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嫔位分的升与降
《清史稿•后妃传》：“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1]。学者们一般也认为清代被选中的八旗秀女，“一般都先封答应，然后逐步晋封常在、贵人以至嫔、妃”[2]。也就是说，清宫妃嫔一般由答应、常在这样的低位分起步，然后逐级晋封至高位分。那么，事实是否如此？是否有妃嫔入宫就册以高位分，或者入宫后未遵循逐级晋封的次序而一跃由低位分晋为高位分？已晋封的妃嫔因何会被降至低位分？
值得庆幸的是，有关清代妃嫔晋封的史料相对丰富，特别是嫔以上的晋封信息于历朝实录中基本都有记载，近年开放的内务府档案则可体现乾隆朝以后部分嫔以下低位分者的晋封信息，虽不够全面，我们仍可从中一窥清代妃嫔在宫廷中起伏的脚步。
表4-1是对史料中有记载的清康熙至光绪141位后妃初封位分进行的统计。需要说明的是，首先，表格中的数字并非各朝妃嫔的实际人数，只是有册封记录的妃嫔人数；其次，康熙和雍正两朝，由于内务府档案中查不到妃嫔的初封信息，因此数据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比如康熙朝没有嫔以下低位分的初封记录，但从墓葬和其他资料的情况来看，该朝低位分妃嫔的人数显然相当之多，因此理论上该朝初封为常在以下低位分者的比例应当最高。乾隆朝以后妃嫔晋封的资料相对丰富，数据也相对准确。
总体而言，自康熙朝宫闱制度逐步定型以来，有9位女性初封即为皇后，她们要么系皇帝大婚时聘为皇后，如康熙、同治、光绪三帝之皇后；要么系皇帝为皇子时之嫡福晋，即位后被册为皇后。其中道光帝为皇子时，嘉庆帝为其聘娶户部尚书布颜达赉之女钮祜禄氏为妻，可惜这位嫡福晋于嘉庆十三年正月薨逝，嘉庆帝再册佟佳氏为“继嫡福晋”。待道光帝即位后，册立继配为皇后的同时，追封原配为“孝穆皇后”。因此道光朝有两位初封皇后者。
表4-1 清代后妃初封信息表
续表
续表
注：由于康熙朝史料记载的简略及宫闱制度尚在成型之中，有些高位分后妃只知其之前由低位分妃嫔晋封而来，但不知其之前的封号或是否有封号，如孝懿皇后只知由贵妃晋封为皇后，但不知贵妃封号，因此只得在贵妃栏中写了“孝懿皇后”，以便读者更加明了其身份。
资料来源：《清实录》，《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内务府呈稿》、《内务府奏案》、《军机处全宗》、《小玉牒》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表格还借鉴了已有研究成果中的观点。
没有女性初封即为皇贵妃。这完全符合清代对皇贵妃位分的特殊定义，皇后健在或无意外时不轻设皇贵妃，因此清代的皇贵妃基本都是在特殊时刻由贵妃或妃晋封而来。
初封为贵妃者共6位，但其中4位来自初封资料不完整的康熙、雍正两朝，她们很可能由低位分晋封而来，因此可以确定的初封即至贵妃这样高位的女性几乎凤毛麟角，嘉庆朝以后没有初封为贵妃的记录。
贵妃以下初封人数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但不同朝代之间又有所变化。嫔、贵人和常在是初封比例最高的3个位分，康熙朝初封嫔位的人数最多，为13人，贵人以下则骤减，只有1位初封为贵人，没有初封为常在和答应的记录，这仍旧与资料不全有关，不能确切反映康熙朝妃嫔的初封原貌；之后历朝的数字则比较稳定：初封为嫔者在2~3人，乾、嘉、道、咸四朝贵人和常在构成初封位分的主体。雍正朝以后没有妃嫔初封为答应，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之前所论的常在以上为“主位”的说法，答应在清代的多数时段是没有正式册封的低级宫眷。因此，清宫妃嫔都是先封答应，然后逐步晋封至高位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是初封之后妃嫔的晋升轨迹问题。