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史著作很多，对于李广的关注点也比较多，但由于前代对李广形象内涵已经作了很全面的开拓，因此清代多数文史著作对李广的关注都缺乏创新，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有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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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龙顾山人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卷一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0页。
一、顾炎武对李广射石的质疑及郑板桥画论中的李广形象
这里首先要提到顾炎武，他是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他的《日知录》中有一篇名为“李广射石”的文章，充满了怀疑精神。他不但怀疑永平府的李广射石处是否真的是李广射石处，甚至怀疑李广是否曾经射石，在上给我们以诸多启发：
今永平府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广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为辽西郡之肥如，其谬不辨自明。《水经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汉治平刚，后汉治土垠。郦氏所引《魏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后汉所治之土垠，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之东北三四里，乃武帝时郡治，李广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杂记》述此事则云“猎于冥山之阳。”《庄子》言：“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广之出猎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 《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广也。【原注】《吕氏春秋》作养由基，王充《论衡》同。《黄氏日抄》曰：“此事每载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无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当之，不已惑乎？①
顾炎武精于文史考证，他的这篇文章对于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李广射石是李广形象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在任期间李广曾射箭入石，右北平李广射石处就成了凭吊李广的重要地方。问题是右北平在哪里？是否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屈大均用六首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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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8页。
门吟咏的永平？李广射石的地方又是哪里？李广是否真的射过石头？顾炎武提出了问题，又否定了诸多古籍的意见。但并没有给出答案。顾炎武此文开头便说卢龙为辽西郡的肥如，自然不对。顾炎武接着广引《水经注》《魏氏土地记》的记载，指出这些古籍的记载存在诸多抵悟之处，结论是《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右北平并非永平，而在塞外某地。①顾炎武又根据《西京杂记》《庄子》的相关记载指出李广射石在冥山。距离右北平城是比较远的，并非近处。顾炎武又根据刘向《新序》、韩婴《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的记载、推断射石者非李广，而是熊渠。顾炎武说、即使李广也真的恰巧将石头看作老虎而将箭射进过石头里，但司马迁并没有说明射石的具体地方，那么现在就指着一块石头说这就是李广所射的石头，这不是欺骗人吗？
除此之外，在艺术领域还有一篇文章同样颇具创造性，那就是郑板桥的《题宋拓圣教序》。本书前文在讲到司马迁塑造李广形象的创作思想问题时谈到，程不识在汉代历史上无足轻重，但他出现在李广的传记中，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借以突出李广形象特点——李广相对宽松的治军方法，然而后代对于李广和程不识的认识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人们同样关注李、程二人的对比关系、但重点并非是李广，而是对比本身。在文艺理论领域、宋代和明代关于李广和程不识都有过精彩论述，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曾经将李、杜诗法比喻为李广、程不识，说：“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②认为李白于诗歌才华天赋，而杜甫规矩方严。明代的谢肇制在谈到司马迁和班固的史才时，同样用李广和程不识作比喻，认为“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姓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③认为司马迁才华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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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此，清代一些考证类的著作也有提及，如《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七云：原渔阳有北平故城。汉将军李广为郡守，出猎遇草中石谓是伏虎引弓射之没羽即是此处(《隋图经》)。臣等谨按，北平故城遗址无考。燕山距州东南五十五里，与遵化玉田接壤。
