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有80余个选举出来的长官，分别掌管政事、司法。两位监察官最具权威。划分公民、甄选元老外，他们还管理公地、授发大型建筑工程的承包契约。其他高官，即两名执政官和8名大法官，掌生杀极权，能统率军队、颁发敕令、施用强制以达目的。他们召集元老院和百人队民众大会，提出法案。通过了立法程序的决议，也靠他们执行。然而他们的极权不乏限制。在罗马城内，执政官的兵权消失，他的强制权力也受到公民求公道的权利制衡。出了城，他的极权犹如专制国王，但只应用在元老院划给他经略的区域。军政经费，亦仰元老院配给。任内，他可以横行而免受指控。卸任后，受他凌虐的土著可到罗马依法起诉[176]。
监察官任期五年。其他所有长官都是任期一年。连任再任，限制极强。官位从不落单。每个行政官至少有一个权柄相等的同僚，同僚可以否决彼此的判定。10个保民官，职位不高，但权柄不低。他们召集部落民众大会，提出法案。此外，他们有权否决任何官员的决定，即使最权威的高官亦不得免。同僚合治可以防止滥权，但会引致争执不决。所以有危机、需要毅然定夺时，可以选任一名独裁者，单独掌权行事[177]。
元老院是共和政府的慎思审议机构。它每年集会约40次，成员一向300人左右，到前81年才倍增。元老由监察官从贵族中挑选。一入元老院，若非行为不端，即终身任职。多数元老，尤其是势力大者，皆是当任或卸任的长官。元老院犹如国家的知识库藏，积聚政治军事经验，维持政策连贯稳定。它掌管税收财政，治理意大利本土；确定外交细节；征发军队，筹备粮饷；分授征辖区域给行政官，并指示策略。罗马在海外设省后，元老院攫权任免行省总督。外交大事上，包括和、战，元老院的建议必须得到民众大会批准，但一般如其所愿；民众很少抗议。严格来说，元老院的正式功能只在咨询，因为它没有强制力量，必须靠行政官们执行它的意志。若执政官桀骜难驯，它亦无可奈何。不过执政官们一般依从：他们都是元老。贵族集体统治是罗马深固的传统，直到共和国末日[178]。
百人队民众大会选举行政高官，部落民众大会选举低级官僚。每年的竞选活动炽热，候选人动员亲友扈从，积极游说选民。选举外，民众大会有立法权，投票决定宣战、停战、和约、结盟等事。它们通不通过某议案的表决，绝对生效[179]。
罗马人民有无限权柄投票取舍。然而可供他们选择的方案，却事先被贵族圈定，有限得很。民众大会本身既不能提案，亦不能修改议案，选民更无权在大会上单独发言。民众应执政官或保民官之召集合，听他们提出议案，听他们安排的正反辩论，然后投票表决，通过或驳回。他们所听到的提案，一般已得到元老院认可。若有个别官员不守成规，不经元老院同意擅自向民众大会提案，反对的元老大可以找人否决它；10个保民官都有此权。一个格拉克斯般的人物或可以偶然智胜元老院，但一年任期内，他干不了多少大事。民众大会能向政府争取简单的福利，例如免费的面包和娱乐表演。遇到复杂的社会改革，它们无法克服元老院的团结反对[180]。
选举让民众比较能够罔顾贵族反对，推拥他们爱戴的英雄。然而，候选人的资格，也早受法律限制。罗马政治有一大特色，即政治权利凭个人财富而定。政府定期调查人口，把全部公民因财产多寡而分为七等。在散工日酬略过2塞斯特的时代，财产不足4400塞斯特的算是无产贫民。其上是五个等级的业主，头等业主要够余钱购买重步兵的全副装配。财产超过400000塞斯特的上层阶级叫骑士。只有骑士有资格进入元老院或竞选任何行政官。即使军队里，也极少低级军官缺乏骑士那样的家产[181]。
财富资格也是投票制度的基础，不过只限于选举高官的百人队民众大会。选民不均匀地分居193个队。所有无产贫民，大约占全体公民的半数，全挤进一个队。骑士的人数不过2000人左右，却占18个队。头等富有的业主占70个队。每个队根据众意而投一票。有钱的队先投，一到半数通过或驳回，投票即刻停止。按此程序，除非有钱人之间意见分歧，穷人无所置喙[182]。罗马政治的精要，斯巴达人那比斯洞若观火：“你们计财富以选骑士步兵，其实是提升小部分人，要福斯平民受他们的支配。”[183]
现代西方所谓民主自由，最重要的一是公开公平的定期普选，二是法律保障某些人权，使公民免受政府随意压逼。看表面形式，罗马共和国似乎是个全民直接参政的民主政体[184]。揭开形式分析实质，现代学者多同意，大权抓在垄断元老院和行政官位的贵族手中：“罗马不是民主体制，不过其传统观念尊重公民。公民权利有公民的武装力量作后盾，表现在民众大会的投票和立法活动。”[185]投票立法使人民与政府利害相关，常设渠道，让人民发泄怨愤，让统治者聆取人民的意向。定期选举使行政权柄能顺利地在贵族之间转移。人民依法律程序，仲裁贵族之间的竞争，避免冲突过火。这样，民众成为贵族统治的稳定因素。总而言之，罗马共和国本质上是贵族统治，不过稍加民主色彩[186]。
