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李广，“李广难封”的问题是必然讨论的。“李广难封”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个很热的话题，大多数的论者都在为李广鸣不平，突出他的优秀品质与作战能力，突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这种倾向其实古已有之，始作俑者当然是司马迁，但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最早当属东汉的冯衍。当初，由于结交外戚，他被迁为司隶从事，亦由此而得罪，免官归里，闭门自保。建武末年曾上疏自陈，他在写给光武帝刘秀的“书”中说：“逮至晚出、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所为流涕也。臣衍自惟，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劳，而欲免谗口于当世，岂不难哉！”①其中不但提到了李广的众多功劳、而且第一次明确表达了李广英勇抗击匈奴却被卫青排斥的观点——“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
李广的个人能力很强，他的品质也很好（利欲熏心，言而无信，拍马屁，公报私仇杀霸陵尉，诱降杀人就能看出牠个人的品质十分低下，卑劣！和第一无耻妖阉是一丘之貉！），然而作为一个想要通过立功来封侯的将军，个人的作战能力已经不那么重要，品质好也并没有多大用处。李广被卫青排挤是很晚的事情，真实与否还需进一步商榷。司马迁还引用汉文帝的话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后世遂有“李广遗恨，不值汉初”②的说法，强调李广生不逢时。这种观点并不公允，因为汉武帝抗击匈奴，也是有很多立功机会的，所以“李广难封”的原因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客观方面而言，李广缺乏军功：从主观方面来说，李广缺乏全局观念。
一、客观上，缺乏军功
军功爵制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种诸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向其臣民颁布的官爵制度，军功爵制的级别多，受爵人的范围广。战国时代军功爵制大兴，尤其商鞅变法，更是形成了较完备的军功爵制，颁布了“有军功者，各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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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袁弘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八，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②(清)严可均辑：《全陈文》卷七《徐陵《让右仆射初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37页。
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①的法令。进入秦代之后，二十级军功爵制形成文字固定下来并形成一整套管理、评议和颁赐军功爵的机构，成为秦代重要的国家制度，是军功爵制成熟的重要标志。凭军功封侯就成了很多军人的人生理想——关内侯和彻侯②是二十级军功爵的最高爵位。
汉承秦制，尤其西汉之初，军人立功受爵成为常态，比如刘邦坚持施行“定功行封”竟导致“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汉书•任敖传》)但与秦不同的是，汉代对于“功”之内容的规定更为宽泛，并非“计首授爵”一条途径。“备行伍，攻城野战”“斩将搴旗”“斩捕首虏”以及掠获军需物资都在立功范围内。可以得到相应奖赏、功高者甚至可以封侯。所以在之后平定诸吕之乱、吴楚七国之乱以及武帝时的多次远征匈奴之战中就有很多人因此立功封侯，甚至吴王刘濞造反时都以封侯作为奖赏，“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汉书•吴王刘濞传》)
李广就活跃在这个时代，《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军功爵制，例如李广最初“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因为他“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所以很快被朝廷封为汉中郎：又如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因为“取旗”之功而被梁王授予将军之印：再如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被围，他“力战”至第二日乃突围，却又因为“广军几没”而“功自如”，即功过相抵，“无赏”。另外，李广的堂弟李蔡在元朔五年(前124年)跟随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有功，因为达到了汉廷对将领斩杀敌人首级和俘获敌人的数量规定而被封为乐安侯。更为明显的是“中率”一词，“中率”谓符合军功封赏条例，这个词竟在李广传中连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元朔六年，李广跟从卫青出击定襄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一次是元朔五年李蔡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这是李广所处时代严格执行军功爵制度最直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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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0页。
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
由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李广征战匈奴四十多年，经历大小七十余战，立过功（有啥功？连抛下大军拍马屁，逃跑如飞这种鬼事都要拿出来吹，可证牠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军功！将军者，守土，开疆，杀敌，李广一条不沾，封个鬼啊？）并且朝廷赏罚都是依照当时的军功爵制执行的，并无人为干扰或其他不公平现象。导致李广最终未能封侯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功少不足以封侯；二是军功因事耽误而未能封侯。李广确实立过一些较小的军功，例如他从军之初就因为“杀首虏多”被朝廷奖赏，但因为军功并未达到封侯等级，所以仅被封为中郎。其他较小的军功以及一些无功之战于封侯毫无作用，于兹不述。