②(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如李广治军般遣词造句，哪里有水草就在哪里安营扎寨。不但烂若披锦。而且无处不善。而班固中规中矩，为史书撰写形成严格之体制、行文也往往见宝。到了清代，郑板桥在书法碑帖领域又用李广和程不识作比喻：
此《圣教序》之未断本也。非复唐拓，亦是宋、元间物。惜其拓手卤莽。伤于水墨，如“宇宙千劫，凡愚疑惑”等字皆漫滤，共两页十六行。入后则无不善也。自“微言广被”以下，甚锉铩皆可观。近世绛云楼藏本为最，后入泰兴季沧苇家，价六百金。何义门、王篇林两先生皆有善本、曾见之。商丘宋氏本最明晰，今归德州卢雅雨先生，盖以二百六十金收之。此本不逮诸家，非时代之后，而拓者之咎也。昔为枣强郑氏物，今归板桥郑氏。乾隆廿四年七月十九日，橄榄轩主人燮记。……或问此贴与定武《兰亭》孰优劣，愚曰：未易言也。《兰亭》乃一时高兴所至，天机鼓舞，岂复自知！如李广、郭汾阳用兵，随水草便益处，军人皆各得自由，而未尝有失。至《圣教序》，字字精悍，笔笔严紧，程不识刀斗森严，李临淮旌旗整肃，又是一家气象。板桥郑燮。
——郑板桥《题宋拓圣教序》①
《兰亭序》和《圣教序》都是书法名家王羲之的字，那么这两幅作品又有什么不同呢？如何评定高下呢？郑板桥说对比这两幅作品“未易言”，即很难说明白，所以他采用了一种简单形象的方法来表达，他说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时是“一时高兴所至，天机鼓舞，岂复自知！”正如李广治军“随水草便益处，军人皆各得自由，而未尝有失”。而《圣教序》“字字精悍，笔笔严紧”，如程不识带兵一样，“刀斗森严”。这样一比喻，这两幅字的差别就很形象了，《兰亭序》潇洒随意而灵动有余，如李广治军；《圣教序》谨严有力，规矩之中方见笔力，如程不识。郑板桥很好地继承了严羽创立的李、程比喻说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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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郑板桥撰，卞孝萱、卞岐编：《郑板桥全集》卷八，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式，形象地对比了《兰亭序》和《圣教序》。
书法之外，清代绘画领域同样有人用李、程二人作比喻，以期明白晓畅地说理，比如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就有这样的文章。《江村销夏录》是清代高士奇创作的中国书画撰录，这部书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撰录自藏与亲见书画，起自晋王羲之，迄于明代沈周，并附有高氏评语、跋语。此书卷一所记宋李龙眠《设色莲社图》就涉及李广和程不识，曰：
予家向藏元颜秋月所写《莲社图》高头卷，纸本，人物长六、七寸，全用水墨。位置虽法伯时，而山林树石，淋漓之势，另有一种天趣。款题树杪，“颜辉”二字，放逸不羁；印文可寸许，文字漫灭。今复见是轴，益知笔墨具有渊源。李之精严、颜之竦逸，正如李广、程不识之用兵，不妨各极其长耳。①
此段文字所言之李龙眠即清代画家李公麟，《莲社图》是其代表作，现藏南京市博物馆。此图所画故事为宗教故事，说的是东晋僧人惠远等十八人在庐山东林寺建莲社，故所画的画名为《莲社图》。颜秋月是元代绘画名家，高士奇此文称其藏有颜秋月之《莲社图》，则两幅莲社图势必会进行比较，高士奇的结论是：李公麟的画精严，似“击刁斗”之程不识；颜秋月的画竦逸，似“人自便”之李广。高士奇对这两幅画并没有进行高下相比，而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将之比喻为李广和程不识，并无偏颇。最后的结论是“不妨各极其长耳”，恰当而又形象！
二、清代史学对李广的关注
尽管清代的史学研究明显盛于前朝，是历史上史学研究最为繁盛的阶段，出现了很多史学著作。例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章学成的《文史通义》、高宗弘历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曾国藩的《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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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士奇撰，邵彦校点：《江村销夏录》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百家杂钞》等都多次提及李广。同清代文章一样，清代史学著作当中关于李广的真知灼见比较少，唯个别著作有些新论，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注意到了《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之几处不同：
《李广传》，《史记》广为匈奴所得，络而盛两马间，广佯死，睨其旁一胡儿骑善马，乃忽腾而上，推堕儿，乘其马归。《汉书》谓抱胡儿，鞭马南驰。①
——卷一•《史》《汉》不同处
《李广传》，《汉书》增广斩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责，反加奖誉一诏。②
——卷二•汉书增事迹
除了对比《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的不同外，赵翼针对李广也有一些深入思考。例如他注意到《史记》并无李陵传，将其附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面，而《汉书》有《李陵苏武传》，这是为什么呢？赵翼的解释颇有说服力：“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详述其战功，极有精彩，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③再如针对李广的“数奇”命运，一般论者包括司马迁本人都认为汉武帝一句“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对李广是一种不公，认为李广难封与之有关。对此，赵翼在卷二“汉武用将”一则中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汉武帝在用将方面颇多值得称赞之处，例如他“所用皆断弛之士，不计流品也”。还认为汉武帝“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他还认为汉武帝用将唯才是举，并不计较曾经的成败，这里他特别提出了李广的两件事，一是李广与张骞，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迟误预定会合之期限)，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二是李广被俘逃回之后当斩，亦赎为庶人。