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边陲势力伺机而动
在中国战国和罗马战士之国的时代，人类的图强意志在战事中表露无遗。杀戮之烈，要到发明“帝国主义”的现代欧洲才能超越[383]。其时欧亚大陆的两端，各有一个火爆的国际系统。齐、楚、燕、韩、赵、魏、秦争雄于众小国之间。罗马、迦太基、希腊的亚该亚联盟和埃托利亚联盟、希腊化王国马其顿、叙利亚、埃及等大国，周旋于众城邦之间。200年的战火把每个系统镕铸为一个巨幅国度：秦朝和罗马帝国。
假如我们想象东公历史是两场大动作的戏剧，那么传统史籍留下的剧本相映成趣。在西方，一盏强烈水银灯始终射在罗马这独家主角身上，其他国家只有与它交手时才得亮相。在东方，多盏舞台灯一开场就照亮了代表中原的整个戏台，其上东周列国像一班兄弟亲戚逐渐成长，从吵闹进至砍杀。秦屈居一隅，要到最后一幕才争取到水银射灯。剧情的差异不光是史笔手腕，主要是基于史实的不同局势。
有学者用美国的扩张经验比喻罗马历史[384]。一如欧洲列强无暇干碍美洲的新兴国家，地中海东部列强对遥远的意大利甚无兴趣，由罗马坐大。它们更缺乏联盟抗敌的传统。除少数例外，罗马对任何一个敌手都占军事优势。它主动选择靶子，逐个收十外国，养成单方行动、独发号令的对外习惯。也有学者认为，战国的局势，堪比现代欧洲早期的势力均衡[385]。五七个关系密切、实力相若的国家深谙军事外交，熟知即使首席强国也不敌几个次国联手。战国七雄实行多方谈判，合纵连横。单方、多方的外政作风，到帝国、皇朝时代犹自不衰。
两个帝国创建者的早期环境颇有相似处。秦于前771年受封为诸侯。罗马传说在前753年建城、前509年成立共和国。两者都是后起之秀，各自诞生在一个蓬勃文明的西陲。在地中海东部，希腊人于前776年举行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东部，首创平民教育的孔子死于前479年，先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生日10年。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处身的社会，经济以稼穑为主，参以商贸，工巧艺术显财富、竞奢华。
躲在一个偏僻的河谷中或半岛上，秦和罗马的文化经济都逊于其东邻。它们对高级学问没甚兴趣，在工技也不见特长。秦的弩和铁剑都较落后[386]，罗马的兵器也常比敌人的差[387]。然而在组织上，它们独有建树，能发展有效率的政治机构，动员人力物资。秦人和罗马人一般地生活质朴，思想踏实，以战士风骨整合坚韧农民。七国中，秦独倡农战。罗马人认为迦太基之所以失败，其咎在把商业放在军事之上。秦和罗马各自征服其东邻，但驯服于其文化。秦的高卿宰相多来自东方诸国。罗马辖下的希腊人很少学拉丁文，反而罗马人摹习希腊文学，正如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谓：“囚徒希腊制服了它的俘获者，把野蛮的拉丁人带入文明。”[388]
秦和罗马的崛起，切合一个最古老、亦证据最多的历史模式：一个原处文明边陲的势力奋起，其划时代的征战使世局改观[389]。或部族或小国的边陲政体多如牛毛，绝大部分无声无息地沉没于历史长河，可是偶然有几个隆立，使长河改道。两河流域文明东陲的波斯、希腊文明北陲的马其顿，各自崛起成为大帝国。在东亚，中国北陲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向中华文明挑战。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及东欧大部。17世纪清兵入关，创建中国最后的皇朝。秦和罗马的劲敌，楚和迦太基，本身就是边陲势力[390]。
边陲势力介于高文化与未开化民族之间，可以采取前者的知识，发动后者的活力。累积的知识文化提高发明力，然而无论多精巧的发明，也有可能被保守思想窒息、僵硬制度羁缚，沦为小玩意，不能转变为创新，大规模地应用于改善社会的创建。中国发明火药、罗盘，便是例子。边陲人民纵使劣于发明，但可能更擅长创新。他们没有陈朽的思想包袱，能接受新事物，灵活把握时机。他们未被奢华逸乐腐化，生活朴素，富耐劳干劲、冒险精神。他们简单的机制有发展余地，未开发的资源可以投入新的建设，不像已发展社会的资源被绑在旧建筑物内。历史进展多是实践摸索，先行者的错误可以带来新知识，但不免留下自己的疤痕。新兴国家有前车可鉴，避免错误，选择新知识发明，大胆创新，后来居上。这些都是史学家所谓“落后的有利因素”。再者，缘边的位置有战略益处，它够近以汲取先进知识，够远以免惹列强注意干涉。边陲势力可以韬光养晦，静静地发展四周穷乡、创建机构，直至它能与列强一较高下。
