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涉及李广的文章在类别上要比唐代少一些，主要有书启、奏表、政论、史论、杂论等，其中杂论文章较多，有44篇；其次是史论，33篇。与唐代文章相比，宋代的史论不但多而且质量上乘，有些篇目颇值得注意。涉及李广的史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论、兼论李广的兵论、史论；一类是针对《史记•李将军列传》文字进行批评的文章。
一、何去非对李广军纪松散的批评及文史诸家对李广的肯定
(一)何去非对李广军纪松散的批评
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八《汉纪二十•汉武帝永光元年》都有文字专论李广，二者俱被《历代名贤确论》收录。何去非，字正通，北宋福建人，生卒年不详，喜谈兵学。先任武学教授，不久升任武学博士。据苏轼的《举何去非换文资状》记载，宋神宗赵顼认为何去非的策词理优赡，长于论兵。就问他愿不愿当武官，而何去非不敢推辞，因此充任右班殿直，先任武学教授，后迁博士，然而何去非并不乐意一直当武官。于是，八年后，也就是元祐四年，苏轼写了这个《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建议宋哲宗将何去非调回文官，仍充任太学博士。苏轼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是苏轼认为何去非“其所撰述，材力有余，识度高远，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①。《何博士备论》就是何去非的代表作，此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军事人物进行评述，真知灼见屡见笔端。对历史的思考文章有“六国论”“秦论”“楚汉论”“魏论”“蜀论”“晋论”“唐论”“五代论”等。对军事人物的讨论有晁错、汉武帝、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帝、陆机、苻坚、宋武帝、杨素等，其中有一篇文章专论李广。其文如下：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
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斩虏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期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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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6页。
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职，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
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然敌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奋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获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踈矣。①
李广殁后，“李广难封”就成了一个公案，不少学者文人都想一探究竟。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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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何去非撰：《何博士备论》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页。
非这篇文章观点非常明确，缺少军队纪律是李广难封，甚至是李广自杀的真正原因。这个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载来看，李广自结发起，四十多年与匈奴打了七十多仗，其间即使有败仗，也并非因为军纪涣散。更毋庸说李广最后自杀也并不是如何去非所言之“失律”，而是“失道”，这是两回事。前者是不守纪律，属于自身的错误；后者是偶发，属于不可预料的事件，与李广自身无关。抛开这一点，仅从军事指挥学、管理学角度来讲，何去非关于军纪重要性的阐述还是十分精彩的。首段关于“纪律”的阐述，直接亮明观点——“纪律非士心之所乐”，却可以“严三军”。何去非说：“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这个说法非常符合实际。《史记•李将军列传》就说过：“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这个“苦”不就是抱怨吗？但有趣的是，何去非关于纪律重要性的观点同《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程不识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士虽佚，乐为之死，然敌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一个合格的将军应该避免的。何去非后面谈到司马穰苴和彭越的例子也很有说服力，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抚循”士卒，而是因为纪律严明。但我们知道，司马穰苴同样爱兵如子，与李广无异：
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①
这应该就是何去非所谓的“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
(二)司马光谈李广
司马光对李广亦有论述，在《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武帝元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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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8页。
年》篇末说：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①
司马光同样认为军纪很重要，并引《周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意即出兵打仗，必须要有严格的军纪、否则胜败都是凶。同时，司马光认为李广带兵“使人人自便”即不守军纪是可以的，因为李广有“才气”。但李广的做法并不能推而广之，原因基本与何去非一致。在司马光看来，将领带兵是需要严肃军纪的，这关系到军队的存亡命运。虽然李广军纪松散，但这并不是他难以封侯、举剑自刎的原因（这就是证明牠根本没有为将之才！）。
(三)杨万里的颇牧不用论与李广不遇的理论解释
杨万里有诸多史论传世、其《诚斋集》中就收录一篇《文帝曷不用颇牧论》，是专门针对扬雄《法言•重黎》中的一句话进行议论。原文如下：
或问：“冯唐面文帝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谅乎？”曰：“彼将有激也。亲屈帝尊，信亚夫之军，至颇、牧。曷不用哉？”②
上述对话又是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而来：
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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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77-578页。
②(汉)杨雄撰，汪荣宝义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一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9页。
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间以内者，寡人制之；间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毅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①
