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中的民女妃嫔
《清史稿•后妃传》称：“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67]。理论上讲，清代宫闱制度定型之后，后妃皆出自选秀，而秀女皆出自八旗，因而后妃都应系旗人。至清末虽然放开了满汉通婚的限制，但仍明确“如遇选秀女年分，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68]。当然，旗人女性本身就包括了满、蒙、汉三个民族，因此史料中所说的“汉女”或“汉人”都特指八旗之外的民间汉女，与汉军旗人女性无关。因此，本节特用“民女”一词以指代民间汉女，以示区别。实际上，清宫并非没有民女，顺治、康熙、乾隆三朝均有民女入宫，成为清代后宫中的“特例”，也是三位皇帝都意图遮蔽的事实。
《清皇室四谱》载：“初，世祖稽古制，选汉官女备六宫”[69]，说明顺治时期曾公开选拔过民女妃嫔，但该朝的民女妃嫔可考证者似乎只有恪妃石氏。石氏是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澹余笔记》中说其于顺治十三年被选入宫，初封为贵人[70]。如此看来，顺治十二年时皇帝曾说：“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71]，所言并不能算虚假。顺治帝所说皇太后慈训，应为《清宫词》所载“顺治初年，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于神武门内”[72]。那么，宫中无汉女祖制的转变应当就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考之《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三年皇太后谕内大臣公鳌拜等：“今闻乾清、坤宁、景仁等宫殿俱已告成。册封皇后，已颁册宝。妃嫔尚未册立，应照例举行。尔等启知皇帝”[73]。而唐邦治认为石氏就是在世祖“稽古制”遴选汉女妃嫔时被选入宫的。可见，顺治帝是在宫殿修建完成、册封各宫妃嫔时也选拔了“汉官女”。杨珍认为顺治朝后宫的“汉女”之位本为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所设，意在拉拢清初藩王的军事力量、笼络降清汉官和汉族士绅，只可惜孔四贞“自陈有夫”，因而由石氏取代了孔四贞留下的本属于“汉女”的后宫之位[74]。从石氏入宫后“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75]，其家人也受到特别的优待，如母亲赵淑人被特许入宫，行家人礼，赐重宴[76]，可见顺治朝遴选民女入宫的确明显带有在内廷建立满汉共存的文化、拉拢汉族官员的政治意图。石氏也因此成为清代唯一公开承认的民女妃嫔，《清史稿•后妃传》称“世祖以汉女为妃……附书之，以其仅见也”[77]。
如果说顺治朝毕竟属于宫闱制度尚未定型之际，因而有民女为妃的特例不足为奇，但其实在“典制大备”的康熙朝，宫中仍不乏民女妃嫔。
康熙朝的民女妃嫔，经杨珍考证共有10位，分别是：密嫔王氏、贵人袁氏、贵人陈氏、庶妃高氏、庶妃石氏、庶妃陈氏（陈玉卿之女）、庶妃陈氏（陈岐山之女）、庶妃张氏、庶妃王氏、庶妃刘氏。杨珍认为这些女子皆是汉姓，玉牒中对她们的生父只书姓名，并无官职，表明她们不是来自汉军旗，而是地道的汉人，母家属于一般庶民阶层[78]。
10位汉女妃嫔中，位分最高的是密嫔王氏，系知县王国正女，康熙二十余年入宫，其后分别于康熙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四十年诞育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和皇十八子允祄，但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才被册为密嫔，在此之前，“宫中虽称妃嫔”，却“尚未受封”[79]。雍正二年六月世宗晋尊其为皇考密妃，乾隆元年十一月高宗尊为皇祖顺懿密太妃，乾隆九年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余[80]。密嫔应系江南人氏，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苏州织造李煦曾向康熙帝报告：“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年七十岁。”[81]由李煦向皇帝汇报密嫔之母的死讯，说明王氏之母家应在苏州，她很有可能是康熙帝下江南时带回宫中，或由李煦等任职江南的内务府官员进奉入宫的女子。如康熙三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就曾上奏康熙帝：“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82]。可见给皇帝进呈江南女子的做法是存在的。
康熙朝有封号的汉女妃嫔还有贵人袁氏、贵人陈氏。《小玉牒》载：“第十四女悫靖和硕公主，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二月初七日亥时贵人袁氏所出。”[83]贵人陈氏则于康熙五十七年生育皇子，可惜皇子当日即殇[84]。剩下的7位民女妃嫔，《小玉牒》中皆记为“庶妃某氏”。“庶妃”应是清代宫闱制度未完备时对后宫未有名位女子的统称，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小玉牒》中皆有出现，至雍正朝以后再未有“庶妃”的说法。因而康熙朝的“庶妃”应是指未有任何册封的、地位较低的妃嫔。她们当中，有的甚至生育多名子女，如庶妃高氏于康熙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分别生育皇子女；庶妃陈氏（陈玉卿之女）、庶妃陈氏（陈岐山之女）也皆于康熙五十年之后生育过皇子[85]。从生育情况来看，康熙帝晚年“奉御”的妃嫔中，民女处于优势。但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册封，直到雍正、乾隆帝继位之后，其中的几位才晋为贵人、嫔[86]，但仍有庶妃张氏、庶妃王氏、庶妃刘氏皆生育过皇女，终其一生并未受封[87]。显然，康熙帝企图通过不予册封、压低民女妃嫔地位的方式，降低这些民女在后宫中的关注度，掩盖其后宫“蓄汉女”的行为。除这10位可考者之外，康熙朝后宫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因地位低而不为人所知的民女妃嫔，这也是影响到我们估算后宫规模的因素之一。
