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至今耸立为“永恒之城”。600年后从重建的迦太基出发、接受罗马城不战而降的蛮人，杀掠手段远不如罗马人野蛮。配受西庇亚泪汪汪预感的，不是罗马城，而是罗马共和国的政体。13年后，正当西庇亚清理另一迦太基手尾，焚毁西班牙的努曼提亚城时，提比略·格拉克斯因推行土地改革而被杀，表露共和国的衰落。认为毁灭迦太基是共和国盛衰之交者，不止撒卢斯特一人[472]。
3.5 标榜自由的帝国主义
一位现代学者形容罗马毁灭迦太基：“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凶残性质无异于罗马一贯的战事行为，相差只是屠杀的量度。”[473]迦太基是夙敌，科林斯不是，但同在前146年遭受一样待遇。它被焚毁，余生者全被卖为奴，只因它侮辱了前来命令削弱亚该亚联盟的罗马大使。科林斯的废墟位在地颈津要，震慑战栗匍匐的希腊。罗马继续宣传希腊自由自主，不过半世纪前它在科林斯运动比赛会上宣传“自由希腊”所引起的幻梦，想必已破灭了。
地中海东部是希腊世界。前3世纪后期，其国际系统的重心在瓜分亚历山大帝国的三大王国，位于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中东的叙利亚、非洲的埃及。此外，希腊许多内政独立的小城邦，组织成强大的亚该亚联盟和埃托利亚联盟，协同外交以及其他约定项目[474]。列强大致势力均衡，一如早百来年的中国战国七雄。不同的是，这儿的失衡是由外来者造就。
前200年，刚打败汉尼拔，罗马即挥军指向马其顿王腓力五世，不经谈判便燃起战火。普里卜斯记载元老院给腓力的信说：“如要和平，必须如此这般。如不听令，那与罗马开战，在所不免。”这唯一通牒所提的要求，全是当时情况下腓力绝无可能接受的[475]。现代学者指出，这是罗马的特色：“服从或不服从，是罗马一贯给予希腊世界的仅有选择。”[476]马略表演罗马特色，对米特里达提王喝道：“除非你能比罗马强，否则闭嘴听令。”一个罗马使者传递元老院的通牒，在叙利亚王的脚下画个圈子，叫他答复了才踏出圈外[477]。罗马人粗鲁，不过他们的强权外交是希腊惯熟的。文化深厚的希腊人更能阐论现代叫作“帝国主义”的内涵。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内政民主鼎盛，对外横行霸道，一意压制斯巴达崛起争雄，引致希腊城邦间的长期血腥大战。雅典对斯巴达宣称：“弱者必须服从强者是世上的一贯规律。”岛国米罗斯要求中立，诉诸公义，雅典叫它别太天真：“实力相若才有道理可讲。强弱悬殊时，强者任意而为，弱者必须顺服。”[478]亲身经历的修昔底德记载战事及自由辩论，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强权外交的经典，今天也常为政论家提及[479]。暴力就是理由的现代欧美帝国主义“炮舰外交”，本是西方传统，古代的武器不同而已。传统不变，时局势转。罗马兴建帝国，希腊遇上更强的对手，屡战屡败，只得接受帝国主义的必然逻辑。前168年彼得那一战，罗马败坡斯尔斯，决定性地征服了马其顿。普里卜斯按道：“从此世人普遍接受现实：无人能避免归顺罗马，俯首听令。”[480]
鞭策屈服同时，罗马宣传自由。希腊人并不感到讽刺；这一招原来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征服者习惯一面宣传“自由民主”以安抚战败者，一面加以镣铐。“解放人民”的口号为侵略战争、倾覆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481]。罗马青出于蓝。矛头东向，即展开“解放希腊”的宣传攻势，以分化挖取马其顿的附盟。戏剧化的高峰，是前198年罗马击败腓力后，执政官在科林斯运动比赛大会上宣布，支持所有希腊城邦的自由，包括位于小亚细亚的城邦。言下宣称：罗马的势力范围直达叙利亚王国门前。不出10年，叙利亚本身也被征服[482]。
罗马击败腓力后，不留驻军而撤退。希腊人欢呼，不知主子所赐的自由，主子喜欢时随意收回。兵团3年后重临，此后再三再四，终于长留。彼得那战役后，罗马把马其顿分割为4个隔离的政体，关掉它们兴隆的矿场，吃掉它们一半的税收；但要等20年才兼并它们。罗马是个标榜自由的帝国。“马其顿的人民一定自由！”它宣扬：“所以世界上的自由人民都应知道，他们的自由在罗马人民的保护下，永远长存！”同样地，兵团宣布将从马其顿的旧盟国伊庇鲁斯撤退，让伊庇鲁斯的人民“像马其顿人民一样自由”。用同一口气，军队命令伊庇鲁斯人交出金银，随着展开有系统的洗劫。150000名刚受到自由保证的伊庇鲁斯人，发现自己身陷奴隶拍卖场[483]。
