会一时热情，通过个别法案。格拉克斯兄弟的功绩就是这样，既不能有系统地变法，亦不能抵抗贵族的团结反动。他们鼓励的民众大会立法权，在野心家手中变为权谋工具，不去解决社会问题，只为自己求利。
格拉克斯兄弟牺牲，土地改革枯萎，有能力置军备的中产小农日减。为了保持兵团实力，政府逐渐负起武器甲胄的责任，降低从军的财产资格。前107年，凭战功7次选任执政的新贵马略，公开募用无产贫民[172]。征兵制继续，但越来越多兵员是从乡间赤贫公民中招募而来。这些志愿军要求退伍时分得田地，以补偿他们及其家人为捍卫国家而受的风险。保民官令他们失望，将军的承诺实在得多。贵族们闻风起野心。前88年，苏拉带领罗马军队进攻罗马城，发动内战，以争取指挥肥美的外征。在东方，他分派丰厚的赃物，又答应日后分配从政敌夺取来的田地，收买得军心，回意大利继续掀起内战。庞培、恺撒，亦步亦趋。土地改革演变为安置退伍军人。土地问题始终存在，不过现在争取田地的人手握权力的实质——剑柄[173]。
2.6 罗马共和国有多民主？
罗马共和国有稳健的政体，但无明文的宪法。维系它政治体制的，除了通过正式程序设立的法律，还有不成文的规例，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祖先规矩。它的主要结构历数世纪演进而不变：行政官、元老院、民众大会，始终鼎足而立。普里卜斯和西塞罗皆认为罗马是个混合政体，结合了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三种政治制度：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174]。现代政治学家有个新术语：“在这有关世界各种政府的历史中，罗马是第一个‘监察制衡’的政制。当今世界中，这种制度最健全的是美国联邦政府。”[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