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御新宫”与晚年生活
皇太后获尊之后，不宜再居于之前的住所，即紫禁城内路的东西六宫，而须搬移至专门的宫殿，形成以太后为中心的前朝皇帝后妃的生活区域。紫禁城中居于外西路与外东路的慈宁宫、宁寿宫、寿康宫等，是历朝皇帝为太后专门修建的宫殿，以供太后与太妃嫔们生活其中[29]。
清代第一位正式获尊的太后——顺治朝孝庄太后，居住在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慈宁宫，直到她在康熙朝去世[30]。慈宁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原本就是明代嘉靖朝修建的皇太后居所，代表了两个朝代皇帝对太后的孝亲之意[31]。而康熙朝孝惠太后所居宁寿宫，“在慈宁宫西北”[32]。康熙二十八年底，皇帝以宁寿旧宫历年已久，特旨修建宁寿新宫，落成之后择吉日亲自恭奉太后移居[33]。宁寿新宫位于紫禁城外东路，《日下旧闻考》有记：“奉先殿东为夹道，即苍震门前直街也。街东为宁寿宫。”[34]康熙五十六年底，孝惠太后病重，康熙帝自己也是足背浮肿，不便移动，但仍坚持以手帕裹足，乘软舆至宁寿宫向太后请安，由于身体不能支持，为便于探视，故“在苍震门内，设帷幄以居”[35]。
宁寿宫为何从紫禁城外西路转移至外东路，除宫殿修缮的需要外，应与康熙帝对孝庄太皇太后的深切感情以及内廷与外朝的界限有关。孝庄于康熙二十六年底去世，翌年三月，皇帝称:“从前诣两宫请安，皆于起居注记档。今诣宁寿宫请安，朕因不忍过慈宁宫，故从启祥门行走。但此系宫禁之地，外官无由得知，此后每次请安，著令太监传谕敦住，仍令起居注官记载。其不忍由隆宗门行走之故，亦令谕侍郎库勒纳知之。”[36]康熙帝因思念祖母不忍经过慈宁宫，而改道启祥门向皇太后请安，但由于此路线属内廷禁地，有碍起居注官记载。这应该是他将宁寿新宫建于紫禁城中相反方位的重要原因。
至雍正朝，皇太后获尊不久即离世，未及移居宁寿宫[37]。但康熙帝其他妃嫔仍移居此宫，内务府档案有雍正十年“宁寿宫惠妃薨逝”的记载[38]。乾隆朝，八年七月皇帝曾“诣宁寿宫，视顺懿密太妃病”[39]；八年十二月为“宁寿宫温惠皇贵太妃进册宝，皇后可率妃嫔等诣宁寿宫行礼”[40]；十一年办理宁寿宫襄嫔丧事[41]；十五年皇帝奉太后“诣宁寿宫祝定太妃九十寿”[42]。以上惠妃、顺懿密太妃、温惠皇贵太妃、襄嫔、定太妃都是康熙帝妃嫔，可见康熙朝妃嫔在雍正、乾隆两朝都是居于宁寿宫的，这导致乾隆朝太后没有了居住空间，乾隆帝遂决定修建新的太后宫——寿康宫。
林姝在其文章中指出，寿康宫的筹建是乾隆皇帝即位后最先解决的朝政之一，也是他尊亲法祖、标榜“以孝治天下”时首先需要落实的问题。因新建的寿康宫与慈宁宫毗连，因此乾隆帝的新建太后宫是以整修慈宁宫的名义开始的，随着“修理慈宁宫”工程的实际进行，逐步过渡到“修理慈宁宫新建殿宇”和修理“慈宁宫中一路并花园内原有殿宇房屋”，再到明确分别为“修建寿康宫”与“粘补慈宁宫”两项工程[43]。可见，再次将太后宫建于西路，乾隆帝或许有一定顾虑，从而建立了一个逐渐让他人接受的过程。寿康宫建成之后，孝圣太后的日常生活和几次大寿，均在此度过，直到八十岁后才移居只有孝庄长期住过的慈宁宫。乾隆帝为母后入住慈宁宫，专门题写了“庆隆尊养”的匾额，体现了乾隆一朝对太后的尊崇和礼遇[44]。