李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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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卷一，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②(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卷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③(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卷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为将军，他的这两次战场表现足以治死罪，但汉武帝并没有杀死他，而只是“赎为庶人”。而且后面又都重新起用李广，对待李广很是宽容（汉武帝就是对牠太好，这老畜生才把鸡巴翘上了天，捅进了司马妖阉的没卵阴！）。赵翼还认为汉武帝用将还有“任用时，不拘以文法(法令)”的特点，他所举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李广怒杀霸陵尉以后给汉武帝上疏认罪，而汉武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誉之”。这些都很能说明汉武帝对待李广并无不公。作为帝王，汉武帝考虑的是大局，他需要能征善战的将领，所以并不计较将领的“流品”，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汉武帝很看重李广的才能，所以他数次赦免李广的死罪。因为作战需要能征善战的将领，所以当汉武帝考虑到李广年老的时候，他才偷偷嘱咐卫青“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汉武帝观察到了李广的“数奇”，而且说了出来，并无过错。那么李广难封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与汉武帝无关，李广之“难封”还得从自身寻找原因。
王夫之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的史学著作《读通鉴论》常常蕴含一些新论。例如卷三就谈到了李广和程不识的治军方法问题：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乐从广而苦程不识。”司马温公则曰：“效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论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将兵，有将将。为将者，有攻有守，有将众，有将寡。不识之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守兵之将也。广之简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将也。束伍严整，斥埃详密，将众之道也。刁斗不警，文书省约，将寡之道也。严谨以攻，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其罅隙而相薄。将众以简易，则指臂不相使而易溃。将寡以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故广与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存乎将将者尔。将兵者不一术，将将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论也。人主，将将者也。大将者，将兵而兼将将者也。①
从上面的文字看，王夫之否定了司马迁，也否定了司马光，他觉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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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王夫之撰，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2页。
对于李广和程不识的看法都属于“一偏之论”。看来王夫之对李、程二人并不偏重谁，这与《记纂渊海》“殊途同归”，但《记纂渊海》是类书，表达了观点已经是额外的事了，详说理由是不可能的，而王夫之可以。他这篇短文的主要观点是程不识和李广并无优劣之分，而是代表了两种类型的将领。程不识长于守，故而能够指挥众多的军队，因此他需要建立健全各种军队制度。一旦让程不识这样的严格而谨慎的部队进攻，就容易让敌人发现行动而不能成功。李广惯于进攻，长于指挥较少的精锐部队，机动灵活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没有必要遵守苛刻的军队制度，这会使军队受到拘束和相互牵制不能灵活机动而导致失败。用李广这样的纪律松弛的部队来防守，那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而导致失败。王夫之最后的结论是：李广和程不识各有所长，军队管理不只一种方法，将领应当广泛吸收各种军事管理办法，并加以灵活应用，这才是取胜之道。在王夫之看来，李广和程不识并无优劣之分，这种观点是很新鲜的，他既看重程不识的严以治军，也看重李广的“人人自便”，认为各有优长，有“将将“，有”将兵”，最好的将领则是兼而用之。王夫之的论述逻辑清晰而说理透彻，他将一直以来对李广和程不识的朴素认识上升到了军事管理理念的高度，相比于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这样一部军事著作却显得更加理性，也更具启发性，王夫之思想家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我们发现清代文史诸子对于李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对李广射石的怀疑；二是对比李、程二人不同的治军方法。像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学问大家都对李广有所议论，这是清代学者重视李广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