乾隆朝后宫也有民女妃嫔，但与康熙朝不同，乾隆朝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不乏晋封高位者，即便没有生育子女的民女妃嫔也能晋封到贵妃甚至皇贵妃这样的高位；二是让民女妃嫔入旗，在后宫完成其由民女向旗人女性的身份转变。
乾隆朝民女妃嫔中位分最高的是纯惠皇贵妃苏氏。苏氏为苏召南女，在弘历为皇子时期即入侍潜邸，继位后封为纯嫔，乾隆二年十二月，乾隆帝命东阁大学士徐本为正使、内阁学士春山为副使，持节册封纯嫔苏氏为纯妃[88]。乾隆十年十一月，又册为纯贵妃[89]。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奉皇太后懿旨：“纯贵妃久膺册礼，克勷内治，敬恭淑慎，毓瑞椒涂。今皇子及公主俱已吉礼庆成，应晋册为皇贵妃，以昭令范。钦此。”[90]清朝惯例，皇后尚在时一般不轻易册封皇贵妃，苏氏的晋封原因应是罹患重病而给予的抚慰，因其被册封为皇贵妃之后不到一个月即病逝，谥为纯惠皇贵妃[91]。她一生共育有二子一女[92]，从其一路晋封和生育情况来看，是乾隆帝较为宠爱的妃嫔之一。
庆贵妃陆氏，陆士龙女，生于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于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晋封贵人[93]。十六年六月，晋封庆嫔。二十四年十二月晋庆妃，三十三年十月晋庆贵妃，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卒。嘉庆四年正月，仁宗以受其抚育之恩追晋为庆恭皇贵妃[94]。陆氏为民女出身，并无显赫家世，也未生育子女，却在20年间从贵人晋升至贵妃，死后又被嘉庆帝追封为皇贵妃，在民女妃嫔中可谓幸运者。
婉妃陈氏，和纯惠皇贵妃苏氏一样，亦为乾隆帝藩邸旧人，嘉庆帝称其为“从前皇考在藩邸时，蒙皇祖（雍正帝）所赐”[95]。内务府档案显示“婉嫔母家姓陈，系汉人”[96]。《清皇室四谱》记载其为陈廷璋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五年[97]。陈氏于乾隆二年五月十二日封贵人[98]，十四年四月封婉嫔[99]，五十九年十二月册封婉妃[100]。嘉庆六年因婉太妃在寿康宫位次居首，且“年跻八十有六，康健颐和，宜崇位号，以申敬礼，应尊封为婉贵太妃”[101]。陈氏卒于嘉庆十二年二月初二日，享年九十二岁，是乾隆帝妃嫔中最为长寿者[102]。陈氏的晋升速度其实较为缓慢，其最终能达到贵妃的高位，长寿是关键因素。
芳嫔陈氏，陈廷伦女[103]，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封明常在[104]，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封明贵人[105]，后不知何故复贬为明常在，至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仍封贵人[106]。不过被贬降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到其之后的晋封，她于乾隆五十九年、嘉庆三年晋为芳嫔、芳妃[107]，可见陈氏在乾隆帝暮年比较受宠。
怡嫔柏氏，柏士彩之女，初入宫为贵人，乾隆六年十一月册封为怡嫔[108]，乾隆二十二年五月薨逝[109]。
乾隆朝位分最低的民女妃嫔是禄贵人陆氏，系苏州人[110]，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封为禄常在[111]，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与明常在一同封为贵人[112]，于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初五日病逝[113]。
以上6位民女妃嫔，除纯惠皇贵妃外皆未生育，相比于康熙朝生育子女却没有位分而言，乾隆朝民女妃嫔的地位则高得多，6人中，当朝册封的有1位皇贵妃、1位贵妃、1位妃、2位嫔和1位贵人，其中的2位又得到继任皇帝的尊封，位号进一步提升。不过，册封民女妃嫔高位分，并不意味着乾隆皇帝不在意她们的族群背景，他通过另外一种手段来遮蔽这些妃嫔的民女身份——入旗。
乾隆朝6位民女妃嫔中除婉妃陈氏外的其他5位，我们都找到了其入旗的相关记载：纯惠皇贵妃苏氏，在乾隆二年被册封为纯妃之后，于乾隆四年奉旨将其母家迁入内务府正白旗，兄苏鸣凤、苏嘉凤皆赏给披甲钱粮[114]；庆贵妃陆氏于乾隆十六年册封庆嫔，二十二年皇帝下令将其父陆士龙与亲丁15名、仆人男妇23名接到京城，入于内务府镶黄旗英廉佐领下[115]；芳嫔陈氏在乾隆四十年被贬之后，于次年恢复贵人位分，再于四十三年七月奉旨入旗[116]；怡嫔柏氏于乾隆六年被册封为嫔之后，乾隆帝即派江苏布政使安宁办理怡嫔家人从苏州入京事宜[117]，次年十二月，安宁送柏士彩等亲丁11名、仆人男妇9名到京，乾隆帝将柏士彩父子入于内务府正黄旗佐领下[118]。《内务府奏案》中有一份名为《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的记录，内载“正黄旗通源佐领下查得本佐领下宜品娘娘于乾隆七年奉旨入旗，于二十二年五月薨逝，常在娘娘于乾隆十年进宫，父柏士彩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病故”[119]。从中可见，怡嫔的妹妹也于乾隆十年入宫，被封为常在。前文已述，乾隆朝的寿贵人柏氏应系这位“常在娘娘”。不过，小柏氏入宫的身份和姐姐并不相同，因乾隆七年柏家已经入旗，因此小柏氏已非民女身份，她应系乾隆十年内务府选秀时进入宫廷，因而不在本节讨论的“民女妃嫔”之列。最后一位禄贵人陆氏入旗的记载最为特殊，她于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病逝，该年十月初九日奉旨，禄贵人胞姐陆氏一家入内务府镶黄旗[120]。
乾隆四十年，皇帝从前赏给十一阿哥使唤之殷姓女子母兄来京探望，乾隆帝表示：“此等赏给阿哥女子，非有名号，自不便归入内务府旗分给以养赡。”[121]从这一史料中的说法似乎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赏给阿哥的民女如果有了名号，就可以归入内务府旗分，那么皇帝的妃嫔也应如此。不过从乾隆帝的民女妃嫔入旗情况来看，一位在册封为妃之后入旗，两位在册封为嫔之后入旗，一位在册封为贵人之后入旗，一位是在其死后家人入旗，似乎并没有一定之规。乾隆帝通过将其母家入旗，一方面是提高其家庭的待遇，即“给以养赡”，特别是禄贵人死后令其胞姐一家入旗，这一意图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样身份的转变来掩盖其民女背景，如苏氏在入旗后其姓氏改为“苏佳氏”，当她再晋封为贵妃和皇贵妃的高位分时，原本的民女身份就不再惹眼，后宫仍可在表面上维持其“满洲之道”。
