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选秀流程
如前所述，“内务府三旗应挑女子，向系于年终汇齐具奏请旨，次年春间定期挑选”[31]。每年底，内三旗女子的人数经各佐领、管领造册后送会计司汇总，再“奏交宫殿监督领侍太监等请旨带领看阅”[32]。选阅前，秀女所需佩戴的绿头牌、白木牌预先“交营造司照依旧式成造，一月内造成”[33]。通常情况下，绿头牌和白木牌会各准备1000个，绿头牌每个“各长七寸五分、宽八分、厚一分”，白木牌每个“各长八寸一分、宽一寸三分、厚一分”[34]。这些木牌制造完成之后，由会计司根据当年秀女的实际人数领用，在其上用满、汉文缮写秀女的花名、年岁等。其中绿头牌缮写一式4份，2份送至敬事房，2份留存会计司以备皇帝选看时使用。白木牌的书写格式大体为“佐领某某之长女大妞年十五岁”[35]，作用是“带于女子衣间”，系在长衫右上边第一个衣纽上[36]。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由皇帝于来年春间进行阅选。从史料记载来看，阅选时间一般在每年二月。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等传旨，“著将应看内府三旗女子于次年二月内预备引看”[37]；前引乾隆六十年的选秀档案则明确记载，选看的具体日期为二月十一日；嘉庆元年二月末，内务府“为本年二月初三日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六百十二名领过车银六百十二两”向皇帝补报支出情况；咸丰元年二月初一日，会计司“奉旨于二月初四日引看内府三旗女子”[38]。可见，二月内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大概每年由皇帝根据情况临时决定。但在特殊情况下，选看月份也会发生调整，甚至从春间延至秋天。如嘉庆四年四月，由于皇帝“现在二十七个月素服内，仍于八月间选看内务府三旗女子，明年二月选看八旗秀女”[39]，该年选看时间调整为八月，与前述嘉庆元年二月有很大改变，是出于皇帝尚在服丧期间，一些活动有所推迟的缘故。
内务府选秀的具体流程也与八旗选秀大致相同，于阅看前一日，秀女按旗分排列整齐，“排至景山东门，至神武门东栅栏”。次日“由神武门东河筒，行走至东华门，进北池子，绕景山，进神武门西栅栏。挨次联列，勿许紊乱”。与八旗秀女不同的是，内务府秀女入宫，不许家人跟随，其家属留在神武门外等待，选验完毕后秀女返回登车，“仍由东河筒行走”，并“著该参领、佐领、管领，严饬跟随车辆之披甲、苏拉等，务须按次随行，不得任其车辆稍有参差”[40]。为保证这一过程秩序井然，内务府会计司会提前“咨行景运门提督衙门，按照向年除派章京、护军等于引看女子之日严行管束”[41]。如果遇到应选女子较多的年份，内务府还会进行分流措施。如咸丰元年二月，“查本年三旗引看女子内有补选上年未经引看之人，较向年名数、车辆甚多”，因此临时调整为：“本年应选女子仍照向年在景山后排至柳树井，由景山东栅栏进车；其补选上年未看女子在东安门内骑河楼排车至三座门外，俟本年应选女子车辆进毕，接连以进”[42]。再如道光元年，恰逢景山后正在搭设经棚，致使秀女无法在此处排车，于是调整为“所有本年应选秀女车辆由西北排列，进神武门西栅栏，秀女下车后，空车由东城根出东华门，进地安门仍至神武门西栅栏”[43]。
秀女入宫后在顺贞门内集合，于御花园钦安殿后排列站立等候验选。此处已预先搭好蓝布凉棚，地上铺有毡片，供秀女们排队休憩[44]。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皇帝谕令：“再挑女子六人著为一排。”[45]在此之前，并未见到有关内务府女子一排阅看人数的史料记载。但此项规定并非固定不变，晚清时的资料显示每排人数可多至十人[46]。秀女排列就绪，由“内监捧牌入宫门告，皇帝亲览焉”[47]。
内务府秀女初选被挑中者也称为“记名”，这一点与八旗选秀相同，但未见有再次“复选”的记载，从内务府选秀时常注明有往年记名女子若干来看，大约是记名者部分进入宫廷服役，其余等待之后的再次挑选。如乾隆四年的选秀筹备中统计有上年记名的“十五、十六岁女子四十五名”，乾隆六年十二月的选秀筹备中，查得“记名十四岁女子三百八十一名，十五岁女子一名”[48]。可见内务府选秀中“记名”女子的比例远远高于八旗选秀。这些“记名”秀女，可能很快进入宫廷服役，也有可能作为宫女的备选群体根据需要随时入宫。乾隆三十九年二月，针对各宫妃嫔名下宫女的缺额问题，皇帝谕令：“著定于二月、十月朕在宫内时就便挑补，至妃、嫔所用女子名数较多，偶缺一二名即稍迟挑补，未为不可，其贵人以下女子额数本少，有欲随时挑补者，尚属可行，然亦令各本宫照朕挑看女子例，按照女子名数各赏给车价银一两，以资其往返之费，若妃、嫔中有欲于贵人、常在挑选女子时就便挑补其本宫缺额之数者，其应赏给车价银，亦令一例给与”[49]。此处，二月挑补的宫女，应系当年阅选的结果，其他月份“随时挑补”的，就是在记名群体中进行选择了。
记名女子人数不少，从每年几十人至几百人不等，按照规定，女子一旦被记名，就要等待被选入宫，不可像“撂牌”秀女那样自由婚嫁，如果记名后却又连续数年未被挑补入宫，该类秀女的婚姻无疑受到很大的影响。至咸丰九年十二月皇帝终于下令：“以后三旗记名女子，俱于每年奏次年应挑女子总数，清字片内声明，概予撂牌，不必俟二月初间题奏，著为例。所有本年记名女子均著撂牌。”[50]也就是说，如果记名秀女于当年内未被挑补入宫，那么第二年选秀时只需奏明人数，直接予以“撂牌”处理，不必再行入宫挑选。如前所述，宫廷对于宫女数量需求的减少是导致咸丰帝下达该谕令的直接原因，也体现出宫廷对于内务府属女性控制的松动。
最终得以选中入宫的秀女，还要接受一定的培训和一系列考察，考察不能通过者即时退出宫廷、发遣回家；通过考察的女子再分为三六九等，聪明勤快、品行端正者分配在后妃身边侍奉，手脚粗笨者则在外围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多数宫女在服役期满后退出宫廷、归家婚嫁，少数宫女在服役期间得到皇帝垂青，成为妃嫔，实现了宫廷身份的跨越，详见后述。
总体而言，不论外八旗还是内务府三旗，选秀范围和秀女人数在有清一代皆呈缩减趋势，这一方面体现出宫廷对于旗人女性需求减少，包括利用其婚配来寻求政治平衡的需求，以及服役宫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清帝对于八旗控制的不断松动在女性人口上的体现。以往研究多偏重选秀制度的流程和对旗人女性的控制，本研究则希望更多地关注到选秀活动对于旗人女性本身的意义，以及皇帝如何利用选秀对旗人女性灌输族群观念、增强其民族向心力。当然，随着清末皇权的衰落，这一意涵也自然随之衰减了。
注释：
[1]《清仁宗实录》卷42，嘉庆四年四月，第28册第516页。