共和政府带领罗马，500年内从城邦攀上帝国。然而它终于崩溃了。为什么呢？套用一个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著名答案，与其问共和国为什么衰亡，不如问它为什么能维持这么久。有政治学家指出，共和国的结构，说来自相矛盾。10个行政高官加上10个保民官，每人有权召集民众大会提案。高官有权否决同僚或下级的决议，保民官的否决权更针对任何决议。民众大会有绝对权柄拒绝或采取任何提案。制衡原为稳定政治，但各种权力互相掣肘，也可能形成僵局，使政府瘫痪。然而，在共和国末日之前，走火入魔很少发生。为什么呢？政治学家解释：因为罗马人一般务实而不沉迷空想，重经验而不死守教条。“共和国的机构奏效，与今天的英国宪法奏效，用同样窍门。许多地方，不墨守成规，而靠合情理的默契，绕过死结。”[187]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但还是比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强得多。
罗马的社会保守，元老院仗贵族的传统地位威望，权势无可伦比。民众大会虽有正式立法权，但一向服从贵族领导。共和国的权力制衡成功，全靠双方彼此尊重，各留余步，不用尽正式权柄去克制对方。大家协力向外时，制度运行无滞。真正的制度考验，在应付社会欠谐。共和国后期，贫富鸿沟益阔。利害冲突下，社会结合紧张，民主运动汹涌。可惜在这情形下，它们加深社会分化。保民官鼓励民众大会尽量运用其立法权，贵族尽力对抗民众的要求，各趋极端[188]。撒卢斯特叹道：“人们各自成党立派，纷争不休。一向为大家同心爱护的共和国，就此被撕裂。”[189]
以上讨论的是本土政治，其民众全是罗马公民。对付被征服的臣民，罗马另有手段。在意大利，它的统治组织采取双层辐辏模式（图1a）。辐辏，指分而治之的霸权政策；双层，指划分富贫上下的财阀统治。罗马兼并的意大利中部，面积不过半岛的五分之一。其他地区，它只任霸主，不直接统治；统治太麻烦。殖民地、盟国等各种形式的扈从政体，每个依据独特的不平等条约，单独地附属罗马，犹如辐条凑集在轴心。辐辏，但不成车轮，因为轮辋阙如。罗马的附属，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外交关系。就算它们有传统条约，罗马亦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联络谋反。这样，它把臣服的地域分割成许多孤立驯服的小扈从政体，分别赏罚。随着它扩张，扈从的数字增加，但它分而治之的霸权形式继续，到前87年同盟内战结束才改变[190]。
罗马对其扈从亲疏各别，但两项策略，却少有例外。首先，扈从一般不需交税，但一定要应召发兵，随霸主出征。军备及出兵的费用是间接税项，但积极参与行动，比缴钱粮好受。更重要的是有利可图；罗马常胜，而且处理战利品还算公平。它与扈从的条约常写明如何分赃，包括如何瓜分土地、移民殖民。罗马霸政下的联盟，犹如一个抢掳分红的军事企业[191]。
罗马的第二项策略是因财富而授权力，扶富抑贫。置拉丁殖民地时，它根据自己阶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有系统地选择沃尓沃，赋予特权优惠。对待臣服的意大利盟国也一样，它到处支撑土豪权贵，只要他们外事唯命是从，即能享受相当内政自主[192]。一位史家叙述罗马征服塔林敦，然后按道：“这事件表露罗马对臣服者的一贯作风。在意大利各处，它巩固上层阶级。土豪视罗马为天然盟友，平民福斯则一般怀敌意。”[193]很多城邦的贵族俯首帖耳效忠罗马，与之勾结互利。他们靠罗马镇压平民，罗马则利用他们为自己统治。罗马做后台的手段强硬。前265年，沃斯尼的平民争取得政权，罗马兵临，毁掉城池，迁徙余生者。杀鸡儆猴，威慑其他附属政体的平民[194]。
这制度下，一旦罗马天下无敌的威望被汉尼拔击破，被压逼的人民积怨并发，实不出奇。李维叙述：“意大利的社群全染上同一病症，即权贵和下等人分裂。各地的元老院支持罗马，平民帮助迦太基。”[195]现代学者指出，这病症并非绝对普遍；而且我们也要小心，不要随便把现代的阶级斗争观念加诸古人。然而李维引为例证的克若顿和挪拉城，亦非独特意外，而是平民对罗马高压作风的一般反应。类似情况，日后在希腊重演。罗马进兵希腊，助长沃尓沃凶焰20年，然后在马其顿的坡斯尔斯手下吃了个败仗。“人民对坡斯尔斯的热情，本来藏在心中，现在像火一般爆发出来”，普里卜斯形容[196]。不过兵团强大，反抗枉然。其时希腊的民主政体，本来已受寡头势力冲击而式微；罗马的来临，更使它无可救药。在希腊，同盟解体，民主不再是正常的政治体制[197]。
从城邦到帝国，罗马统治有个一贯的成功秘诀，即结合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我们在上面谈到，共和国用财富作准则，划分公民阶级，把政治实权集中在有钱人手中。富人说他们应有多点权益，因为他们负担较大的税务军务。这理由在共和国晚年消失了，因为意大利的地产税已经豁免，兵役也转移到雇募的贫民身上。本来权益与义务相等的制度，递变成不平等的财阀制度，即富人统治[198]。
