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仪天下”到“恪修内职”：切断皇后与大臣的联系
皇后，对于内廷妃嫔而言是位居中宫的领袖，对于广大臣民而言是“母仪天下”的象征，正如册后诏书中所说：“宜昭女教于六宫”，“应正母仪于万国”[2]。因此历代册立皇后不仅要在宫廷中举行隆重的典礼，还要昭告天下，是公开而隆重的礼仪。作为与帝齐体、共同抚育黎元的女主，皇后与皇帝一样应当得到天下臣民的忠诚和爱戴，事实上，清代的大臣们除注重向皇帝效忠外，也会通过一些方式向皇后表达同样的情感，使得皇后与外朝大臣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结。
皇后与朝臣的联结，首先体现在大臣在节庆时向皇后进笺庆贺。清代宫廷节庆以三大节最为隆重，即元旦、冬至和帝后（包括太后）的生日[3]。从文献记载来看，三大节时大臣除向皇帝上表庆贺之外，亦须向皇后进笺。这一做法早在关外即已施行，“崇德元年定，元日进庆贺表笺，长至、万寿圣节进表庆贺，与元日同”[4]。入关后，“（顺治）八年定，元旦、冬至，直省文武五品以上官，各进贺皇太后表文一通，皇上表文一通，皇后笺文一通”[5]。康熙四年时礼部题请，“今后每年元旦，直隶各省官员照例应进皇后笺文。至皇后千秋所进笺文，世祖章皇帝时未经赍进，无式可查，恭候上裁。得旨，元旦笺文依议行，千秋进笺世祖章皇帝时既未举行，著停止”[6]。其时康熙帝刚刚大婚，皇后年龄尚小，礼仪尽量从简，至康熙十六年即“题准，皇后千秋笺文，照例赍进”[7]。从此，文武官员在三大节时均须向皇后进笺。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可以向皇后进笺，顺治八年规定为五品以上官员，至乾隆十三年册封皇贵妃那拉氏“摄六宫事”时，将可进笺的官员范围缩小为三品以上大员[8]。
所谓“笺”，是官员进呈给皇后的礼仪性文札，与进呈皇帝的“表”相对应。《清会典事例》载，“凡每岁元日、长至，在京王公百官，在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提督、副都统、总兵官，恭行庆贺，进表皇帝、皇太后，进笺皇后”[9]。从实际情况来看，“笺”不仅适用于皇后，皇贵妃也可以接受“进笺”。前述乾隆十三年，在皇后崩逝、由皇贵妃摄六宫事的情况下，规定“嗣后遇大节及庆贺大典，内外三品以上官，于皇贵妃前均进笺庆贺”[10]。可见，“笺”是文武官员向后宫女主致敬的重要方式，是联结外朝官员与内廷女主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皇后母仪天下的重要表现之一。清前期，皇帝还对表、笺的格式进行划一规定，如顺治八年专门颁发了“庆贺皇太后、皇上表文，皇后笺文式样”[11]；康熙四十四年，由于“朝鲜国王李焞所奏庆贺表、笺每岁更换，字句之间不能尽协，应颁发定式，令其照式恭进。从之”[12]。乾隆二十八年议定，“庆贺皇太后、皇上表文，本内及贴黄，纯用黄纸，面页用黄绫、黄签；庆贺皇后笺文，本内及贴黄，纯用红纸……面页、面签……俱用黄绫”[13]，并进一步明确，督抚、驻防将军、都统、提镇等官员“恭进表文、笺文亦应用纯黄、纯红纸色，毋庸加签”[14]。这些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强化了进笺制度。
除节日庆典外，皇后生命中其他的一些重要仪式，官员也会以进笺等方式参与庆贺。乾隆六十年曾特别下令“册立嗣皇帝元妃为皇后”，“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毋庸“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15]。可见，册立皇后时，王公大臣进行庆贺是以往通行之例，乾隆帝禁止官员参与其中乃是特例，因此当乾隆帝薨逝后、嘉庆帝册立第二位皇后时，官员们就再度企图参与到册后庆典之中，一些外地汉族官员恳请“进京叩贺行礼”，满族官员则“奏恳趋赴宫门，恭申庆贺”[16]，而给皇后进笺，也是主要的庆贺行为之一。