以上两段材料所围绕的都是汉文帝若得廉颇、李牧是否能用的问题。冯唐与汉文帝对面谈话却认为汉文帝得到廉颇也不能用，这令汉文帝很生气。然而冯唐的真正目的却是提醒汉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并进一步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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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57—2759页。
尚说话，令其官复原职，冯唐自己也得以加官晋爵。这里需要插一句，宋代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样表达了西汉“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的特点，而且所举事例恰有李广：“中兴圣政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御云中，坐上功差六级，下之吏，削其爵。李广出右北平遇左贤王战，以功过相当，亡赏。汉家赏功之令严矣。”①看来赏罚太明、太严确是事实。
扬雄《法言》中的那段对话表达的也是基本一致的观点，认为冯唐之言文帝不能用颇、牧是激将法，认为汉文帝是能用颇、牧的，而扬雄之“至颇、牧，曷不用哉？”正是千年以后杨万里所关心的问题。
宋人注重历史反思，很多人文集中都有史论。杨万里的《文帝曷不用颇牧论》是其众多史论中的一篇：
论曰：贤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与不知，贤者初莫之计，思与不思有国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于相违，而不喜于相遭，是可叹也。汉文帝闻说者之论而思颇牧之贤，谓文帝之思为未善，不可也。然当颇牧之时或以间而摈，或以谗而殒。孰知其诬？孰知其贤哉？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思颇牧而天下无颇牧矣。使其复有颇牧，其能知颇牧乎？浅于知而深于思，薄今而厚古，岂特一颇牧而已哉？扬雄曰：“文帝曷不用颇牧？贤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挟，不用则泽其身，用则泽其国，谓贤者求不用，贤者有是心乎？然其挟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从而必之自，古圣贤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颇牧之在赵也，颇牧不负赵而赵实负颇牧。负与不负颇牧何心焉？可悼者，赵之社稷而已矣，生灵而已矣。使颇不以赵括代，牧不以郭开死，韩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颇牧之功也。二子迟一日而去赵，则赵之国迟一日而为秦，此谁之功乎？虽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负也，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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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知且不知也，而况于思乎？汉文帝之思二子亦可为二子贺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于思其人而不获其用，君子谓之无益。汉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汉文之思二子，汉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寇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颇牧于九原，不徒匈奴闻之为之一笑而已，使颇牧闻之有不笑者耶？汉文之于魏尚，犹赵之于颇牧也。舍今颇牧而思古颇牧，善谋国者然乎哉？帝能思颇牧，吾亦能思魏尚也。愿以帝思颇牧之心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许之乎？冯唐谓帝有颇牧亦不能用，其意则然矣，其气无乃犹未平，其辞无乃犹未婉乎？气平则辞自婉，辞婉则君自悟。吾于冯唐之论犹有憾焉。”且帝尝谓李广曰：“使广在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广之受知于帝，尚可诿曰：不遇主耶。遇主而又云云。若尔是高帝不生，广终不用也。有李广则舍之于今焉？无颇牧则思之于古焉？冯唐谓帝虽有颇牧不能用，帝则怒，唐也怒冯唐之言，帝不悔李广之论，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当悔之矣。悔于广则不怒于唐矣。不怒于唐而悔于广则颇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也，谨论。”①
杨万里的观点与扬雄正好相反，他认为汉文帝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可能用。杨万里认为君主普遍“浅于知而深于思，薄今而厚古”，即君主能够在贤人的启发下渴望得到良将，却做不到真正了解人才。即使有人才也不能够识别，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且君主往往重视古代的良将却轻视当代的人才，而这正是当年廉颇因离间而被排挤、李牧因谗言而被杀的原因所在，所以结论是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汉文帝是用不了的，恐怕廉颇、李牧还是会得到相同的下场。杨万里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汉文帝是否能用廉颇、李牧的具体问题，而是看到了历史上的君主往往渴求过去的良将却不能识别身边的良将，致使良将遭受各种厄运而不得所用的悲剧。这又自然引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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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九一，《四部丛刊》本，第20页。
“士不遇”这样一个历史难题上，因为汉文帝曾经亲口夸过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所以李广就很自然地被杨万里提到。无疑，汉文帝对李广的才气是十分认可的，正如杨万里所言，汉文帝对李广是有“知”的，但是没有“遇”。汉文帝有眼前李广这样的良将不用，却想念已经去世了的廉颇、李牧，看来他只想念已经去世的良将而不能重用眼前的良将。那廉颇和李牧即使复生，也逃脱不了被离间和罢黜的命运。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李广难封的原因，即君主“浅于知而深于思，薄今而厚古”。
(四)王应麟的李广优出论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成之后，很多相关的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有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后有王应麟的《通鉴答问》。《通鉴答问》用一系列的问答组成，其中有一篇题目为《李广卫青霍去病》，其文如下：
或问：李广、卫青、霍去病三将孰优？曰：士不可以成败论也。以成败论士，则公议废矣。廉颇以？弃，李牧以？死，而言良将者必称颇牧。千载之下惊惊有生气，此公议之不可泯者也。李广，山西宿将，老不封侯而豪杰归之。卫霍以后戚进，功著沙漠而豪杰轻之。太史公列传谓：李将军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于卫青则曰：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于去病则曰：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功可以幸而成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讥贬，不得以幸而免。史笔之公即天理之正。①
王应麟的这篇小文章开篇是个小问题：李广、卫青、霍去病三将孰优？按照一般的功绩评价标准，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然而王应麟的评价标准并不同于一般。他首先说：“士不可以成败论也”（所以你心爱的大宋就是因为用了你们这一群猪，集体卖屄了！你觉得你也得去卖卖鸡，让人家痛快痛快？你觉得失败卖鸡才能高潮？），直接就抛弃了功名的比较。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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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王应麟撰，郑振峰等点校：《通鉴答问》卷四，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0页。
