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的对比研究①.2
上面这则材料言辞颇具气势，应该是出自皇帝之手。皇帝的这封信从头至尾语气都保持着一种壮阔的豪气，说将军就是用来保家卫国、为国杀敌的，完全没有必要惩罚李广，甚至连戴罪立功的意思都没有，完全不提李广杀死霸陵尉的事。最后三句话则明白告诉李广立刻出击匈奴，保卫右北平的安全。如果是在太平之世，李广目无法纪，擅杀国家公职人员，皇帝肯定会治他的罪。然而值此用人之际，皇帝也只能忍一时之不快。聪明的李广抓住了皇帝的心理，让不尊重他的霸陵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皇帝又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表面上看，李广赢了。
班固这段文字的补充，一方面表现了大敌当前，身为一国之君的隐忍；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李广的量窄、短视和耍小聪明，也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第二，李蔡的恶行。李蔡虽然曾经封侯，位至三公，可他在汉代历史上根本无足轻重。他在李广的传记里面也纯粹是个配角，他的存在意义只是给李广当陪衬。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一共提到他三次：第一次是说他作为李广的从弟和李广一起参军打仗；第二次是拿李蔡和李广作对比——李蔡人品差而官位高，李广人品高而未封侯；第三次是在李广自杀后讲李蔡的恶行——最终也自杀了。相比而言，《汉书》则一共提到他两次，内容与《史记》基本相同，但在第二次提到李蔡的时候提供的资料比《史记》详细得多：
《史记》：
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
《汉书》：
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家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
关于李蔡的人品，班固在《汉书》中又补充了两条不见诸《史记》的新材料：
(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
以将军再击匈奴得王，侯，二千户；四月乙巳封，六年，元狩五年，坐以丞相侵卖园陵道壖地，自杀。(《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这两条材料补充了李蔡的恶行。之前李蔡以丞相之职获得了皇帝20亩地的赏赐，可是他却多占了3顷——西汉土地面积有大亩、小亩之分，若按照1顷等于52小亩算的话，那么他就多占了156亩，比皇帝赏赐他的土地数目多出了6倍多。更恶劣的是他还把这些地都卖了，“颇卖得四十余万”——这属于典型的贪污、侵吞国家土地、财产。他还侵占了孝景帝陵园外的一亩空地(堧地)——和皇帝抢墓地，无法无天——李蔡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由此可见李蔡人品之恶，更反衬出李广人品之高，李广是一个“得赏赐辄分其麾下”“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的人，虽然二人都因为不愿受辱而自杀，人品却判若云泥！班固所补充的这些材料，不但补充说明了李蔡贪污的情况，还加重了这种对比，功不可没。（李蔡不过就贪点钱，这算什么大恶行？比起李广公报私仇，百战百败，逃跑如飞，言而无信，利欲熏心，不忠不义，交接妖阉，屙一群叛徒，李蔡简直就圣人！李广根本就是一只从头到尾都是屎的蛆！跟牠的割卵之交司马妖阉一样，都是只会吃屎尿的蛆虫！）
六、对李广的不同评价
对李广的不同评价集中反映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最后的总评部分：
《史记》：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比竟割卵之交，妖阉嘴巴和肛门里塞着李广李陵的卵子呢！）
《汉书》：
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对李广的评价，可以看出这两段主体的评价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两端。总体来看，司马迁对李广的评价非常高，总结起来就是正(直)、诚实和悲壮。相比之下，班固对李广的评价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即为诚实和悲哀。
首先看“正”。司马迁引用的这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出自《论语•子路》，这句评语非常高。根据《论语疏证》《论语汇校集释》等书的意见，这句话是用来阐述君主治国之术的，至少也是用来形容高尚的君子的。《论语疏证》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转引了《淮南子•主术训》中的一段话；
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项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①
“主术”二字指君主统治的方法，这篇全面论述了君主治国的方针、策略和方法。这一段在“主术”篇中占有重要地位，强调君主在统治中务必要做到身体力行，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实际的统治力——此即领袖。不但是领袖，君子也是一样。杨树达先生给这句话作注的时候还引用了刘向《新序》中的一个故事：