无论民主或寡头，希腊城邦一般包含多个党派集团。前180年开始，罗马积极介入城邦内政以镇压反抗。官将巡察自由的城邦，表示知道谁热心拥护罗马、谁只是敷衍应付，宣布敷衍者与叛徒同罪。于是人人胆战心惊。罗兹的反罗马人士多数身亡，不少是自尽。1000名亚该亚联盟的首席公民被送到罗马作人质。16年后，只有300名幸存回乡，其中之一是普里卜斯。从另一方面看，通敌卖国的希腊人也是不少。政客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求外人介入内政权力斗争，是希腊民主政体的一个传统[484]。譬如，亚该亚的卡里卡拉提斯坚持，凡是罗马的要求，都必须尽忠执行，不顾法律、盟约、誓言，不理对错，不管一切。他们之流，尽管被希腊学童在街上骂作“卖国贼”，在罗马翼下却跋扈嚣张[485]。有现代学者按道：“罗马的枷锁，是由希腊人的手，加在希腊颈上的。”[486]
只要它们服从罗马的命令，别的事希腊城邦可以自由办理。它们习惯性的争吵给予罗马不少借口去扶友锄敌。亚该亚联盟想劝止斯巴达退出。罗马不但命令联盟让斯巴达去，而且命令科林斯及一些珍惜联盟的城邦脱离。在科林斯集会的亚该亚议员不忿罗马削弱他们的联盟，侮辱了罗马的传令使者。罗马再遣使者，说无意削弱联邦，但重复同一命令。亚该亚盟国决定保卫它们的联盟。广泛的人民支持不抵罗马兵团之锋。科林斯变为废墟[487]。
“文字不能表达海外人民对我们的仇恨，因为我们派遣去管辖他们的人，行为贪婪横暴得可耻”，西塞罗告诉罗马人[488]。难怪米特里达提大受欢迎。他不过是个波斯种希腊化边陲小国之王，但前88年起事，即赢得大部分希腊城邦拥护，连雅典都投过去了。有了撑腰，希腊人积怨并发，约80000名侨居的意大利人罹难。罗马虽然内政纷争，仍然重手镇压。苏拉不惜发动内战，抢做统帅去教训米特里达提。米特里达提败北，喘口气卷土重来。最后庞培4年东征，剪除米特里达提，改革政治，前64年把叙利亚组织成行省。至此，一个有明确统治疆域的罗马帝国成型（地图9）[489]。
地中海西部的野蛮人彪悍，数次打败罗马兵，不过没有人能抵挡罗马坚毅的求强意志。地中海平定后，罗马北越阿尔卑斯山，侵占今天的法国。恺撒征服高卢是罗马最出名的帝国战役，也可谓是征服希腊的缩影。恺撒始而宣传解放高卢人民，终于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他并无全盘计划，只是不放过任何挑衅的机会，无论是盟友是敌人，或是隔着海峡的不列颠，只要有可能就打；说是保卫意大利安全，并受到罗马人无穷赞美。八年征战，他为共和国赢得一大行省，也为自己赢得巨大权力。至于高卢原来的居民，三分之一被杀，三分之一被卖为奴。这些由普鲁塔克提供的数字可能夸大，但虎口余生的老弱孤幼殄瘁枯竭，则毫无疑问。恺撒率兵去后，没有大规模的叛乱爆发。辉煌的战役不但征服而且绥靖了高卢[490]。
3.6 义战与圣战
“高卢人为自由而战，但那是什么自由？没什么证据显示，假如由得他们，他们会化解彼此纷争。如是，一代人流血、受苦、死亡，但后代享受和平，全得感谢他们先人的牺牲，以及伟大征服者的英明安置。”这对恺撒征战的评价，来自鼓吹自卫性帝国主义的现代学者[491]。
“他们掳寇、屠杀、掠夺，谎言美誉为帝国王权。他们制造了荒无人烟之地，叫它和平。”生逢帝国全盛时代的罗马首席史笔塔西佗，把这针对罗马征战的名句放在一位抗战领袖口中[492]。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战国时庄子道破虚伪面具[493]。凯旋的侵略者撰写历史，歪曲事实，以仁义粉饰强权，使正义受到双重打击。诋毁败家，于暴力伤害上加道德冤枉。正义之名也被僭称玷污，一如名牌被假货卖坏。
秦始皇为自己灭六国辩护，数战国时各国的暴行，总结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494]他不得响应。秦朝15年而亡，历史当然由反叛它的对头来写。司马迁的评述比后世为公允：战国七雄皆“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在这诡谲暴戾的时代，“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495]。
