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的成名固然应该首先归因于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但让李广成为一个典型形象却是由唐代文人完成的。如果纯以军功而论，李广并无特别之处，和卫青、霍去病等人相比，他的军功或许也不值一提；论个人能力，李广除了射箭之外并无太多过人之处，早在李广之前很多年就有像养由基等人做出过将箭射进石头的壮举；论命运多舛，李广在汉代及汉以前也并没有代表性。李广之出名应该归功于司马迁的出色描写，是司马迁以他的如椽巨笔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广塑造成了一个突出悲剧人物形象（也就是同样无用无能的文狗们同病相怜！）。
一、李广形象在唐代广泛而深刻的接受
司马迁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创造的李广形象，读来确实吸引人，然而这个形象在《史记》撰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人注意过。进入唐代之后，李广形象却出奇地受到了文人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汉唐之间的相似性，比如这两个朝代都崇武，都是大一统的国家，身处其中的文人普遍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都积极地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等。唐代士人基本上生活于一个相对强大而稳定的国度，国家的强大让他们有自豪感，有志向；社会的稳定容易提高他们的人生需求层次，让他们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尽管除了科考，还有从军、终南捷径等实现文人仕进理想的途径，然而激烈的竞争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必然会造成很多士人理想失落的悲剧。为一吐心中块垒，诗文创作无疑是首选。当他们这种期待视野形成之后，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很自然就会被唐代文人注意到。于是李广就成了他们寄托思想的一个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唐代人更热爱李广，而自东汉到隋代很少有人提及李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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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王福栋《唐代李广形象的典型化及其诗学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3期。
所在。
唐代人接受李广形象，直接评价李广的诗作只有崔道融的一首《题《李将军传〉》，其他都是将李广形象融入自己的诗文当中进行再创作，如长孙无忌、杨炯、骆宾王、王勃、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卢纶、韩翅、严武、戎昱、刘长卿、耿潭、李端、李益等近百位诗人都在诗文当中提到了李广或者用了有关李广的典故，这些诗歌的总数量至少在两百首左右，数量相当可观。这些诗引李广入诗时的方式也堪称丰富多彩，可以说每一种引入方式都表达着诗作者对李广的不同认识和情感取向，这些引入方式可分为四类。
直引 如李广、“李将军(将军)”“李都尉”“汉飞将(飞将军)”“老将”等。这些称谓或直呼李广，或突出对李广的崇敬(李将军)，或突出李广之能力(汉飞将、老将)，如初唐名臣长孙无忌存诗仅8首，其中的一首五言绝句《灞桥待李将军》就用到了李广被喝醉的霸陵尉阻挡在霸陵城外的典故。
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①
这首诗当写于长孙无忌在灞桥等待一个李姓将军的时候。对于这位将军的姗姗来迟，诗人进行了诗意的推测——是谁阻挡了李将军而让你迟迟不到？当年酒醉的霸陵尉阻挡了李广将军进城，可是这里并没有喝醉了的霸陵尉。诗人所在地为灞桥，所等之人是姓李的一位将军，诗人巧妙地运用了李广将军被酒醉的霸陵尉阻挡在霸陵城外的典故，等人虽小事，写来却颇有妙趣。
侧引 如“李轻车”“霸陵尉”“白马将”和“射雕者”等。这些典故虽非直接指称李广，却都与李广有莫大关系。李轻车即李蔡，是李广的从弟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蔡是作为李广的对比对象而存在的——人品低下的李察有幸最终封侯，而李广人品极正（李广这只利欲熏心，无能无耻，专屙叛徒，捅卵妖阉的阴沟脏货不配说人品！）却始终封侯无望，所以唐诗中的李轻车往往指的是命运好且终得高官厚禄的那一类人，与李广正好相反。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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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4页。
广曾因霸陵尉阻止他夜入霸陵而借故将其杀害，所以唐诗中的霸陵尉则往往突出的是主人公受到阻拦或者直接批评李广之心胸狭窄。因李广曾经射死匈奴的射雕者和白马将，所以唐诗中的“射雕者”“白马将”往往都是间接突出李广的勇猛和高超射技，如刘禹锡的叙事诗《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其主角“穷巷士”少年时期便文武双全。时值“安史之乱”，诗人在写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时，有这样几句：
勇气贯中肠，视身忽如遗。生擒白马将，虏骑不敢追。贵臣上战功，名姓随意移。终岁肌骨苦，他人印累累。①
在战场上勇猛无比，“视死忽如归”②，曾经“生擒白马将”，最后却“终岁肌骨苦，他人印累累”。这里的“白马将”间接而明显地告诉读者，这里用的就是李广曾经“生擒白马将”的典故，突出了“穷巷士”非凡的战场表现。