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隅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廊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②
故事中鲁国原来有各种不正之事，一旦当人们听说孔子将要来鲁国当司寇，各种不正之事统统自己消失，甚至于周边国家也及时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原因很简单——孔子是一个极正之人，孔子“正”的影响力达到了如此地步，不得不让人惊叹。李广也具有很多“正”的品质：他热爱祖国，廉洁奉公，爱兵如子，等等。正因为如此，李广死后才有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之垂泪，司马迁才会对李广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的评价。班固并不是没有看到李广的这些品质，却将对李广评价中的“正”字删掉，因为在班固的眼里这些品质虽好却够不上一个“正”字。结合着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遭遇和心态，我们知道司马迁非常同情、偏爱历史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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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刘安撰，杨有礼注说：《淮南子》卷九，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
②(汉)刘向撰，陈茂仁校注：《新序校证》，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具有悲剧命运的人物。这些人普遍都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品质，在作出一些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留些了很多遗憾，让后来人唏嘘不已。李广是司马迁非常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所以对李广的评价如此之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司马迁对李广的高度评价来看，司马迁应该是非常喜欢李广这个人物的。《史记•李将军列传》几乎到处都体现着司马迁对李广的钟爱，这里仅从两点来说明一下，而这两点正好又与《汉书•李广传》形成了对比。第一点是关于“李将军”这个词汇本身的考察。在文章的标题中，司马迁称李广为“李将军”，而班固直接称李广为李广，这已经可见二人对李广的尊敬和重视程度了。文章中也同样，经过笔者的统计，《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共出现了5次“李将军”(含标题)，相比之下《汉书•李广传》中只有3次。仔细分析这两个数字其实还是可以挖掘到一些信息的，下面是两文中“李将军”出现频次及位置的对比：
表3-2 “李将军”三字在《史论》《汉书》中出现频次对比表位置语句位置
司马迁
《李将军列传》
5 位置 语句 班固
《李广传》
3 位置 语句
标题 李将军列传 标题 李广苏建传
文章首句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 文章首句
李广，陇西成纪人也
霸陵尉事件 广骑曰：“故李将军。” 霸陵尉事件 广骑曰：“故李将军。”
太史公曰 《传》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其
李将军之谓也
太史公曰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赞 李将军恂恂如鄙
人，口不能出辞
程不识与李广对比 不识曰：李广军极简
易，然虏卒犯之，无
以禁也 程不识与李广对比 不识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
从表3-2可知，司马迁在标题中尊称李广为“李将军”，司马迁在文中一开始称李广为“李将军”，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竟两次连称李广为“李将军”（李广从头到尾不象个将军，不过一只卑劣肮脏的捅了妖阉没卵阴的畜生！），文中还有一次提到“李将军”，但因出自李广部下之口，所以不作数。相比之下，班固在文中则完全不同，他给李广写的传记，名为“李广传”。文中共出现“李将军”3次，两次都是出自故事中人物之口，一是程不识，一是李广部下。班固在文中称呼李广为将军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最后的赞，但很明显，这一句也是从《史记》中照搬过来的。班、马一对比，就很明显了，司马迁非常尊敬李广，在名称上都非常注意，体现着他对李广的钟爱。班固尽管也写了李广的传记，尽管也在这篇文章上费了些心思却连一个“李将军”都不愿诉诸笔端，从而反衬出司马迁在有意无意之间对李广的重视程度。第二是李广传记的体例。纪传体是司马迁的独创，他为李广立传，采取的方式是独传，而且称李广为李将军，非常尊敬李广。相比之下，班固对待李广就没那么重视了，不但直呼李广本名，而且并没有单独为李广立传，而是把李广和苏武的传记放在了一起。李广和苏武是通过李陵产生了联系，但两者联系并不紧密，班固采取合传的形式为他们立传，这直接地告诉读者司马迁和班固对李广的不同重视程度。
