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内外的空间隔离
除礼仪意义上的“内外有别”外，清代后妃在空间上也被严格地“内外”隔离，很难与宫廷之外的人员，包括自己的娘家亲属，直接联系和接触，清帝力图打造一个隔离封闭的内廷世界。
早在顺治时期，皇帝就开始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往来，停止命妇“更番入侍”即是措施之一[87]。以往多认为“更番入侍”的停止与董鄂妃入宫有关，但显然这一下达于顺治十一年的禁令，对两年后入宫的董鄂氏并未起到阻碍作用，且杨珍指出，从清代的概念而言，董鄂妃应系福晋，而非“命妇”，并非被禁止的对象[88]。因此，禁令的目的就是阻止部分外廷命妇频繁出入宫廷。其后，康熙帝也曾明确说过，“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89]。连刚刚出嫁的大公主入宫请安，侍卫都因没有阻拦入内而受到康熙帝的严厉申斥[90]。此后历代皇帝更是对后妃不断强化宫廷内外隔离的政策。文学和笔记作品中描述的后妃“省亲”[91]，在清代正史和档案材料中未见任何相关记载，后妃接触宫外之人的途径只能是后者入宫觐见。
编纂于乾隆年间的《国朝宫史》载，只有在两种特殊情况下，后妃家人可以入宫探视，一为“内庭等位遇娠，每日食用照常额加半，有生母者许进内照看”；再为“内庭等位父母年老，奉旨特许入宫会亲者，或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外戚一概不许入宫”[92]。但我们很怀疑这两项规定是否得以切实执行。首先，内务府档案中有关妃嫔怀孕而增加其相关待遇等的记载不少，但未见任何妃嫔孕期内家人入宫照看的记载，只有一件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懿嫔遇喜大阿哥”档册，其中有皇帝特许懿嫔（即后来的慈禧）之母入宫探视的记载：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巳正三刻，懿嫔之母跟随家下妇人二名至储秀宫住宿”[93]。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唯一一件后妃孕期允许亲属入内的记载。其次，如果妃嫔父母年老即可一年或数月入宫探望女儿一次，那么内务府档案中应当留有相当数量的相关记载，但事实上，我们只找到两次会亲的记录。第一次是道光七年内务府档案记载的后妃会亲安排：“八月初二日、初三日，皇后、全贵妃、祥妃、静妃会亲；初二日，和妃、恬嫔会亲；初四日，顺贵人会亲。皇后亲族人等出入走西南门，全贵妃、和妃、祥妃、静妃、顺贵人亲族人等出入走福园门，恬嫔亲族人等出入走苍震门”[94]；第二次是同治元年二月新帝即位后内务府为咸丰和道光两朝太妃嫔安排的会亲，咸丰朝祺妃、玫妃在二月十一日会亲，璹嫔、玉嫔于二月十三日会亲，婉嫔于十六日会亲；道光朝琳皇贵太妃、彤妃、佳妃、李贵人于二月二十二日会亲。她们与亲人相处的时间从早上卯时至傍晚酉时，其时咸丰朝妃嫔由于尚未移宫，亲族从苍震门进出，而道光朝妃嫔亲族则从寿安右门或寿安门进出[95]。不过，这两次看起来更像是格外恩典的妃嫔集体会亲，而非某个妃嫔因怀孕或父母年老恩准入宫。
《内务府奏案》中还记录了一次宫外的“会亲”。嘉庆七年，帝后巡幸热河，至九月即将返京时皇后突然生病，嘉庆帝特令时任都察院副都御史的皇后之父恭阿拉留在热河照看，待皇后病愈之后再行回京。因万寿节临近，嘉庆帝特传旨令总管太监金成“带领恭阿拉进内面见皇后，告知切不可因万寿期近，急欲回园叩祝”。恭阿拉奉旨入见皇后，传达皇帝谕旨，并上折叩谢皇恩[96]。数日后，嘉庆帝又令恭阿拉扈从皇后自热河启程返回圆明园[97]。回程途中不知皇后父女是否还有见面的机会，但从恭阿拉一直随扈热河并受命留下照看皇后之病，尚需已然返回京城的嘉庆帝谕旨特许才能进见皇后来看，这样的“会亲”也是很难得的。
此外，我们在《宫中档》中找到两位乾隆朝妃嫔会亲的记载。第一位是贵妃高氏与母亲的两次会面，都见于时任南河总督的高斌给皇帝上的两道谢恩折。第一道折子的时间是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折中写明其妻于本年八月带领儿子进京迎娶儿媳时，“荷蒙皇上格外天恩，奴才女人又得进见贵妃，皇上天恩赏赐克食”。高斌在奏折中表示，儿子娶妇这样的“微细小事”并未告知乾隆帝，自己也不知妻子会得到进见贵妃的机会，其妻归家后方才得知，赶忙“恭谢天恩”[98]。可见这次会亲并非有计划的安排，应该是乾隆帝得知高斌之妻来京后所做的临时之举。不过，从高斌“奴才女人又得进见贵妃”的说法，可知这不是其妻第一次入宫会亲，但上一次系何时，未找到相关记录。高斌第二道折子的时间是乾隆五年四月初六日，折中写明妻子于二月初九日“得进见贵妃，更得叩见天颜，复蒙格外隆恩，赏赐看戏，又赏赐如意、素珠、绸绫缎匹、克食”[99]。这一次高斌妻不仅见到贵妃，还见到了乾隆皇帝，并且赏赐其在宫内看戏，以及其他物品。高斌的两道奏折中都使用了“格外天恩”“格外隆恩”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此种会亲并非常规化的会面。两次会亲，高斌都系在南河总督任上，既不符合父母年老，也不是由于贵妃有娠，更像是乾隆帝对高斌任上效忠的一种奖赏。