按照罗马帝国的大诗人弗吉尔所说，罗马到处征讨乃奉行四大使命：扶弱、锄强、统治天下、以法律辅治太平[496]。罗马帝国的自我宣传比秦始皇要成功得多，而且得后世模仿。19世纪中叶，欧美帝国主义威风，高级知识分子发明自卫性帝国主义论以开脱侵略：“罗马只希望随其所好、自由行动，不意成为时局的牺牲品。”[497]此论主导学府逾100年，到1970年代才开始式微。新一代的学者揭发罗马深固的军国主义，指责其帝国主义之旨不在自卫而在掠夺[498]。然而世情如转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帝国风头复劲，自卫性帝国主义论又死灰复燃[499]。历史评论所暴露的，不止评论的对象，还有评论家本人的性质。
自卫性帝国主义论的一个论证，是罗马征服别国后，往往要等很久才吞并它的领土。不错，而且战国也一样。秦前352年首次攻取魏的安邑，66年后才兼并它。它取蜀后31载才废去蜀侯，设郡统治，耐性比罗马之待马其顿还长[500]。秦这么做，理由主要在军政，不在道德，罗马也一样。两者都不轻率，知道毁灭敌人的军队，不过是扩张的第一步。巩固政权的漫长路程更艰巨危险，更需要资源。占领败国会冒险让起义者潜心伺候，窥隙而动。守军不足，徒供给义军攻击的目标，甚或让他们夺得军库。强大的驻军又容易诱发将领割据的野心。国家的人力资源有限，无所不守则无所不寡。与其分散兵力，到处占据驻守，让义军操主动，不若退而保留强大的机动军队，自己暂时羁縻，抓紧主动，随时可以降临，痛加惩罚，以阻吓不轨。此外，机动军还可以征伐新的地域。罗马胜利后退兵，战争胜利后归还土地，并非正义仁慈，而是摒弃呆板守势，采取灵活攻势。它们自己选择时机重临败国以加强控制。罗马之对付迦太基，便是好例子。
希腊罗马和东周列国虽然侵略性强，但皆有义战的思想，而且不止用作粉饰宣传；显著的无道猖獗会引起对自己不利的公愤抗意。楚庄王所谓“止戈为武”，并不单指“武”字的结构：“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此等义战思想，即使在兵法和主张富国强兵的法家论着中也常见。前597年楚庄王刚在邲地胜晋，登上霸主之位，但长篇检讨自己行径，结论曰“武有七德，我无一焉”[501]。孟子说“春秋无义战”[502]。司马迁认为战国更糟，史学家一般同意。
亚里士多德说，在三种情况下，战争是正义的：“其一，防止我们被别人奴役；其二，使我们取得霸主hēgemōn的领导地位：领导是为了照顾臣民的利益，而非为了奴役他们；其三，让我们成为那些天生奴隶的主子。”[503]西塞罗说罗马的征伐是为了生存，保护盟友，或创建帝国，三者都合义。毁灭迦太基和努曼提亚，肯定属正义；毁灭科林斯，或可斟酌[504]。
防卫性帝国主义论说罗马出兵海外是为生存而战；当没有实在威胁的时候，罗马人想象自己有危险，部分因为他们对东方政事无知[505]。此论被详细踏实的研究推翻。史实证明希腊世界自己困难重重，无暇也无兴趣去理会遥远野蛮的意大利[506]。而且罗马人也不是那么无知，不过别有居心而已。很多罗马贵族学习希腊文化，因而相当熟悉东方情况。不过他们的知识，被摒弃在军政决策之外[507]。贵族渴望荣耀，用吓唬手段博取统帅之职；政客危言耸听，煽动人民宣战。存心不看事实，连年发兵攻击遥远的国家，哪有半点自卫的意味？
预防之战并不同战事上先发制人，前者主观，后者客观。若对方积极备战，随时进攻的证据确凿，先发制人可算是先见的自卫。预防之战却既无目前威胁，又无客观证据，只凭主观猜想，空说将来可能有问题，便发兵打人，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不论国际法律或义战理论，都认为预防之战无异于侵略之战[508]。
防卫性帝国主义论与罗马人一般，把预防之战当作自卫。加图鼓吹毁灭迦太基便是一例。加图翻50年前的旧账煽动民情，但毫无客观证据显示历史可能重演。据普里卜斯观察，匝马败后的迦太基人一直对罗马俯首帖耳。他们本身居富柔弱，传统的雇佣兵源又被罗马封闭。连努米底亚小国都打不过的脓包，怎能如加图所说，危害到超级强大的罗马？无数类似例子引致学者总结说，罗马一贯认为世界上只要存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或一个将来一朝可能会强大得有力攻击自己的国家，都是威胁，都值得开战抑制[509]。把这等横蛮态度算作“防卫”，是否反映评论者本身侵略成性？
要把救护盟友作为开战的理由，我们必须注意结盟的条件。战国盛行合纵连横，但这等联盟一般被认为不过是权宜手段，不成义战的理由，如《吕氏春秋》说：“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510]同样地，讨论义战，必须研究罗马盟友的身份及其要罗马救援的理由。罗马为救援马梅亭人进攻西西里，因而引发布匿战争。且不论马梅亭人凶残，干下许多罗马法律不容的暴行。问题症结是，马梅亭人在与迦太基和叙拉古交战之前，与罗马根本没有任何盟约。罗马蓄意选择一个身陷战火的新盟友，以救援为挑衅的借口。现代学者评按：“前264年的事件开明显先河，后来成为罗马的标准手法。罗马在没有任何盟约束缚下，明知后果是对两个新敌人开战，仍欣然接受马梅亭人为新盟友……这手法可以提供守信赴盟的道德大旗，用以掩饰任何侵略扩张。”[511]
