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将”与李广无关说起①
王昌龄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广为人知，明代李攀龙曾在《唐诗选》中推此诗为唐诗七绝压卷之作，称为“唐绝句中第一”，由此拉开了明清两代唐诗绝句“压卷公案”的序幕。其间多有不同意见，也并未形成的论，但这首诗一直是公认的、杰出的唐诗七言绝句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以为诗中“飞将”即李广，很多注释也都明言“飞将军，指汉代名将李广”，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飞将”并非李广，王昌龄此诗也并非因李广而闻名，其艺术魅力在意境而不在形象。
一、“飞将”并非李广
由于学术界对“龙城”到底指哪里存在争议，所以对“龙城飞将”的理解也有若干种意见，主流有李广说、兼指李广、卫青说两种。不管怎样争论，有一点却是共识，那就是“飞将”都与李广有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一)从“龙城”与“飞将”的关联性来看
有些研究者习惯将“龙城”和“飞将”联系在一起解读，认为两者有内在联系，即“龙城”和“飞将”说的都是李广，是一回事。比如胡问涛就延续了清代阎若琥把“龙城”当作“卢城”的意见，认为“龙城”即“卢城”，“(“龙城飞将”)指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右北平，汉郡名，唐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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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系2022年12月，作者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一界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文章，已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内容有改动。
郡，治卢龙城。”①李永祥在《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汉北平郡，辖境相当于后之营州，营州州治为龙城，故谓李广‘龙城飞将'。”②当代著名学者莫砺锋先生在《莫砺锋教你读古诗》中也持相同意见。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龙城”与“飞将”并非直接关联，而是类似事件——卫青和李广的并举。李云逸先生就曾说：“《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至笼城，斩首虏数百。笼城，颜师古注韵：‘笼’与‘龙’同。《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此处之‘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龙，诸本皆同，唯朱本、黄本、活字本、王本并作‘卢’，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尝辩‘龙’之当从王本作‘卢城’，其说甚详，然似是而非，未可遽从。”③他认为，卫青曾出兵龙城，李广有“汉之飞将军”之美誉，此二人都是汉代名将，所以他认为“龙城”(卫青)与“飞将”(李广)是并列关系。此外，马茂元《唐诗选》、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顾青《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等均以为“龙城飞将”是合用卫青袭取匈奴龙城、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二典。
以上所举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看似都很合理，结论也有相同之处——“飞将”要么指李广，要么与李广有关。然而这两种意见能够成立的前提是“龙城”是一个实际的地点，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则这两种意见就会失去说服力。对此，赵望秦《唐诗中的“龙城”与“卢龙”——从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说起》一文认为，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与南北朝诗人笔下的“龙城”和其他唐人诗中的“龙城”一样，只是借指边关边城，既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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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王昌龄撰，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卷一，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清)王世禛选，李永祥撰；《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卷三，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39页。