上下分明的财阀统治，随着罗马征战而延展为帝国政策。同盟内战后，罗马在意大利的霸政转变为直接统治。地域性的分而治之结束，辐条轴心变成一块蛋糕。不过这是块双层蛋糕：意大利以外，巨富土豪的网络蔓延地中海一带，维系罗马权力。到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公民和臣民一般，皆因贫富而被划分为法定的尊贵者和卑贱者[199]。
2.7 周代宗法封建
前660年狄人伐卫。其时卫懿公挥霍养鹤，早已大失民心。前来领取甲胄兵器的国人都叽咕：“派鹤去打吧。鹤享有官禄，如何叫我们迎战！”懿公领兵车出城，全军覆灭。国人弃城逃跑，又被狄人赶上，大杀一场。幸亏邻国的宋兵掩护他们夜渡黄河，但只能救出730个男女国人[200]。齐桓公尽霸主的责任，派兵携带生活物资，援救卫人。过两年又聚集诸侯却狄，择地为卫建筑新城。卫收集城外两邑的遗民，凑得5000人，草立30乘之国。卫文公粗衣俭朴，务才训农。狄人继续侵犯，但国人拒绝文公让贤之请，在他领导下振奋斗志。到前628年狄人请和，卫已逐渐恢复到300乘之国了[201]。
周室播撒在中原的武装殖民地，经历400年，已成长为数以百计的独立自主侯国。它们的政治组织与卫国大同小异。一个侯国涵括三个阶层的人：以公侯为首的贵族，住在城郭里或附近的国人，住在郊鄙的野人。贵族和国人是原来武装移民的后裔，野人是当地土著[202]。
国人和野人多聚居村社，不过其村社的组织不同，国人依血缘，野人依地域。在井田制下，社人集体耕作公室的田，收成归贵族。此外，社人必须为贵族服各色力役、贡献纺织品等物。每家社人使用一块份地，收成以维持自家生活。份地定期轮换，令人人有平均机会耕植沃田瘠地[203]。
野人和国人略似被罗马征服的臣民和骑在他们头上的罗马普通公民。野人被摒弃在军事和政治之外，国人充任后备军。军队组织一般与村社组织结合；编在同一队伍的战士，多是亲属，“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国人缴军赋，不同罗马战士般自具戎装。公室贵族置备及保养战车兵器，发兵时授予战士。不出征时，国人大部分务农，但也有些是工匠、商人和担任守卫小吏等职责的士[204]。
基于他们的武装力量和宗族组织，国人有相当政治实力。国家靠他们捍卫，国君怕他们动乱。碰上外敌侵扰、迁移国都、续立国君等大事，公卿常召集他们，询问他们的意见[205]。贵族成派立系，互相倾轧时，国人的动向可以稳定局面，但其效果远不及罗马选举稳定贵族竞争。国人有实力，但少实权，因为政府没有类似罗马民众大会的法定咨询机构。没有法理体制支撑，实力不能持久凝固为权柄。公侯或自家喜欢，或逼于形势，时而叫国人发言，但有权置若罔闻。假如统治者不听怨言，国人唯一的办法是武力反抗。他们驱逐过不少诸侯执政；他们的反叛潜力也阻吓贵族，防止过不少暴行。然而单凭实力参与政治，容易引致社会动荡不安[206]。
权力操在贵族手中。在青铜时代，贵族的家庭、经济、政权，三者混沌未分。由宗法、封建和世官三大原则扭结而成的贵族统治，加上融洽贵族感情、标榜尊贵权位的诗书礼乐，就成为儒生眷恋的“先王之道”。
宗法是父系的血缘组织。大宗的宗主是一族之长，在族人中掌生杀大权。他的嫡长子承继大宗主之位。其他儿子，不论嫡庶，各自成立小宗，服从大宗，但在本小宗内自为宗主。小宗主们照样把地位传给嫡长子，让其他儿子创建小小宗。如此枝叶繁滋。宗主领导氏族，运用宗族财产，养孤恤寡，经营宗庙、墓地、学校，主持各种祭祀典礼，组织救灾等活动。宗法制度利用血缘亲情，有效地团结众多人口。国人多采取它，贵族得益尤甚。东周后期，严格的宗法形式和势力逐渐腐坏。然而聚族而居、注重血缘网络的习俗，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历久不衰。宋朝时更得道学家鼓吹，重振气焰[207]。
《左传》说周公旦“封建亲戚，以藩屏周”[208]。“封”指堆土植树以划分地界，“建”指在界内设置政权。本书中的“封建”限于此义，即如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侵占得辽阔土地。为了统治，他们武装殖民，大事封建。周王名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只直接统治一个不大的王畿。其余的疆域，他划开分封给世袭贵族作为采邑，并要他们定期朝觐纳贡。在自己的采邑内，诸侯是领主，有军、政、财权。周王和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时而异。周初王室强大，有权任免诸侯的卿大夫。到春秋期间，王室衰微，无能干涉。公侯实际上是独立的君主，各依周王组织天下的模式，自行组织侯国。他留下公室直辖，把其余土地分封给臣属的卿大夫，让他们作小领主。君主和地主一体，封建领主同时控制井田村社，命令辖下的国人野人替他耕作[209]。
管辖王畿或公室的官职多是世袭，高官重职则多由世家贵族垄断。“昵近”是亲亲政治原则之一。强宗巨室世世代代把持国政，再加上血缘关系，常桀骜难驯。诸侯若任用外人，冒犯亲亲世官的制度，会遭受宗法攻击，甚或致祸[210]。“公”是贵族的最高爵号，但不论爵位，诸侯在自己的国内都泛称公，他们的直辖领域是公室，他们的儿子称公子。兼任大官的卿大夫一边管理公室事务，一边掌管他们自己的采邑，唤作“私室”，有私军。这是宗法封建下“公”、“私”的主要意义[211]。