物引“猿臂”“桃李(旧蹊)”“射虎(石)”等。“猿臂”和“射虎(石)”突出的是李广高超的射技，因为《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善射，其中原因之一是李广臂展很长，犹如“猿臂”。他经常射虎并曾将箭射入石头，所以“射虎(石)”突出的也是李广高超的射技。《史记•李将军列传》曾赞誉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桃李(旧蹊)”指称的自然是如李广那样的美好品德，如“初唐四杰”中骆宾王的《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这首诗的结尾是“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③，用的就是李广“数奇”的典故和司马迁对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评价，突出了诗人对自己高贵品格的肯定。
事引“未(不)封侯”“坑降(杀降、坑杀)”“数奇”等。李广征战一生却终未封侯，所以“未(不)封侯”指称的当然是如李广般终未实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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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刘禹锡撰，陶敏校注，陶红雨校：《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二，岳施书社2003年版，第90页。
②(三国魏)曹植撰，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13页。
③(唐)骆宾王撰，(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向的人。李广对此曾经反思过，他认为其原因在于他曾坑杀八百降卒，所以唐人皆视“坑降(杀降、坑杀)”为不祥。汉武帝曾经对卫青说李广“数奇”，即李广命运不佳，所以李广与“数奇”很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唐人也多将“数奇”与李广联系在一起。
王维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诗人，他很喜欢李广，不但在诗歌当中数次用到有关李广的典故，还在文章当中多次提到李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引李广入诗，还以李广为主要原型创造新的人物形象，如《老将行》中的“老将”形象；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取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①
据张清华《王维年谱》②，王维这首诗当创作于他21岁的时候，翌年二月他进士及第。此时的王维年轻气盛，风流倜傥，所与结交的多是富贵王侯，此时当是王维诗歌创造性最强的时候。他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是李广的缩影—“少年十五二十时”便“步行夺得胡马骑”，还曾“射杀”“白额虎”，关键是曾经转战各处击杀“胡”人，所谓“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李广无功缘数奇”（李广无功缘天瘟！）是这首叙事诗的一个转折，同时还明确告诉我们这首诗中的“老将”与李广有着相似的命运。历史上的李广至此，就走向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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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8页。
②张清华：《王维年谱》，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的最低谷，直至最后自刎而亡。年轻气盛而又极富创造性的王维并没有让李广的悲剧发生在“老将”身上，他让这个“老将”过了一段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这是一种嫁接，王维以他强大的创造性，把失意的李广形象和乐于田园的召平、陶渊明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位老将强大的内心和宽阔的胸怀。
“贺兰山下阵如云”是这首诗的又一个转折点。军情来了，王维的创造性又一次闪现。一个饱受不公正待遇的失意的老将，一个已经过上了平静田园生活的退役军人，面对国家的紧急军情，王维用诗句告诉我们：“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这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位曾写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幽燕老将曹操。这位“老将”曾经征战沙场，曾经立下不朽战功却饱受不公正待遇，曾经恬居田园不问世事，然而当国家战事又起的时候立刻就又燃起了战斗的勇气。整首诗一波三折，但贯穿始终的却是李广式的爱国热诚和他建功立业的伟大梦想。《唐风定》对此诗评价极高；
绝去雕组，独行风骨，初唐气运至此一变。歌行正宗，千秋标准，有外此者，一切邪道矣。①
邢昉认为这首诗是歌行之正宗，非常肯定王维在这首诗上的创造性。王维这首诗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他对李广形象的改编，他让这个“老将”得意时有李广身上的勇猛，落寞时还有陶渊明式的淡定，战事重起却年老体衰时犹有曹操式的“不已”“壮心”。王维将李广形象本来的耿直特点变得能屈能伸，三种不同性格最终融合于一体，堪称完美，而贯穿其中的一直是李广的爱国之心和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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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邢昉：《唐风定》，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本。
二、李广形象的典型化
