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忌冷笑道：“你们只是来吃鱼的吗？鬼才相信！”指着月女道：“这女孩儿早知我身份，分明是与刺客有勾结，你等一个个难脱干系。”
陈音忙道：“月女之前并不知道太子殿下身份，是我刚刚告诉她的。”
月女狐疑看了陈音一眼，还待辩解，孙武用力握了握她的小手，她便不再多言。
庆忌显然不信，问道：“那么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陈音看了白公一眼，白公遂道：“是我告诉陈音的。适才我看到太子殿下拔剑杀人，认出那是传说中的胜邪剑，所以猜及你就是吴国太子。”
庆忌诧然道：“你认得出胜邪剑？”
白公道：“这没什么稀奇啊。太子这柄胜邪与泰阿、工布异曲同工，只不过形状尺寸花纹不同而已，我一眼便能认出来。”
泰阿、工布二剑亦为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与龙渊剑齐名，并称“三剑”，均为楚国所有。楚王曾召相剑家风胡子品评三剑。风胡子道：“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如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
龙渊剑为世间第一柄铁剑，但欧冶子最满意的却是泰阿剑，且不认为是自己铸出了这柄利器，称泰阿剑是诸侯威道之剑，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是剑气早已存于天地之间，只等待时机凝聚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
风胡子也称泰阿剑威力无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楚王大悦，遂定泰阿剑为楚国镇国至宝。
后楚晋争霸，楚军一度被围，仓谷粟索，库无兵革，楚王遂亲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奇迹登时出现——剑气激射，天光大变，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似有猛兽咆哮其中，于是士卒迷惑，三军破败，流血千里，晋师全军覆没。
楚王又召风胡子询问。风胡子道：“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而内心之威才是真威，大王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正是内心之威的卓越表现。正是大王的内心之威，激发出泰阿剑的剑气之威！”泰阿遂成世间至尊之剑[37]。
庆忌听闻白公随口提及泰阿、工布，愈发惊奇，问道：“听你口气，似乎见过泰阿、工布剑。”
孙武忙道：“臣还没有来得及为大王和太子引见，这一位白公，是王孙胜，楚太子建之子。”
庆忌“啊”了一声，道：“原来你就是王孙胜。”
吴王僚这才缓步过来，上前道：“寡人几次欲召王孙，却始终不得其便，想不到今日在五湖酒肆遇到。”
熊胜忙上前行礼，道：“胜拜见大王。”
吴王僚举手虚扶，道：“楚王孙不必多礼。”
忽头顶板瓦纷纷揭开，一条人影从屋顶跃下，挺刃直刺吴王僚胸口……
[1]古代五湖专指今太湖及其附近的湖泊。又，古代五湖与今太湖水域差别极大。春秋战国以前，太湖地区原是陆地的冲积平原。唐代时，太湖水可达吴江塘岸。洞庭东山和西山原为湖中两大岛屿（这两山均会在小说中出现），后因东山与木渎间泥沙淤积，滩地扩展，至清代中期，岛与沙洲相接，使东太湖成为太湖的一大湖湾。近一二百年来，因东太湖东岸和西北岸淤积加甚，加之围垦湖滩地，东太湖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狭长且阻水严重的浅涸湖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太湖及其周围湖群，因围湖种植和围湖养殖，湖泊面积减少13.6%，消失或基本消失的湖荡有165个，合计面积161平方公里。其中以太湖、隔湖最为突出，太湖西北的马迹山岛因围湖造田已与陆地相连。隔湖的北、东、南面因加速围湖，使原有湖面大为缩小。
[2]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而当时最常见的粮食是黍和豆，稻米对于各诸侯国都是较为珍贵的食物，孔子曾说：“食夫稻，衣夫锦。”稻跟锦一样，都只有贵族才能享用。酒也相应分为两类：用黍蒸饭酿成的酒称黄酒，是人们日常引用的酒；用稻蒸饭发酵酿制的醪酒，即所谓的甜米酒，是贵族在隆重场合的用酒。盛产水稻的国家，通常也出产美酒，如楚国、吴国。
[3]古云梦泽是中国历史上大的淡水湖之一，主体位于今湖北荆州以东、江汉之间，南部以长江为界，与江南的洞庭湖无关，面积最广时曾有4万平方公里，但随着地貌的改变，在7世纪到13世纪时逐渐萎缩解体，变成陆地，今江汉平原最大湖泊洪湖即为其残留水体。