秦和罗马的崛起看似突然，其实因为它们的东方对手已在衰退途中了，一如黄昏时明月好像突现天顶，只因掩盖它上升的日光暗淡了。在中国，六国彼此征伐已现疲态。在地中海，希腊式的王国已忘掉了亚历山大的创建，例如令军队所向披靡的步骑协同[391]。东方诸国皆感到危险。六国视秦为大鸟，面东而立，垂喙中土。希腊人视罗马为低垂西天的风暴乌云[392]。两区都有团结抵抗的呼声，但都无能抗拒苟且偷安的引诱，最后都自取其咎。
秦朝和罗马帝国一样以积极征战崛起称帝。它们消极的末日也很相似；两者都没有认真自卫，几乎是不战而亡。别若天渊的是它们的寿命。秦祚15年，它不到一代的时光就消散了它的无敌军队，罗马帝国要400年功夫才做到。为什么秦的军备削减得这么快，以致兵临咸阳城下时，它要赦免囚徒作战自保？汉随秦制，为什么汉初宁愿屈膝求和、进贡给匈奴，而罗马内战一完，奥古斯都马上发动大规模的征战以扩张帝国？西汉皇朝和罗马帝国的迥异外政，是否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统治阶层特色？假如是的话，这些特色是否在先秦和共和国时代已隐约可见？
3.2 秦与六国合纵连横
西方China之名称源自“秦”，译作“秦那”也许比“支那”更适合[393]。秦在东周列国中位置最西。统一中国之前，它盘踞泾渭盆地500年之久，把守中国到中亚的天然信道、即后来成为丝路东段的河西走廊的门户（地图2）。西方人民与中国交往，都经过秦地，因此把东方之国唤作“秦那”，原不足奇。汉朝时匈奴犹称中土人为“秦人”，到三国时仍有人把秦人和胡人并称[394]。
泾渭盆地，八百里秦川，披山带河，号称关中（地图3和7）。黄河屏障它的东北，黄河南面秦岭迤逦，时而逼近黄河，形成险要关隘。函谷关、崤关、潼关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最惨烈的战争。战国时人已认为关中的战略优势是秦得胜的因素之一。秦汉间张良的评语最中肯：“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395]边陲势力据关中形胜之地，可以安然发展其南北资源，壮大自己。即使两千年后其他地区更为富庶，关中北边的延安，仍然保护培育了中共革命。汉朝先发制人，虽然君臣都喜爱中原，但毅然建都关中，不让别人利用。它汲取了历史教训：秦就靠关中起家；秦以前，周也一样。
关中是西周的王畿。居住在它西陲的嬴族世与西戎杂处。嬴非子养的马蕃息。周王赏识他的才能，前870年封他作附庸，赐他秦地为邑，因此号曰秦嬴。前771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尊优贵族皆随平王弃国东奔。秦将护驾有功，平王封他为侯，独自留守关中，答应如果驱逐了戎狄，土地就归秦。秦襄公伐戎战死。其子奋斗不休，终于平息戎乱，收抚留下来的周民。就这样，秦立国就承继了西周的土地人民，但没人预料它能在前249年灭东周，承继其天子之位[396]。
前659年即位的秦穆公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戎狄的威胁减少，但未消失。秦未能创建适当的统治机构前，战败投降的戎狄不久就再肆侵扰，反复不休。要到前272年，秦才能彻底解决最强的戎国义渠。与罗马收十强悍邻居的坚决快速手法相比，秦还算慢悠悠[397]。
霸西戎不过是安慰奖，插手中原是秦穆公的野心。他两次大规模运粟到晋以救荒济饥，三次帮晋平息争位之乱。可是当秦越晋伐郑时，晋断然结合姜戎出兵，败秦师于殽。险要的关津犹如两刃剑，能为关中抵御东来攻击，也能阻止关中势力东进。一日它们落在晋强有力的手中，一日秦就只能禁闭在一隅。穆公后秦不振，只能旁观晋楚争霸[398]。
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局势为之改观。三家积极变法，淘汰陋规。国富兵强的魏西越过黄河，略取秦的大片河西土地。不过秦还算幸运。前361年魏王迁都，从邻近秦的安邑东迁到大梁，故称梁惠王。东方前景光明：新进技术能够开发肥沃的冲积平原，中原那些腐朽的封建贵族也容易取替。把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兴旺、外交活跃的地方，本是一个有为国家明智之举。但从事后看，魏犯了个大错。它低估了秦，忽略了防卫。此后魏与齐等东方诸侯争战，消耗实力，却把它空虚的西部去养肥秦[399]。
一连串的昏君庸贵争权夺位，使秦积弱百年。久居晋的秦献公返国，深知就算外来压力因魏东顾而稍减，秦若不自强就无法自保。孝公承其遗业，即位后下令求贤，从魏国引来了商鞅。在他支持下，前356年商鞅开始变法维新。然而，要到前328年，秦才能从魏手中收复所有失地，可见它以前落后的程度[400]。