③(唐)王昌龄撰，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指匈奴龙城，亦非实指前燕龙城，更不是卢龙之误。此文论证有力，论据充分，颇具说服力。首先厘清了“龙城”和“卢龙”的建置沿革；其次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唐以前诗歌作品中的用法，指出“南北朝时期诗歌作品中的“龙城”，是诗人在创作以边塞生活为主题的诗歌时，舍弃原始本意，仅取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出入东北边境所必经过这一点，并形成一个艺术化、典故化的地理概念，即借指边城边关，或泛指边塞边境。①最后进一步用唐诗验证并得出结论：“(唐诗中的)‘龙城’都是作为借指边关边城、泛指边塞边境的典故词语使用的，没有一例是能够坐实为具体所指。”既然“龙城”是泛指边塞边关而非实指某地，则它与“卢城”“卢龙城”“笼城”都无关系，所以“龙城飞将”兼指李广卫青说以及支持者甚少的“飞将”指卫青说即皆成无稽之谈；“飞将”指李广也失去了最重要的依据，即并不能凭“龙城”来判断“飞将”是否与李广有关。“飞将”是否李广，或是否与李广有关只能从“飞将”本身来判断。
(二)从“飞将军”与“飞将”的词义差别来看
人们往往将“飞将”和“飞将军”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必要谈谈“飞将军”的词义指向问题。李广的“飞将军”之名出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当时的李广确已是汉朝的一位将军，所以此“将”当读为“jiāng”，指将(jiàng)级军官或高级将领，突出其军衔。所以唐及唐以前之汉代诗文中的“飞将军”俱专指李广，突出汉代之李广是一位勇猛的高级将领。之所以强调“汉”与“唐”这两个时间点，是因为唐以前唯有一位“飞将军”，那就是李广。而唐以后至清末，我国历史上至少还有一人有“飞将军”之名，那就是清末名将刘锦棠。据《清史稿》载：“(光绪)四年，锦棠既定喀城，以次巡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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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望秦：《唐诗中的“龙城”与“卢龙”——从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说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尔羌、和阗。凡西人侨居其地者，英乳目阿喇伯十余人，印度温都斯坦五千余人，咸服其勇略，称为‘飞将军’云。”①刘锦棠或可称为“清之飞将军”。
“飞将”之“将”读为“jiàng”，不同于“飞将军”之“将(jiāng)”。音不同，所指亦不同，当然更不能简单地认为“飞将”是“飞将军”的简称。简称是为了称呼的方便，但字音是不能发生改变的。“飞将”意为勇猛的将领，与“猛将、健将、虎将、神将”等词为一类，区别只在于程度或有不同。而且“飞将”是个多义词，它首先是一个类的概念，泛指各级勇猛的军官将领。“飞将”不是简单地只比“飞将军”少了一个“军”，从形式逻辑学角度来说，“飞将军”与“飞将”是真包含于关系，即“飞将军”只是“飞将”中的一部分，换言之，李广、孙克咸、刘锦棠都是“飞将”，而“飞将”不见得就是李广等三人。另外，“飞将”还是一个个体概念，可以专指某些人。翻阅史籍，我国历史上唐以前竟有两人直接就被誉为“飞将”，一是三国之吕布，据《三国志》记载：“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二是隋末之单雄信，史载：“初，雄信骁捷，善用马槊，名冠诸军，军中号曰‘飞将’”。“汉之飞将军”“飞将军”“飞将”和李广等词的关系如图4-3、图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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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五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10页。
由图4-3、4-4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飞将军”并非确指李广，“汉之飞将军”才是李广。同理，“飞将”若作为一个类的概念，与李广并无必然联系。若言“汉飞将”则当指李广，若没有上下文背景佐证，则不能认定“飞将”就是李广；若“飞将”作为个体概念，则一定不是李广。如前所述，王昌龄《出塞二首》诗中的“飞将”与“龙城”并无关联，其与后面的“阴山”同样毫无关联，则王昌龄诗中的“飞将”并没有可以证明其确为李广的旁证。所以诗中的“飞将”不能认定就是李广，也不能说“飞将”与李广有关。
(三)从汉唐之间诗歌中的“飞将”指向来看
用典是古代诗人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除生僻典故之外，考察一个词语典故的含义，方法之一就是找出诗人之前以及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飞将”并非生僻词语，亦见于其他诗人作品，故将汉唐之间所有包含“飞将”一词的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对确定“飞将”是否确指李广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唐以前，含“飞将”的诗歌共有两首：一是南朝梁刘孝标之《出塞》：“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陷敌挫金鼓，摧锋扬施旌。去去无终极，日暮动边声。”二是北朝隋之际诗人卢思道之《从军行》：“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刘诗乃典型的边塞诗，其中并无一语实指，故“飞将”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其与李广相关。卢诗中“谷中石虎经衔箭”可能与李广相关，但从“长安飞将出祁连”中的“长安”“祁连”来看，此“飞将”还可能指称霍去病，而且可能性更大，所以此“飞将”并非实指某人，乃泛指猛将，并非实指李广。