亚里士多德的第三类正义战争关乎自由和奴隶：“狩猎是应该的，不单是对付野兽，而且对付那些自然注定要受人控制、但却不肯服从自然法则的人。此等战事，自然正义。”[512]希腊人多以非希腊人为野蛮，更认为野蛮人的天性与奴隶无异[513]。雅典人推衍自由和奴隶的概念，用以推广“正义战争”的范围。他们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一度投降给波斯，所以永远沦为奴隶，不配自由，应受攻击。雅典自己民主兴旺，是最自由的城邦，因此应该控制它们，享受无穷的自由权益[514]。现代学者研究古典希、罗世界的自由概念，发现它有三大根源，民主和奴隶之外，第三就是帝国强权[515]。三者都是雅典在世界历史上领先，把“自由”变为压逼别人的手段、实行帝国统治的理由。热爱自由与热爱强制支配别人密切相连，成为希腊的特色之一[516]。自由地压制别人这一思想，最合罗马性情。西塞罗论说，罗马人比世上所有其他人都优越，独得诸神青睐，授予统治世人的自由。“自由是帝国王权的特权。”[517]以强权的自由为“义战”，中国并无此思想。
罗马人把其帝国王权归溯至天神。西塞罗说：“我们能征服所有国家民族，皆因我们谨严地遵奉宗教，明智地把握最高真理，即所有事物，全属诸神主宰。”[518]罗马人坚信他们的帝国是诸神的旨意，凡是诸神站在他们一边的战争，都属正义，因此不遗余力讨好诸神，一丝不苟地执行祝福战事的宗教礼仪。不过这些宗教礼法并不理会面临的战事是否合乎道德。诸神的意向明显：罗马战胜，即证明诸神意许、战事正义。败仗或许不正义，但为下一仗提供好理由：报仇雪恨，赎回荣誉[519]。
罗马的正义之战诉诸神意，亚里士多德正义之战的第三准则诉诸自然规律。撇去罗马宗教和希腊自然规律的细节，留下的是个较为抽象的通用理念：战争有天职，它的最终理由是执行超越人类的神圣使命。这普遍性的理念，应用到另一神祇，盛行于地中海另一民族[520]。《圣经·旧约》里，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主上帝赐给你们承继的城镇中，你们不能让任何有呼吸的生物活着，必须完全杀掉他们。赫太人、亚莫里塔人、迦南人、庇里兹塔人、赫维提人、耶布斯梯人，统统杀尽，如主上帝命令。”“现在你们去攻打阿马力，把它一切全部毁灭。不要放过什么，要杀尽所有男人和女人、小童和婴儿、牛和羊、骆驼和驴子。”[521]以色列人一一遵令：若不赶尽杀绝，上帝即严加惩罚[522]。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有历史学家引用上帝之命以训诫容忍野蛮人[523]。影响更深远的，圣奥古斯丁结合希腊罗马思想和犹太基督教的意念，启发了西方“正义战争”的传统理论，包括赞许有超越使命的圣战。圣战的例子，莫如从11世纪开始，基督教国度对伊斯兰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圣战的目的并非可触摸的事物，而是绝对的理想，所以无情可讲，比一般战争更血腥残酷[524]。
很多战争有宗教意味，但并非圣战。圣战基于神的偏向：我们的行动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神的意志。正义之战基于道德：神佑我们，因为我们善良，或我们的敌人邪恶。后者一例，是周人发明以申辩伐商有理的“天命”。上天监视四方，见殷商恶待人民，所以把天命转授文王，同时加以警戒：“天命靡长”，“宜鉴于殷，骏命不易”[525]。灭商后，周封殷室贤良之后于宋。中国的超越意念，像苍天般覆盖兼容万物，没有肃清异教的圣战意念。西方学者发现义战的概念洋溢《武经七书》及其他军政经典；“然而在中国文献中，我找不到像《圣经·旧约》般证明杀尽整个民族的圣战是正义的。”[526]
3.7 战国与战士之国
国际舞台多数是无政府状态。国与国之间竞争露骨，却又难知彼此底蕴。若怨愤积聚，忧患感会驱使各国自强，甚至被卷入军事竞赛的漩涡。然而，即使环境艰难，仍有不少方法态度去衡量风险、制定对策。有人觉得打仗是乐趣，也有人不得已而打仗，但既做一件事就要负责做好它；狂暴的漩涡笼罩着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数百年，显示出两种观点。