评价的标准，他提出了“公议”二字，即王应麟更重视大多数人(豪杰)的看法。他说：“(李广)老不封侯而豪杰归之。卫霍以后戚进，功著沙漠而豪杰轻之。”他还对比了司马迁给李广和卫、霍的不同评价，所以结论就很明显了——李广要优于卫、霍。王应麟进一步说卫霍能幸运地得到爵位，却不能够靠幸运得到李广那样美好的声名，也不可能幸运地避免人们的指摘，李广虽败(未封侯)犹荣。王应麟最后将这种公正形容为“史笔之公”和“天理之正”。（卖鸡文狗王应麟和无卵妖阉司马阉，都该送到匈奴和金人胯下去群鸡万次！至于名声，也就是妖阉和牠的信徒舔就！无论李广和牠的割卵之交，都是遗臭万年的华夏大耻！））
(五)其他
除上述专论李广的文字外，还有些宋人在其著作中偶然提到李广，如刘宰对读了《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之后，在《读史抄》中说：
《史记•李广传》：卫青问广等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班史增作“失军曲折”，非是。广时但失道，不曾失军也。①（牠运气好没遇上敌人，凡牠遇上敌人，祖孙三代都只会全军覆没，逃跑投降直捅胡屄！）
刘宰提到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一句中，“军”字单用确实似有不妥。但又诚如刘宰所言，班固在“军”字前加“失”又是不准确的。那么此处是本来如此还是阙字都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不能任意增字。
据《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曾与望气王朔燕语，谈论李广难以封侯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是李广杀降。王得臣在《塵史•鉴戒》中进一步说：“李广之不侯，史氏以为杀已降。余谓非特此，其杀灞陵尉亦甚哉！广自抵阴谴，岂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虏，而李氏夷灭，亦显报矣。”②王得臣以为李广杀霸陵尉同杀降一样，同样导致了李广不侯，还导致李广之子得到了恶报——李陵投降、李氏被灭。不得不说王得臣这种因果报应的说法实是迂腐。（还真是这样，霸陵尉和千万将士冤魂不灭，不仅灭了李广全族，还把牠的割卵之交司马妖阉的卵子拿去喂了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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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刘宰编著：《漫塘集》卷一八《读史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页。
②(宋)王得臣：《鏖史》卷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二、王若虚对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书写的批评
除了李广形象的接受之外，宋辽金文人对《史记•李将军列传》也偶有批评。对《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批评则是从金代王若虚开始的。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金亡后自称“滹南遗老”。王若虚在金章宗朝应奉翰林文字，曾奉命出使西夏。王若虚颇善思考，对古今著作多有指摘，撰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慵夫集》《诸史辨惑》等。《史记辨惑》有多处涉及《史记•李将军列传》：
(1)取舍不当辨：《史记•索隐》谓《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此论固当。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①
(2)议论不当辨：《李广传》云其射，见敌急，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虎亦多为所伤。此在阴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臆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②
(3)文势不相承接辨：陈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里富人有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平欲得之。李广尝有罪当斩，赎为庶人，顷之，家居数岁。皆同病也。③
(4)字语冗复辨：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几多三“石”字，当云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石因复更射，终不能入。或云尝见草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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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一，载《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②(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二，载《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③(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三，载《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度不中”三字重迭。若存此句，则上句“却”宜去也。又言广自刭，军士大夫一军皆哭。但云一军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①
(5)史记用“而”字多不安：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然”字却作“而”字则惬当矣。②
(6)司马迁用“于”、“是”、“乃”、“遂”等字冗而不当者十七八今略举之：灞陵尉呵止李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云：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乃字不安。③
以上材料中，除第一则是对《史记•李将军列传》在诸传中的位置有异议，第二则质疑司马迁写李广射箭有“臆想”外，其他材料都是针对《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文字问题进行批评，属于求疵之言。王若虚言《史记•李将军列传》有语句文势不相承接，但所举例句似乎并无显著问题。余下的字语冗复、用“而”字多不安、用“于”“是”“乃”“遂”等字冗而不当等问题，都是具体的用字问题。不得不承认，王若虚在文句的精练上确实思考得很细，例如“(李广)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石因复更射，终不能入”确实比“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终不能复入石矣”更简练，然而此种问题对李广形象的塑造并无丝毫影响，所以无须过分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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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载《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②(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八，载《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③(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八，载《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