第二位妃嫔会亲的记载，是乾隆六年皇帝命令苏州织造安宁秘密访查怡嫔的家人：“内廷一位主儿姓柏，祖籍苏州，着织造处访问伊父母来京相见。若寻着时，即便着人照看送赴来京，或伊年老，令子弟跟随一人来京亦可。”尽管乾隆帝强调此次“不过看望，并非来京居住”，但安宁先后两次送柏家将近20口来京，显然并非宫规所定只“许本生父母入宫”，且不久之后柏家就被编入内务府包衣旗内，并移居京城生活[100]。显然乾隆帝让柏家来京的目的并非简单的“看望”，而有着将民人妃嫔母家纳入包衣旗下的考量，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的论述。这样的“会亲”在妃嫔中也完全不具有普遍性。
由于没有正当的渠道和家人见面，后妃们只能设法创造各种机会会亲，除前述皇后利用“亲蚕礼”陪祀之机与亲人见面外，嘉庆帝还发现“皇后、内庭遇赴园进宫之期，往往各亲族中女眷在顺贞门会亲，甚至宫内女子亦借便会亲”，“殊属违碍宫规”，遂下令“带豹尾枪之总管内务府大臣及三旗值班之护军统领，在顺贞门外严行稽查”，不许“女眷人等在彼停留”[101]。宫内不得相见，后妃们便企图利用随驾出行的机会会亲。《清稗类钞》载，“宫嫔家人，多于帝驾抵园还宫，或每年谒陵之日，妃嫔随宫车外出时，图一晤语及赠物。”会面的场景是悲伤且匆忙的，“妃嫔亲属，探銮舆行过，以饼金属司挡，父母姊妹等因得入见，匆匆各数语，赠物纳之于舆中，涕泪未毕，舆行已邈”[102]。这种私下会亲的记载不知是否属实，但一旦被皇帝发现也会像顺贞门会亲那样宣告破灭。与亲人见面如此艰难，难怪选秀女时“获选者之父母、兄妹，辄揽裾啜泣，以他日之不易谋面也”[103]。
不仅限制后妃与亲人直接接触，间接的联系也被严格控制。《国朝宫史》载：“各宫首领遇年节奉主命往外家，或以事故慰问前往者，不许传宣内外一切事情。宫殿监时加稽查，倘不加稽查、别行发觉者，将宫殿监与犯者一并从重治罪。”[104]乾隆六年，皇帝在上谕中明确表示：“诸太妃所有一切，俱系圣祖皇帝所赐。诸母妃所有，亦是世宗皇帝所赐。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赐。各守分例，撙节用度，不可将宫中所有移给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许向内传送，致涉小气。嗣后本家除往来请安问好之外，一概不许妄行。”[105]即后妃可于年节或“事故”时，派太监去母家“请安问好”，但仅限于这样的礼节性问候，此外不可交流任何其他信息和实物[106]。
母家近亲的联系尚被严格限制，其他各类亲属更是不得与后妃相往来。嘉庆五年二月，肃亲王永锡“因三阿哥于本月十八日上学，备进玉器陈设等物”，在没有奏明皇帝的情况下，“辄令伊本府太监转交皇后饭房太监递进”。“三阿哥”绵恺为皇后钮祜禄氏所出，钮祜禄氏系嘉庆帝第二位皇后，礼部尚书恭阿拉之女，而“永锡自因恭阿拉之女系属伊媳，欲因此牵涉瓜葛”，即永锡之子娶了皇后的亲姐妹为妻，因而与皇后母家是姻亲关系。嘉庆帝认为永锡想借三阿哥上学之机进献礼物，与皇后联络亲谊，但“向来皇子上学，外廷臣工本不应与闻”，像永锡这样的“远派宗藩”，“三阿哥上学与彼何涉！”乃“私遣太监递送至皇后饭房，更属冒昧”。嘉庆帝明确指出，虽然“伊即与恭阿拉谊属姻亲”，但“与朕同皇后何涉”，拒绝接受这样的亲戚关系。其后，永锡不仅得到惩处，且召集各亲王、郡王，“将永锡所进物件当面掷还”，以“稍示内外之限制”[107]。类似的事件还有，咸丰六年四月，璹贵人之母为庆贺大阿哥满月而呈进礼物，被咸丰帝斥责：“伊是何人，擅自呈进，殊属可恶！所进之物著掷还。今后妃嫔、贵人、常在家属，不准与各宫互相来往”[108]。
道光十年十月十三日，皇帝先行由圆明园回宫，“大阿哥因病未痊，住圆明园，皇后亦未进宫”，而“仪亲王于十八日前往看视”，不顾官兵、太监阻拦，“径入福园门，至阿哥所内”。仪亲王永璇，系乾隆帝第八子，道光帝之叔父，其时已然八十余岁，因探望大阿哥心切而闯入皇后尚在其内的圆明园。道光帝因而怒斥仪亲王“年老神瞀，故习未悛”，“伊子绵志不能从旁劝阻，甚属非是”。后虽鉴于永璇年老而未予严惩，但对其进行了严厉警告[109]。此事本缘于仪亲王探望病中的大阿哥，但皇帝特意提到皇后也驻园中，给仪亲王的擅闯门禁增加了一层妄冒的意涵。