李广也曾立过一些显著的军功，但都因为一些奇特的原因而未能得到相应奖励。比如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因为“取旗”而“显功名昌邑下”。如果不出意外，李广当受到朝廷奖赏，然而李广却接受了梁王的将军印，导致“还，赏不行”。李广接受梁王将军印的做法于情于理都十分不合适。要知道，梁王是文帝次子，倚仗窦太后的宠爱和梁国的地大兵强，一直觊觎皇帝之位，景帝自然不喜欢他。如果李广有点头脑就不应该接受梁王的将军印，这是政治倾向问题，事关政治前途，而且李广接受梁王私自授予的将军印的做法还违反汉朝廷的法令——中央官员不得与诸侯交通，所以最后的结果也并不奇怪——不予封赏。再如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的四千骑兵被匈奴的四万骑兵包围，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一般的将领是难以招架的，然而李广“力战”至第二日竟然成功突围。按道理说，这样的战绩也应当能得到朝廷封赏，然而李广又因为“军几没”而“功自如”，即因为李广的部下几乎全军覆没而功过相抵，结果是“无赏”。
这样看来，李广虽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也有些军功，但没有一次能达到汉廷封侯的标准。对此，广西民族学院的杨宁宁教授在《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①中，比较了李广和卫青、霍去病在同时期的战功情况，很直观地说明了李广的情况。
综上，在西汉之初这样一个崇尚军功、施行军功爵制度的社会，没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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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宁宁：《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功又怎能奢谈封侯？所以李广难封的直接原因就是李广没有军功。
二、主观上，缺乏全局观念
李广难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也有运气成分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广缺乏全局观念，战场之上表现为目标意识弱，战场之外表现为政治意识弱。
(一)目标意识弱
封侯作为李广的事业理想，对李广来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既是他军人世家事业的继续，也是他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更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按照常理来讲，李广应该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立什么样的军功才能达到国家封侯的标准。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作为一个想要封侯的将军，必须有全局观念，应该考虑他带领的军队如何打胜仗，如何立军功，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而不能仅仅依靠匹夫之勇去多杀几个敌人。既然汉承秦制，关于将领的立功秦朝明文规定：“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①看来能在攻城野战中斩首到一定数量才能达到要求，汉代人对此也是很认可的，比如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就说：“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②此外，秦朝还规定：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秦朝的这个条文规定，军官不得斩首，须指挥自己的军队杀敌至规定数量才能赐爵。如此规定，原因很简单：军官的职责是指挥战斗，而不是争个人的斩首之功，只有他率领的整支军队大量消灭敌人，才是真正的胜利。所以李广作为一个将军，要想立功封侯就需要有全局观念——不能只顾自己斩杀敌人，而需要率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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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商鞅撰，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境内第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9页。
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7页。
的部下去尽可能多地斩杀、俘虏敌人。对一名将领来说，谋略比逞匹夫之勇更重要。李广以“善骑射”著称，个人作战能力很强，从军之后很快受封为汉中郎就是因为他“杀首虏多”；汉文帝感叹他生不逢时也是因为他能够“冲陷折关及格猛兽”；典属国公孙昆邪曾经哭着对汉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重点突出的李广的“才气”依然是其突出的作战能力。其“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同样强调李广的个人能力。后面的李广射箭入石以及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和“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更是将李广超强的个人能力表达得淋漓尽致。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的四千骑兵被匈奴的四万骑兵包围，李广奋勇突围之后，司马迁说：“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强调的同样是李广之“勇”。司马迁一直在强调李广之勇，但这对一个渴望军功的军官来说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着眼全局带领部队大规模消灭敌人才是最重要的。“中贵人事件”中李广丢下大部队不管，而只带百余骑兵去寻找三个匈奴射雕手，这是典型的自负和不负责任。其在归途中遭遇数千匈奴骑兵，幸亏李广有点小智谋，不然必被全歼。作为军队指挥官，为了三个匈奴兵，险些让自己的部队失去主帅，实在是得不偿失。元狩二年李广的突围之战确实杀死了不少敌人，但李广自己的部队也“几没”，这如何评军功呢？