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崇尚盛唐之风，而在文章上则亦有学宋之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矛盾，汉有匈奴，唐有吐蕃，宋有辽金，明有鞑靼、瓦刺，基于这种情况，明代文人很重视将领的问题，产生了一批专论将领和专论李广的文章。这些文章谈到将领时往往会以李广作例，加深了对李广的认识。这些文章都围绕李广发论，但观点各有千秋。
一、王维桢、董其昌对李广的批评
王维桢，明朝华州平定里(今华县)人。王维桢博学多才，虽掌文墨，却志在经世，关心边防兵备，密切关注北方蒙和东南倭寇的威胁。他的文章亦多涉战争、军事，比如他的《制将策》就是一篇专论战争中如何选将的应用文。在文章的开头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将领听命于皇帝的直接管理和将领在外自我决断，哪个更合理，并且将李牧作为“将军制之”，将李广作为“君制之”的代表进行对比评价；
问古之言：君将将，将将兵；又曰间以外者将军制之。夫云将将是将听君制之，曰：将军制之则君不以制令，便宜也。此两言者，孰当也？李牧之才不溢于李广，而牧柢以赵，许便宜得以擅断横行，匈奴不敢近塞。汉诫广勿使当单于，令广军出东道，广失志，卒败。由斯而观，则言将军制之者，岂当乎？①
在接下来的议论中，“愚读史传至李牧则叹赵王贤，至李广则叹武帝明”是整篇文章的核心。王维桢以为李牧是一个具有“料敌之智”的将领，所以王维桢认为赵王把军权交给李牧而不对李牧的军事行动加以干扰是正确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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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一四，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黄升王九叙刻本。
赵王“可谓善假权者”。相反，王维桢认为李广缺乏这种“料敌之智”，他的能力仅为“一校之长，非大将之器也”。所以王维桢认为武帝令广军统于青，受青约束是正确的，他认为“武帝善假权，亦善惜权。他主不及也”。所以尽管汉武帝直接管理李广，李广依然战败而身死就不奇怪了，而“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也就显得很明智了。他将李牧和李广作为“将军制之”“君将将”的典型案例：
故李牧损赵军，而赵王不问非宥之也，不当问也，所谓间以外将军制之也。汉止广，勿当单于者，非少广故抑顿之也，不可不制也。所谓君将将者也。
在文章的后面，王维桢先言为将之难，又言人君御将之难。紧接着王维桢又从两方面说理，一则他认为人君“将将”，需要“鉴别诚精则任不谬，处置得宜则责不怨”，即人君管理将领首先需要深刻认识将领才不会任命错。其次人君还要正确处置将领相关事宜，这样就不会引发将军的怨言。二则“将军制之”的时候，王维桢以为“恃权而纵，则君与之便宜者，反大将之鸩酒也”，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时不能够放纵权力，如果那样势必会引来灾祸。总结王维桢对李广的看法，李广是一个受汉武帝“将将”管理的将领，他缺乏“料敌之智”，才能够不上一个大将军，汉武帝对李广“毋令当单于”的做法是正确的。
董其昌同样认为李广能力不足而对李广进行了批评，并从创作角度分析了司马迁扬李广、贬卫霍的原因。《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与历史上的李广并非一回事，司马迁在塑造李广形象的时候，对李广形象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解释李广之所以难封的原因——“数奇”。司马迁用命运来解释李广难封，而并不怀疑李广的能力。董其昌《读卫霍李广传》认为，司马迁内心有所郁结，其好任侠，尤爱悲剧人物，重李广而轻卫、霍，认为李广难封的原因主要在汉武帝，因此对汉武帝颇有微词。董其昌并不认同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汉武帝重用卫、霍而又嘱咐卫青不让李广当于单于是正确的，认为汉武帝“知人能任将”，是“帝之善将将者”。在谈到司马迁缘何抑卫、霍时，董其昌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推测，他说：
原夫西汉承战国余习，士大夫皆以招贤养客者为贤，卫霍独否，以故子长少之彼其进游侠而退处士亦近此意，盖有激云尔。①
大意是西汉沿袭了战国养士的余习，例如田蚡、刘安、窦婴等人悉数养士。而卫青、霍去病就不养士，这是司马迁所不屑的，所以他贬抑卫、霍而褒扬李广。这种看法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说服力并不强。（总算有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没把第一妖阉当神的人了）