一位杰出的古史学者说：“值得注意的是，对帝国强权，雅典或罗马的内部均无抗议。在雅典，我找不到半点反对意见。在罗马，只有一丝微弱呼声。”[527]罗马人认为任何欲振威德的国家都必须从事战争，因为战争是高贵的行动。罗马海外征战不断之时，文献中差不多没有渴望和平的意念[528]。相反地，战国时儒、道、墨家异口同声谴责他们无法阻止的战乱。罗马人凯旋游行，老子提议“战胜以丧礼处之”[529]。这不止是无权势者的呼吁。力图强兵的法家，以及写兵书的将军，都同意战争不及政治，最好不战而胜。在秦都咸阳城门上公布的《吕氏春秋》便明言：“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530]这中国特色颇惹西方学者瞩目：“与希腊罗马相反，中国传统文化视战争为无可奈何的凶事、别无选择才采取的行动。”“这儿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倾向。战争很难获得荣誉，因为理想上它根本不应该发生。所有道德全向和平一面倒。”[531]
不论理想如何，现实无情。空说仁者无敌，以为让人民掣木棒便能打败敌人之坚甲利兵，其实没有认真关心人民的死活，只会导致原可避免的伤亡。军备国防是政府不可卸的责任，不过它是否凌驾所有其他责任之上，则看各国的价值观念而定。秦的农战政策“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532]。罗马本身的公民兵团也兼顾军事和经济，但它联盟下的意大利扈从却专注战争。罗马所索的唯一“税贡”是自备武装的军队，因此只有领导扈从出征才能得联盟之益。一年和平，等于豁免扈从一年税，所以学者说“征战是罗马意大利联盟的命脉”[533]。
意大利本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饱受摧残，亟望重建。然而甫胜汉尼拔，元老院即驱使精疲力倦的人民开辟新战场，进攻马其顿[534]。长平不在秦本土，然而大捷后，秦昭王因为人民疲惫，拒绝白起乘胜灭赵之请，休兵9个月。秦王政决意统一中国，战事紧张时，犹听取韩国水工兼间谍郑国的理性分析，抽调人力完成灌溉农田的郑国渠[535]。对“枪或牛油”的轻重取舍，可见两下黩武穷兵的程度不同。
初读古典文献，即得不同的印象。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史籍满载勇勐战役、光荣胜利，实写细描。这些热血豪情的大场面，使记载帝国升平的塔西佗眼红：“他们的题材是辉煌大战、交刃屠城、灭国擒王……我的题材，唉，真是狭窄而不光彩。和平难得间断，有时简直无止无终。”[536]相反地，中国史墨对战事无甚兴趣，寥寥数笔，难得提一下战术[537]。由于史笔选题不同，我们知道罗马人实际上怎么打仗，远过于我们知道中国人怎么打。
中国没有近乎恺撒《高卢战记》的战史，但在军事理论上却胜一筹。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历来兵法，凡182家，删取要用，定35家[538]。孔子同时的孙武所作的《孙子兵法》最为精到。然而高妙的理论不能保证胜利。雄辩的学者，或有经验的将军，你宁愿与谁对敌？秦明智地选择前者。为了打破长平僵局，秦用间，使赵王以饱读兵书的赵括替代老将廉颇。赵括送掉赵军，带来一句成语：纸上谈兵。韩非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539]罗马人听了大概会点头称是。罗马壮男人人披甲，普通士兵所受的尊敬，比秦以外的中国士兵高得多。兵团以自己的传统和主动性为荣，使战士有归属感。罗马人一般认为在城邦神祇的护佑下，兵团自能取胜，个别将领的战术战略只属次要，所以共和国战绩浩然，却名将无几[540]。
“罗马人似乎是手握兵器出娘胎的。他们训练不辍，从不待危机才临急备战。”这一世纪史笔约瑟夫斯的评述，得到现代学者同意：“罗马整个社会，从高到低都黩武穷兵，其程度远过任何希腊城邦，包括斯巴达在内。”[541]农民战士是公民大会的主干，操和战之决定权。他们欣然忍受沉重伤亡，从事艰苦的海外远征百多年，显露罗马的军国主义，扎根在广大人民心中[542]。一位史家把美国冷战时的口号赠予罗马，说它是个“战士之国”，其公民“真心情愿为国家‘负任何重担、作任何牺牲’。”[543]