(四)从唐代涉及“飞将”诗歌的词义对比来看
若无特别说明或交代背景，则唐以前诗歌中的“飞将并非实指李广。再看唐诗中“飞将”的含义与指向。唐诗中含“飞将”的诗歌共有20首，除卢纶的《出塞二首•其一》外，其余19首按照“飞将”出现的形式特点可分为以下几类。
1.“汉飞将”类
行闻汉飞将，还向皋兰宿。寇枇《度涂山》
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常建《吊王将军墓》
双旌汉飞将，万里授横戈。郎士元《送李将军赴定州(一作送彭将军)》
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李益《赴邠宁留别》
汉家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刘禹锡《平蔡州三首(其一)
虏尘如雾昏亭障，陇首年年汉飞将。温庭筠《遐水谣》
依照之前的“飞将军”与“飞将”的词义辨析，则这六首诗中的“飞将”皆指李广，因为“飞将”前的“汉”字明确地规定了这个“飞将”的年代，对此当无异议。
2.对仗类
武士日曳柴，飞将兢执馘。 杨乘《甲子岁书事》
天子金坛拜飞将，单于玉塞振佳兵。 贺朝《从军行》
投笔弃编生，提戈逐飞将。戴休珽《古意》
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 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九》
铁岭探人迷鸟道，阴山飞将湿貂裘。 翁绶《横吹曲辞•雨雪曲》
五营飞将拥霜戈，百里僵尸满沤河。戎昱《收襄阳城二首》
以上前五位诗人都将“飞将”用在对仗句里面，所以考察与“飞将”对仗的词语含义，应当可以考察出“飞将”所指。杨乘诗以“武士”对“飞将”。“曳柴”是古代作战用的一种诈敌方法，即以车曳柴起尘，造成众军奔驰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则“曳柴”之“武士”当为下级军官或者士卒；“执献”为杀敌献功之称，则“飞将”当为高级军官。诗中的“武士”与“飞将”当泛指军队中的将士，所以“飞将”并非李广。同理，贺朝以“佳兵”对“飞将”也是以普通士兵对应高级将领，故此“飞将”也不是李广。戴休斑以“编生”对“飞将”。“编生”是一个典故，指西汉武帝时投笔从戎的终军，后泛指年少立大志之人。则与“编生”相对之“飞将”也应该是个典故，时间也应该是汉代，则“飞将”当指汉代之李广无疑。杜诗的对仗句属于流水对，“议筑坛”指刘邦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之事，则“飞将”当指同为汉代而又积极抵抗外敌入侵的李广，这同杜甫此诗的志趣也颇为接近，故此诗之“飞将”当指李广。后两首诗与前三首略有不同，即“飞将”前都有名词加以修饰，而且这个名词和“飞将”并无关系，系对仗之需要——“铁岭探人”对“阴山飞将”，“五营飞将”对“百里僵尸”，所以后两首诗中的“飞将”非确指李广。
3.前加姓氏类
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李白《古风》其六
由于“飞将”泛指勇猛的将领，所以即使“飞将”前有“李”字。因为孤证难立，也未必就能断定此“飞将”一定是李广。然而“白首”一词以及此诗前还有“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两句，易令人联想到年老而未封侯的李广，故此“飞将”当指李广，詹镁先生《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著作也都作如此解释，可为旁证。
4.单独“飞将”类
飞将下天来，奇谋阃外裁。 皎然《相和歌辞•从军行》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严武《军城早秋》
吾友从军在河上，腰佩吴钩佐飞将。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
飞将送迎遥避马，离亭不敢劝金杯。马戴《边上送杨侍御鞫狱回》
弟兄间世真飞将，貔虎归时似故乡。杨巨源《述旧纪勋寄太原李光颜侍中二首》
以上五首诗中并无其他任何与李广有关的可做旁证的词汇，故可认定这四首诗中的“飞将”与李广并无关联，泛指勇猛之将领，这与唐前期边塞诗中的李广指称是一致的。
5.存疑类
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随飞将伐单于。 令狐楚《塞下曲二首》
令狐楚此诗中的“飞将”是否为李广，难以判断。“飞将”之后有“伐单于”，李广的确曾讨伐过单于，但令狐楚诗中仅有此一处旁证，所以此“飞将”是否为李广只能存疑。
由以上分类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唐诗中凡出现“汉飞将”者，此“飞将”指李广；凡对仗诗句中与“飞将”对仗者为具体历史人物且为汉代人物者，则“飞将”当指李广；含“李飞将”并且另有提示者，“飞将”也指李广。其余，“飞将”单独出现而无旁证者，则此“飞将”一定不是李广。从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全诗来看，“飞将”与“秦时明月”“汉时关”“龙城”“胡马”“阴山”皆无联系，没有任何旁证，则此诗中的“飞将”一定不是李广。
(五)从《盖罗缝二首•其一》的版本改动来看