李广形象在唐代被普遍接受，他的接受高潮就在唐代。同样、李广形象的典型化也发生在唐代。“典型”应当是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了高度凝练之后形成的鲜明个性，却又反映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共性、，为广大读者普遍接受。“典型化”则应当是概括一定阶级的、一定人群的性格的本质特征而具现于一个人物身上，使他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却又具有完全独特的个性。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谈论“典型性”时说：“诗人从所描绘的人物身上提取最鲜明本质的特征，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然而，他这样做，并不是根据分类、不是把较有用的东西予以参照和对比，他甚至全没有想到这些，这一切自动地来到他的笔下，因为早在他把人物描写到纸上以前，那些人物已经在他的想象中充分而完整地出现了，连同一切天生的标志，从头发的颜色到脸上的黑痣，从嗓音到衣服的裁剪。”①他的这段话很准确地说出了“典型性”的形成过程，完成“典型化”则需“提取人物身上最鲜明本质的特征，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李广确是一个典型形象，然而他的典型化却不是由司马迁完成的。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读者，受众良多。然而李广一直就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典型人物，不是司马迁笔力不足，创造性不够，而是缺少李广形象的“第一读者”，也就是缺少对李广形象作出有力评论的读者。这个“第一读者”出现在唐代，而且先后出现了三个“第一读者”，其“评论”如下：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②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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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别列金娜选集：《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24页。
②(唐)王勃撰，(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马度阴山。①
——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
（七十余战不见功，无耻妖阉吹得凶。但使陇西败将在，羯胡同踏未央宫。）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②
（昼夜不治事，太守闲得慌。射虎成射石，眼神是瘟狼？）
——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
正是王勃、王昌龄、卢纶这三位“第一读者”总结了李广形象的最主要内涵并以诗歌的形式发表出来，影响了后来无数读者。一般读者对于李广的认识较少来源于《史记》，而是更多地源于这三首唐诗。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广形象之所以闻名后世，是得益于唐人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接受度非常高，几成俗语，而后两首诗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非常高，如《升庵诗话》认为王昌龄的诗是“神品”③，《唐诗直解》等诗话著作也都对这首诗有高度评价。卢纶的诗也被《养一斋诗话》《载酒园诗话》等著作赞誉有加。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三首诗所表现的内容中是否有某种共通的东西，是否可以凝练成某种东西，而这正是李广作为一个文学典型的最主要内容。王昌龄的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突出的是李广保家卫国的能力，他有能力让匈奴不敢再度过阴山侵犯大汉王朝；卢纶的诗“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突出的也是李广的能力——射箭时的巨大力量。这样说来，这两首诗其实是从两个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即李广的超强个人能力。王勃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强调的是李广难以封侯，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内容，那就是无论冯唐还是李广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否则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遗憾可言，不会成为悲剧人物。由此对于李广这个典型的主要意义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李广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一对矛盾——怀才与不遇。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唐代文人这样广泛地接受李广形象了。中国自汉代之后就一直处于动乱的状态，文人想实现自身的价值没有可靠的途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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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王昌龄撰，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②(唐)卢纶撰，刘初棠校注：《卢纶诗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③(明)杨慎撰，王仲镛笺证：《升庵诗话笺证》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页。