道光十九年六月，皇帝谕军机大臣，并传谕乾清宫内殿、圆明园总管太监等知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嗣后无论官私大小事务，有应启知皇后者，除本宫四阿哥、四公主事务外，其余俱著先行奏闻，皇后遇有交派事件，亦著具奏，候旨施行，如不遵者，一经破露，定将该总管太监交内务府大臣从重治罪，决不宽贷。此旨著上书房、军机处、内务府、敬事房各录一通，敬谨遵循，永为法守。”[110]此时中宫为孝全皇后钮祜禄氏，即咸丰帝生母，谕令中提及的四阿哥（咸丰帝）和四公主皆为皇后所出。道光帝以十分激烈的语气，将皇后可以决策事务的范围限定在两位亲生子女之内，史料中没有体现道光帝为何有此番言论，但此后仅仅两月，就有皇后生病的记载[111]，次年正月皇后病逝[112]，加之《清宫词》中有孝全皇后“暴崩，事多隐秘”的说法[113]，让人感觉帝后之间似因皇后干预外事而发生冲突，导致皇帝进一步严格限制皇后的言行。有关孝全皇后与宫廷以外的联系，目力所及的史料只有《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中说：“禧恩自道光初被恩眷，及孝全皇后被选入宫，家故寒素，赖其资助，遂益用事。遍膺禁近要职，兼摄诸部，凌轹同列，人皆侧目。后晚宠衰，禧恩亦数获谴罢斥。文宗即位，乃复起，不两年登协揆焉。”[114]指出孝全皇后与禧恩关系密切。禧恩系睿亲王淳颖子，虽然在道光朝曾兼任内务府大臣，但从实录记载来看其主要工作集中于理藩院和兵部、礼部尚书等，未见与皇后发生交集的记载。毕竟嘉道以来，皇帝对于近支亲王尚且毫不留情地严禁与内廷发生任何瓜葛，何况宗室禧恩。
当然，皇后的权威并非必须通过实际交往才能发挥作用，仍以嘉庆朝孝和皇后钮祜禄氏为例。前述肃亲王永锡因系皇后母家的姻亲而欲与内廷“牵涉瓜葛”，遭嘉庆帝训斥。至嘉庆十三年，皇帝在引见各衙门保送的宝泉局监督人选时，发现兵部所保之郎中图明阿清语错讹、精力委顿，不堪胜任，“此明系兵部堂官因图明阿系和世泰妻父，与恭阿拉谊属姻亲，是以推情保送”[115]。也就是说，图明阿之女嫁与皇后之弟和世泰为妻，是恭阿拉的另一姻亲，兵部为讨好皇后父女，将不堪此任的图明阿保送为宝泉局监督人选，被嘉庆帝识破。至嘉庆十五年，内务府因总管大臣之一常福补授工部右侍郎，向皇帝请旨以后如何“列衔班次”，嘉庆帝指出，“常福从前在内务府班次居末，今已补授工部侍郎，自应按照官阶次序，列名在刑部侍郎穆克登额之后、内阁学士和世泰之前”，他明白由于和世泰系皇后之弟，“常福不敢在和世泰之前”，因此内务府大臣联名奏请皇帝来排列班次，结果皆被“传旨申斥”[116]。可见，即便皇后身处深宫、不与外事，其地位本身就可能给亲属带来相应的特权和利益。
回到禧恩与孝全皇后的关系，若禧恩与皇后母家果真旧交深厚且为时人所知，他在仕途上借力于皇后地位而发展顺利也是合乎情理的。而如果道光帝的言论确与禧恩有关，那么他与嘉庆帝一样，对皇后之位给她本人及家人所带来的客观权威也要进行压制。总之，不论道光帝的限制性言论是何起因，都可见皇帝需要以明确的方式表达出这样的讯息：无论家国之间、宫廷内外，至尊至上者只有皇帝一人，皇后不但不能与宫外发生任何联系，宫廷之内的事情也要遵从皇帝的裁决。此时的皇后，不但不能母仪天下，连统率六宫的权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入关后清帝逐步加强对后宫的管控，至道光中期已达极致。
清代，从顺康时起，皇帝就有意识地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联系、培养朝臣与后妃“内外有别”的意识，至乾隆朝中期开始对后权进行全面的控制和打压，道光帝则将对皇后的管控程度推向极致，使得皇后不仅失去了母仪天下的途径，即便在后宫的权威也相当有限。所谓的“内外之别”，不仅体现在制度和礼仪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本章通过分析清帝如何切断皇后与朝臣之间的联系，遏制“皇后-命妇”权力体系的建立和稳固，并将后宫变成一个封闭隔离的空间体系，呈现有清一代“宫壸肃清”背后的运作过程。在严密的隔离制度之下，朝臣，甚至内务府官员，对于后宫之事都知之甚少。如康熙四十八年七月，苏州织造李煦向皇帝上“王嫔之母黄氏病故折”，折中所称“王嫔娘娘”，是康熙帝的民女妃嫔，于康熙二十年后入宫，之后生育皇十五子、皇十六子和皇十八子，但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才被册封为密嫔。此处，李煦作为皇帝十分亲信且出身旗人、职位隶属内务府的大臣，对王氏在宫内的位分显然并不明了。而康熙帝对于李煦报告的反应是，一不对李煦的错误予以纠正，二不打算将母亲病故的消息及时告知王氏[117]。这一事例中，李煦的错误反映出宫廷内外隔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康熙帝的做法则体现出该制度的实际执行。再如前文所述，乾隆六年五月，皇帝令苏州织造安宁秘密访查怡嫔的家人。怡嫔于乾隆初年入宫，至六年十一月被封为嫔位，但该年五月时内廷尚不知其家人的信息，怡嫔入宫后自然也从未和家中有过联系。这一事件并非特例。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礼部因纂修《玉牒》的需要而行文内务府，要求其协助查明妃嫔的娘家姓氏和职名等信息，但内务府表示“婉嫔、庆嫔、颖嫔、忻嫔俱非内务府佐领、管领下人，无凭可查”[118]。可见，对于非内务府出身的妃嫔，其家世连内务府都一无所知。大臣对于内廷事务无从知晓，自然也就无缘置喙、无法插手。即便致仕以后，也很难像明朝士大夫那样写一些宫内的轶事趣闻，被后世当作可信史料广为流传。这也是清代外间少有宫内轶事、丑闻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宫廷内外隔离政策效果斐然的旁证。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清代“壸化雍肃”的宫廷秩序，是通过对后妃类似“囚禁”的隔离式管控达到的。