前316年，秦惠王放弃伐韩立威，宁愿攫取蜀贵族内讧求援的机会。征服巴蜀只须10个月，置郡统治却费了30年。秦安抚经营不遗余力，把四川盆地建设成一个富饶的地区，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物质基础。这是边陲势力有发展空间的好处[401]。
前4世纪后期，战国逐渐摆脱宗法封建的束缚。经济蓬勃，内政转轨，外事改型，世局一新。春秋期间大国兼并小国、争取中等盟国以争霸的国际局势，因小国消失殆尽而过时。代之而起的是近10个大国彼此掣肘、互相攻伐的均势局面。战国诸雄争取疆域人口。新式的政治组织使国家更能动员物资人力，战争规模随着升级。大队步兵代替了小队战车，强弩、骑兵等新武器新兵种相续出现。兵法家讲究灵活的野战，辅佐传统阵战。防御工事与攻城技术互斗神通。各国筑长城相拒，此外燕、赵、秦更筑城拒胡。战国期间，娴熟弓马骑射的草原游牧民族开始强大，渐成威胁[402]。
战国七雄中，南方的楚吞噬了春秋末期称霸的吴、越，疆域最大，也要秦用兵最多才能征服。然而楚虽然地大物博，表现却只平平。它根深蒂固的贵族废除了大部分吴起的新法，所以政府的组织效率较低，无法动用资源抗敌。
燕国的都城在今北京附近，地较偏僻，春秋时无闻，七雄中最弱，但留下最多铁剑给考古家发掘[403]。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也自此出。荆轲在送别会上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燕赵慷慨之风。他通过守卫森严的秦廷搜身，匕首藏在手捧的地图卷中，可是他的目标注定要将来统一中国[404]。燕痛恨秦，但实际上却因削弱秦的大敌而成全了秦。它的袭击使齐一蹶不振。它和赵也是鹬蚌相争，秦人得利。
赵可谓有双重性格。它的首都邯郸洋溢着音乐舞蹈等雅致文化，同时它受北地风光陶养，兼具豪爽痛快的性格。前307年赵武灵王发展骑兵，令军士穿胡服、习骑射。除了征服草原游牧民族，赵更兼并了位在河北、胡人所建的中山国，收编了他们的军队，跃为一等强国。齐为燕创而萎缩后，赵是秦的最大敌手[405]。
地位居中的韩和魏四面受敌，也容易四面倒，在国际均势中常定轻重。韩的疆域最小、地理最险。坐跨黄河，秦东伸必经之路，它灭亡前早已被秦蚕食。魏先是七雄之首，虽被齐败而气焰大减，但仍不容轻视。它的人才济济，但不能好好任用。曾助魏文侯改良政治、略取秦地的吴起，便遭贬黜而跑到楚去了。商鞅、张仪、范雎入秦。这些军政治才为敌国策划，是魏倒霉[406]。
在棋盘东西两端的齐和秦，显露华夏文明同中之异。农业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基本。秦专心一务，齐却兼营渔、盐、商业。秦都咸阳简朴。齐都临淄领户7万，口当逾30万。街上车轮击、人肩摩，到处吹竽鼓瑟、斗鸡走狗。秦商鞅贬斥文学游说之士，齐威王、宣王喜欢他们。齐壤接孔教大本营的鲁，临淄的稷下学宫多至千人。威王、宣王开康庄之衢，建高门大屋，尊宠70多个稷下先生，更授孟子以高卿厚禄[407]。
数百年的世局互动演化，造成军事竞争的漩涡。战国七雄溺陷其中，单方裁军形同自杀，多方和议犹如春梦。弱国割地求和，得到的不是太平，而是更多凌逼。战胜的强国不敢松懈；稍一疏忽，别人便有可乘之机。各国戒备，使局势益加紧张。
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情景，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少见的是由数个强弱相若、文化相同、地位平等、外交密切的接壤大国，组成国际平衡均势。多头势力很难保持势均力敌，所以大国均衡鲜能长久。最后其中一国脱颖而出，或成霸主，或把均势变为帝国，即如秦灭六国。还有，边陲势力壮大也会造成威胁，就像东地中海系统被罗马征服。
历史上势力均衡的局面是少，不是没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另一例子是1648年终止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现代欧洲。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就像战国七雄，各自全权独立，野心勃勃，好战成性。它们同属基督教，罗马梵蒂冈的势力比周王还大。动员打仗是欧洲列强改革政治的大动力[408]。它们的外交较有制度，譬如长驻大使。但若论外交频繁或勾心斗角，它们与战国的合纵连横不相上下。“奸诈的不列颠”不择手段地防止欧陆诸国统一。与战国最大不同的是，当欧洲均势失衡而大势一面倒时，有局外的美国参战。结果是欧洲继续分裂，而秦统一中国[409]。
3.3 从均势到统一