除民间汉女之外，乾隆朝之前后宫还有其他民族的女性，如前文提到的蒙古和回部妃嫔，很可能数量也不止几人而已。乾隆二十五年规定：“回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二岁，令该佐领造册送会计司呈堂汇奏，交总管太监请旨引阅。”[122]乾隆四十二年又定“其住居健锐营之新旧番子，遇挑选秀女，著归入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123]。“回子”与“番子”女子一度都参与了选秀，直至道光二年，才将此二类女子免于选看[124]。因此，类似前文提到的被选入宫在后妃位下“学规矩”的回部、番部女性可能还大有人在，只是那些未被册封位分者很难为后人所知罢了。
注释：
[1]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故宫出版社，2015，第147页。
[2]赵玉敏指出：“有清一代，皇贵妃与皇后并存的情况亦非常少见，仅有顺治帝的皇贵妃董鄂氏，雍正帝的年皇贵妃，乾隆帝的高皇贵妃、纯皇贵妃苏氏、令皇贵妃魏氏。其中，年氏、高氏、苏氏均系病重，都系薨逝前才加封者，而董鄂氏、令皇贵妃与皇后并存则是因为皇后失宠或名存实亡。”（赵玉敏：《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此外，还有同治朝皇贵妃富察氏也曾与皇后短暂并存：同治帝去世前一月，慈禧太后下懿旨将富察氏晋封为皇贵妃，这与皇后阿鲁特氏失宠于慈禧有关。
[3]王佩环《清宫后妃》、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郭梦 《清代皇贵妃制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等，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4]《清会典》（光绪朝）卷28，中华书局，1991，第232-233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遵查康熙四十六年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十年五十三年六十年宫分银数清单”，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44。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康熙四十六年乾清宫毓庆宫贵妃妃嫔等人数清单”，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0。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2。
[8]《清高宗实录》卷30，乾隆元年十一月，第9册第615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遵旨访查内庭主儿之父柏士彩情形事”，乾隆六年五月初四日，档号：04-01-12-0023-002。
[10]《清高宗实录》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第10册第1214页。
[11]《内务府奏销档》，“奏为将马常在送往妃园寝永远奉安事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第111册第237-239页。
[12]（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70“经费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643-644页。
[13]《内务府奏销档》，“奏为查验延禧宫因笨交出女子情形事折”，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一日，第219册第620-622页。
[14]“中宫”原本应指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坤宁宫”，与皇帝的寝宫“乾清宫”相对应，但自雍正朝起，皇帝就不再居住在乾清宫，而搬到养心殿居住，因而皇后也就不能再住在坤宁宫，改为和其他妃嫔一起居住在东西六宫，钟粹宫、长春宫、储秀宫等在清代都有皇后居住过。此时所谓的“中宫”，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含义了。
[15]（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8“典礼四”，第138页。
[16]《清宣宗实录》卷333，道光二十年四月，第38册第63页。
[17]《清宣宗实录》卷422，道光二十五年十月，第39册第293页。
[18]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第189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成贵人降为余常在裁减官女子镶黄旗原委属催总玉枢之女大妞传会计司官等接出任其婚配所食吃食照例止退事”，道光九年二月初六日，档号：05-13-002-000621-0052。
[20]参见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第189页；王佩环：《清宫后妃》，第330-353页。
[21]《清宣宗实录》卷333，道光二十年四月，第38册第63页。
[22]《清宣宗实录》卷343，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第38册第217-218页。
[23]《内务府奏销档》，“奏为查验钟粹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第221册第168-170页。
[24]《内务府奏销档》，“奏为查验钟粹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二年七月十三日，第234册第563-56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钟粹宫皇后下官女子大妞因失脚落井止退每日吃食事”，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档号：05-13-002-000958-0008。