从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妃嫔在初封之后的确一般都是遵循常在、贵人、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的秩序逐级晋升。如嘉庆帝生母，初封为贵人，乾隆十年封令嫔[3]，十四年晋令妃，二十四年晋贵妃，三十年册封皇贵妃[4]，六十年九月嘉庆帝即位，追封生母为孝仪皇后[5]；再如嘉庆朝庄妃，初封春常在，嘉庆三年封春贵人[6]，六年晋吉嫔，十三年晋庄妃[7]。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妃嫔存在越级晋封的可能。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康熙朝起，仅有康熙朝孝昭仁皇后、乾隆朝哲悯皇贵妃、咸丰朝孝贞显皇后、同治朝皇贵妃富察氏4人有越级晋封的记载，以下分述之。
康熙朝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公遏必隆女，与康熙帝嫡后孝诚皇后大约同时入宫。康熙十三年五月孝诚皇后崩逝，至十六年满三年之丧，应册立新后。从史料记载来看，此前除孝诚皇后、追封的慧妃博尔济吉特氏以外，宫中未见有其他正式册封妃嫔的记载，其时钮祜禄氏以其资历和家世在宫中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因而继立为皇后，其册文写道“咨尔妃钮祜卢氏，乃公遏必隆之女也”[8]。这里的“妃”可能是对尚未有实际位分的钮祜禄氏的代称，也可能是她确已册封为妃位。不论如何，相较于康熙朝以后继立皇后多由皇贵妃晋封，钮祜禄氏无疑是越级晋封了。
乾隆朝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侍高宗潜邸”，可惜她在乾隆帝继位之前即离世，乾隆元年追封哲妃，十年正月追晋皇贵妃，四月谥曰哲悯皇贵妃[9]。清宫惯例，妃嫔死后追封，一般一朝仅限一次，哲悯皇贵妃死后由同一个皇帝连续追封两次，且都是越级追封——先在之前没有封号的情况下，直接追封妃的高位，再越过贵妃品级追封为皇贵妃，此种情形在清代实不多见，可见富察氏早年侍奉弘历身边且诞育皇长子，深受乾隆帝重视[10]。
咸丰朝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她于咸丰二年参加八旗选秀，根据内务府档案记载，该年二月十一日敬事房传出谕旨，贞嫔、英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可见钮祜禄氏初封为贞嫔[11]。五月，贞嫔晋封为贞贵妃[12]；六月，由贞贵妃立为皇后[13]。慈安于两个月内两次越级晋为皇后，是清代晋升最快的后妃。她的越级晋封，是新皇继位之初，在原配早逝、后宫无主的情况下，衡量当时后宫妃嫔各方面条件所做出的抉择，因此也是特殊情况下的应对之策。
同治朝皇贵妃富察氏，员外郎凤秀之女，同治十一年九月同治帝册立皇后的同时册封富察氏为慧妃[14]。因慧妃深受慈禧太后喜爱，尽管初封为妃，但一直享有超越品级的待遇，分例照贵妃规格配给[15]，同治十二、十三年应由皇后主持的亲蚕礼也派慧妃代为行礼[16]。至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慧妃越级晋封为皇贵妃[17]。此时皇后阿鲁特氏健在，这种情况下册封皇贵妃是清代宫闱制度定型后绝无仅有的现象，对皇后的地位形成很大威胁。富察氏的越级晋封是慈禧以自己的权力对同治帝后宫秩序进行干涉的结果。
由上可见，4位越级晋封的后妃要么处于特殊局势之下，要么属于皇帝对已然薨逝者的感念，都属于非常态的情况，此外的绝大多数妃嫔都遵循着常在—贵人—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的人生轨迹，在后宫踽踽前行，而她们中的一些在前行途中还会跌倒——因犯错误而受到贬降。清代妃嫔贬降的事例主要发生在乾隆、道光、咸丰和光绪四朝。