据《左传》：“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212]国与家的组织和功能皆相同，都是家族政治混沌一体，唯一不同的是地位和规模。西周时说天子的国、诸侯的家。东周时说诸侯的国、卿大夫的家。这就是传统“国家”概念的根源。
天子、诸侯、卿大夫，层层封建，等级而下，分割统治权柄。整个封建结构类似数学上的自相似分形。一个分形显示许多规模层次，而不论大小，所有层次的基本结构都彼此相似。图1b所示的分形，大小层次都符合一个基本典型：三个等边三角形，包围一个颠倒的三角空白，组成一个更大的等边三角形。封建制度里的基本典型就是政治家庭。试想一个大三角形代表一个家庭，其中的空白代表家长父君，小三角代表服从他的子臣（图3）。每一个子臣的家庭结构也依照典型，由一个父君统领三个子臣，不过规模较小。最高级的父君是天子，次一级的父君是诸侯，再次的是卿大夫。每一个权力层次中，子臣对父君的关系都犹如儿女对父亲的孝顺。
封建与宗法息息相关。武王周公所封，绝大多数是同姓族人，乃姬氏小宗，尊周王为大宗主。异姓诸侯如齐姜，亦多与周室缔结婚姻。周王惯称同姓诸侯为叔、异姓诸侯为舅。诸侯的卿大夫，亦多数是亲戚，尊诸侯为宗主。就这样，政治与血缘互成表里，忠与孝同出一辙，“亲亲”成为政治的无上原则[213]。近代学者指出：“此种‘家族本位的政治’，在当时利病如何，今不暇详述。要之此为后此儒家政治思想之主要成分。”[214]齐家与平天下之别，不外图3c与图3a之别。难怪汉朝儒术独专后，士大夫执政2000年，大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对政治概念却鲜有创建。
图3 封建结构
分形不同常见的枝干系统（图4）。现代人熟悉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及其他等级组织，例如军队或大企业的科层管理系统，都依枝干原则。总裁率领各部长，部长率领各科长，层层分支。枝干系统具有通达上下的指挥权柄，如军长的命令可以直达团长、营长。同样地，个人的忠贞也上下贯通，从而对整体有认识、有归附。这整体观念在分形结构中并不存在。封建的特色是层层分割权柄、截断忠贞。权柄和忠贞所及，皆只限于一个层次。公侯的国里，大夫奉公侯为主子。大夫的室俨然自成小国，家臣只奉大夫为主子，不认公侯。当大夫与公侯发生冲突时，这封建伦理最为显见。齐大夫崔杼的家臣击杀齐庄公时说：自己奉崔杼之令，“不知二命”。这家臣知礼，南剻便不如了。鲁国的大夫季孙氏滥权威逼鲁公，季孙氏的家臣南剻谋助鲁公加以抑制。时人斥责南剻叛逆：“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史家解释：“按礼，家臣必须效忠于主上，不得有二心……因为家臣必须效忠于‘家’，就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215]这种狭隘的忠贞很适合全部由个人关系组成的封建制度。它把忠贞的范围局限在一个家的模式中，免得个人因为关系太繁复而难为。因此国有乱时，人们坦然遵从礼教宣布：“我，家臣也，不敢知国。”[216]封建制度崩坏了，但它的礼教伦理由儒家经典传述，长具影响[217]。它在汉朝衰亡中所起的作用，见于第8.4节。
图4 权力组织（黑线代表权力和忠贞）
与罗马统治意大利的辐辏模式相比，周代的分形模式较为繁复。周王和罗马一样，除了在直辖的区域内，其权力并不直接到达土著人民。罗马只用一个层面，把间接统辖的意大利人分割成无数微小的扈从政体，并摧毁它们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扈从面对的，不单是罗马本身，而是罗马加上所有其他扈从。这样，不论对谁，罗马皆占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周的封建把间接臣服的人民放在几个层次上分割。在最高的层面，周王面对少许诸侯。他们的权势实力和他的差不多，而且可以联合抗拒。他对诸侯的优势，远比不上罗马之对意大利扈从。
宗法封建巩固了周初征服的疆域，也巩固了春秋前期的诸侯扩张。春秋时周王已有名无实。诸侯兼并弱小邻国，同化畜牧民族，开垦荒地。为了有效地统治日益增长的人口土地，他们分封一批新的卿大夫。这些新贵们像蜂皇般四出建巢繁育，致力于自己的宗族，一面循依封建统治，一面各自试验，改进生产和管辖方法，以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风俗。他们的家邑规模不大，易于培建，使人留意细节、专注现实，提高行政效率。若创新奏效，他们便互相模仿采纳，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皆有贡献。随着经验累积，民智日开，疆土辟广，可开发的资源减少，侯国卿家之间的直接冲突增加。这情形下，封建制度的弱点毕露。春秋后期，很少新族受封，不少旧族消沉，甚至连公室也被强卿巨宗篡夺。封建变成了争战纷乱的泉源，大势开始转向政治集权[218]。