[25]王佩环：《清宫后妃》，第330-353页。
[26]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第231页。
[27]王树卿：《清代后妃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张美娜：《清代后宫制度研究》，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8]《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第5册第585页。
[29]《清高宗实录》卷576，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第16册第332页。
[30]《清高宗实录》卷1403，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第26册第855页。
[31]《清高宗实录》卷1458，乾隆五十九年八月，第27册第451页。
[32]下文论述如无特殊注明，均来自以下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遵查康熙四十六年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十年五十三年六十年宫分银数清单”，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44；“呈报康熙四十六年乾清宫毓庆宫贵妃妃嫔等人数清单”，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0。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2。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永璘秘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1-23、219-303页。
[35]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3，第82页。
[36]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
[37]《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第9册第225页。
[38]《宫中则例（第一种）•钱粮》（清嘉庆二十五年武英殿刻本），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第134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仪郡王成亲王等福晋侧福晋官女子等人数事报内务府清单”，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24。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皇太子妃侧福晋及女子等人数事报内务府清单”，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23。
[41]杨永占认为，宫女为后妃的女仆，“家下女子”系福晋的女仆，参见氏著《清宫以宫女为主的女仆阶层》，载支运亭主编：《清代皇宫礼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第89页。
[42]《清宣宗实录》卷182，道光十年十二月，第35册第875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睦嫔降为睦贵人裁撤官女子大妞二妞传会计司官及管领佐领本人父母自备车辆赴圆明园西南门接出等事”，道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档号：05-13-002-000631-0086。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睦贵人著降为常在每日所食吃食分例等项照常在例得给事”，道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档号：05-13-002-000632-0017。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传知睦答应降为官女子每日所食吃食照官女子例得给事”，道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档号：05-13-002-000635-0011。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传知延禧宫木（睦）官女子落水身故将伊每日吃食止退事”，道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档号：05-13-002-000635-0016；“为睦官女子失脚落水身故即送六道口埋葬事”，道光朝，档号：05-13-002-000635-0166。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查明供祀睦答应一切祭品应如何办理之处事致内务府”，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档号：05-13-002-000146-0121。
[48]《宫中则例（第二种）•训谕》，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第229页。
[49]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第204页。
[50]《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第1360-1362、1365、1380、1428页，乾隆至嘉庆年添减底账（乾隆二十一年至嘉庆元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
[51]滕德永：《从档案看清代宫女的因故出宫》，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7辑），现代出版社，2016，第82页。