战士不同角斗士或武术师；后者各自为政，缺乏培养战士团结纪律的共同目标。中国不乏个人英雄主义，战国时的壮士豪气，尤其蓬勃。荆轲、豫让等刺客凛然赴难捐躯，以报知遇之恩，不过其中之佼佼者[544]。东周列国莫不利用当时士气，但所用的手段不同。齐国训练技击之士，不论战事胜负，谁斩到敌首谁就得赏，好像雇散工，士卒虽然个人武功高，但军队遇到强敌容易涣散。魏国选择勇勐之士，通过严格考试者免徭役、利田宅；虽得锐卒，但庞大的费用腐蚀国力。荀子比较各国的军事制度，发现齐和魏皆不及秦[545]。
秦的法治尚公共精神。荀子注意到，秦人本性酷烈好斗。商鞅变法，严禁私斗，以农战为上进的唯一渠道，组织全民，集中勇气，用于国事[546]。其结果今天尚历历见诸始皇墓侧的兵马俑。虽是陶制，战士们风骨傲然，不愧他们所受的尊荣。巧手工匠赋予7000多名战士个个不同的独特性格，充分表现对普通士兵的敬意[547]。日后皇朝重文轻武，士卒所受的可耻待遇，如宋时要像罪犯般在脸上刺字，与此真有天渊之别。
变法后的秦和罗马共和国早中期一样，军队主要是征发农民。现代国家赖以动员国力的全民征兵制，它们早已炉火纯青。法定每个男子一生有义务在适龄期内服兵役若干年月，然而国家未必需要人人都尽此义务。很多人只入伍部分限期，很多从未被征发。不应召时，兵册上的后备人员照常生活，从事生产。国家以可征军力计算国力。把可征兵册的人数错当作常备军，是宣传家夸大谴责黩武的手法。
秦人的兵役年期约在15到60岁之间。每人一生要服役2年，不一定连续。出土秦简显示，两年的期限不一定准确，但去事实不远[548]。长平胶着三年、秦断赵粮道后，秦昭王亲自跑到前线，尽发附近15岁以上的男子，各赐民爵一级，令他们去阻挡赵军增援。这次地区性的全民动员为时不足两个月[549]。谴责秦兵役暴酷的儒生可以看看罗马。罗马男人在17到46岁的年龄之间有兵役义务，法定的一生限期是16年，危机时可以再加4年。新近的研究显示，罗马海外扩张后，不少人就算不服足限期，但亦不止以前推测的6到7年。前200到168年间，每年平均百分之十六的公民在海外服役。前一世纪的战役，三分之一的壮男连续入伍数年。军人脱离生产，要靠别人供给军饷。若非罗马的军费有抢掠和奴役补偿，它长期的高度征兵率足以拖垮经济[550]。
秦和罗马各有详备的奖罚系统以激励军心。秦军野战斩首2000人，或攻城斩首8000人以上，各级将吏皆得获奖升爵[551]。罗马军一次战役杀敌超过5000人，将领获得贵族最向往的荣耀，凯旋游行罗马城。帝国扩张年间，平均每年皆有一次凯旋游行[552]。
个别秦兵斩得甲士之首，即升爵一级，并得田宅，由地方官吏配发。“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553]罗马兵团有规定程序，令士兵掠夺得酬报。为了洗劫投降了的伊庇鲁斯，军队配合在70多个城镇同时行动，使人无处可逃。他们先收集人民依令交出的金银，然后在同一时间，发讯号开始搜夺[554]。劫掠摧残人民，但若有纪律地进行，能训练士兵合作。劫得的财物聚在一起，然后公平分赃，加强兵将团结，不像秦的首功，有时会引发士兵为抢首级而自相残杀。
对不愿为赏冒险的人，秦和罗马擅长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秦兵攻城时怕死退避，即在城下众前受黥刑或劓刑。一伍中一人逃亡，其他四人皆判两年苦工。秦法务使人民不敢怯战，“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555]罗马士兵在严格训练下养成深刻责任感。任何人守夜时瞌睡或擅离，即在全营前被杖杀。集体犯法者面临十一抽杀：一队人溃退，即任意挑十分之一人，营前杖杀，余者罚任危险低贱的职务。普里卜斯记载“仗败时，不少战士纵能侥幸，亦宁愿战死，以免日后忍受无可逃避的耻辱和亲友奚落”[556]。
3.8 战事与军纪
有些学者引东周列国战事频繁，说中国比罗马好战。其实他们以苹果比橙，犯了范畴上的错误。东周时，中国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际系统，类似整个地中海区域。西方缺乏《春秋左传》般的详细编年史可供统计，但无记录并不等于无战事。从零散史籍可见，古典地中海区的大小战争，数也数不清。
可与罗马相比的，不是中国，而是个别诸侯国。春秋时代，最繁忙的是晋国，平均大约两年中一年有战事。前453年三家分晋，到前221年秦一统天下，232年间，秦至少有114年动兵[557]。自从罗马兼并拉丁邻居以后，近三个世纪，它差不多每年都开战。说精确一点，前264年兵团入侵西西里，到前49年恺撒进军罗马城，215年间，罗马至少有203年动兵。它习战为常，即使在黩武的古代也属罕见。雅典在波斯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也不过是三年里两年赴战而已[558]。不过请注意，即是雅典，也比中国最好战的秦国勤于动兵。