晋国的历史最显著，而且后果最大，但它的经验在春秋并不罕见。前7世纪中期晋文公成霸业，封了10来个忠心部下为卿。这些新贵们学习礼仪，致力经营自己的采邑，此外更轮流执掌国政、统帅三军，遇事聚会议论或争吵。襄公死后的续嗣风波，便是一例。假设晋国是部战车，他们便是拉车的驷马。有强劲的晋侯执缰，他们合作抵御楚，维护晋国的霸主地位。但若晋侯颓废，四马分驰，那晋国难免覆车之祸。这危机不小，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家外，诸卿更操纵了公室的机构，可以窃取公权以养私家。他们彼此勾结，被《管子》一语道破：“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219]
楚的压力使晋卿暂时按捺个人野心。前575年，晋在鄢陵败楚复霸，内争随即爆发。诸卿互相兼并，到前514年，尚存的六卿已不把晋君放在眼内了。他们改革内政图强，蚕食公室，彼此侵伐。六卿减为三，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那年一般被视为战国时期的开端[220]。
晋国外，齐、鲁等国也发生篡位夺权。对此等非礼行径，道德家口诛笔伐，福斯人民却处之泰然。季氏放逐鲁君，鲁国人民没有反应。史墨解释：“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矝之？”[221]
站在封建制度里面看，权力不停下滑，从周王到诸侯，从诸侯到卿大夫。放大一点眼光看，囊括王、侯、卿的封建贵族，因无能应付日益庞大的政治规模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整个衰坏[222]。贵族的权力，上受敌于集权的君主，下受敌于较为广大的庶民。旧时的晋侯不外是诸卿贵族的大哥。新兴的韩侯、赵侯、魏侯是雏形的君主，着意集中权力。他们有自己夺权的经验，深谙贵族对君主的威胁，刻意过河抽板。分封贵族太危险了，他们试验起用受薪官员，直接统治。他们曾用种种方法收买人心以成篡夺。为了不让别人青出于蓝，他们带头改良政治、发展经济。他们的时机大好：巨变到处发生。是否能抓住机会，就凭自己努力了。
2.8 社会剧变、百家争鸣
前536年，子产在郑国公布法律，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3年后晋国跟进，并把刑法铸在铁鼎上。这是铁器第一次见载可靠文献[223]。两个历史第一的年期相近，想不尽是偶然。新技术带来新财富新活力，冲击旧社会，引起动乱。政府的反应是推行各种改革，以导引动力、约制混乱。改革之一就是颁布明文法律。
“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在春秋战国之交来临[224]。随着铁器传播，劳动人民的生产效率上扬，个体农户渐有能力开垦荒地，增加收成，储蓄足够盈余以应付荒年。自立的信心强了，小农户到处如雨后春笋，井田共耕开始衰败。榨取无偿劳力失效，不能满足贵族的欲望。前594年，鲁国开始征收土地税，列国先后效尤。变动间，国人的政治实力递减。他们的宗族村社残破，他们的车战技巧过时。在步兵扬威的沙场上，野人一样能耀武。随着城郭扩展为地域大国，国人和野人慢慢融汇成一般平民[225]。
政府仍然垄断兵器和青铜制造业。冶铁和其他新兴工业，则不乏私营。不开仗时，列国务求市场开放、关税降低、道路安全、河流通航。数百年后发展成为大运河的第一程，于前486年破土动工。原本重点在行政和驻军的列国都城，兼成为消费中心，吸取四方土产。货物流通，商业城市兴起在交通枢纽旁。中国的人口膨胀，战国期间便超过一千万人[226]。
思想也和人口、货物、钱币一般，繁盛流畅。络绎路上的不仅是军队、商人、外交使节，还有游士。游士们身世各异，或通诗书，或具治才；有些淡泊明志，更多的遍干诸侯求官禄，依附贵族作清客。士在以上叙述中已经出现过两次：他们曾是大夫之下的低级贵族，也曾是担任小吏护卫的高级国人。贵族一般教育其族人。支族繁滋，余子孽孙堆积在贵族底层。家产破落、内争外战失败，都可以把贵族贬为庶民。另一方面，经济富庶，容许较多庶民有闲暇求学。列国竞争，为有才能的人开拓了伸展抱负的机会。社会巨变中，贵族和庶人的交汇处成为上升下沉的人才萃集地，孕育出一个新的阶层——士[227]。士的地位较低，属家臣一流，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旦其家室瓦解，他就失去了效忠对象，可以自由择主而事。别国的君主也熟悉这传统。在君主的立场，任用一个外来士人可能更安全，因为他没有本国贵族的根盘势力，对君主的威胁力不大[228]。于是士人们周游列国，进出政府高层，传播有效的改革创见，成为营建国家体制的主力。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始创四民之说的《管子·小匡》大概是战国期间的著作。约摸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把群众分为四类：“农民、技工、店主、散工。”[229]两下比照，可见中西的三大行业位次相同。以日计酬的散工可能遍行全球，士却很独特。有知识文化的公民在希腊俯十皆是，但他们并没有像中国的士那样，凝成一个政治性浓厚的权益阶层。战国的士人有文有武，思想才识多姿多彩。在未来的皇朝中国，他们将衍化为清一色的儒家士大夫。不论如何，士可谓是封建贵族的庶子，与政治权势在胎中即结下了不解之缘[230]。