《乐府诗集》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近代曲辞二”中就记载了一组诗题很特别的诗，叫作《盖罗缝二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人尚未还。但愿龙庭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音书杜绝白狼西，桃李无颜黄鸟啼。寒雁春深归去尽，出门肠断草萋萋。”这两首诗明显都是在王昌龄诗歌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在唐代，王昌龄的诗早已经被四处传唱，而传唱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传入中原的南诏乐舞。“盖罗缝”实际上就是阁罗凤，而阁罗凤是一代南诏王的名字。所以“盖罗缝”当是以人名命名的一种歌舞形式，最初当是用来歌颂南诏王阁罗凤的。“盖罗缝”在天宝初年传人中原，并迅速成为宫廷之中经常演奏的一类杂曲歌舞，所以《乐府诗集》中的《盖罗缝二首》应该是当时广泛流行的众多诗歌中的两首。这两首诗都是王昌龄的诗，一为《出塞》，一为《春怨》。可能是出于演唱的需要，这两首诗在以“盖罗缝”形式传唱的过程中，文字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比如《盖罗缝二首》中的后一首改编自王昌龄的《春怨》，只是将原诗中的“雁”改成了“鸟”，而前一首则改编较多：一是将“长征”改为“征人”，二是将“使”改为“愿”，三是将“龙城”改为“龙庭”，四是将“飞将”改为“神将”，五是将“度”改为“渡”。在这五处改编中，最重要的两处当为“龙庭”和“神将”。“龙城”原本泛指边塞，而改成“龙庭”之后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这与原诗很是不同。“盖罗缝”将“飞将”改为“神将”是这首诗最重要的改编之处。“飞将”本来就泛指各级勇猛的军官将领，与猛将、健将、虎将等为同义词，“神将”与“飞将”当然也是同义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所以“盖罗缝将“飞将”改为“神将”也只是同义词替换罢了，这又可证明王昌龄原诗中的“飞将”与李广无关。如果王昌龄原诗中的“飞将”与李广有关，而“神将”又泛指所有勇猛的将领，即与李广无关，那么“盖罗缝”的改编就是失败的，因为它丢失了原诗重要的人物形象。事实是，这首“盖罗缝”在唐代广泛流行，说明当时人们对这种改编是认可的——以“神将”代替“飞将”，只是同义词的替换，“飞将”并非李广。
(六)从王昌龄《出塞》诗中的其他意象来看
《出塞》中除“飞将”外，还有若干其他意象，分析这些意象的内涵与外延同样有助于分析“飞将”所指，对于解析这首诗的艺术风格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明月”与“(边)关”
“明月”是边塞诗中较常见的一个意象，而且常常与“(边)关”一同出现，《乐府诗集》所载古《出塞》诗便有“明月”：“候骑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云影，阵如明月弦。”再如唐以前有些诗人的乐府旧题《关山月》更是直接将“明月”与“边关”联系在一起，如南朝梁陆琼《关山月》之“边城与明月，俱在关山头。”又如贺力牧《关山月》之“重关敛暮烟，明月下秋前。”进入唐代之后，“明月”与“(边)关”在边塞诗中出现得更频繁，如王维的《陇头吟》：“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卢照邻的《横吹曲辞•关山月》：“塞垣通碣石，虏障抵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寄书谢中妇，时看鸿雁天。”骆宾王也多有此类诗作，如他的《在军中赠先还知已》：“蓬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落雁低秋塞，惊凫起瞑湾。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又如他的《边夜有怀》：“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城荒犹筑怨，碣毁尚铭功。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还有张说的《送郑大夫惟忠从公主入蕃》：“凤吹遥将断，龙旗送欲还。倾都邀节使，传酌缓离颜。春碛沙连海，秋城月对关。和戎因赏魏，定远莫辞班。”以及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等。可见，在边塞诗中，“明月”与“(边)关”是两个很常见的意象，王昌龄诗中的“明月”与“关”并无特殊含义。
2.“征人”“胡马”与“阴山
“征人”，即戍边将士的代称，是边塞诗经常出现的诗歌主角之一，《乐府诗集》“横吹曲”中的第一首《陇头》中便有“征人”，“陇头征戍客，寒多不识春。惊风起嘶马，苦雾杂飞尘。投钱积石水，敛辔交河津。四面夕冰合，万里望佳人”。南朝梁元帝、南朝陈谢燮、张正见等人的同题乐府《陇头水》中都有“征人”意象。进入唐代以后，卢照邻、释皎然、罗隐等人的《陇头水》中也都有“征人”意象。除此，唐代张籍、刘湾等人的《出塞》诗，韦承庆的《折杨柳》，崔融、鲍氏君的《关山月》等诗中也都有大量的“征人”意象。可见，王昌龄《出塞二首》中的“万里长征人未还”也只是唐以前以及唐代众多边塞诗中很常见的一个意象。