战争的规模比较难说。写成西方第一部 详细战史的修昔底德注意到：“当事双方所提供的数字根本不可靠，因为夸大自己的兵力是人之本性。”[559]罗马的军力比较容易估测，因为其兵团编制划一，执政领兵有常规，而且史笔注重实力，资料较为齐全。共和国最大型的长期外战是与汉尼拔较量，高峰时它每年发兵240000人。共和国末年的内战，最大一仗在前42年的腓力比，双方共出动200000名罗马公民兵，以及数目相若的附属兵[560]。
中国的“万”最容易被滥用。“十万军”常见战国史籍。长平对峙三年，据说赵国丧失了逾40万精壮，但它还有余力强韧保卫邯郸，使秦攻三年不下。鉴于其时的生产力，要有盈余长期给养大军，不是文墨渲染那么容易。100多年后中国统一，人口增长，铁器盛行，生产力高扬，经济繁荣，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击匈奴，兴师13万到30万人，《汉书》说弄得“天下虚耗，人复相食”。说战国七雄，随便一个能动辄发兵数十万，实在令人怀疑。《史记》载楚汉相争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三国志》载曹操下江南，把军力夸大了5倍。《汉书》载霍去病胜匈奴，“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561]。夸大兵力以事宣传的习惯，是否战国时代已经养成？
中国的战术重视攻心及出其不意，所以《孙子兵法》能成为今天西方商学院的读物。战术之一是能而示之不能，佯弱骄敌，使其大意犯错。前342年齐伐魏救韩，军师孙膑设计，命令齐军入魏境后逐日减少行营的灶。在随后的魏将庞涓眼中，灶稀显示兵士逃亡，加强他鄙视齐兵怯弱的主观。他轻骑追赶，结果在马陵中伏，全军覆没[562]。罗马将领中，西庇亚和恺撒是例外；其他人喜欢直截的列阵交锋，咒骂汉尼拔的伏兵奇袭[563]。不过，对他们有利时，他们也乐施诡计。前207年，哈斯杜鲁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企图与其兄汉尼拔连上。罗马结集两个执政官领的军队，又怕哈斯杜鲁拔见敌军太强而拒绝会战。于是命令后到的军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先到者的行营。两支军队挤住一个营，骗住了哈斯杜鲁拔，直到每个军队各自依规律吹宣扬其执政官的喇叭[564]。
破坏敌人的策划能力，使其不战自乱，是中国兵法原则之一[565]。《孙子》有用间篇，并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566]。战国勤用间谍，秦亦不例外。范雎向秦昭王解释怎样围陉城以使韩国就范：“今王将攻韩围陉，臣愿王之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韩围陉，以张仪为言。张仪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赎于王，几割地而韩不尽。张仪之力少，则王逐张仪，而更与不如张仪者市。则王之所求于韩者，言可得也。”[567]一如罗马里用希腊叛徒，秦在敌国中找寻迂阔贪安的卿大夫交易，诱他们暗中卖国。有耿直能干的官将就设法用间铲除。赵的名将廉颇和李牧，就没死在沙场而死在朝廷权谋。
间谍阴谋是血腥，但与沙场上的杀戮不可同日而语。有西方学者断章取义，把范雎的“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歪曲为“a policy of mass slaughter”（大规模屠杀的政策），以示中国崇尚暴力[568]。恐怕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凶人眼中出暴政。伐谋用间正是要减低战事伤亡，避免大型屠杀。战国相争，一般不求赶尽杀绝。孙子谓“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商鞅曰“溃而不止，则免”[569]。避免穷追勐打，也避免自己因敌人困兽之斗而损伤。这种军事想法与西方不同。一位世界军事历史学家写道：“无论会战、攻城或消耗战，西方战略的宗旨一贯是全部摧毁歼灭敌人。这与世界上其他社会的军事行为相反。希腊甲兵和罗马兵团断然残酷，很惹古代作家瞩目。现代早期，意味‘绝不留情’的‘罗马之战’（bellum romanum），成为欧洲经略海外的战术标准。”[570]