注释：
[1]刘潞：《论清代先蚕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
[2]《清圣祖实录》卷16，康熙四年九月，第4册第242页。
[3]根据清历朝实录的记载，皇帝生日一般称为“万寿节”，皇太后生日称“圣诞节”、“圣寿节”或“万寿圣节”，皇后生日则称“千秋节”。
[4]《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296，第4册第462页。
[5]《康熙会典》卷50，载《大清五朝会典》，线装书局，2006，第1册第638页。
[6]《清圣祖实录》卷17，康熙四年十月，第4册第249页。
[7]《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18，第4册第741-742页。
[8]《清高宗实录》卷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第13册第220页。
[9]《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18，第4册第736页。
[10]《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6，第4册第610-611页。
[11]《清世祖实录》卷60，顺治八年九月，第3册第473页。
[12]《清圣祖实录》卷219，康熙四十四年二月，第6册第211页。
[13]《清高宗实录》卷680，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第17册第612页。
[14]《清高宗实录》卷691，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第17册第753页。
[15]《清高宗实录》卷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第27册第969页。
[16]《清仁宗实录》卷82，嘉庆六年四月，第29册第58页。
[17]《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四月，第2册第544页。
[18]《清太宗实录》卷51，崇德五年四月，第2册第679-680页。
[19]《清世祖实录》卷56，顺治八年四月，第3册第443-444页。
[20]《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6，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24页。
[21]《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39，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文海出版社，1976，第409页。
[22]《清仁宗实录》卷308，嘉庆二十年七月，第32册第88页。
[23]《清高宗实录》卷316，乾隆十三年六月，第13册196-197页。
[24]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37-140页。
[25]此例为顺治二年定，原文为“揭榜以后，刊刻试录、登科录，皇太后、皇帝、皇后前各进呈一本”。见《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52，第4册第1161页。
[26]《清高宗实录》卷697，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第17册810-811页。
[27]《清高宗实录》卷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第27册第969-970页。
[28]同上书，第27册第969页。
[29]《清高宗实录》卷310，乾隆十三年三月，第13册第81页。
[30]《清高宗实录》卷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第27册第969页。
[31]《清仁宗实录》卷78，嘉庆六年正月，第29册第3-4页。
[32]《清仁宗实录》卷82，嘉庆六年四月，第29册第58页。
[33]《清仁宗实录》卷154，嘉庆十年十二月，第29册第1115页。
[34]根据会典记载，雍正六年曾准题，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服蟒袍补服，但这一规定似并未得以执行。见《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1，第4册第545-546页。