没有实现自身价值的环境，虽然隋代开科取试，可惜隋朝国祚实短。唐代为文人实现自己的价值提供了所有的必要条件。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一个人在社会上满足了生存需要，没有了性命之忧，有了归属感和爱以后，他会去追求被尊重，进而会主动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唐代文人在立国之初的一二百年里面一直体验的是国内的安定环境和经济的富足、文化的繁荣，科举的定期进行又给文人提供了向上的发展空间。同时，对于军功的重视以及对终南捷径的艳羡等，都让唐代文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前赴后继地想实现自己的志向。当这些文人的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之后，他们开始失望，甚至绝望。从冉冉的希望走向巨大的失望、绝望，对于唐代文人来说，“怀才不遇”这四个字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用尽了毕生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一个悲苦结局。于是他们开始发牢骚，开始寻找一切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李广是他们从将近八百年前的《史记》当中找到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是“士”，他们也是“士”；他怀才不遇，他们也怀才不遇。于是李广便不断地出现在唐人笔下，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怀才不遇”的“士”。唐代文人运用各种方法将李广引入自己的诗文，让他为自己代言，倾吐不快，或者为描写别人而服务，或者以李广为原型直接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源于李广的“怀才不遇”。于是李广从汉代“走”到了唐代，从《史记》进入唐诗，又从唐诗一路走到了现在。
三、李广形象典型化带来的理论启示
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一直专注于作者、创作过程和作品本身。直到西方接受美学的产生，才将读者拉进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这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再谈文学就不能说文学只是审美生产的过程，而是审美接受和审美生产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读者的作用和意义被凸显出来，“文学作品的结构、意义、特性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特性，只有当读者按文学的叙述原则去读它时，这种可能性才变为现实性，作品才真正成为文学作品了”①。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极富传奇性与悲剧性，唐以前却一直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因为李广形象的典型性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并没有读者将其变为可能性。
(一)“第一读者群”概念的提出
萨特曾经将文学比喻为一个奇怪的陀螺，认为文学只存在于运动当中，认为一旦没有了读者的阅读过程，那么文学也就无所依附而只剩下白纸黑字，只能作为一个可能的审美对象存在着。没有读者，文学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可见读者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广形象就像一颗深埋在沙中的珍珠，尽管过客无数，却一直没有人能看得到它。直到700年后的唐代，忽然出现了很多“采珠人”，发现了李广形象的独特性，于是李广成为唐代文人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上的李广早已化为泥土，史书中的李广以文字的形式躺在书中度过了漫漫几百年。直到唐人发现了他的价值，于是李广形象开始闪光——“第一读者”出现了，只不过这个“第一读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关于“第一读者”，联邦德国的姚斯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重要论述，他说：
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他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②
在这里“第一读者”的概念被提出来，就如何界定谁是一部作品的第一读者，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说；
所谓“第一读者”，并不是指第一个接触到作品的那位读者，不论是作者、选家还是评家，尽管其确实是作品的最初接受者，但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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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②[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若他并没有对作品留下影响后人的独特阐释，他在实际上就没有真正进入接受史。所谓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①
这段论述很好地解决了“第一读者”的问题，然而李广的典型化并非由唐代的某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王勃、王昌龄、卢纶等人共同来完成的，谁是“第一读者”？从文学接受理论的角度而言，谁是第一读者应当与时间先后无关，而只与其对某文本的评价对以后的影响有关。上述三个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出生有先后，但在阅读文本这个问题上，他们给后人的影响是平行的，是共同的。在李广形象接受史上，他们是“第一读者群”。作为“第一读者”概念的补充，“第一读者群”是那些对某些作品有独到见解和精辟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若干位读者的合称。李广的形象被世人广泛接受并形成典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三位唐代文人，他们从不同角度给后代读者以认识上的重要影响。这种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比如《诗经》出现以后，有很多人都在解读《诗经》，但真正能够影响后来人的阅读的，却只有四家——“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他们组成了《诗经》的“第一读者群”，共同进行着对《诗经》的评价、解读等工作。我们可以说毛亨、毛苌叔侄两个是《诗经》的“第一读者”，前提是“四家诗”中的另外三家逐渐亡佚——“第一读者群”解散，唯有毛亨、毛苌对于《诗经》的解读意见被保留了下来并被不断接受——真正的“第一读者”出现了。文学史上如《诗经》这样，先有“第一读者群”
