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的尊号与徽号
清代，皇帝“登极之初，奉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奉母后或母妃为皇太后，则有上尊号礼”[1]。此系沿袭前代做法。明代皇帝继位后，凡前朝皇后及本生母在世者，皆被尊封为皇太后；凡前朝皇太后在世者，皆被尊封为太皇太后[2]。
有清一代共有11位太后，由前朝皇后被尊为太后者共5位，其中2位嫡后、3位继后；由嗣皇帝生母被尊为太后者亦5位；另有1位在前朝为皇贵妃而被嗣皇帝尊为太后者，属于特例。从皇朝而论，清代只有嘉庆一朝没有太后，雍正朝和咸丰朝的太后都在获尊后不久即离世，因而此两朝也基本没有太后实际活动，其他朝均或多或少留有太后活动的相关记载。清代除光绪和宣统二帝是从近支宗室中择立外，其他皇帝均系父死子继，因此从太后的尊封来看，世系也很清晰：每朝至多有前朝皇后和皇帝生母两位太后存在，康熙朝另有太皇太后在位26年。（详见表8-1）
清代首次正式尊封皇太后的时间，在历朝会典中记载并不一致。康熙及雍正朝会典，均记为顺治八年二月，皇帝亲政，“上圣母尊号曰皇太后，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并举行了尊封的一系列仪式[3]。而自乾隆朝《会典则例》起，皆改为“崇德八年，世祖章皇帝嗣位，尊母后皇后为皇太后，圣母为皇太后”。即顺治帝是在崇德八年甫一即位即尊封两宫太后，至顺治八年皇帝亲政，只是为生母太后第一次上徽号[4]。所谓徽号，是“至国家有大庆典，则有加上徽号礼，或四字，或二字，递进以极推崇之义”[5]。若从史料形成的时间来看，康雍两朝的会典记录应更值得信赖；乾隆朝及以后的会典虽记顺治帝继位即尊封两位太后，却并无举行相关仪式的记载。此外，顺治朝实录中，也未记载顺治帝继位后即尊封两位太后，不过在办理太宗丧仪的过程中已有“皇太后”行为的记载[6]。顺治朝初期，诸多典章制度尚不完备，故很有可能并无尊封皇太后的规制性仪节。如果按照康熙、雍正朝会典记载，系于顺治八年正式尊封太后，其时太宗皇后即顺治帝的嫡母已经去世，则她生前并未举行正式的尊封仪式，之后也未得到任何徽号。
表8-1 清历朝皇太后简表
*根据《清会典》有关记录，孝端文皇后生前并未有正式上徽号的记载。
**雍正朝拟尊封皇太后并上徽号仁寿，但未及正式举行典礼太后即去世。
资料来源：《清会典》《清实录》《清史稿》。
实际上，康熙朝尊封皇太后的时间，不同时期的会典记录也有差别。康熙及雍正朝会典中，均记康熙帝嗣位改元后即康熙元年，“上皇太后尊号曰太皇太后，加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太皇太后；上母后尊号曰皇太后，上徽号曰仁宪皇太后；上母妃尊号曰皇太后，上徽号曰慈和皇太后”[7]。而自乾隆朝《会典则例》开始变为，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甫一嗣位即尊封太皇太后和两位皇太后，第二年改元，又为她们各上2字徽号[8]。
至雍正朝尊封皇太后时，该朝会典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皇帝嗣位后，欲尊生母为皇太后并加徽号，但准太后称圣祖梓宫尚未奉移山陵，故不受尊[9]。经诸王大臣再三恳请，才同意并于雍正元年正式获尊为皇太后，徽号“仁寿”[10]。此后乾隆和道光二帝，均系甫一继位即将前朝皇后/母妃尊为皇太后，同时加上2字徽号。如乾隆帝继位即尊生母为皇太后，上徽号“崇庆”[11]，他欲亲率诸王大臣在太后前行礼，太后推辞不受，但皇帝坚称“关系国家大典，礼不可缺”[12]。
以上皇太后获得尊封时间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清皇室入关后历经几代皇帝的统治，后宫制度逐步建立与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帝对太后地位的重视，特别是乾隆帝，首先实践了继位即尊封太后并加上徽号的做法，同时又在官书中修订了前朝太后获得尊位与嗣帝继位的时间差，以证明清帝对皇太后身份的一贯尊崇。