[35]《清仁宗实录》卷275，嘉庆十八年九月，第31册第743页。
[36]《清宣宗实录》卷24，道光元年十月，第33册第432、438页。
[37]《清宣宗实录》卷237，道光十三年五月，第36册第548、551-552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第291页。
[39]同上书，第1189页。
[40]《清世祖实录》卷56，顺治八年四月，第3册444页。
[41]《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295、296，第4册第442-444、455页。
[42]《清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八月，第11册第192页。
[43]“凡中祀，春分以朝日，秋分以夕月。季春吉亥，飨先农，吉巳，飨先蚕。”见《清会典》（光绪朝）卷35，第299页。
[44][日]保科季子：《汉代の女性秩序——命妇制度渊源考》，转引自黄旨彦：《公主政治：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别考察》，稻乡出版社，2013，第3页。
[45]清代在顺治时就恢复了天子的亲耕礼，但亲蚕礼在乾隆时才得以恢复。有关清代亲蚕礼的各项仪节规定，参见刘潞：《论清代亲蚕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陆燕贞：《清代皇后祭先蚕》，《紫禁城》1988年第5期。
[46]《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186，第12册第806页；卷439，第5册第991页。
[47]清代宫廷画师所绘《亲蚕图》记录了乾隆九年孝贤皇后首次举行亲蚕礼的情景和过程，参见童文娥：《清院本〈亲蚕图〉的研究》，《故宫文物月刊》（台北）第278卷，2006年5月。
[48]《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14，第4册第704-706页。
[4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3“礼志”，中华书局，1974，第1355-1357页。但由于没有实际材料的支持，我们对明朝宫廷是否实际实行了这样频繁的朝贺制度存疑。
[50]《清世祖实录》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第7册第62-63页。
[51]《清高宗实录》卷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第9册第334页。
[52]《清宣宗实录》卷6，嘉庆二十五年十月，第33册第147页。
[53]《清穆宗实录》卷31，同治元年六月中，第45册第830页。
[54]见《清世宗实录》雍正三至九年五月载，卷32、44、57、69、81、94、106。
[55]见《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四、六年二月载，卷63、87、137。
[56]见《清高宗实录》乾隆九、十三年二月载，卷211、309。
[57]见《清高宗实录》乾隆五、七、八、十至十二年二月载，卷111、161、185、235、259、285。
[58]见《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七至三十年二月载，卷408、432、456、482、506、532、556、580、606、630、654、680、704、728。乾隆三十一年那拉氏已被摒居别宫，丧失皇后待遇，自然也没有千秋行礼筵宴。
[59]见《清仁宗实录》嘉庆六至二十四年十月（除嘉庆十年、二十年）载，卷88、104、122、135、168、186、202、219、235、249、262、276、298、323、335、348、363。
[60]《清仁宗实录》卷151，嘉庆十年十月，第29册第1072页；卷311，嘉庆二十年十月，第32册第126页。
[61]所谓“正寿”指整十数寿辰，如三十、四十岁生日。见《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1，第4册第546页。
[62]《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1，第4册第546页。
[63]本年虽非皇后正寿，但系道光朝国丧之后皇后的第一个千秋，大概因此而被皇帝破例允准外廷命妇进内行礼。
[64]《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皇后千秋令节礼部送到进内福晋命妇事折”，道光三年五月十二日，第195册第297-299页。礼部拟定的7人分别为：和硕惇亲王绵恺福晋、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贝勒奕绘夫人、协办大学士尚书英和之妻、尚书禧恩之妻、侍郎穆彰阿之妻、侍郎敬徵之妻。道光帝从中选出除英和之妻和穆彰阿之妻以外的5位福晋、命妇。