乾隆朝后宫最著名的贬降事件当属继后那拉氏上演的“皇后断发”一幕所引发的“废后风波”。此问题前人已有不少专论，此处不再赘述[18]。但实际上乾隆帝并未正式宣布废黜其皇后名号，只是将其摒居别宫、收缴册宝，这当然也是事实上的贬降。乾隆三十一年，那拉氏薨逝，乾隆帝下令按皇贵妃礼仪安葬，进一步坐实了这位皇后待遇上的贬降。
惇妃是另一位乾隆朝遭贬降妃嫔中较有代表性者。惇妃汪氏是乾隆帝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的生母，她于乾隆二十八年入宫，初封永常在[19]，三十三年封永贵人[20]，三十六年晋惇嫔[21]，三十九年九月，已怀孕的汪氏被册封为惇妃[22]。乾隆四十年正月，惇妃为六十五岁的乾隆皇帝诞下皇十女，是高宗所有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母女皆备受宠爱。可能是宠极生骄之故，惇妃于乾隆四十三年在责惩一名宫女时竟将其杖毙，引起皇帝震怒。乾隆帝史无前例地就此事发表长篇上谕，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和对惇妃的痛斥。上谕中，皇帝一再强调要“从重办理”，以示自己“大公至正”、从不“溺爱徇情”，甚至担心有人会认为自己处理“过重”[23]。但实际上，惇妃只是由妃降一级为嫔并出一百两埋葬银而已，主要的惩罚由太监们承担。乾隆帝发布这道上谕的含义，也在于警告皇子和大臣们勿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不在于惩罚惇妃本身。仅仅两年后，她就恢复了妃位[24]。有关该案件的论述，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除惇妃外，道光朝玲常在、咸丰朝祥妃的贬降也与责打宫女有关。
道光朝玲常在，尚佳氏，从其胞弟为内务府闲散人的身份来看，应为宫女出身[25]，但这位出身宫女的常在却经常责打宫女。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一日，敬事房交出延禧宫因笨出宫的宫女大妞，年十六岁，于去年十一月初五日进宫，在玲常在位下当差。档案中记载了这位大妞被玲常在多次责打的情况：她进宫后因“学做活计粗笨”，玲常在曾令太监责过四十板；当年五月，大妞因误将小猫踏毙，脸上又被打数下；后因摘食院内树上杏儿，两手被责打数板；又因喂猫时误将小猫踏伤，导致小猫死亡，责过左右胳膊十数板；又因猫抓其手将猫打伤，责过十余板。以上责罚除第一次外，均系玲常在亲自责打。出宫前，敬事房验得该女子面上青肿二处，左右胳膊青紫，两手心及手指亦均有青肿之处[26]。虽然大妞“因笨”被逐出宫，但次日玲常在即被降为答应[27]，其贬降应与对宫女过于苛责有直接关系。
道光朝祥妃钮祜禄氏，道光二年二月封祥贵人[28]，三年二月晋封为祥嫔[29]，四年八月晋封为祥妃[30]，平均每年晋升一级，可见道光初年这位钮祜禄氏无疑较受皇帝宠爱。其后她于道光五年正月诞育宣宗第二女，九年十月诞育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十一年六月诞育第五子和硕惇勤亲王奕综，应当更加稳固了自己在后宫的地位[31]。但是，祥妃却于十七年被降为贵人[32]。史料中虽然没有体现祥妃因何被贬降，但道光二十六年内务府的一则档案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旁证：
奴才张迎春、马吉祥谨奏，十一月三十日午初多些，翊坤宫祥贵人下女子安庆、伶安、伶顺三人从本宫院内跑出，喊叫跑至翊坤宫东门外被人拦阻，奴才二人随至翊坤宫祥贵人前同问女子三人因何事故喊叫，据女子三人说，因素日拙笨懒惰，祥贵人著本宫首领责打，要打时女子三人一齐从本宫跑喊出来。奴才二人同祥贵人本宫首领太监详问得女子三人实系怕打，并无别故，再三追问，实无别情，女子三人实不知规矩，奴才等不敢隐瞒，为此谨奏请旨，十一月三十日总管张迎春、马吉祥具西纸单一张奏过。奉旨：女子三名各重责三十板，即刻退出宫去。钦此。[33]