最伟大的士，孔丘，是前5世纪早期鲁国的一个没落贵族。他招收学生，只要缴学费，不论出身，有教无类，把本来王官之学传播给平民。其时礼崩乐坏，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提倡复礼，更标榜支撑礼教的伦理。贵族认可的礼，注入了家庭生活中可以培育的道德，在民间获得新活力[231]。原来指君王之子的“君子”，逐渐衍化为品格高贵的人，即使没有贵族的出身地位，也不失其价值理想和抱负。孔子的道德着重感情、求人心共鸣，不同苏格拉底的伦理着重分析、求理性明白。孔子的最高伦理原则是“仁”，他的门人加上“义”[232]。
孔子用以授徒的六艺本是王官贵族的传统教材。他着的《春秋》记载封建贵族的全盛时代。据《春秋左传》，贵族的政治应酬赋诗频繁，显示为什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更不用说了[233]。《尚书》是有关古代帝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诗》、《书》、《礼》、《春秋》，加上占筮的《易》，成为儒家五经[234]。
孔子打开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历战国年代不衰。孔子逝世于前479年。其后不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加剧。星散的诸侯国被吞并殆尽，颐指盟国的霸主亦随小国消失而式微。10来个接壤大国分割一个文化相似的疆域。战国七雄互相攻击掣肘，维持一个国际势力均衡。中立是梦幻，失败的后果不堪设想。每国都感到危险，努力自强。前445年魏文侯上台，任用李悝等人改革经济、政治、军事，国势首冠列国。齐、楚等国相竞模仿。七国中秦最落后，被魏和韩侵占了不少土地。秦孝公深知饶是山河环抱，秦国必须清除陋习，否则难以自保。即位后下求贤令，从魏国引来了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前359年商鞅开始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法[235]。
商鞅是一长串改革家中最成功者。他的先驱，由魏的李悝、楚的吴起、郑的子产，上溯助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管仲。与他差不多同时，申不害活动在韩，邹忌在齐。后来的韩非、李斯，皆有功于秦统一中国。这些政治家着眼于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致力发展经济，并创建行政机构，导引生产率增长所激发的巨大力量，富民强兵。他们日理万机，虽有学识，但不是纯学者，思想多体现在政策行动上。然而为了争取君主的支持，他们有时亦分析政策，解释它的理由，反驳贵族和守旧派的诟难，甚至创建自己的理论。商鞅的写作尚有流传，但《商君书》所收，不尽是他的手笔。篇幅庞大的《管子》，更非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作品。这些人的政策写作，显示大同小异的原则，皆着重缘法而治，后人统称为法家。韩非长于理论，集法家大成[236]。
商鞅和吴起的命运相同，各自在其后台君主死后，马上受贵族反击，被杀害及诬蔑为卑鄙小人。楚国的贵族根深蒂固，吴起变法的日子浅，收效不大。秦国的贵族势力较弱。商鞅惨遭车裂，但他中央集权的政策幸存，不但把秦提升为一等强国，而且撒下历时2000年的皇朝政制的种子。
前338年商鞅死时，孔子的三传弟子孟轲正在魏齐等地加强活动。孟子知言养气，游士30余年，名声隆、礼金丰，官至齐国三卿、禄10万锺，但只留“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济其民”而辞归之讽[237]。滕国采纳他鼓吹的“仁政”，若果见效，事实可以驳斥迂阔空言的批评，可是《孟子》只记载滕文公搁下国事守久丧而令吊者大悦，没提到泽及百姓的政绩。孟子70多岁辞齐卿时曰“如欲賓士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悻悻然抱怨不得重用[238]。可慰的是身后被捧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名列四书，并驾于孔子弟子的语录《论语》和择自《礼记》的《大学》《中庸》。儒家的四书五经，支配皇朝士大夫的思想，直到1905年废科举。