[65]《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1，第4册第547页。
[66]（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30“典礼二十四”，第249页。
[67]刘潞：《论清代先蚕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
[68]乾隆三十至六十年间，只有四十二年系由怡亲王福晋代行亲蚕礼，其他年份皆“遣妃行礼”。见《清高宗实录》卷1028，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第21册第780页。
[69]这一空档期的长短各朝不尽相同，如嘉庆帝嫡后于二年薨逝，六年才册立继后，间隔4年；乾隆帝嫡后十三年薨逝，十五年册立继后，间隔2年；道光孝慎皇后十三年薨逝，孝全皇后十四年立为皇后，间隔1年。见《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70]且顺治帝皇后被废，第三位皇后董鄂氏没有受到皇室的最终认可；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在位仅半年，第三位皇后在位仅一天；道光帝第一位皇后即位前即去世，乃追封。
[71]乾隆朝自七年皇后亲蚕礼确定后，有皇后的年份祭祀情况：富察皇后行亲蚕礼为乾隆九、十、十二年三月，见《清高宗实录》卷312、236、286；遣妃祭先蚕神为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年三月，见卷259、534、632、657、732；遣官祭先蚕神为乾隆八、十六至十八、二十、二十一年三月，见卷186、385、410、434、484、508；那拉皇后行亲蚕礼为乾隆十九、二十三至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年三月，见卷459、558、582、608、682、706。
[72]该年四月皇七子永琮出生，乾隆御制诗中有“丙寅年亦曾于宫中度元宵，盖彼时以孝贤皇后将有弄璋之庆”，遂没有移驻圆明园，对处于孕期之中皇后的保护可见一斑，则二月举行的亲蚕礼皇后也应因将近临盆而不能亲自主持。见《清高宗御制诗》第8册《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43（清乾隆四十八年殿本），载《故宫珍本丛刊》第557册，海南出版社，2000，第12页。
[73]目前我们所见史料中尚未见此3次南巡皇后是否随行的确切记载，但按先例皇后应当随行。
[74]《清高宗实录》卷334，乾隆十四年二月，第13册第580页。
[75]道光二十至二十九年三月均遣官祭先蚕神，见《清宣宗实录》卷332、349、369、390、403、415、427、440、453、465。
[76]同治元年至十一年三月均遣官祭先蚕神，见《清穆宗实录》卷22、59、96、132、171、198、227、254、278、307、330；光绪二年和十一年三月均遣官祭先蚕神，见《清德宗实录》卷27、205，其他年份未见祭祀先蚕神的记载。
[77]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间，除四十二年三月祭祀先蚕神遣怡亲王福晋行礼外（《清高宗实录》卷1028）；其他纪年三月（四十一年为二月）均为遣妃行礼，见卷732、780、806、830、854、881、905、929、954、978、1003、1052、1079、1102、1126、1152、1176、1200、1226、1250、1276、1300、1324、1350、1374、1397、1424、1448、1474。
[78]《清穆宗实录》卷350，同治十二年三月，第51册第626页；卷364，同治十三年三月，第51册第813页。
[79]《清德宗实录》卷268、283、295、309、322、364、404、418、462、498、528、543、557、558、571、572、588、590。《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439载：“十五年题，三月十二日致祭先蚕坛，奉旨：皇后亲诣行礼，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均同。”（第5册第994页）
[80]《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439，第5册第990页；卷416，第4册第707页。
[81]《清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八月，第11册第193页。
[82]《清仁宗实录》卷240，嘉庆十六年三月，第31册第236页。