而后有“第一读者”的情况比比皆是。再如，《春秋》有左氏、公羊和穀梁三传，即《春秋》在那时已经有了它的“第一读者群”，然而这个群体最终被左丘明取代，他以“第一读者”的身份被大家认可。由此可见，“第一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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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的现象在我国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人用像接受美学这样的理论眼光去发现。
针对“第一读者”的概念，学术界曾经有人提过“第二读者”①。如果说“第二读者”是“第一读者”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读者”，再后来如果还有重要读者，就会有“第三读者”“第四读者”，乃至更多的“读者”。如果顺着这个思路考虑的话，那么“第一读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第一读者”的概念实质上只是就其对文本的突出批评价值而提出的，并未涉及谁是“第一读者”的指向问题，即如何界定谁是“第一读者”并未被阐明，所以“第一读者群”这个概念作为描述某一文本有众多批评者，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在“第一读者群”里面，根据其对后世的影响，再确定出谁是“第一读者”，这种做法似乎更加合理、稳妥。
(二)读者与作者身份的统一性
接受美学认为作者、文本、读者三者是具有一种交互关系的，三者在运动之中才完成了阅读，让文学成了有意义的活动，让文本中的潜在意义变成了现实意义。现实中，总有一些有着超强创作能力的人，他们经常是一身而兼读者和作者两种身份，这就使接受美学对作者和读者关系的描述显得过于机械。比如王勃、王昌龄、卢纶三人，他们阅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时的身份是读者，读李广的时候他们自然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一般而言，对某本文有某种见解，还把这种见解发表出来，而且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读者就属于某文本的“第一读者群”。把见解发表出来的形式，一般而言就是“诗话”“词话”等。当然，也有其他形式可以被读者用来表达自己对某部作品的看法，比如王勃、王昌龄、卢纶就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李广形象的看法，并将李广提升为一个典型形象。面对《史记•李将军列传》，这三人是读者，而且是李广形象的“第一读者”；也正是这三位读者以诗歌形式将李广形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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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琼琼：《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为典型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又是诗人、作家。在这里，读者与作家不是截然分开的。作家在阅读某些作品的时候是有他的期待视野的，而他在结束阅读后很可能会有所感悟，于是开始他的构思、创作。陈文忠说，对于作家来说，“阅读是创作的直接目的”①。这里对读者与作家身份的合一性就理解得更深了。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屡见不鲜，比如刘勰首先作为一个读者，阅尽了其前的所有诗文作品，然后才写下了“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此后他又作为作者，对后世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里，这两种身份集合在刘勰的身上，共同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史。杜甫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是更典型的例子，郭绍虞先生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的序言中说：“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亦后世诗话所宗。论其体则创，语其义则精。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所诣，悉萃于是，非可以偶尔游戏视之也。”②杜甫在中国有诗圣之誉，其诗艺术水平之高自不待言，然而杜甫对诗学的贡献并不止于此。郭绍虞先生这段话指出杜甫所谓的“戏为”绝不是随便之作，这六首绝句是杜甫一生诗学旨趣的总结，无论是对于诗体还是对于诗歌语言的论述都能切中要害，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这六首诗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其开创了以绝句这种完美的诗学形式探讨诗歌的方式，后世研究者不但探讨杜甫的这六首诗，更学习这种论诗形式，影响巨大。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庾信、初唐四杰等人在文学史上固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