作为边塞诗中敌方的代称，“胡马”同“征人”一样也经常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中。据目前文献记载来看，“胡马”一词最早当出现在《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中的第六首：“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其后，从西晋到隋的诗中偶有“胡马”出现，数量不多，共有8首左右。进入唐代以来，由于边塞诗的逐渐兴盛，“胡马”便多见于唐诗之中、含“胡马”之诗多达70首左右，所以“胡马”在唐代边塞诗中亦是一个寻常词汇。“阴山”即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河北省最北部，是我国北方的天然屏障，亦是我国古代北方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文明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民族文明的地理分界线。边塞诗以边塞战争生活为主要题材，所以“阴山”同“胡马”一样也偶尔出现在唐以前的诗歌中，只不过数量较“胡马”还要少，只有晋陆机《饮马长城窟行》和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从军行》两首。进入唐代以来，边塞诗中便多有“阴山”一词出现，含“阴山”的唐诗总数约为60首，其中岑参一人就有5首之多。
分析了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中包括“龙城”和“飞将”在内的所有7个意象，结论是这首诗中的意象在唐代及以前的边塞诗中都很常见，并无特殊出处。
综上，无论从“龙城”与“飞将”的关系角度，还是从“飞将”与“飞将军”的词义辨析角度来看，王昌龄诗中的“飞将”都与李广无关。再从唐以前以及唐代诗歌中的“飞将”词义对比来看，王诗中的“飞将”也与李广无关。王昌龄《出塞二首》中的“飞将”既不是兼指李广、卫青，也不是李广，只是一个表示“勇猛将领”的普通词汇，并非专指某人。与王昌龄的《出塞》诗共存于唐代而留存至今的《盖罗缝》可作旁证。另外，王昌龄这首诗中的其他所有意象也并无特出之处、都属于唐诗常见的普通意象，所以在分析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一句时，根本无须提及李广，因为作者创作此诗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勇猛的、能够确保边境和平的概念化的将领形象，并不是非李广不可。
有些诗歌评论者以为王昌龄此诗并无李广意象，却依然被视为最优秀的唐诗篇目之一，那么王昌龄此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即他的创新到底是什么呢？
二、王昌龄的“神品”《出塞》诗和他的“意境”论
王昌龄的《出塞》诗受到历代诗评者的推崇与“飞将”到底指谁是没有关系的，这首诗并非胜在意象的创造上。诚如王利增《王昌龄的〈出塞〉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所言，王昌龄的《出塞》是在提炼概括和因袭套用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即此诗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中表现的主要意象是“明月照关”，而这一意象来自边塞题材乐府诗《关山月》的拟辞；第二句“万里长征人未还”袭自隋代卢思道《从军行》中的“塞外征人殊未还”；第三、四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句式和意思上都本自初唐崔湿《大漠行》中的“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不过在使用的语汇上有所改变，特别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与“但使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在意境上相似，即“飞将”与“将军”一样，都泛指能征善战的将领。王利增用“提炼”“概括”“因袭”和“套用”来形容王昌龄这首诗的创作特点，这四个词从创造性上来说是越来越弱的，这等于说否定了王昌龄此诗的艺术成就。而明代李攀龙在《唐诗选》中曾推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为唐诗七绝压卷之作，称为“唐绝第一”。那么这首诗在艺术上到底如何呢？
我国边塞诗的创作若从《诗经》时代算起的话，其发展历史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此间，汉魏当是其重要的发展期，唐代当然是边塞诗发展的高潮，众多唐代诗人对边塞诗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所以王昌龄此诗在某些诗句上与前人相似不足为奇，并不见得王昌龄都是参考了古人诗句。王昌龄在开元、天宝年间是非常知名的诗人，这从类似“旗亭画壁”一类的故事中即可以想见。其诗句与古人的某些诗句相似，正说明王昌龄在某些创作观念、诗歌意象上与古人是相通的，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这首诗在语汇和意象选择上并没有新创，也未见“升华”。甚至其安边理想，崔湜等人也早就提出过了，此诗的魅力当从创作理念上去寻找原因。
(一)“神品”《出塞》诗与艺术想象
关于王昌龄的《出塞》诗，明代诗评家杨慎的评价最为经典，他说：“此诗可入神品”①。同为明代著名诗评家的王世贞和胡应麟对王昌龄诗歌的评价也都以“神品”二字概括王昌龄的诗歌：
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②
——《艺苑卮言》
“神品”二字是对王昌龄诗歌的极高评价，然而这个评价并没有指出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的具体风格。关于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古人对王昌龄此诗的评价，如
杨慎《升庵诗话》：
“秦时明月”四字，横空盘硬语也。人所难解。
王世贞《艺苑卮言》：
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
胡震亨《唐音癸签》：
若边词“秦时明月”一绝，发端句虽奇，而后劲尚属中驷。③