战国均势的首次大调整，是魏迁都大梁后被齐挫锋芒。先是赵入侵魏的附庸卫。魏不忿，联同韩围攻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救。齐卿合议道，假如不救，魏取邯郸而壮大，对齐不利。假如出兵解邯郸之围，魏、赵两全，对齐也不利。于是他们决定先让魏和赵在邯郸打个你死我活，然后趁魏的精锐在外，命齐军直奔大梁，围魏救赵。魏果然中计，回师救大梁时被齐在桂陵伏击。
桂陵之败对强大的魏只是小挫。魏与赵讲和，镇压了秦的乘机蠢动，前342年进攻它以前的盟友韩。韩向齐求救。齐故技重施，先让魏和韩打个够，然后挥兵大梁，逼魏回师。这次齐把魏军引到马陵狭道，伏兵万弩齐发，魏军覆没，将军战死，随军的太子被擒。马陵之前，魏惠王自称为王。之后，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相会，互称为王[410]。
秦乘魏败，大展宏图。它看中了楔在它本土关中和新占巴蜀之间的战略要地汉中。汉中属楚。楚与齐盟。秦用张仪，一面挑拨齐、楚，一面拉拢魏、韩。击败楚夺得汉中后，秦转而欺凌盟友。魏、韩投靠齐，秦便和楚修好。
这几个例子凸显战国瞬息万变的外交。一国特别强时，别的国家就合纵对抗。强国要拆散合纵联盟，便与成员个别谈判独家连横。无数纵横家周游列国，提供各种“合众弱以攻一强”或“事一强以攻众弱”的外交策略[411]。没有人用“势力均衡”的字眼，但实际行动并不一定需要抽象概念。在个体众多的场合，每人敏捷地因看顾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交易，可以形成均衡大局。用在经济学上，这唤做市场的“无形之手”。
前316年秦不伐韩而伐蜀，其决策显示均势的窍门。秦臣聚议。张仪提倡秦联结魏、楚，伐韩以临周境，逼周献九鼎：“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司马错的反驳更有力，“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412]。秦的确垂涎九鼎，但按捺到前225年才灭周。它容忍韩的耐心更大，因为它明白，不必要时不宜去挑惹敌意。吞食巴蜀那样的边沿小国没问题，蚕食中土大国的疆域也可以。但如果占取大国，打扰均势，就会犯天下大忌，到处树敌。
在洞察外交要旨上，文学之士充斥的齐不及务实的秦。原来燕王搞禅让，太子不服，效法尧舜的结果是前314年的燕贵族争权内乱。司马迁熟悉《孟子》，但衡量所有史料，写《史记》时采用了《战国策》：“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413]《孟子》透露此说当时的确流行。它五条自辩之词分散各章，虽然模棱，但承认孟子赞许“燕可伐”，并且为了战事而继续留任齐卿，有言责[414]。齐宣王派孟子的多年挚友匡章为将，取燕势如破竹。然而诸侯谋救，燕人不堪齐兵暴虐而叛。齐想学武王伐纣的美梦落空，兼且后患无穷。燕人恨齐乘己之乱，蓄意报复，使苏秦反间，怂恿齐伐宋。前286年齐灭宋，激发诸侯更强烈的反应。本来与齐合纵抗秦的赵、魏、韩三国倒戈，联秦歼灭齐军。乐毅乘虚领燕军从北直入，夜下齐城七十。齐虽能收复失地，但元气大伤，此后只望孤立自守[415]。
三国孔明责怪六国不肯团结抗秦。在战国最后20年，此责有理。但此之前，六国的外交战略复杂，并无黑白取舍可言。对每一国来说，秦皆不是唯一的威胁。列国各怀私心，不到生死关头，很难长期结盟。唇亡齿寒的忠言逆耳，息事安人的高调好听。为了巩固合纵，几国有时同任一个共相，虽然苏秦配六国相印以合纵伐秦的故事多半夸大。共相或能统一最高指挥，但不能改变各国军队组织不同、缺乏合作训练的困难。企望盟友首当其锋、自己不劳而获的揩油心理，阻碍联军呼应配合。前293年伊阙之战，秦将白起就利用敌人你推我让的心理，大败兵力倍胜于己的韩魏联军。他用疑兵增加韩军的踟蹰，集中精锐击破魏军，再回头收十韩军[416]。
秦昭王前306到251年在位。这个长祚君王能得位，全得力于太后及其弟穰侯。昭王前期，贵族权力炽盛。秦破楚侵韩犯魏，斩获甚丰，唯有赵能挫其锋芒。穰侯攫取远离秦境的山东商业城市陶，作为自己的采邑。为了扩大陶邑，他屡次越过敌国去攻打魏的大梁，但都被燕赵援军击退。前266年，魏国仆人范雎入秦，向昭王指出，穰侯所为其实是消耗国力以图私利。攻取遥远的土地一定会徒劳无功，因为不能守，终必会被逼抛弃：“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417]扩张必须凝结巩固所得的疆土，这在我们看来是营建帝国的常识。“远交近攻”的政策这么晚才被明确提出，而且这么脍炙人口，可见封建割据的思想在战国时代仍然强大。