[2]《内务府则例（第二种）•会计司•挑选女子》，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第282、281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验看秀女排单”，档号：05-08-005-000001-0033。
[4]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93，第240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谱牒档案》（缩微胶卷），“镶黄旗汉字女子清册”，光绪二十年，原目录号：5333，人事0394，缩微号：A087。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查明参将景兴之女因腿疾不送选与例不符咨行两江总督衙门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档号：05-08-005-000191-0025。
[7]同上。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披甲人二格之女尚有腿疾不行呈明奏请办理事”，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档号：05-0214-031。
[9]相关研究参见祁美琴：《清代包衣旗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
[10]（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3“训谕三”，第29页。
[11]《内务府则例（第二种）•会计司•挑选女子》，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第285页。
[12]黄丽君：《一枝独秀？——道光朝以后内务府完颜氏家族的当差与经济状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15年第90期。
[13]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551页。
[14]崇实：《惕庵年谱》，广文书局，1971，第17页。转引自赵玉敏：《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39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销档》（以下简称《内务府奏销档》），“奏请定期挑选内务府三旗女子事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故宫出版社，2014，第242册第619-620页。
[16]《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218，第12册第1110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何时引看三旗佐管领下女子事”，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档号：05-0034-008。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关福娶另户刘氏并强卖伊女治罪事”，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档号：05-0184-016。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查得三旗女子数目预备引看事”，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档号：05-0046-050。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补报本年二月初三日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领过车银数目事”，嘉庆元年二月十四日，档号：05-08-005-000002-0018。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补报本年二月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领过车脚银两数目事”，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档号：05-08-005-000107-0041。
[22]《内务府奏销档》，“奏为查明内务府三旗各佐领下十三岁女子名数事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244册第71页；“奏为内府三旗各佐领应挑女子名数折”，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246册第373-374页。
[23]《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218，第12册第1110页。
[24]同上书，第12册第1111页。
[25]《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114，第12册第83页。
[26]《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54，第2册第959页。
[27]《内务府奏销档》，“奏为遵旨查出年长出宫之女赏给正白旗满洲都统吉兰泰事折”，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第9册第45-46页。
[28]《内务府奏销档》，“奏为遵旨查出年长出宫之女赏给正白旗满洲都统吉兰泰事折”，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第9册第45-46页。
[29]《清高宗实录》卷1370，乾隆五十六年正月，第26册第383页。
[30]《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第二种）•训谕》（清光绪十年武英殿刻本，以下简称《宫中则例》），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海南出版社，2000，第231页。