从此则档案来看，祥贵人可能对宫女一贯要求严苛，经常责打，导致宫女因惧怕逃跑。此事虽发生在其贬降9年之后，且未因此事再遭贬降，但可推知她脾气暴躁，当年或因此故遭到贬降。
清宫要求妃嫔不能对宫女过于严苛的同时，更强调她们不能与太监过于亲近。后者同样是导致妃嫔遭受贬降的重要原因。
道光朝彤贵妃也是较受皇帝宠爱的妃嫔之一，她由贵人次第晋升至贵妃，道光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先后诞育3位公主，可见与皇帝关系之亲近[34]。但道光二十四年九月，总管许福喜、沈魁奉旨查收咸福宫太监李得喜房间物件，发现其中大半皆系皇帝赐给彤贵妃之物，道光帝因此震怒，“彤贵妃受朕厚恩多年，不想如此丧良，不知自重！李得喜何等下贱不堪之物，乃如此狎比亲信，实属大负朕恩，有玷贵妃之位！”遂下令革去其贵妃之位，降为彤贵人，金册、宝、印即行交出，命广储司收贮，朝衣、朝冠则交回敬事房[35]。
咸丰朝玫常在徐佳氏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咸丰五年六月她因凌虐使女并与太监孙来福“任意谈笑”，被皇帝褫革位分、从重惩处，降为官女子[36]。为防止妃嫔与太监再有不当之举，咸丰帝特意重申二者之间的界限：“各宫之首领太监，无事不许至本主屋内久立、闲谈，亦不准因新进位分稍存藐视”[37]。妃嫔与太监的亲近为皇帝所无法容忍，贬降的程度也较责打宫女为重，常为越级贬降。
“干政”是妃嫔遭到贬降的第三个因素。清代强调“宫壸肃清”，后妃不得干政，有清一代因“干政”而被贬降的妃嫔恐怕只有光绪朝珍妃、瑾妃姐妹了。二妃姓他他喇氏，原任侍郎长叙之女，光绪十四年入宫，皆封为嫔[38]。光绪二十年正月，因慈禧六旬寿辰大庆而将二人晋封为妃[39]。但9个月后二人即被降为贵人。慈禧在懿旨中称：“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借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40]从懿旨来看，二妃贬降的原因是由于“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因而干预了朝政。众所周知，慈禧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受宠的珍妃，瑾妃因而受其连累。在太后当权的情况下，珍妃是否真有“干预朝政”之举，没有太多论证的必要。
除以上妃嫔因责打宫女、“狎昵太监”、干预朝政等原因被贬之外，还有更多妃嫔的贬降，史料中没有反映确切原因，以道光朝的妃嫔最具代表性。如珍妃赫舍里氏，道光二年二月封珍贵人[41]，四年九月晋封珍嫔[42]，五年八月晋封珍妃[43]，六年十一月降为珍嫔[44]，九年六月再降为常贵人[45]。珍妃为何连续被降至贵人，原因不得而知。比她更为悲惨的是前文提到的睦嫔赫舍里氏，道光二年二月封睦贵人[46]，十年十二月晋睦嫔[47]，十一年八月降为睦贵人[48]，九月降为常在[49]，其后又降为睦答应，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降为官女子[50]。两日后，延禧宫睦官女子落水身故，送六道口埋葬[51]。睦嫔不知如何得罪于道光帝导致位分一降再降，直至官女子，而其落水身故也不知是否系自杀，可谓后宫的迷案。
不过，被贬的妃嫔也并非注定就此一蹶不振，不少妃嫔被贬后还有机会再度晋封，除前文提到的乾隆朝惇妃因杖毙宫女被贬为嫔，两年后复晋为妃外，咸丰五年因与太监“任意谈笑”而被降为官女子的玫常在，也于次年恢复了常在位分[52]，七年九月又晋封为玫贵人[53]，八年三月晋为玫嫔[54]。但是该年七月她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再被降为贵人[55]，十二月，皇帝命礼部尚书朱嶟为正使，内阁学士宜振为副使，持节赍册，再次晋封徐佳氏为玫嫔[56]。这样的频繁升降在妃嫔中实不多见，可见咸丰帝对徐佳氏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