齐衰后，与秦平衡势力的重量落在赵。赵数次败秦。为了争夺原来属于韩的上党，秦、赵在长平对峙了3年。前260年，白起以25000人奇兵抄赵后路、断赵粮道，并以5000名骑兵把赵营割分为二。饿了46天的赵兵终于投降。白起坑杀降卒，据说超过400000人。这样悬殊的军力的数字，实招夸大的嫌疑，但在中国史籍中并不罕见。不论如何，军力巨损的赵国仍不乏抵抗力，使秦围邯郸三年而不得逞。列国君主摄于秦威，不敢救援，贵族们奋起行动。赵平原君赴楚说服楚王，魏信陵君偷魏王虎符发兵80000人。魏楚联军配合邯郸内应，不但解围，而且击溃秦军，收回大片失地。迟至这地步，合纵还有可为。不幸六国不乘机巩固同盟，反而互争小利。前241年它们最后一次合纵抗秦，雷声大而雨点小。它们灭亡，实难单怪秦暴力[418]。
熟观国际形势的《管子》说：“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419]战国初年，秦不经意地耽搁，待先举的齐楚三晋疲于互伐，收后举之利。200年来运转局异，六国皆弱而秦独强。前238年弱冠亲政的秦王嬴政挑起天下大任，决意以战止战，结束这血腥的战国局面。秦廷君臣有雄心但不粗心，不忘战国历史上无数失足成恨的可鉴前车。他们派大批间谍渗透六国，收买权臣，麻痹腐化，防止合纵，以便逐个击破敌人。受秦贿赂的齐相闭境自安，不肯帮助五国抵抗，直到祸难轮到齐的身上。在秦准备周详、行动迅速的战役中，六国如狂风败叶。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420]。
同年在地中海区，罗马接到消息，汉尼拔被迦太基军队选为统帅。
3.4 罗马争雄迦太基
罗马征服意大利期间，亚历山大的帝国像烟花爆竹般一飞冲天，随即爆裂为三个王国，注定后来亡在罗马手上。在抵抗能力上，它们远不及罗马的第一个海外大敌，迦太基。
迦太基位处战略要地，领导前8世纪在地中海西沿殖民的许多腓尼基城邦。迦太基人擅长航海，热衷经商赚钱，领土野心不外非洲北部。在别的地方，他们只希望扩展垄断商贸。商港最看重安宁，而维持和平也是他们对西班牙、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一贯政策。西西里的众多希腊城邦在叙拉古的领导下，与迦太基均势相安[421]。
亚里士多德分析政体，认为迦太基与斯巴达相似，还略胜一筹。普里卜斯说迦太基和罗马一般，都是个混合式政体，不过罗马偏重贵族，迦太基偏重民主[422]。西塞罗评说：“迦太基的统治明智，否则它不能维持霸主之位六百年之久。”[423]
罗马和迦太基数百年来关系良好。两个共和国曾签订不下三份条约，承认彼此的势力圈子。现代学者提供有力旁证，推测有一条约规定“罗马不涉西西里任何一处。迦太基不涉意大利任何一处”[424]。分隔两者，只是狭窄的马萨那海峡。
西西里岛北端有马萨那城，当时被马梅亭人强占。这些凶残的意大利雇佣兵抢掠附近的希腊和腓尼基城邦。叙拉古出面干涉。一个马梅亭集团向罗马求救，另一集团呼援于迦太基。迦太基出兵，留戍马萨那。罗马元老院犹豫不决，理由想不止因为马梅亭人臭名昭著。不论如何，执政官一面以丰厚的战胜品利诱，一面以迦太基可能占领西西里为恐吓，劝服民众大会投票开战[425]。前264年，罗马首次出兵海外。三次因腓尼基人（Phoenician）而名的布匿（Punic）战争，止于前146年迦太基毁灭。第一、二次大战，连同其间23年的休战期，是二强历时62年的长期较量。较为短暂的第三次冲突，是一个解除了武装的人民，面对一个超级大国的垂死挣扎。
第一次布匿战争
“自卫性的帝国主义是罗马外交政策的主导”，一位现代学者如是评论罗马入侵西西里[426]。这论调相当普遍；在欧美帝国主义横行全球的时代，西方学府风行以自卫粉饰罗马侵略。帝国主义收敛，自卫的借口也受到批判。今天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迦太基对罗马实在无客观威胁。假如罗马主观上有远忧，它并没有寻求和平的解决途径，例如外交谈判，或与叙拉古结盟抗衡。它只断然入侵西西里。这政治分析，可与军事行动相对证。
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自始至终都是被动。战略和运军的主动差不多全由罗马操纵[427]。罗马大军越境，迦太基和叙拉古齐齐吃惊，仓猝间并肩抵敌，难免败北。假如罗马旨在防卫意大利，那么占领戍守马萨那就够了，但它并不停手。第二年，它倍增远征军。叙拉古被逼作城下之盟，沦为扈从。西西里南沿的希腊城邦阿格坚腾容许迦太基新募的军队集合，因而惨遭罗马屠城，余生的希腊公民全被卖作奴隶[428]。
罗马的陆军无敌，但无法攻陷西西里的海港城邦，因为它们有迦太基的海军补给支持。胶着三年后，罗马知道必须改变策略。外行水手奋志，三个月内建造120只战船。海军首航即报大捷，从此获得海上优势。前256年，罗马的海军扩建三倍，载大军渡地中海，登陆北非。远征军败于希腊雇佣将军指挥下的迦太基陆军。舰队载残兵回家，又因司令不顾天气环境而在暴风雨中全数沉没。罗马不气馁，重建舰队，但只看着它重蹈覆辙[429]。普里卜斯解释：“一般来说，罗马人凡事以力取，认为他们只要立志力行，即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他们的坚毅意志常使他们成功……不过当他们面临天威海怒，也一味仗力蛮干，结果难免吃大亏。”[430]