[4]牖（yǒu）：窗户。秦代之前，“窗”字少见，多用“牖”。“牖”多指古建筑中室与堂之间的窗子，“户”则指堂、室相通的门。“向”则专指后室朝外开的窗户，见《说文》：“古宫室（指坐北朝南建筑）北墉（墙壁），无户牖，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向。”为避免混淆，本书一律以牖窗称呼。
[5]云梦之会是一种春社交欢，是人类由原始群婚向对偶婚、个体婚转化过程中，乃至这个过程完成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一种普同性文化现象。当时非但楚国，华夏诸国如齐国、宋国等均有类似的野合习俗。《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干宝《三日记》则谓：颜氏女“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即孔子也是野合后的产儿。
[6] 宛地：今河南淅川。
[7] 郢：楚国国都，遗址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8]彼时周天子虽名存实亡，但仍是天下共主身份，国家的概念并不强烈，无论在哪国出仕做官，名义上均是对周天子效忠，所以常常有才学之士在某国不得志、便转投他国的情况，甚至不惜更改自己的政治主张。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战国时期的苏秦。苏秦学有所成后，最看好秦国，于是到秦国投奔秦惠王。但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憎恨外国人才，没有理睬苏秦，苏秦遂决意联合其他六国合力攻秦。最辉煌的时候，苏秦一人佩六国相印，给秦国下《纵约书》，令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试想当初若是秦惠王收留苏秦，予以重用，则完全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9]此现象在中原大国齐国、晋国均存在，日后“三家分晋”即源出于此。本文中另一主要人物孙武远走吴国，亦是因齐国国内斗争激烈。因所涉历史背景极为复杂，小说中不再详细介绍。
[10]在寿梦之前，吴国君主只称吴侯，史籍如《史记》等多记载寿梦“始称王”，因而普遍认为寿梦是第一任吴王。后江西出土“者减钟”，根据钟上铭文，吴国国君至迟在太伯十五世孙皮然时便已称王。但本书仍然采纳《史记》的说法。
[11]寿梦所建是都亭驿，类似会馆，附近有桥，由此得名都亭桥，也是苏州有确切记载的最早的桥梁，位于今古城西北部。到唐代时，此桥已毁，《吴地记》称“基址见存”。但由于历史悠远，历代志书上仍有不少关于此桥的记载。如明正德《姑苏志》记：“都亭桥，承夫寺西，吴王寿梦尝于此作都亭，以招贤士。”清道光《苏州府志》记：“都亭桥，旧传吴王寿梦于此作都亭以招贤士，故名。则此桥春秋时已有之也。”又，唐代以前，桥梁都以木梁木栏为主，即历代诗人诗中常称的“红栏”，到宋代，逐渐以石料取代木料。
[12] 此段渊源及吴国历史详见本书“外一篇”《鱼肠背后的吴国史》。小说中涉及相关历史背景时，仅简单提及。
[13]春秋战国时贵族男子氏在前、名在后，比如屈原氏屈（屈原名平，字原），姓芈，楚国国君氏熊，姓芈；贵族妇女则是名在前，姓在后，比如屈原姊姊叫媭芈。吴国王族与周天子同族，为姬姓，但无氏，史书中多以姓代之。本书采纳彼时习惯称呼，如直接称吴王僚、公子光（当时国君之子称公子，国君之孙称王孙，所以能称公子王孙者全是王族），而不是姬州于（吴王僚本名州于）、姬光。又如称呼另一重要人物伍子胥，而不是伍员（名员，字子胥）。
[14] 范蠡日后成就不必多言，小说中会详细交代，其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养鱼著作《养鱼经》的作者。《养鱼经》现存共400余字，以问对形式记载了养殖对象、鱼池构造、亲鱼规格、雌雄鱼搭配比例、适宜放养的时间以及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卵孵化等方面的问题，与后世方法多相类似，是中国养鱼史上值得重视的珍贵文献。
[15]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货币并不统一。楚国最早使用海贝（楚国并不临海，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后出现了铜币、银币及金币。铜币形制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鬼脸钱”。另外，铜贝也有铲形（中原地区货币通行的形制）。银币为楚国独创，币呈铲形。金币正式名为郢爰（“郢”为楚国国都，“爰”意为称量）和卢金，又称印子金，即有特定铭文的扁平金板，此外还有无钤印字的金板、金饼等，选用高品位的天然金块熔铸而成，属初级铸币，非等量货币。当时金币流通限于上层社会，通常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时使用。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板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再行交换。