再如皇后的生辰即“千秋节”，除前文所提到的进笺之外，大臣们还参与其他的庆贺活动。入关前，皇后千秋庆贺虽未形成固定仪制，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仪式相当隆重而公开。《清实录》载，崇德三年四月壬子，“皇后千秋节，内六旗王、贝勒、贝子等，各献金、珠、貂皮、牛、羊等物”[17]。崇德五年虽然下令“凡遇元旦、万寿及中宫千秋节，内外诸王、贝勒等一应进献礼物，俱著停止”，但同时表明停止王公进献礼物的原因不在于降低皇后生辰规格，而是担心“诸侯违制不贡，召衅生乱”，因而改为皇后千秋“赐和硕亲王以下、辅国公等以上银两有差”[18]。入关后，皇后千秋节福晋命妇须进内行礼[19]，大臣也要穿着隆重以示庆贺，部分官员还可给皇后呈递贡品。雍正六年题准，“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补服”[20]。嘉庆四年改为“王公大臣文武官员俱著穿石青褂、挂朝珠”[21]。嘉庆二十年皇后四十正寿时，又准许“王公大臣官员仍穿蟒袍一日”，但“不准呈递如意、贡品”，只有内务府官员可“穿蟒袍三日”，并“准其呈递如意、食品”[22]。
最后，皇后去世的丧仪也是文武官员表达忠心的重要时机。除臣子应尽的服丧义务之外，清前期大臣们还往往请求赴京奔丧，以示臣子之义，乾隆朝孝贤皇后崩逝时这一含义体现得格外明显。乾隆十三年三月，嫡后富察氏崩，各地官员闻讯纷纷奏请来京“叩谒孝贤皇后梓宫”。有趣的是，乾隆帝对于官员们的申请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区别和回应，从中可以生动体现出皇帝心中对大臣与皇后关系的认知。乾隆帝认为，有些官员的请求入京，系“随众陈请，并非出于中心之诚”；而有些官员则“一闻哀信即沥诚恳请”，显然出于真情。对于这些请求，皇帝亦给予不同的回复：督抚等文职官员事务繁忙，“原可不必仆仆道途”，而“如驻防之将军、都统等，公事尚简，与督抚自不相同”，理应进京凭吊。但督抚之中又有差别，“旗员之与汉员亦不相同”，“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而“汉大臣则视此有间，原可不必奏请”。乾隆帝的这一系列区别透露出他对满汉大臣与帝后之间关系的界定：关系亲近的大臣，遇到皇后之丧，不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礼义上，都应立即奏请来京奔丧、请安，“庶君臣之义，不致漠不相关也”。而对于旗人官员而言，为皇后主子奔丧更是其应尽的本分，那些“迁延未奏者，现在亦交部查议”[23]。可见在乾隆朝初期，皇后丧仪是公开的、满汉大臣理论上都应参与的国丧。事实上，除奔丧一事之外，乾隆帝还借由皇后之丧对“违制薙发”“居丧不哀”的大臣大肆严惩[24]。可以说，他利用皇后丧事在朝臣中特别是在满洲大臣中，掀起一场忠爱帝、后的教育运动。
然而，孝贤皇后的丧礼可能是清代皇帝倡导官员尽忠皇后的最后挽歌。从乾隆中期起，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制，逐步切断皇后与外廷官员之间的联结。此后，有关皇后的庆典和丧仪皆转为内廷之事，与外朝无涉。
前文所述，孝贤皇后去世后，娴贵妃那拉氏晋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帝还特别允许三品以上官员庆典时于皇贵妃前进笺庆贺。之后那拉氏正位中宫，朝臣庆贺之仪更不得有阙。但至乾隆二十八年，皇帝发出了第一道限制皇后涉及外事的谕令。该年，礼部进呈会试录、登科录时，皇帝指出，之前每次进呈，“俱有恭进皇太后、皇后各一本”的旧例[25]，他认为“此系沿袭具文”，“不过循例进呈”，非“庆贺表笺”等“事关典礼者可比”，“况我朝宫闱肃穆，不惟一切政务从不与闻，即寻常细事亦无丝毫干与。似此相沿旧套，徒费抄写，自应停止”[26]。从此，会试录、登科录停止向太后和皇后进呈。
乾隆帝的第二项举措发生在乾隆六十年，这一次，“事关典礼”的贺笺也被停止。该年末，即将禅位的乾隆帝发布谕令，“皇后寿节暨元旦、冬至，与外庭无涉，嗣后俱当永行停止笺贺，并以为例，以肃体制而垂法守”[27]。与停止进呈登科录时尚且以摒弃形式化的“繁文缛节”为借口不同，此次停止贺笺的缘由直指区别“内外”。乾隆帝首次提出有关皇后处的一切庆贺礼仪皆属内廷事务，“与外庭无涉”。之后他进一步将“内外之别”的范畴扩展延伸，不仅禁止官员在节庆时向皇后恭进贺笺，连册立皇后这样的大典，也在乾隆帝的一手策划下由普天同庆转变为内廷庆贺。