人们围观行刑或欣赏角斗士互砍的时代，战争残酷，并不出奇。无人因武器大杀伤而不安。水火无情。火是古人普遍喜爱的武器，如罗马兵攻入迦太基后四处纵火，清除残墟以便巷战进展。躲在住屋中的老幼多被烧死，也有随楼塌而堕，头焦足折，压在瓦砾下哀呼[571]。中国的地理宜用水。战国常堵河破堤，引水淹没敌人的田地，或浸蚀城池堡垒。前279年白起伐楚，楚军坚守鄢城。白起筑长渠，引洪水冲破城墙。水从城西灌到城东，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为臭池[572]。大水就像地毯式轰炸。或许白起意在楚军，百姓不过是附带牺牲品，并非国家实行恐怖主义的对象，但对淹死者来说，这不过是宣传空话罢了。
搬取敌国宫殿的库藏，不同抢劫老百姓的家室、摧毁他们的生计。然而军队要纪律严明、补给充分，才能分清二者。理想中，《吕氏春秋》说义兵“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573]。实际上，受孟子多年友情教化的匡章领齐军伐燕，尚不能勒止部众暴虐，使燕人叛变[574]。其他战国军队的行为如何，可想而知。
军与民的界线，在中国模煳不清，在希腊罗马世界几乎不存在。在那儿，蓄意屠杀，司空见惯。希腊有记载的战事中，约四分之一涉及屠杀俘虏，卖俘为奴同样普遍[575]。雅典击败同文同种的米罗斯后，即把男人杀尽，妇孺全没为奴[576]。残忍如希腊人，见到罗马人的凶暴，仍不免胆战心惊。罗马法例担保，凡在攻城开始之前未投降者，都难免屠城之灾，但它不担保投降者安全[577]。普里卜斯形容前210年攻陷新迦太基：“西庇亚估计有足够的兵众入城。于是依照罗马惯例，派大部分去对付城中居民，命令他们见人就杀，一个不留，不听到开始洗劫的讯号，不许止杀务抢。他们这么做，我想是为了散布恐怖。所以在罗马人攻占的城镇中，常常可见不单是人，连狗也被砍作两段。这种屠杀，在新迦太基非常巨大。”[578]他们有权这么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李维等都证实，根据希腊罗马的战争法律，“战胜者对其胜利的成果，自然地取得无条件的绝对财产权……不论人或物，他们有权毁灭，亦有权保留以自利”[579]。不尽用这权柄的胜利者赢得仁慈的称誉。奥古斯都在其《功绩录》里写道：“当外国民族能被安全地赦免时，我喜欢保存他们甚于根绝他们。”[580]宽容的微笑同时宣扬自己毁灭别人的权柄。现代学者评说：“他所表现的坦然良心，比危言恐吓更可怖。”[581]
注重事实的学者指出，古代史籍所述的大整数，亿亿万万，一般不可靠，必须广征旁证，细心分辨。大伤亡数字，尤其不可靠。人们惯于为了逞威而夸大自己军力，为了争功而渲染敌人伤亡。战场混乱，更使统计无比困难[582]。以今天的计算机和高级情报科技，统计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6年间伊拉克人民的死亡数字，结果尚上落甚大，由98170到1033000人不等[583]。记住这警告，我们可以看一下常举的数字，以领略古代暴力。中国统一之前的130年间，战火达顶峰，秦据说共杀了1500000名敌人。有“人屠”之称的白起最凶猛；他30年间四大战役，包括灭鄢，杀人逾1000000名。其时，全中国的人口约20000000人[584]。秦以暴称。恺撒有宽厚之誉；有时他不杀掉所有战俘，只砍掉他们的手。他8年高卢之役，据说杀敌400000人到1000000人之间。其时高卢的人口约3000000人。加上内战和东方之役，一说他的兵团结束了1200000条生命[585]。所有数字都包括士兵和平民、在种种情况下死于刀剑水火者。这样的大屠杀，要到由宗教引发的基督教欧洲三十年战争，才得超过。那次列强的阵亡共达2100000人，全民死亡逾5000000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的阵亡分别达7700000人和13000000人，那还不计平民伤亡，不计中国和其他不算列强的国家[586]。
恺撒报导说，征服阿土亚土刺后，他把城中男女老幼，共53000人，一批卖掉。整个高卢战役，他所卖的奴隶，高达1000000人，收入满足了他的将领士兵[587]。他得益于高效率的奴隶买卖市场。白起没有这便利，长平胜后，为大批战俘头痛。他盘算：“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三年后，他因不肯指挥围攻邯郸而被贬。接到自裁之剑，他呼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