目前出土的楚金币大都是零星碎块，大小轻重相差悬殊，而且明显可看出曾被切割过的痕迹。楚金币也是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16]关于吴国货币问题，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迄今，考古界尚未发现吴国制造的金属货币。目前，以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来看，海贝、布帛两种作为货币用于市场交换，疑义不大。1982年，江苏丹徒磨盘墩西周晚期墓中出土了178枚海贝。这些海贝背部磨有小洞，可用绳穿，表明吴国极可能与周人货币制度一样，以“朋”（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为计算单位。又，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庆封奔亡至吴，“吴句余（吴王余昧，吴王僚父）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在外不得宰吾一邑。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文中用有“布帛”来代表“富”，表明布帛同样具有货币的功用。
[17]关于孙武在吴国隐居之地，文献中并无记载。明人冯梦龙编《东周列国志》，记孙武初来吴国，“隐于罗浮山之东”。据《嘉泰吴兴志》，罗浮山在长兴县（今浙江吴兴西北）东二十五里。因冯梦龙是吴地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这一说法极可能采自民间传说。而孙武隐居穹窿山，是近年来才冒出来的新说法，颇多争议，有学者明确作文指出为假，认为是地方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有意伪造。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孙武与伍子胥相识，是因为二者住处相近，互闻声名而交往。伍子胥隐居之处虽无明确记载，但他表面退隐，暗中其实在为公子光谋事，且所图之事极为重大。如此，为行事方便，其住处必定离吴都王城（子城）不远。顺理成章，孙武住所也必在王城附近。从之后孙武献给吴王的兵书来看，亦可佐证此点——吴越结有世仇，孙武为使兵书更为吴王接受，直接在书中将越国作为对战方。如此明显而刻意地取悦吴王，急于进阶之心昭然若现，这样的男子，又怎会远离权力中枢之地？此为作者个人之浅见，无意涉及各方学术之争。本书写孙武隐居于穹窿山，也可只视为小说家之言。
[18]中国古代采用夏历纪年，因诞生于夏代，故称。它是世界上三大历法中历史最悠久、天体定标点最多的历法，以月亮的周期作为月长，又参考了二十四节气，所以是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历将朔日定为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以建寅月（今农历一月）为正月（岁首，一年的第一个月），殷历以建丑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建子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史称三正（zhēng）。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建亥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不改正月。汉初沿袭秦制，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改制，改建寅月为岁首。
[19] 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东南城父镇。
[20] 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21]指周景王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公元前522—前520年）宋国华、向宗族之乱。宋国宋元公在位时处事不公，不守信义，私心很重，与宋国华、向二族交恶。公元前522年，华定、华亥、向宁（宋大夫向戌之子，著名的“向戌弭兵”即由向戌一手促成。向戌之女是鄅国国君夫人）首先向公室发难，诱杀宋室诸公子，并劫持宋元公。随后，双方互派人质，盟誓讲和。同年冬，宋元公在征得华氏宗主大司马华费遂（生有华貙、华多僚、华登三子）同意后，诛杀人质，攻打华氏、向氏。华定、华亥、向宁奔陈，华登奔吴。次年夏，留居国内的华氏发生内讧。御士华多僚向宋元公诬告其兄少司马华貙将接应华亥等人返国乱宋。宋元公信其言，与华费遂策划驱逐华貙。五月，华貙盛怒之下杀华多僚，劫持其父华费遂，召回华亥、向宁，发动叛乱。华氏占庐门（宋都商丘城郊之门），据南里（宋部商丘城内里名），宋元公率军据守郊外旧城桑林之门，双方相持不下。