乾隆帝表示，自己禅位后，嗣皇帝“嫡妃自应立为皇后”。向来册立皇后皆颁诏天下，普天同庆，但此次册后，“乃宫廷一定礼仪，只当循照向例，祭告天、地、宗庙，用昭茂典足矣，何必撰拟恩诏、布告天下！”[28]与之前不仅皇后册立，连孝贤皇后去世乾隆帝都下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29]的态度，可谓截然不同。对此，乾隆帝解释为：“皇后正位端闱，恪修内职”，其地位“非如皇太后之为母后，分应尊崇者可比”，“我朝家法，宫壸肃清，从不干与外事”，因此“皇后典礼，不特恩诏不必颁发，即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亦毋庸因立后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30]。即册立皇后不再昭告天下，亦不准大臣进笺庆贺，以示皇后职责在于“恪修内职”，无须与外廷朝臣发生任何联系。
乾隆帝的这一做法，将清代皇后的地位降至历史新低。大概感觉这一改革过于激烈，数年后，当太上皇作古、嘉庆帝册立第二位皇后时，表示“因思立后颁诏，乃本朝家法，载在会典，实亦古今同义。诚以皇后母仪天下，佐理化原，于册立之际祭告天地宗庙，并颁诏天下，以昭慎重”，恢复了册立皇后时颁诏天下的仪式。但是，“中外臣工庆贺表笺，及遇寿节令节奏上笺贺，钦尊圣训，仍行停止”，仍旧取消皇后接受王公大臣贺笺的权力[31]。既然不许进笺庆贺，前文所述有些大臣提出来京、入宫庆贺的请求，自然不能允准，嘉庆帝甚至斥责这些官员“有是理耶！”“俱著传旨申饬”[32]。
此后，“内外之别”成为皇帝们格外留心分辨的问题。嘉庆十年岁末，礼部在具题庆贺元旦令节礼仪时，将王公百官在皇帝前行礼与公主、福晋、命妇在皇后前行礼之事一并奏请，受到皇帝的严厉批评。嘉庆帝认为，此举“殊属非是”，下令将礼部堂官“交部察议”，并明确“嗣后著将元旦令节公主、福晋、命妇等应否进内行礼，另折请旨”，不得再与皇帝接受大臣行礼于同一折内奏请，以示内外有别[33]。
嘉庆十八年，礼亲王昭梿上书，建议仿照万寿圣节前后官员俱穿补服的先例，“皇后千秋令节，拟穿蟒袍一日”[34]。皇帝表示“勉从所请”，但又表示“实深愧愤”，并下令皇后生日“不必穿蟒袍，稍示区别”。紧接着嘉庆帝意味深长地说：“愿诸王大臣清夜扪心，究竟欲作何等人、成何等事业，三思而行，勿甘暴弃，朕亦无颜渎告矣。”[35]
道光帝即位后，两位大臣（蕴端多尔济和广庆）在进折“叩贺皇太后万寿圣节”时，“一并缮折与皇后请安”。道光帝斥责此举“实属罕闻之事，以前内外大臣从未如此进折请安”，此两位“甚属糊涂冒昧，不晓礼仪”，对其予以降职、罚俸的处罚[36]。道光十三年，皇后佟佳氏薨，在办理丧仪过程中，由于惇亲王绵恺与内大臣禧恩“引用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之说”，被皇帝斥为不妥，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礼部详查例案，悉心妥议具奏”。数日后，道光帝发布长篇上谕，首先根据所查乾隆朝孝贤皇后、嘉庆朝孝淑皇后丧仪成案，指出皇后丧仪前代已有固定规格，“后世子孙，总当恪遵成宪，不敢以私意紊典常”；其次详细考察了“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的典故，指出这一说法出自《虞书》，用以形容百姓对尧帝的思念，将此用于皇后则“殊属不伦”：“况《虞书》二语，系指帝尧而言，并非指帝尧之后”，因而绵恺系“不学无术，信口乱谈！”[37]道光帝对兄弟的这一番辩驳，其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皇后丧仪中的措词小节，而是通过这一问题再次在王公大臣中明确帝后、内外之间的轻重和区别。
经过乾嘉道三代皇帝的整饬和训诫，基本不再有王公大臣敢于与皇后发生任何公开的联系，对于内廷及皇后之事也小心回避，不再关心，这也是导致王公大臣之妻对作为国家“中祀”典礼的“亲蚕礼”毫不积极参与的重要原因，详见后文论述。直至咸丰帝崩逝，肃顺等顾命大臣敢于如此轻视两位太后，也与前代皇帝一贯强烈主张后宫不得参与外事、不得与朝臣发生任何联系的风气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