施补华《岘佣说诗》：
“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雄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令人百读不厌也。④
沈德潜《说诗啐语》：
“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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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杨慎撰，王仲镛笺证：《升庵诗话笺证》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页。
②(明)王世贞撰，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卷四，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64页。
③(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④(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载(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2页。
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也，边防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①
明清诗论者都很关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句。沈德潜以为是互文，这个评价被评诗者广为接受，但注重的是形式，而非本质。杨慎等人以“横空盘硬语”“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奇”“意态雄健”等评价这一句，所谈的都是感受，并未揭示出本质。此诗本质并不复杂，那就是艺术想象，唯有艺术想象才有如此魅力。“横空盘硬”道出了艺术想象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性质，“有意无意”道出了艺术想象给读者接受带来的理解困难。“奇”是艺术想象的魅力所在，“意态雄健”描述的是艺术想象所营造的意境，所以艺术想象才是这首诗拥有巨大魅力的最根本原因。
按照胡问涛先生的意见，开元十一年之前，正值而立之年的王昌龄陆续游走于陕西、河南、山西、河北一带，曾亲赴河北、河东边塞考察边况，《出塞二首》就写于此次赴边之行。根据历史记载，此年前后，河北、河东边塞并无战事，此地距阴山有千里之遥。年轻的王昌龄以乐府旧题创作边塞诗就只能发挥想象力，调动他已读过的边塞诗中的语词和意象，重新组织语言，让这些意象在他的想象中发生奇妙的联系。《文心雕龙》的“神思”篇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此论很形象地描述了想象的运行机制，即想象可以不创造新形象，仅凭已有的形象就让人在脑海中突破现实中的羁绊，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创作方法在中外古今都是相通的，黑格尔也曾说过：“通过想象的创造活动，艺术家在内心中把绝对理性转化为现实形象，成为最足以表现他自己的作品”②，并认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可见想象才是这首诗成功的关键所在。
那么王昌龄以此诗用想象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秦时明月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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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沈德潜撰，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②[德]黑格尔著：《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0页。
关”以景开头，却不是实写。作者用边塞题材诗歌惯用的“明月”“边关”从一开始便引领读者进入想象世界，所以这一句既是以虚景起兴，也是直入主题。沈德潜的“边防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眼界明显太小。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边防筑城怎能说起于秦汉？而且诗人所言也并非单言秦汉，诗论者经常说唐诗“以汉喻唐”，则作者所谈论的至少是在以汉代而喻唐代，所以“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字面是“秦时明月”与“汉时关”，而作者所关心的可能早已突破了过去的汉和现在的唐。他可能还想到未来的边塞战争，则作者在这一句里想象出了一条长长的时间纵线——人类若存，战争不止，边境也就永无安宁。在画了一条长长的纵线之后，接下来的“万里长征人未还”又画了一条广阔的横线，“万里”极言其远，因为“人不还”，所以这个”长”可能已概括了世间所有“征人”与其家人的分别。如此，诗人在开头两句便想象出了一幅广阔的边塞时空，所同情的是从古至今所有那些因为要成边而远离自己家乡的人。至于如何解“征人”问题及能否期盼世间再无纷争，诗人似也觉得人类远离战争不太现实，所以他想象出了一个边境的英雄——“飞将”。所以王昌龄此诗，字面是秦汉，所喻是唐朝，而他所着眼的却是全人类都面临的战争之祸，意境宏阔而又深远。后来的一些诗评谓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黑暗的抨击和对边塞无人的批评，结合王昌龄的经历和当时的边境实情来看，这些评论并无实际的依据，属于过度解读。