十月，华登带领吴军前来援助华氏。宋军与戍守宋地的齐军先发制人，败吴军于鸿口（今河南虞城境），俘二帅公子苦雂及偃州员。华登率吴军余部反攻，败宋、齐联军。宋元公欲弃师而逃，被厨人濮劝止。宋、齐联军重整旗鼓，采纳齐将乌枝鸣的建议，挑选精锐士卒，各持短剑，奋勇冲杀。厨人濮用裙子包着一个脑袋，扛在肩上跑：“杀死华登了！”由此搅乱华氏军，败华氏军于新里（今河南开封东），翟偻新、华妵脱下盔甲归附宋元公。十一月，晋、曹、齐、卫相继出兵救宋。联军连败华氏，将其围困于南里。因吴国军队已败，能挽救大局者只有楚国，华貙决定派华登到楚国请兵。华貙率战车15乘、步兵70人突出重围，在睢水岸边吃饭，哭着送走华登。送别华登后，华貙再次冲进重围，入南里固守待援。楚国一向以大国自居，接受了华登，同意出面干涉。公元前520年，楚平王派遣使者向宋元公施压，迫其释放赦免华氏。联军患楚出兵干预，遂释南里之围。华氏族党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等流亡至楚，宋内乱至此平息。
[22] 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
[23]子西亦同情异母兄弟太子建的遭遇，执掌楚国大权后，坚持迎太子建之子熊胜回到楚国，由此引发了另一场大风波。熊胜后人中更是出了一位比申公巫臣、伍子胥更狠更毒的将才拔城如山，杀人如水，神于用兵，所向无敌，这便是号称“人屠”的白起（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一人据二分之一），此为后话，后面再细表。
[24]据伍子胥《水战兵法》，“大翼”人员组成、武器配备如下：“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
[25] 据《越绝书·逸文》所载船只长度，按先秦度制测算，“大翼”长约20.10米，“中翼”长约19.30米，“小翼”长约18米。至于吴王座船艅艎究竟有多长，不得而知。但仅据“大翼”的长度来看，吴国造船工艺之高，已远远领先于当世。又，艅艎名为吴王座船，但其实是水师指挥船，主帅也可以乘坐。为保障艅艎安全，吴军专门配有“疑船”，即将船只装扮成指挥船的模样，用以扰乱敌军视线，使敌人分不出真假。吴王亲征时，配备的“疑船”多达7艘；将军出征，则配有3艘“疑船”。当艅艎遭遇敌方攻击时，“疑船”也会主动出击。
[26]卑梁：今安徽天长西北。钟离：今安徽凤台东北。
[27]巢国：都城在今安徽合肥西北。位于吴国、楚国之间，号称“吴头楚尾”，是吴楚二国争夺的焦点，公元前518年为吴国公子光所灭，即发生在吴楚争桑事件后。
[28]州来：今安徽凤台。
[29]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
[30]晦日：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古代晦日不打仗，所以有说法云：“晦日用兵，兵法所忌。”
[31]春秋时，诸侯国遵循的“闻丧不伐”的原则，但吴国从不遵守。公元前560年，楚共王驾崩，楚康王（楚平王兄）即位，吴国发兵突袭楚国，但被楚军击败。
[32]盉（hé）：一种酒器，用青铜制成，多为圆口，腹部较大，三足或四足，用以温酒或调和酒水的浓淡。盛行于中国商代和西周。
[33]鬲（lì）：古代炊具，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也用来盛饭、粥、汤等。
[34]豆：古代用以盛放食品的器皿，也作为礼器使用。基本形制是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形状像今高脚盘，大多数有盖。长握称“校”，握下圈足称“镫”。铺：另一种器皿，近似豆。
[35]剑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早期的剑都很短。西周时两军交战，以车战为主，远则弓箭对射，近则戈矛相接，用不上这样短小的剑，当时主要用来防身。春秋后期，吴越两国相继崛起，争霸于南方。两国均处于水网交错、丛林遍野的水乡，难以车战，步兵和水军遂成为吴越军队的主要兵种，剑成了军队的常规武器。所以，吴越两国都特别重视剑的生产，其铸剑技术也远远超过中原各国，成为中国古代的“宝剑之乡”。
[36]唐朝时，龙渊剑为唐高祖李渊的佩剑，因避李渊名讳，将“渊”字改成“泉”字，故名“七星龙泉”，简称龙泉剑，亦成为宝剑之代名。李渊死后，龙泉剑随李渊葬于献陵。也有传说李渊曾将此剑传于太宗李世民，后与李世民一起葬于昭陵。今龙泉剑也通指浙江龙泉地区按汉族传统工艺铸造的宝剑。
[37]泰阿又名太阿。《史记·李斯列传》载：“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意思是说秦始皇得到的昆山宝玉有瑞光，堪比明月，可至太阿。秦始皇曾配泰阿剑，后下落不明。因秦始皇死后大量陪葬，很多宝贝都埋入地宫，也传说泰阿剑亦随其殉葬。有成语“泰阿倒持”，意为“倒拿着剑，把剑柄给别人。把大权交给别人，自己反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