此后，西西里成僵局。罗马海上无能；甚至陆上优势，也受挫于迦太基的新任统帅汉米卡·巴卡。最后罗马咬牙，第三次建造舰队，摧毁迦太基的海军，逼缺乏补给的海港城邦投降。前241年，迦太基认输。回顾第一次布匿战争，普里卜斯评道：说勇气，罗马战士稳占上风。论双方将领，最伟大的无疑是汉米卡[431]。前246年升任西西里统帅时，汉米卡首获麟儿，命名为汉尼拔。虎父无犬子。
20多年战事淘空了双方国库。为了建造第三个舰队，罗马发行公债，说明必须战争胜利才得偿还。为了避免加税，迦太基企图折扣它所拖欠的雇佣兵费。结果罗马人的爱国心奏捷，迦太基人的贪婪惹祸。雇佣兵哗变。更糟的是，罗马趁火打劫，不顾新签的和约，趁迦太基要对付叛兵，强占了富庶的撒丁岛[432]。普里卜斯分析：“关于撒丁岛，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甚或借口，可以开脱罗马的行为。”迦太基之丧失撒丁岛，“违反了所有公道正义”。他认为这是后来战事的主要起因[433]。
第二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失去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资源，还要付大笔战败赔款。鉴于形势，汉米卡说服国民，重振并扩张他们在西班牙的霸权，以开发那儿的丰富矿藏。汉米卡渡直布罗陀海峡，经略西班牙，直至阵亡。前226年与罗马的条约，以西班牙北部的依布罗河为界。条约并无提及迦太基境内的萨贡图[434]。
前221年，迦太基政府确认军队的选举，任命汉尼拔为西班牙统帅，加强统治。萨贡图不服，诉诸罗马。详情甚模煳，但大多数现代学者同意，罗马没有合法的理由去阻止汉尼拔攻打萨贡图，事实上它也没有为此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萨贡图城陷；汉尼拔的屠城手法，一如罗马之屠阿格坚腾[435]。
萨贡图被围8个月，罗马袖手旁观。城破后它又等了3个月才向迦太基发最后通牒。一位现代学者形容罗马海外外交的一贯作风，强调说：“罗马故意把条件提得极高，与指责的损害完全不相称，使对方无法接纳。”[436]漫天开价，但只给对方两个选择：接受或开战。据普里卜斯叙述，忿怒的迦太基元老院反驳，引证各项条约，力陈自己的行为合法。罗马一口拒绝讨论任何辩解理由。这般交涉，以前也试过。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登陆非洲时，迦太基求和，罗马统帅的态度，就像自己已经是主宰了[437]。那时迦太基人保持自己的尊严，现在也一样。就这样，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前218年开幕。
战争摧毁战场；无论谁赢，当地的老百姓遭殃。自从罗马击退入侵的山民后，它一贯到别人的领域里去打[438]。这次依然，它早已准备好了，宣战后马上调派两支军队，一取西班牙，一取非洲。意外的是，这次它棋逢对手，能以彼之术还治彼身。汉尼拔不愧其姓；“巴卡”有闪电之意。他迅速安排西班牙和非洲的防御，遣使前往各处借道，并与高卢人接头联盟，召募多民族的大军，由西班牙向意大利进发，开始史诗般的战役。途经今法国马赛附近，他与开往西班牙的罗马军擦肩而过。罗马军在制海权下享受海运，他则千里跋涉长征。行军和突破沿路阻拦消耗巨大。汉尼拔纵容逃兵，只留精锐。初冬雪暴中翻过阿尔卑斯山，更死伤累累。到达意大利时，军队只剩下一半[439]。
普里卜斯记载：“罗马及其扈从盟国总共有后备步兵700000人、骑兵70000人，随时应征。汉尼拔则以20000名军士，入侵意大利。”[440]步军外汉尼拔还有6000骑。艰难的进兵路线意味他既不思退路，也不思增援。在意大利转战15年，他只接到一次海外增援，共4000名士兵。额外的军队他必须在意大利从罗马的附盟中召募。然而，即使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刚被罗马征服，巴不得报仇，但对这备受雪山折磨的憔悴小军队，仍将信将疑。要鼓舞军心、争取支持，汉尼拔必须打赢仗，而且是赢而少受伤亡；他的骨干部队死一个就少一个。
汉尼拔孤军深入敌巢，所持的并非自杀性的狂热，而是个冷静的有限政治目标，即削减罗马的海外扩张。按普里卜斯记载，他后来与马其顿立约，设想强逼罗马放弃一列城镇，然后讲和[441]。罗马辖下的意大利是个联盟，罗马公民只占全人口三分之一，军队大半出自扈从盟国[442]。假如能挑动扈从反叛，那么罗马的势力将大为削弱。汉尼拔企图击碎罗马的无敌威望，使扈从有胆造反[443]。