公孙昆邪已经看出了李广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信——“自负其能”而不计后果，甚至于他打猎射虎都好近距离出击，如司马迁所云：“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结果是“其射猛兽亦为所伤”。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了李广好用这种方式指挥作战的后果——“用此，其将兵数困辱”。作为一个将领，首先应该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此前提下去尽可能地消灭敌人才有军功可言。李广如此指挥作战，是明显的作战不计后果，那获得军功的机会将少之又少。《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争的胜利就是用最少的损失争取最大的胜利，所以“中贵人事件”中李广最后的结局“无赏”，是很合适的，并无不公。如此忽略全局、一味力战的军官，又怎能寄希望于他立功封侯？所以汉文帝对李广的评价“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并不合适，李广这样一个一味力战，不用谋略、不计后果的将领，即使身处刘邦之世也是不可能立功封侯的（刘邦就一个军功万户侯就是曹参，曹参立了多大的功劳？李广狗屁不是！）。严格地说，李广只是个优秀的士兵，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将军。从这个角度来说，封侯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二)政治意识弱
作为一个成功的将领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战场之上立功需要有全局观念，战场之外同样需要全局观念，而这正是李广所缺乏的。军事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身为军事指挥官的李广，要想立功封侯，必然要考虑他的言行在政治上的影响。否则将一事无成。李广政治意识弱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私受梁王将军印事件，一是私杀霸陵尉事件。李广私受梁王将军印事件，从国家制度上来说，这当然是不合适的，会影响汉廷给李广的封赏。如果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则影响会更大。景帝与梁王不睦，这在当时的政坛来讲是一件很明显也很重要的事件。尽管梁王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出力很多，但如果想要在政治上有长足的发展，势必要与梁王划清界限，毕竟景帝才是国家的君主，这是政治立场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和政治前途。果然李广回朝之后的结果是“无赏”，而李广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李广这一次立功“无赏”并不是最严重的。严重的是，这件事可能会让景帝记住他的政治立场，给他贴上“亲梁”的标签，则李广后半生的立功封赏必定会受此影响。
如果说李广32岁时私受梁王将军印是因为政治经验不足，则李广在58岁时私杀霸陵尉就是非常愚蠢的了。《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道：“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便再无下文。如果事情仅是这样，那么反映出李广的品质就是狭隘而愚蠢。李广为泄私愤而杀死忠于职守的霸陵尉是违法的，他想立功封侯却偏偏给自己平添这样的污点，实在是愚蠢至极。对照《汉书•李广传》中的相关记载，班固在“至军而斩之”之后还多了一句“上书自陈谢罪”。看来李广明知杀死霸陵尉会犯罪却依然先斩后奏，那么李广一定是预料到皇帝不会拿他怎么样。后面皇帝给李广的那封隐忍的信就证明了这点。那么皇帝为什么不会惩治他呢？因为他能力强，皇帝需要他去抵抗匈奴，后面的“广在郡。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因为皇帝有求于己就有恃无恐地胡乱杀人，这一定会触怒皇帝。对于一个一心想要封侯的将领来说，这无异于自毁长城。私杀霸陵尉这件事情除了体现出李广的狭隘和愚蠢之外，还体现出了李广更深一层的一个特点，即缺乏政治远见（可见李广的卑鄙！不知周围将士们看到会作何感想？司马妖阉是不会记录的，牠根本没把将士当人！）。
作为一个有封侯理想的将军，不仅需要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力、同时也需要战场之外清晰的奋斗目标以及清醒的政治头脑，不幸的是，善射的李广缺失后者。相较于李蔡，李广的特点十分明显，长于沙场征战而疏于政治谋划，缺乏通盘考虑的能力，不能够兼顾战场与官场两个领域。有因必有果，李广缺乏政治头脑而空有一身勇武，“李广难封”的结局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综上，李广之所以难封，最直接和最客观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相应的军功，军功爵制的本质就是鼓励军人以军功博得封赏，没有军功又何谈封侯？李广有封侯的目标，但他在战争中没有全局意识，过于注重个人作战能力的发挥，忽视其作为军官的指挥作用，导致他的军队总是难以立下大的军功，因而难以封侯；战争之外，李广也没有全局观念，政治意识弱，不考虑政治立场，导致前途受阻，因而封侯之路困难重重。可以说、没有全局观念是李广最大的弱点。
小结 历史上李广的真实面貌
从以上分析来看，历史上的李广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确实是不一样的，李广的家世应该是无疑的，他确实善射，却并不善于带兵。他在战术上确实有一套，而在战略上却全无考虑。他的品格固然高尚，也是司马迁所推崇的。《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记载的并非都是事实，例如，李广并没有射箭入石，后代所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与李广无关，至于 “铸铜象其(虎)形为溲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将军，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军功，甚至还被俘虏过，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问题——如果抛开《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传奇描写，恐怕历史上真实的李广应该不会被后人注意到，李广的“名将”之称应该是名不副实。李广之“名”非本身所有，而是司马迁靠一支如椽巨笔赋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