[52]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文海出版社，1967，第80页。
[53]同上书，第76页。
[54]赵玉敏：《乾隆帝后宫中的汉女妃嫔》，《兰台世界》2011年第5期。
[55]《清高宗实录》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第10册第1214页。
[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60。
[57]《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第1360-1361页。
[58]同上书，第4册第1365页。
[59]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78-79页。
[60]《清高宗实录》卷651，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第17册第297页，“奉皇太后懿旨，贵人……霍卓氏……著封为嫔”；卷812，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第18册第973页，“奉皇太后懿旨……容嫔，著封为妃”。
[61]滕德永：《从档案看清代宫女的因故出宫》，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7辑），第82页。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2。
[63]（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17“经费一”，第397页。
[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2。
[65]清代宫女的宫分根据时代和宫女的等级有所不同，如乾隆五十四年的一份档案显示宫女宫分为“云缎一匹，彭缎一匹，宫绸一匹，纱一匹，纺丝一匹，杭细一匹，棉花二斤，银十两，表里六匹”，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查报乾隆五十四年女子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嘉庆元年，档号：05-0462-053；而《宫中则例》中则载宫女宫分为“银六两，云缎一匹，春绸一匹，宫绸一匹，纱一匹，纺丝一匹，杭细一匹，棉花二斤”，见《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第107页。
[66]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75页。
[67]《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02页。
[68]《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第58册第505页。
[69]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50页。
[70]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第600页。
[71]《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第3册第725页。
[72]（清）吴世鉴等：《清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4页。
[73]《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第3册第786页。
[74]杨珍：《顺治朝后宫的特征》，《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8日。
[75]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50-51页。
[76]于善浦：《清东陵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49页。
[77]《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8页。
[78]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122-123页。
[79]《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四月，第6册第730-731页。
[80]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57页。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王嫔娘娘之母黄氏病故日期事”，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档号：04-01-30-0006-004。
[82]（清）李煦：“弋腔教习叶国桢已到苏州折”，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第4页。
[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小玉牒》，“汉文列祖女孙直档玉牒（显祖至世宗各朝宗室女儿）”，档号：-023 C071。
[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小玉牒》，“汉文列祖子孙直档玉牒（显祖至圣祖辈诸子宗支）”，档号：-181 C069。
[8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小玉牒》，“汉文列祖子孙直档玉牒（显祖至圣祖辈诸子宗支）”，档号：-181 C069；“汉文列祖女孙直档玉牒（显祖至世宗各朝宗室女儿）”，档号：-023 C071。
[8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小玉牒》，“汉文列祖女孙直档玉牒（显祖至世宗各朝宗室女儿）”，档号：-023 C071。
[87]同上。
[88]《清高宗实录》卷58，乾隆二年十二月，第9册第940页。
[89]《清高宗实录》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第12册第269页。