2.9 人治与法治
诸子百家虽然互相诘难，根源上皆受同一传统熏染，共奉某些信念，一致以维护政治秩序为务。汉初史家司马谈评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239]无人想到人民能够自主，但大家都知道人民是国家的基本、统治者的资本。争取民心以图治或争权，春秋时早已是诸侯大夫的惯技。保民恤民的论调更是普遍[240]。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商鞅曰：“法者，所以爱民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管子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41]大家一致反对贫富不均。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法家患贫，着力发展经济，但一样患不均；管子曰：“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242]现代史家总结：“凡先秦诸子，无不以均贫富、使民丰衣足食为首务者。其方法则互异：主张恢复井田者，孟子也；开阡陌以尽地利者，商鞅也。”[243]方法不同，实际利民的效果也不同。
简言之，儒、法都志在善治养民的权威政府，但对于这政府的性质，却大相径庭[244]。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这大前提可以分为三项讨论。其一，儒家同情封建贵族，自命统治精英；法家则致力创建君主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约限贵族。其二，儒家的政府不外个人关系，政治原则不外家庭伦理的简单延续，如图2a所示；法家竭力开拓公共范畴及其支柱的法律和制度，创发政治概念，例如公义（图2c）。其三，儒家着眼统治者的主观心态，法家则顾及其政策的客观效果。儒家的主观理想常脱离现实，说来高远漂亮，比务实处理丑恶问题的法家理论动听得多。
君子与庶民
诸子争鸣的时代，封建贵族虽然逐渐衰落，但仍气势汹汹，骄奢专横。儒者谨守先王之道，渴望巩固贵族，用“仁义”改良他们的礼教，乃至跻身加入统治圈子。孟子鼓吹加强世臣、优待巨室，把“仕者世禄”作为仁政的基柱之一[245]。反之，吴起曰：“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246]法家适时变法改革，致力创建制度，依法律抑制贵族、督察官吏，防止他们滥权欺君凌民。对权益阶层的不同态度，是儒法两家冲突焦点之一[247]。
有学者说，论政最大的分歧是，法家持君主的观点，儒家持人民的观点[248]。我认为此说有欠考虑。法家讲制度，其重点不在君而在国，在君主集权的国家体制。这些待会再说。现在我们先看儒家的立场。
“人民”不是铁板一块。先秦或罗马的社会，尤其等级森严。巨室、小户的权益和渴望纷纭杂沓，而且常起冲突。因此读者必须细心察看，政治文章里的“人民”主要指谁。例如，学者分析普里卜斯和西赛罗的著作，发现讨论政治权力分布时，他们所说与元老贵族和执政官分庭抗礼的“人民”，只指骑士阶层，最多算上买得起重步兵全身装备的富农[249]。同样地，讨论“孟子贵民”，我们亦不妨追问：哪一类民？怎样贵法？探索这等问题，看空言不如看遇事时如何作选择。上述罗马共和国的经验显露一个政治科学常说的现象：若社会丰裕、众生满足，统治容易。若资源紧张，争执四起，则如何衡量轻重、取舍调协，就显示什么民为贵了。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50]把人民分成操权益的君子和事生产的小人，并非孟子首创。但劳心君子应当拥有统治的特权和受供养的特利，则由他提升为天理，滋育恒久的知识分子自我优越感，在今天“民主”的议论中，尚隐约可见[251]。
与孟子同时的庄周形容儒者为“缙绅先生”[252]。他们承继王官之学，在诸子中最为尊贵，虽然缺乏墨家法家的历历功绩，但得贵族隆礼丰赠。史笔称“儒家近乎是贵族的清客”，“虽不必从政，但俨然以士大夫自居”[253]。这种大摆架子、不耕而食的作风，当时甚受批评。孔子时，齐国的贤相晏婴已指出，儒家君子鼓吹的繁文缛节、厚葬久丧，对他们自己有利，但对小民则不是福而可能是祸[254]。
孟子怜悯当时“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同时强调要诸侯厚养君子[255]。他自己到处接受黄金馈赠，葬母之厚，弟子和鲁公皆认为太奢[256]。他无职责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弟子担忧“不以泰乎”，他坚持自己“如其道”，但这“道”是什么，却甚是含煳[257]。社会分工是他最有力的论据。然而从弟子“无事而食”之诘及其引用“君子素餐”的诗句，可见孟子未能解答三大质疑：为何劳心劳力的报酬判若云泥，小民要供养君子挥霍？自吹自擂外，清客君子拿得出什么实在功绩贡献，可以开脱长期白食之嫌？社会分工，以粟易帛，是民间自愿的交换。为什么君子要利用政府的独特强制权力，榨取小人的劳力果实？[258]