[31]《内务府奏销档》，“奏请定期挑选内务府三旗女子事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242册第619-620页。
[32]《内务府则例（第二种）•会计司•挑选女子》，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第1册）》，第281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支领嘉庆三年份引看女子等缮写花名需用绿头牌白木牌事”，嘉庆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档号：05-08-005-000013-0028。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木库嘉庆十年会计司行用挑女子绿头牌清册”，嘉庆十年七月三十日，档号：05-08-006-000143-0071。
[35]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第242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支领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等缮写花名所需绿头牌白木牌事”，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九日，档号：05-08-005-000056-0054。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何时引看三旗佐管领下女子事”，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档号：05-0034-008。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补报本年二月初三日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领过车银数目事”，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档号：05-08-005-000002-0018；“为奉旨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咨行景运门提督衙门事”，咸丰元年二月初一日，档号：05-08-005-000218-0006。
[39]《清仁宗实录》卷42，嘉庆四年四月，第28册第516页。
[40]莞城图书馆编：《容肇祖全集》（语言历史学卷），齐鲁书社，2013，第2857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奉旨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咨行景运门提督衙门事”，咸丰元年二月初一日，档号：05-08-005-000218-0006。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奉旨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咨行景运门提督衙门事”，咸丰元年二月初一日，档号：05-08-005-000218-0006。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奉旨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咨行景运门提督衙门事”，道光元年二月初七日，档号：05-08-005-000107-0014。
[44]《内务府奏销档》，“奏呈上月份营造司等处进匠次数及人数清单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第179册第543-544页。其中记载了该年二月初二日为选秀女而在御花园搭盖蓝布凉棚并铺设毡片，二月初四日拆卸凉棚并撤出毡片所用的匠役。
[45]《内务府则例（第二种）•会计司•挑选女子》，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第282页。
[46]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有记：“挑选时，大约每十名左右为一排，一排排地被带到殿陛上。”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42页。
[47]（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礼制类•选宫女”，第485页。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何时引看三旗佐管领下女子事”，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档号：05-0034-008；“奏为查得三旗女子数目预备引看事”，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档号：05-0046-050。
[49]《内务府则例（第二种）•会计司•挑选女子》，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第282页。
[50]《宫中则例（第二种）•训谕》，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第231页。
第二编
宫壸肃清
《清史稿•后妃传》：“康熙以后，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曰景仁，曰承乾，曰钟粹，曰延禧，曰永和，曰景阳；西六宫：曰永寿，曰翊坤，曰储秀，曰启祥，曰长春，曰咸福……二百数十年，壸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1]以上所述并非绝对吹嘘，与明代宫廷频繁废后、宠妃跋扈、乳母干政等史实相比，有清一代后宫的确鲜有违制，除初期与末期涌现出两位太后之外，再无其他后妃参与政事的记载，康熙朝宫闱制度定型之后也没有妃嫔间相互争斗的记录，甚至很难看到皇帝对哪一位妃嫔格外宠爱的记载，堪称一部“无情”的宫史。本编讨论清代后宫妃嫔的规模与等级构成、地位变化与晋封规则，并从中窥探“壸化肃雍”的根本原因。
注释：
[1]《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7-88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