从意大利半岛北端，汉尼拔提兵南下，数度与罗马交锋，击败越来越强的对手。先几次他迂回埋伏，使罗马人大叫诡计。然而，前216年的坎尼会战，却是两阵对圆的正规仗，并在罗马挑选的战场上进行。汉尼拔领40000名步军和10000名骑兵，其中半数是高卢人。罗马及其扈从共发步军80000人，骑兵6000人，企图以泰山压顶之势全歼狡敌。他们动用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却打了个最大的败仗。汉尼拔在众目睽睽下设陷阱，摆个新月形的中凸阵线，减弱自己的中军。中军的轻步兵边战边退，慢慢把敌人吸引到两翼重步兵的虎钳之间，让骑兵有时间把罗马骑兵打败，然后回师抚敌之背，来个战术大包围。差不多70000个罗马兵躺在沙场，汉尼拔的伤亡大约6000人。坎尼之战是世界战史上名仗之一[444]。
汉尼拔每次得胜，部将皆怂恿他乘势拔取罗马城。坎尼大捷，他们踊跃之情沸腾，然而他约束部下盲动。孙子所谓“其下攻城”，在西方也有道理。70年后强弱悬殊，罗马仍须三年才能攻陷迦太基城。而今罗马城墙坚固，政治清明，随时应征的后备军遍布意大利。汉尼拔的兵少，长于野战。若要攻坚，具重器械，难免丧失活动的优势，长期被绑在一地，受敌人内外夹攻，胜算不大。他坚守自己分化罗马联盟的策略，每次胜利后，都把战俘分为罗马公民和扈从兵。他善待扈从兵，毋需赎金释放，告诉他们：“他的来意是恢复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帮助他们从罗马手中夺回丧失的土地城池。”[445]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更对罗马战俘说：“他与罗马之战，并非生死之争。”他选择战俘陪送使节，把这讯息，连同讲和的提议，带返罗马城[446]。
有限战争的观念并非汉尼拔独创；民族主义要2000年后才诞生。西塞罗同样认为罗马和迦太基所争的是荣耀和权势，这类战争应该不比生死挣扎凶残[447]。日后罗马便乘胜与迦太基、马其顿等缔结和约。鉴于当时国际习俗，汉尼拔重创敌人后主动商协，企望合情理的和约，并非异想天开。可是他低估了罗马人异常坚定的意志。他们根本不让迦太基的使节接近城门。公民上下一心，绝不谈判，连战俘都不赎，杀卖随便，不胜利则战死[448]。全面战争的决心，终于使罗马独步天下。不过意大利的人民，付出惨痛代价。
罗马实行焦土政策，不肯与汉尼拔交锋，让他摧残本土，只是坚壁清野，紧紧尾随，伺机骚扰，等汉尼拔一转背便设法夺回投降的扈从，痛加惩罚。汉尼拔赢得盟友土地，也增加了负累。要保护它们，他不得不牺牲机动优势。在这长期的消耗战中，罗马用意大利的社会骨肉，磨损汉尼拔的军队。双方相递增强恐怖手段以资控制[449]。
罗马的联盟崩裂，但没有崩溃。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赢得许多附盟，不过罗马直辖的领土横切半岛，隔绝南北，阻止他领导北部的高卢人配合行动。意大利的中北部稳固。各地海港受到海军保护。平民多数宁愿与汉尼拔讲和，不愿为罗马的荣耀牺牲，不过掌权的沃尓沃多能控制他们，效忠罗马。罗马的财阀主义、分而治之政策奏效，它的军国主义同样见功。前212年罗马最低潮，丧失了百分之四十的附盟，但仍能发海陆军240000人[450]。
服兵役是罗马公民和扈从人民的最大职责。相反地，迦太基的公民只操戈自卫，外战一贯募雇佣兵，而且锱铢必较。政府并不团结，反对汉尼拔的党派强硬。整个战役，迦太基只遣发了82000名士兵与罗马在西班牙、西西里等各处周旋；又不肯花钱重建舰队，让罗马海军任意袭击沿海城镇、快速运送军队[451]。
前210年，罗马在西班牙的战事失利。人民选举西庇亚为西班牙统帅。西庇亚曾两度体验汉尼拔用兵，第二次在坎尼。到西班牙后，他奇袭新迦太基；这沿海大城不仅是西班牙的首都，而且是半岛对外的重港。他又采用汉尼拔的战术，训练兵团，教他们攻守更灵活。五年间，他把迦太基势力驱出西班牙。之后他说服元老院，出征非洲，动用汉尼拔对付意大利的同样手段。迦太基的邻国努米底亚以骑兵见长，其王企图劝罗马和迦太基讲和。西庇亚乘机把他诱杀。迦太基召回汉尼拔以保家园[452]。
前202年，匝马。汉尼拔与西庇亚在阵上会面，前者再次提和无效。然后短兵相接了。双方的兵力如何，众说纷纭，不过一致同意西庇亚的骑兵较强，因为他收服了努米底亚。一位军事家评论：“真奇怪，两位历史上拔尖的将军，以往的战绩满是别出心裁的神机妙算，但在匝马对手时，却不外死打硬拼。”[453]或许匝马之役象征了两次布匿战争。军事天才纵然耀目，但终不能掩盖战争的底蕴，即两大势力各自坚意立志，动员资源，长期硬拼。所有历史学家都注意到，罗马在人力军力上优势巨大[454]。一位历史学家说：“实力相拼，罗马明显地能拼赢迦太基。”[455]