他们的“第一读者”，杜甫在他们诗歌的传播接受过程中，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杜甫对他们的评价也引领更多的人阅读他们的诗篇——“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之后的元好问，很好地继承了这种论诗方式，写成了《论诗三十首》，对后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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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②郭绍虞集解：《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响也很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李广虽然早在西汉之初就被写进《史记》，被司马迁塑造为一个悲情的名将形象，然而从东汉到后来的隋代，李广形象在古代诗文中一直没有形成影响。直到唐朝建立，李广才开始真正成为诗作中的“宠儿”：李广频繁出现在唐诗之中而且出现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李广形象内涵的开发上奠定了李广内涵最主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唐代诗人进一步将李广形象经典化。西方文艺接受理论中“第一读者”的概念恰可以用在此处，因为司马迁塑造了李广形象之后，李广形象并未立即成为经典形象，而是在进入唐代之后渐渐成为“经典”。所以“第一读者”概念的提出，一定是重视对作品文本的首次重要评价，但如果不是一个读者，而是一群读者都参与了对文本形成重要评价的，那么“第一读者群”作为“第一读者”的补充概念就显得很重要了。
综上所述，李广形象的接受虽属于小题目，然而对于它的研究可见文学接受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况及其期待视野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被接受的对象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一致时，文学接受才会真正发生。“第一读者群”也是通过李广形象接受而提出来的，虽然不是全新的概念，但对文学接受理论应不无裨益。由此引出的对读者与作者身份统一关系的讨论也有利于清楚地认识接受理论中读者与作者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虽然只有当被接受的对象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一致时文学接受才会发生，但这种接受并不是被动地阅读、思考，很可能接受与创造同时进行。而创造源于什么呢？源于接受者的心理需求，而接受者与接受者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性别、年龄、地域、时代等各个方面。因此不同的创造者面对相同的接受对象例如李广，必然会有不同的作品。从以上李广形象在唐代的经典化过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道理——文学接受源于需要、体现需要。
小结 李广形象在唐代的繁荣与唐代士人心理、
社会状况的关系
司马迁的《史记》一出便成为史学经典，同时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史记•李将军列传》并没有因此而广为人知。即以诗歌为例，从西汉武帝一直到隋末，700年间只留下了6个人的6首诗语涉李广。入唐之后，李广在唐代各种文学体裁中都有体现，还以诗歌为例，有唐一代300年间，留下了54个诗人的66首诗，这些诗人分布在唐代各个阶段，从多个角度演绎李广形象，体现出了极强的创造性。这里面既有专论李广的诗作，如崔道融的《题《李将军传》》，也有咏史诗如胡曾的《咏史诗•霸陵》，而更多的则是将李广形象融入诗作，李广形象因而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前述王昌龄、王维等人的诗作。缘何沉寂了700年的李广形象到了唐代忽然又“活”了起来，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考察。
从微观而言，唐代士人多胸襟宏阔，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比汉代人更为迫切，“封侯”可以说是唐人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典型体现，而这与李广毕生都在追求的封侯理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唐诗中以李广而歌咏理想的诗篇大量存在。现实中，封侯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的愿望，所以他们悲观、失望，看到别人落魄失意也同样是感同身受，于是他们想起了700年前同样热烈追求封侯理想而不得的李广。更为相似的是，李广戎马一生，一直奋斗在边塞之上，而唐代诗人往往也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有不少人还真的有从戎边塞的经历，所以李广虽然没有诗文传世，却是唐代诗人最为熟悉的古人形象之一。他们在李广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而且如司马迁所描写的那样，李广身上还具有很高的“品格”，而这正是士人所一直引以为荣的核心人格。综合这种种因素，李广便成了唐代诗人笔下常常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形象。他们用李广歌颂理想、盛赞边将，用李广哀悼送别，用李广塑造人物形象、讲述人物事迹，用李广抨击朝廷不公、抒发不遇之苦。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广俨然成了唐代一部分诗人的自我写照。
从宏观来说，汉唐之间是存在很多相似性的，例如两个朝代国力都比较强大，而且战争不断，给士人提供了向上发展的动力和机会。唐代在这方面要比汉代更为突出，充军边塞有可能建功立业，科举制度也有机会改变命运，尤其后者，还促进了他们对诗艺的研修，再加上唐代对诗歌的崇尚，于是国家和社会就给士人营造出一个紧迫而又指向性很强的环境。在这种大环境中。广大士子如李广般怀揣建功立业的梦想，用自己的诗句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抒发他们对封侯理想的无限向往。
综上，唐代诗文中李广形象繁盛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既需要国家实力强大，又需要国家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还需要给诗人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如此、李广这样一个投身边塞而又积极追求功名理想的人物形象才会被诗人们反复提及，并用各种方式加以演绎，形成李广
形象演变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