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这政治经济的因果，关注社会现实的人都应熟悉。墨家道家指斥不少儒生“妄作孝弟，而徼幸于封侯富贵者也”[259]。法家骂抛诗书以自高身价、说仁义以博取官位的人为“虱”为“蠹”；他们不但自己浪费，而且打击别人的干劲，破坏勤恳的风气。若空说“仁义”就能获得高官厚禄，老百姓看见了都不愿意耕田，转向学文索官了。商鞅曰：“禄厚而税多，食口者众，败农者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260]无功而要国家豢养，间接吸取民脂，正是法家力图取缔的权贵行径。
人事与制度
孟子曰：“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261]儒生自夸应受供养，因为他们奉人治思想，坚信圣贤君子只须身任高官，即大功告成，不消区区顾虑政策实践，光凭个人的品德表率，天下自然賓士，这就是他们所谓“教化”。权位最高的君主，教化力最大。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教君主：“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62]为了支持他们的人治主义，儒家标榜古代圣王的完美世界，从夏商周三代，上溯信史之前的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并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63]如此言语，不胜枚举。结论是把全国的治乱命脉，系在君王一个人身上，“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64]圣贤人治的思想，经宋明道学再次发扬，大同小异地长存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崇拜伟大领袖的心理[265]。
儒家圣王贤臣表率的仁义，以家庭为要，以亲亲尊尊为上。孔子解释从政，推孝道以及国政，也是治国，此外什么是治理国政呢？[266]他的大弟子曾参明倡“以孝治国”，日后成为历代皇朝的宣传圭臬[267]。孟子贬清廉为小节，举“亲戚君臣上下”为最高大义[268]。他反复教诲：“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269]提出大同世界理想的《礼记·礼运》记孔子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圣人明白它，就能“以天下为一家”[270]。五伦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接。儒家认为它们足够胜任天下所有人类关系。牢牢嵌在个人关系网络中，个人感到温暖安全。
世界各地都有个人关系网，但很少像儒家般，坚持政府也是人事挂帅。孟子告诉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71]只见人际权谋，不见政治制度；只见君臣私交，不见国家公事。这种治国单方，在封建贵族那家庭般的寡民小国里可能奏效，但这政治社会情境在孟子时代已经消失了。人口和国家规模已激涨了十倍，莫说中国统一后，规模庞大，社会复杂性更勐升了。儒家不顾社会剧变，脱离现实，固执“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272]然则惯于眷顾百十亲友的君子，怎样管治亿万陌生人？亲亲尊尊的仁义道德，能不能够帮助官吏避过裙带朋党、偏私腐败之弊？
不能，法家回答。法家反对倚赖圣贤仁德的人治。就算圣王的表率教化力真如儒家所说般全善万能，但尧舜百世一现，伪君子却车载斗量，因此单靠君王品德，必然乱多治少。要社会稳定繁荣，政府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即使在平庸的君王下也能运行，顾及普罗福斯。换言之，它必须缘法而治[273]。
法家对中国思想的不朽贡献，是客观切实，发明较为抽象的政治概念，超越私人之间的交接，表达出普遍的社会结合。在他们的言文政策中，“公”逐渐涤去公侯公室公田的封建意义，衍化成我们熟悉的公平、公道、公义、公共、公享、公众[274]。公开公平的法律制度，主持公道公义，开拓公共范畴这一新维度。“三維”的人类世界包涵五伦，但不束缚于它们，因而更宏阔、更丰富（图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