清代尊封皇太后唯一的特例发生在咸丰朝，康慈皇贵太妃博尔济吉特氏于咸丰五年七月病重弥留之际，由皇帝特旨尊为皇太后，成为清代唯一一位既非前朝皇后也非嗣帝生母的太后。咸丰帝称皇贵太妃“侍奉皇考廿余年，徽柔素著。抚育朕躬十五载，恩恤优加。虽懿德 谦，而孝忱难罄”，故“谨上尊号为康慈皇太后”[13]。可见她受尊封的原因有二，一是侍奉道光帝20多年，二是对咸丰帝有抚育之恩。不过，人们多认为她被尊为太后与其子奕有关[14]。康慈皇太后获尊9日后即病逝，与其他清代皇后、太后不同的是，她仅被尊谥为“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15]，未系宣宗谥，亦不祔太庙。可见咸丰帝还是对她与其他太后进行了区别。至咸丰十一年十月，同治帝即位，谕内阁召集大学士九卿共同商议，拟为康慈皇太后上尊谥并升祔太庙，“敬谨改拟，并请加至十二字，以表尊崇”[16]。翌年九月，正式为她重上尊谥为“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并升祔太庙[17]。如果说博尔济吉特氏被尊为太后可能与奕有关，那么她的系帝谥与升祔太庙则毫无疑问与同治帝甫即位、两位新任太后亟须奕的全力支持有必然联系。
另外，同治朝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获尊，清代会典和实录均记为咸丰十一年嗣帝继位后，先行提出尊封继后和生母为皇太后，至同治元年才各给2字徽号并完成相应尊封礼仪[18]。对比前几朝皇太后在嗣帝继位后即获尊封的记载，咸同更替之际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很可能影响到两位太后尊封的时间。
皇太后获尊号和首次徽号之后，每逢遇有重大庆典皆可累加徽号，详见表8-2：
表8-2 清代皇太后加上徽号简表
续表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同治帝因“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允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冀仰答”（《清穆宗实录》卷373，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第51册第936页）。但十二月初五，同治帝崩，未及举行典礼。光绪帝称“朕钦奉懿旨，入承大统，并应恪遵成宪，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继隆规”，令王公大学士九卿妥议如何举行典礼（《清德宗实录》卷2，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第52册第91页）。
**光绪元年六月，礼部尚书灵桂等奏请，“此次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应否作乐”（《清德宗实录》卷11，光绪元年六月，第52册第205页）；十月，皇帝谕内阁，“恭上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徽号，著钦天监于明年七月内敬谨选择吉期举行”（《清德宗实录》卷19，光绪元年十月，第52册第308页），均说明从光绪元年起即有为两宫皇太后加上徽号的意图。
资料来源：《清会典》《清会典则例》《清会典事例》《清实录》。
由表8-2可见，首先，虽然礼制规定皇太后加上徽号，或4字或2字。但只有顺治八年皇帝亲政时为生母上“昭圣慈寿”4字徽号[19]。此后历代清帝每次为太后加上徽号，都只有2字。尤其是光绪朝，二年和十五年时均各连续两次为太后加上徽号，但每次只加2字，应是不敢比肩孝庄太后并超越前朝各位太后的先例。总体而言，清代太后获得徽号最多者便是历经子孙两朝的孝庄太后，累加至20字，全称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20]；其次为乾隆帝生母孝圣太后，累加至18字，全称为“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21]；再次为同治帝生母即同光两朝孝钦太后，累加至16字，全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22]。孝钦即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并未再行累加，当时皇帝率王公百官奏请加上徽号，但太后以“时事艰难，疆圉未尽绥谧，广西尚在用兵，各省筹款方殷，民生困苦”[23]等理由拒绝，也可能有她不敢超越前朝两位太后地位的因素。3位太后均为嗣皇帝生母，而非前朝皇后。