王昌龄此诗的结构也一如他的意境，圆融而纯洁。“秦时明月汉时关”是景色描写。“明月”是以景开头，“关”字标识边塞诗题材，既是以景起兴也是直入主题；“万里长征人未还”则承接首句边塞题材，提出对“征人”的同情；就如何解决“征人”的苦况，第三句并未就“征人”本身说事，而是话题一转，言边境对“飞将”之需要——“但使龙城飞将在”；最后一句“不教胡马度阴山”紧承上句，认为“飞将”能够令边境平安，同时还解决了“征人未还”的问题，“合”之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关于此，《围炉诗话》评价得很好：“王龙标七绝，如八股之王济之也，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①
(二)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与他的理论主张
王昌龄的《出塞》诗并不在用典和创造新形象上下功夫，而是用艺术想象驱动各种已有的寻常意象，进而达到意境上极高的境界。王昌龄作诗善以想象为手段，以寻常意象为对象，创作出不朽的诗句。欲知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翻开我国诗歌理论史不难发现端倪。刘勰的“神思”篇固然经典，然而刘勰并未指出艺术想象与意境创造的关系。刘勰辞世二百多年之后，我国诗歌理论界又出了一位著名的诗人理论家，那就是王昌龄。王昌龄不仅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论家。他撰有《诗格》一书，提出了“三境论”，被认为是意境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和论述者，指出了艺术想象在创造意境中的关键作用：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极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用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②
王昌龄认为诗歌有三种审美境界，即物境、情境和意境。“物境”注重描摹外在，追求形似，如山水诗；“情境”注重情感抒发；“意境”是诗歌境界之最高层，追求的是“真”，即对事物或人心最本质的揭示与表达。关于这三种“境”的生成，王昌龄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强调三“境”都离不开“思”之参与，即“物境”侧重于外在物象，“思”之用在于求“形似”；“情境”侧重于诗人的内在之“情”，“思”之用在求其“深”；“意境”是诗歌艺术的最高追求或者说最高境界，唯有“思”，才能“得”诗之“真”。他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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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1页。
②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比分析了“情境”与“意境”，认为“情境”同“意境”一样，都“张之于意”，即都立足于诗人“意志”的表达。不同之处在于，“情境”虽立足诗人“意志”，却也仅仅服务于诗人本身的“意志”表达，即“处于身”，所以“情境”之“思”具有某种工具性，而“意境”之“思”则深存于“心”，是艺术构思的问题，即艺术想象的问题。换言之，“思”是思维活动，它可以使诗人突破、超越外在“物象”的束缚，甚至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去思考某些较深刻的问题，进而触及某些关乎人类本质的“真”。现代文学理论讲，作家的艺术想象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目的就是营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从这一点来看，刘勰之“神思”与王昌龄“意境”之“思”在内涵与外延上是相同的，都指艺术想象。这正是文学审美境界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文艺理论一直在强调的问题。关于此，中西方表述虽然有异，但本质是一样的。黑格尔将这种想象称为“创造的想象”，“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大胸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昌龄的诗之所以被广泛肯定，最重要的原因当是他以自己超凡的想象力营造了一个个独特的意境，而这又恰恰是他在诗歌理论上的所追求的理想。
要之，王昌龄作诗善于运用艺术想象创造宏阔的意境，其不喜用典，却能用已有的一系列意象直击诗歌之“真”，这些特征在他的《出塞二首•其一》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龙城”并非实地，“飞将”亦与李广无关，王昌龄并不关注现成典故，他所关注的是如何用已有的简单意象为自己的意境书写服务。“化腐朽为神奇”才是他诗歌创作的取胜之道，而这一切又都得益于王昌龄在诗歌创作理论上的不断思考和他在创作上的不断实践。从辩证的角度来说，王昌龄诗歌的创作实践激发了他的理论思考，他的理论主张又进一步指导着他的诗歌创作。在这种相辅相成的情况下，王昌龄最终以不朽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唐代诗人群体中的杰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