[90]《清高宗实录》卷609，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第16册第844页。
[91]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72页。
[9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小玉牒》，“汉文列祖子孙直档玉牒（高宗及弘字辈诸子）”，档号：-001 C069；“汉文列祖女孙直档玉牒（高宗及弘字辈诸女）”，档号：-024 C071。
[9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纂修玉牒咨查婉嫔等旗分及舒妃父家姓氏职名事致总管内务府”，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档号：05-13-002-000009-0135。
[94]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73页。
[95]《清仁宗实录》卷78，嘉庆六年正月，第29册第4页。
[9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纂修玉牒咨查舒妃等父家姓氏职名事致总管内务府”，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档号：05-13-002-000009-0157。
[97]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74页。
[9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纂修玉牒咨查婉嫔等旗分及舒妃父家姓氏职名事致总管内务府”，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档号：05-13-002-000009-0135。
[99]《清高宗实录》卷338，乾隆十四年四月，第13册第652-653页。
[100]《清高宗实录》卷1467，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第27册第598页。
[101]《清仁宗实录》卷78，嘉庆六年正月，第29册第4页。
[102]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75页。
[103]同上书，第77页。
[104]于善浦：《清东陵大观》，第134页。
[105]《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第1584-1585页。
[106]《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第1623页。
[107]《清高宗实录》卷1463，乾隆五十九年十月，第27册第550页；卷1498，嘉庆三年四月，第27册第1058页。
[108]《清高宗实录》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第10册第1214页。
[1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60。
[110]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科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196-197页。
[111]《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第1369页。
[112]同上书，第4册第1584-1585页。
[113]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第254页。
[1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正白旗纯惠皇贵妃之兄苏鸣凤等入旗当差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56。
[1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赏陆士龙房地等项事”，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档号：05-0158-047。
[1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镶黄旗明常（在）之胞兄入旗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59。
[1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奉旨办理内庭主儿父母柏士彩等家口送京事”，乾隆六年六月初九日，档号：04-01-14-0007-034。
[1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赏陆士龙房地等项事”，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档号：05-0158-047；“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60。
[1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60。
[1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镶黄旗禄贵人胞姐陆氏入七（旗）清册”，乾隆五十八年，档号：05-0448-058。
[121]（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第14页。
[122]《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218，第12册第1111页。
[123]《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114，第12册第81页。
[124]《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54，第2册第9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