[83]《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皇后举行亲蚕礼派福晋命妇陪祀事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第198册第186-171页。
[84]《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皇后举行亲桑礼派陪祀福晋命妇事折”，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四日，第210册第71-73页。其中3位近支福晋、命妇分别为：多罗庆郡王绵慜福晋，多罗惠郡王绵愉福晋，固山贝子奕绪夫人。
[85]《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皇后举行亲蚕礼派陪祀之福晋命妇事折”，道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第218册第187-188页。
[8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月初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0册第520-521页。
[87]《清世祖实录》卷83，顺治十一年四月，第3册第649页。
[88]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
[89]《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第6册第338页。
[90]（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2“训谕”，第8-9页。
[91]除《红楼梦》中元春省亲的事例之外，《清宫述闻》中也记载了慈禧在咸丰朝诞育皇子之后，被皇帝恩准回家省亲一次。参见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第596页。
[92]（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8“典礼四”，第139页。
[93]故宫博物院藏：“懿嫔遇喜大阿哥”档册，文物号：陈00647。
[9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皇后妃嫔等位会亲日期单”，道光七年，档号：05-13-002-000128-0145。
[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传出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祺妃会亲亲族人等在承乾宫并于苍震门出入时间等情事”，同治元年二月初九日，档号：05-13-002-000775-0148；“为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璹嫔玉嫔会亲亲族人等俱出入苍震门等情事”，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档号：05-13-002-000775-0149。
[9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奏为遵旨叩见皇后传谕事”，嘉庆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档号：03-1607-080。
[9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著恭阿拉扈从皇后二十八日起程返京上谕”，嘉庆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档号：05-0497-044；“奏为皇后身体甚好拟请回京日期事”，嘉庆七年九月十八日，档号：05-0497-039。
[9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奴才女人荷蒙进见贵妃皇上恩赏克食谢恩事”，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档号：04-01-12-0009-041。
[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女人得进见贵妃并恩赏看戏等谢恩事”，乾隆五年四月初六日，档号：04-01-12-0019-092。
[1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遵旨访查内庭主儿之父柏士彩情形事”，乾隆六年五月初四日，档号：04-01-12-0023-002；“奏为奉旨办理内庭主儿父母柏士彩等家口送京事”，乾隆六年六月初九日，档号：04-01-14-0007-034；“呈内庭主儿父母柏士彩家口清单”，乾隆六年六月初九日，档号：04-01-14-0007-035。