二、孙升、何良俊对李广的批评以及高岱、林右对李广悲剧的思考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提到了李广的廉洁问题，关于此，明代文人也很关注。例如孙升有篇文章名为《廉将说》②，对李广的廉洁进行了褒扬，以为李广可作为古代廉洁将帅的代表。何良俊，松江华亭(今上海奉贤柘林)人，明代戏曲理论家。他也同意孙升的看法，认为李广是廉将的代表。他在给王维桢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当时的国家形势，对当时将帅的贪婪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
今将帅领士卒临阵而斗米尺帛。皆取给于有司。有司每每节缩财费不称功赏夫李广之为帅、朝廷赐予、悉陈之庑下、使士卒裁取为用、以李广名将、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将帅欲用士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卒之心。虽使李广复生、欲其制胜得乎。
——《与王槐野先生书(倭寇钱法门摊)》③
这段文字以李广廉洁仍不得志为例，说明当时的将帅贪于斗米尺帛，而不将之分给士卒。对比汉代“得赏赐辄分其麾下”的李广，所以何良俊气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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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思白先生小品》卷二。
②(明)何乔远：《皇明文征》卷四二，明崇祯四年(1631)刻本。
③(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第2145页。
“虽使李广复生、欲其制胜得乎。”这是对李广廉将形象的最好评价。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提到汉文帝曾经赞扬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之后，有些学者就开始对汉文帝识才而不用才进行批评，似乎李广怀才不遇是从汉文帝时代就开始了。明代学者林右对此并不认可，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站在汉文帝的角度进行了再思考，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合理性：
汉文帝谓李广曰：惜乎，子不遇时。如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夫爵赏出于帝。帝既知广之才，即以此与之，无不可者也。而何必待夫高帝之时乎？吾以是知帝之用心。当刘项之际，尤民惨于干戈，略以尽矣。至帝之时，皆残罢之余兮，且休息固当养之于富庶，教之以和平。广诚才不遇一骁将耳，兹非其任也。非其任遽以爵归之，是天子以爵私与人也其，去邓通之宠无几。广之贤爵其非所任，亦必不受也，若倚广之才日与天下之兵驱驰绝塞外，与匈奴相斗争，是后日武帝之为也。乌能养大汉四百年之民心？至正帝虐用之，亦不忍背乎。幸武帝生文帝之后，故足以肆其为，不幸生文帝之时，吾知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何者？民未受其德而适承其害，其谁怀之？此汉之业虽创于高祖，实固于帝也欤。虽然帝之不用广，是矣。贾谊亦弃之不用，何哉？
——《题李广》①
林右的这篇文章逻辑非常清晰，开头设问说汉文帝既已知晓李广才气，那么直接给李广封侯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说高皇帝呢？林右道出了汉文帝的心声。高祖为建立汉朝而大肆用兵，至文帝时已经承平三四十年，并无战事。李广即使有一身本事（事实证明，李广也没本事啊！），也并无骋才的机会，这是李广很不幸的地方。
明代史学家高岱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将难》，在论述汉代将领受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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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林右：《天台林公辅先生文集》不分卷，清康熙间查慎行家抄本。
文法之吏时同样提到了李广，解释了李广之死悲剧的原因：
攻战之进取必有期，会胜败之形势必有关。白首虏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阵之左验必有姓名、血战之余未遑救危扶伤，而将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胄之人不闲，刀笔一有舛误则彼此会勘甲乙。参决便以文法绳其主将，未录其克敌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呜呼！武夫沫血于戎马，文吏指摘于簿书。死士转斗于疆场。逢掖阔谈于庭署。虽有折冲之略报国之忠几何不摧挠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广甘刎首之惨、少卿忍降虏之羞而不堪对文法之吏也。①（牠本来就没赢过，又不是没交过罚金，这羞愧来得太快了，跟项羽的羞愧一样，根本不合逻辑，不过是司马妖阉的文字瞎说！）