其次，从皇太后获得徽号的契机来看，顺治朝所定皇帝亲政、大婚、册后和册封皇贵妃时皆上徽号的先例，都为后世皇帝所遵从。至康熙帝时，加入了取得事关国家一统的重大军事胜利则为太后上徽号，也为后世皇帝所遵从。此外，康熙朝还有一个特殊的为太后加上徽号的缘由为定立皇太子，但由于雍正朝起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而使得这一契机不复存在。乾隆朝时，又加入了太后“正寿”（即五十、六十、七十等整旬寿诞）时加上徽号的先例，道光朝予以遵循。同光两朝，国家内忧外患，除慈禧六旬寿外，没有再借太后“正寿”之机而加上徽号的情况。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康熙朝起，遇有重大军事胜利则为太后加上徽号定例的开创。康熙二十年，清廷荡平三藩之乱，这是康熙帝亲政后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完成的第一件大事，为此皇帝谕令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各加2字徽号，却被孝庄力辞。她指出：“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但康熙帝解释为：“历稽往代，国家凡有大庆，必归美于尊亲……臣虽无尊号，传示中外，亦有荣光。”[24]可见，相对于孝庄太后将加上尊号与参与外事相关联，康熙帝则将平叛胜利的欢庆与“美于尊亲”的孝道联系起来，理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也使得两位太后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徽号。
后世皇帝继续实践这一成例。乾隆二十年平定准部，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皇帝都为孝圣太后加上徽号。道光八年，平定新疆回部叛乱后也为孝和太后加上徽号，道光帝明确指出：康熙、乾隆年间，国家平叛胜利，班师回朝后，均有廷臣屡请加上皇帝尊号，都被先帝推辞，“仰见圣怀冲抑，洵足为奕禩法守，惟念铭勋偃武，皆由圣母福庇，国有大庆，允宜祗循令典，备极显扬，朕谨当躬率王大臣等，加上皇太后徽号，共申贺悃”[25]。可见几位皇帝一脉相承，均将军事大捷归功于母后的福佑以及其对母后的孝道，故以此为由加上太后徽号，向天下宣扬尊亲孝养之道。
不过，并非每位太后都接受皇帝为自己加上徽号。除康熙二十年平三藩后孝庄拒绝加上徽号未果外，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叛乱经数次亲征后终于平定，群臣恳奏为康熙帝上尊号，他表示推辞：“皇太后崇加尊号允宜，朕之徽号，不必加。”[26]但孝惠太后却认为：“皇帝懋建弘勋，予不胜忻悦，际此昌期，予心慰矣，尊加徽号，向虽有例，并非断不可已者，著停止，我心始安。”康熙帝令大学士集议后再次奏请，太后还是坚称“皇帝既不受尊号，这加徽号，不必行”。经三次力请后，遂以皇太后“既不允，应谨遵懿旨”[27]而止。此外，光绪十二年八月和十一月，光绪帝按年龄即将亲政，先后有礼亲王世铎及睿亲王魁斌等人以“以光巨典”“以光孝治”等因奏请加上皇太后徽号，皇帝也再三恳请，但慈禧太后坚持不加，在懿旨中表明“惟事亲之道，以实不以文，亦与敬天之义相同。现在时事艰难，上下交儆，深宫惕励，宵旰不遑，惟愿皇帝勤求治理”[28]。同样，前述慈禧太后七旬寿时也拒绝了加上徽号之请，可见太后的主观意愿会直接影响到徽号的加上。
尊号和徽号都是太后在宫廷中崇高地位的象征，也是皇帝向天下彰显孝道的重要方式，太后在此过程中与皇帝发生的直接对话和互动，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一窥太后与皇帝关系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