[101]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第550-551页。
[102]（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礼制类•孝钦后变更妃嫔扈从之制”，第494页。
[103]（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礼制类•选妃”，第485页。
[104]（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8“典礼四”，第139-140页。
[105]（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43-44页。
[106]乾隆时还进一步规定，“应出宫女子，既已出宫，即系外人，不许进宫请安”，“各宫首领太监，有不谨之人向里外传说是非，或经查出，或被首告，必重处数人，以警其余”，将仆从群体成为妃嫔了解和传递宫廷内外消息的媒介也一并切断。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56，乾隆六年十二月，第10册1230页。
[107]《清仁宗实录》卷59，嘉庆五年二月，第28册786-787页。
[108]《宫中则例•训谕》，载《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第230页。
[109]《清宣宗实录》卷178，道光十年十月，第35册第781-782页。
[110]《清宣宗实录》卷323，道光十九年六月，第37册第1077页。
[111]道光十九年八月庚辰，上奉皇太后“视皇后疾”。见《清宣宗成实录》卷325，道光十九年八月，第37册第1106页。
[112]《清宣宗实录》卷330，道光二十年正月，第38册第5页。
[113]（清）吴士鉴：《清宫词》，第9页。
[114]《清史稿》卷365“宗室禧恩传”，第11438页。
[115]《清仁宗实录》卷203，嘉庆十三年十一月，第30册第712页。
[116]《清仁宗实录》卷231，嘉庆十五年六月，第31册第103页。
[117]相关论述，参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118-119页。杨珍认为，李煦称王氏为嫔，是由于王氏已生育数位皇子，已应备位嫔列，所以对外早已如此称呼。但王氏在“备及嫔位”之后9年才正式册封，清代显然并无此惯例。
[1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纂修玉牒咨查乾隆十二年以后婉嫔等晋封贵人年月日及母家姓氏职名事致总管内务府”，乾隆二十二年十月，档号：05-13-002-000009-0091。
第三编
金枝玉叶
清代共有95位公主，分为“固伦”与“和硕”两个品级[1]。作为金枝玉叶的公主们自出生至薨逝都享受到来自皇室的各方面照顾和封赏，她们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皇室的家庭融合以及清代政治和边疆的稳固做出贡献。目前学界对清代公主的研究，要么集中于满蒙联姻这一制度的影响和变化[2]，要么对公主的品级、待遇和册封等问题进行制度层面的描述[3]，而对于公主本身的生命历程和实际生活关注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清代宫廷史料对于女性的记载远远少于男性，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对于清代公主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编试图从公主与皇帝的关系和公主与额驸的关系两个角度，呈现清代公主婚前与婚后的生活世界，探讨制度、皇权和亲情对清代公主一生的影响。
注释：
[1]关于清代公主的数量问题学界并不统一，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70页）中引用柏杨的研究数据，认为清代共有100位公主。杨海山在《清代“玉牒不列”公主之谜》（《紫禁城》1996年第2期）中讨论了因罪行或改嫁而未列入玉牒的公主，是导致公主数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本编以《清史稿•公主表》、《清皇室四谱》、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小玉牒》三种资料所载的95位公主（其中包括皇帝收养于宫中的12位兄弟之女）为讨论基础。
[2]代表作如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
[3]代表作如王树卿：《清代公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