汉尼拔与西庇亚各自在25岁时，受战士们不理元老反对、推举为统帅。两人生辰相隔12载，死日却同在前183年，而且都在流放中。军事天才外，他们在政治上也高瞻远瞩[456]。汉尼拔对意大利人宣传自由、对罗马提出和议，以行动驳斥了他是个仇恨狂的诬蔑。匝马败后，他有胸襟接受现实，约束好战派，解释罗马的条件不太苛刻，要小心遵守。战后国库竭蹶，人民选他为执政以应付危机。他细查账目，宣布迦太基能够支付对罗马的赔款，不用加重人民赋税，只用叫贪官污吏把偷去的钱吐出来。他说到做到。李维形容汉尼拔压制权贵滥权的改革：“他因此而赢得人民的爱戴，相等于他受到权贵的痛恨。”[457]权贵和贪官向他们的天然盟友投诉。罗马派来一队大员。汉尼拔悄悄离开祖国，在罗马人抓到他之前，饮毒自尽[458]。
西庇亚大捷后并不逞凶，反而约束罗马人报仇的欲望，安排了合情理的和约，能有效地抑制迦太基，但不刻毒得叫他们怀恨记仇。迦太基保留了在非洲的地盘和内政自主权，不过必须付巨额赔款，而且不得罗马允许，不准作任何武装行动，自卫也不准[459]。这和约带来半世纪的和平繁荣。西庇亚成为人民的英雄。与他对待迦太基适可而止同出一辙，他力争理性外政，尊重希腊城邦王国的权利。最后他也不免被偏狭妒嫉的政客排挤，结束政治生涯，自我放逐。他的大政敌之一是非洲战役时在他手下理财的加图。日后年迈的加图将会用一句口号煽动罗马人民：“迦太基必须被毁灭。”[460]
第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人战败后可能更快乐：他们可以和罗马人一样，一心专务情所独钟了。罗马在地中海东部赢得一连串胜利时，迦太基生意兴旺，甚至有人说它成为世上最富有的国家[461]。作为柔顺的罗马扈从国挺惬意，除了一件事：国家安危全得看罗马面色。这钱买不通的事真是要命。
努米底亚在罗马的羽翼下坐大，欺迦太基不能还手，日益大胆侵占其土地城池。两个非洲国家时常上罗马打官司。其时普里卜斯住在罗马，与很多达官贵人相交。他注意到“迦太基总是吃亏，并非它不合理或做错了，而是因为仲裁的法官偏袒，认为判它输对自己有利”[462]。
不公平和受屈辱的感受日积月累，怨恨下迦太基人选举强硬的民主派领袖。前151年，抵抗努米底亚的入侵升级成战。迦太基大败。最糟的是，它第一次触犯了与罗马的和约，而且拣了个坏时机。自从两年前罗马的视察团称赞迦太基繁盛，监察官加图就不停地鼓吹要毁灭它[463]。普里卜斯说，罗马人早就立意出兵了，“不过他们在找机会，找好向其他国家宣传的借口”。现在迦太基把借口送上门来了[464]。
迦太基的请罪团到罗马，见到它厉兵秣马，绝望下无条件投降，任罗马处置。元老院夸奖迦太基人识时务，许他们保留自由、法律以及全部领域，只要他们听令而行。同时，比常规大一倍的远征军登船向非洲，其中不少是向往劫掠的志愿军。迦太基人乖乖交出所有兵器甲胄，有些头面的公民都送儿子到罗马做人质。然后罗马命令他们交出迦太基城池以被爆毁。他们可以在领域内自由择地而居，但必须离海10哩以上[465]。
迦太基人赖航海经商为生，需要靠近海边的居址[466]。被逼移居内陆，生计枯竭。四周的努米底亚人虎视眈眈，无城垒保护，又不准武装自卫，他们的自由，何异搁浅的鲸鱼。衡量前景，他们收回投降之诺。
迦太基城里所有公众场地都改做日夜开工的武器制造场。不分阶级贵贱，男人参加劳动，女人剪下长发做投石机的绞索。自从与罗马较量以来，迦太基人第一次同心协力，斗志不下坎尼败后的罗马人。兵临城下，太迟了。然而凭着墙高意坚，他们抗拒了无敌兵团三年。到前146年罗马兵才能破城，还得六日六夜惨烈巷战，才清除负隅顽抗的敌人。他们把城市洗劫一空后，纵火烧为平地。所有附属迦太基的城镇遭受同样命运。只有50000人余生，被卖作奴隶。罗马终于彻底解决掉迦太基[467]。
罗马统帅西庇亚·埃米里亚努斯，文化修养深湛，是开明贵族中之佼佼者。凝视着迦太基被自己下令燃放的火焰吞没，他低吟荷马的木马屠城诗句，潸然泪下，抓着身旁教师之手说：“啊，普里卜斯，这真是个辉煌的时刻！不过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怕有一天，同样的命运会降临我自己的国家。”[468]
莫非西庇亚在火焰中见到迦太基英杰之魂？匝马之战后不久，汉尼拔对他的同胞说：“一个大国很难长期保持太平。没有外患时，内敌会滋生；即如人体，虽然没有外症感染，内在紧张也会引发病痛。”[469]以外敌威胁作内政戒律的意念，罗马人和中国人也有[470]。400年前，晋楚相持。晋卿范文子主张退兵，不与楚战：“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无人听他的劝告。晋败楚于鄢陵。两年后，两个晋卿合谋刺杀晋厉公。晋国从此步上分裂之途[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