这段话总结了文法之吏对武将的种种约束和限制。武将在沙场之上舍生忘死，而文吏则严格地审查武将的所有言行是否符合规定，一旦发现错误便依照法律进行惩处，而置其军功于不顾。这会严重损伤武将的报国之志，人为造成很多悲剧。高岱列举了很多人的悲剧，如文帝时的魏尚，因上报朝廷的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差了六颗首级。魏尚被削职查办，夺了封爵，判了一年徒刑。若不是冯唐为之辩解、魏尚恐难复职。周勃贵为前朝丞相，在被逮捕入狱之后同样害怕狱吏，竟“不知置辞”。若不是他“以千金予狱吏”，恐怕就有性命之忧了。当周勃终于被皇帝释放并恢复爵位的时候，周勃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然而怎么知道狱吏的尊贵呀！”由此足见文法之吏在武将面前的尊贵。李广在最后一次攻击匈奴的时候。因为贻误军机而将被军法惩处，正如李广所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李广的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李广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抗击匈奴的事业上，功劳、苦劳都很多：二是有幸随卫青出征匈奴大单于，却又偏偏迷失道路，他认为这是天命：三是李广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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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高岱：《文章辨体汇选》卷四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的老将军了，哪里能再受文法之吏的询问、调查和惩处？这是导致李广自杀的直接原因。至于李陵是否因为不甘受文法之吏的侮辱而投降，不得而知，但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都足以证明武将是多么忌惮文吏之贵，这对武将的报国之志是具有很大的伤害的。
明代的各种著作种类颇丰，除了单篇文章外，还有一些专著问世。在军事著作方面，除了《武编前集》《武编后集》《筹海图编》等之外，尹宾商的《兵嚣》在当时的军事理论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卷一“煦(六则)”中就提到了李广。“煦”本意为曝晒并使干燥，引申为温暖。在“煦”字条下面的六则事例中，李广事迹居第四。六则故事之前，尹宾商用了一段话分析爱护士兵的重要性：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人君且然，而况于将乎？故古之良将，贤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饥者，给食而饲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米未炊，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拽，将不言热；夏不操扇，冬不披裘，雨不张盖，财不私已，劳必共众，凡以拊循士卒而致其死命也。经曰：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难。①
这段话的前四句极其精练地总结了爱护士卒的作用，爱士卒如爱自己的婴孩，则士兵才能与将领共赴难、同生死。接着又从诸多方面列举了古代良将如何善待自己的士卒，而结果是被善待的士卒可以誓死效命他们的将帅。文章最后引用了宋代许洞的兵书《虎钤经》中的两句话：“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难”②。这两句非常准确地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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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尹宾商：《兵嚣》，载《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828页。
②(宋)许洞撰，魏鸿译注：《虎钤经》卷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2页。
爱护士卒的目的与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李广来。尹宾商接下来列举了六个案例，在楚国的申公巫臣、魏国的吴起之后，紧接着就是李广。一直以来。对李广爱护士卒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变化，最早如唐代类书《白孔六帖》将李广爱护士卒归纳为“行惠”，宋代《册府元龟》将其归纳为“仁爱”。然而在理论上关注这个问题的还是首次，不但归纳出将帅爱护士卒的具体做法，而且强调了爱护士卒的实际效用，这是我国军事理论史上对李广爱护士卒的第一次正式评价（打不了胜仗，天天跟士兵一起吃饭喝水有什么用？装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