其次看“悲”。从司马迁和班固对李广的评语来看，他们都认定李广是个可“悲”之人（有啥可悲的，是一只卑劣肮脏的蠢才毒虫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然而其“悲”亦有不同。司马迁认为李广是个“悲壮”之人，而班固更看重李广身上的“悲哀”之气。后代学者经常讨论《史记》选择传主的问题，因为按照正统历史观，很多人根本进不了正史，比如陈胜、荆轲等人，因为这些人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大家还是对司马迁的做法表示理解，因为司马迁在选择传主的时候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其中“悲壮”便是司马迁选择传主的标准之一。司马迁选择的历史人物，虽然“悲”，却并不让人“哀”，而是让人读后感到壮烈。这些人虽然地位不高，却都胸怀理想，试图或者已经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广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李广之“悲”来源于他终身追求封侯而不得，而且最后还自杀了；他的“壮”才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他终身与匈奴作战，匈奴因为惧怕他而送他“汉之飞将军”的称号（百战百败，匈奴怕牠啥呢？明明是讽刺牠逃跑如飞，妖阉真有阴皮乱写！），他的廉洁、他的射箭入石、他从敌营逃跑等传奇经历（这货除了大败逃跑还会啥？什么时候逃跑得快也算本事了？），无一不吸引着司马迁，吸引着读者。世人为李广未能实现封侯愿望而遗憾，也为李广自杀而扼腕叹息，然而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为实现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和他本人所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班固对李广的评价则更侧重于“悲哀”。班固对李广的评价最后用了这样一句话：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这句话来自《史记•王翦列传》，原文如下：
秦二世之时，王前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
从这则材料可知，“三代之将”说的本来是王翦一门三代为将的事，是前人总结的一个历史规律。司马迁在写李广传记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这则材料，而且他不但亲见过李广还跟李广的孙子李陵同朝为官，所以如果司马迁想由此总结出一个“三代之将”的历史规律，其实很简单。可是司马迁没有写，而是由班固来完成了这一总结，可见司马迁在塑造李广形象的时候是有他自己的考虑视角的，是有选择的——司马迁只想写李广，他想让他的读者像他一样喜欢李广，而不是关注李广的子孙。相比而言，班固用司马迁的话说出了李广也逃不出“三代之将”这个历史规律的事实，很客观，但这种“哀”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削弱了李广的魅力。司马迁对李广最后的评价非常高，而班固的评价则由一个“然”字形成了转折，让读者的情感也随着坠落，只能以“哀”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壮”。
以上，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细节处理、材料运用和综合评价六个方面对比了司马迁和班固在给李广写传记时的不同。这六个方面并不处于同样的层面，却都体现了班马之不同：班固是个非常正统的史学家，他的行文力求简洁、务实，对人物的描写和评价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表露个人爱憎；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学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思考，突出自己的爱憎，他在行文之时从不吝惜笔墨，尤其喜欢各种“好奇”之事，描写事件时力求完整、吸引人，描写人物力求生动，因而文采斐然，广受读者喜爱。班、马之间的“对比”是一条了解司马迁创作思想、写作手法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了解司马迁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很好的途径。
“马班异同”是个古老的话题，自从《史记》与《汉书》两书问世以后，《史记》《汉书》就被不断相提并论。尽管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著不多，但研究《史记》的人大都会对比这两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比较典型的是《班马异同》，此书是南宋倪思所撰，其通过比较《史记》与《汉书》对应的篇目，创造出一种新兴的史书研究方法。本节文字就是循着这条路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出发点在于探讨司马迁和班固对李广的不同态度，而结论也很具有说服力。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处处显示出对李广的推崇，班固的《李广传》尽管内容主要都出自《史记》，却在细微处透露了对李广的个人看法。班固并不如司马迁那样对李广满怀崇敬，他是个正统的史官，也没有司马迁那样的悲惨经历，所以他面对历史人物并没有强烈的情感，而是冷静客观，与司马迁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单就李广传记的对比来看，并不能显示出孰优孰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