此后，道光朝太后亦居于寿康宫。但同治朝开始，因两宫皇太后需辅助幼帝理政，自咸丰十一年十月从热河回銮后，仍居于咸丰朝时旧宫，而没有搬移至寿康宫。实录中明确记载，同治帝即位之初都是“诣钟粹宫母后皇太后前、储秀宫圣母皇太后前行礼”[45]。同治十年后，慈禧太后搬至长春宫居住，仍属于内路的西六宫之一[46]。光绪十年以后，慈禧太后搬回储秀宫[47]。至宣统年间，隆裕太后也循例不再迁居外路宫殿，同样居长春宫[48]。也就是说，清代后期慈安、慈禧、隆裕3位皇太后，皆未迁居太后宫区域，仍居内路的东西六宫。
皇太后迁居新宫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根据会典规定，“皇太后御新宫，前期一日，遣官祗告太庙后殿、奉先殿。届期，豫设皇太后仪驾乐悬于宫门内外，皇太后礼服乘舆出宫，乐作，仪驾前导，引礼大臣命妇前引，至慈宁宫，候皇太后升后宫暂憩，执事官豫设皇帝拜位于慈宁门正中，礼部堂官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出宫，礼部堂官恭导出隆宗门至永康左门降舆，至慈宁门下东旁立。礼部堂官转传内监奏请皇太后升座，乐作，皇太后御慈宁宫，升座，乐止。礼部堂官恭导皇帝诣正中拜位上立，鸿胪寺官引内大臣、侍卫于仪驾末排立，鸣赞官奏跪拜兴，丹陛乐作，皇帝行三跪九拜礼，内大臣等皆随行礼”。皇帝行礼之后，再由皇后率领妃嫔向皇太后行礼，礼成之后，皆入慈宁宫内举行筵宴[49]。不过，女眷的行礼在清代不同时期有所变化。顺治十年，孝庄太后御新宫时，没有皇后率领妃嫔行礼的记载，大概由于其时顺治帝与元后不合，在太后移宫后不久就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50]，因此顺治十年所定的太后御新宫仪注中，没有皇后率妃嫔行礼的相关规定，只有公主、福晋、命妇等进内行礼的规定。至康熙二十八年宁寿新宫建成，孝惠太后御新宫时，由于其时中宫没有皇后，因此也没有执行皇后率领妃嫔行礼的仪节，“一应礼仪，均与顺治十年同”。至乾隆元年，崇庆皇太后御新宫时，才增添了孝贤皇后率领妃嫔在太后前行礼的仪节，但“停止公主、福晋、命妇祗俟”，且“停止筵燕”[51]。
太后移宫后的生活，史料记载较少，我们试图从各方面的散碎记录中一窥太后的晚年岁月。
孝庄是清代慈宁宫的第一代主人，也是在此生活时间最长之人，她与慈宁宫感情深厚。内务府档案记录了她在康熙年间对慈宁宫区域的修缮工作所做的具体指示和要求。康熙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太监刘忠等传太皇太后懿旨给内务府总管，称宫中两边厢房之天沟、偏殿之天沟等处俱已朽坏，令他预备换修；慈宁花园供佛之房的地面已铺金砖，可否刷桐油；以及有房屋地面漏孔之处，可否用油漆修平。均令他询问工匠。内务府大臣噶鲁、图巴将以上情形奏闻皇帝[52]。太监们又进一步传孝庄旨意，她认为偏殿房檐漏雨、天沟朽坏是修理之人怠慢所致，令修理之时务必要谨慎妥善，她甚至指明一些具体的修造办法、领用物料之事，还特别强调海子所盖之庙，柁、柱、梁、椽子等木，务必做粗，倘若做细，年久必断[53]。九月二十三日，太监刘忠、赵寿保再传太皇太后懿旨，称西边偏殿炕火冒烟，九月初二日开始修理，至十月初六日修理内井时，井亭台阶有开裂损害处亦要修理，西库后面的井修完，亭子亦要修理等。内务府大臣海拉孙、费扬古再将懿旨具奏皇帝[54]。这是迄今可见为数不多的有关孝庄在慈宁宫区域生活情况的档案，可见她对宫内情形了如指掌，对所居空间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康熙帝对于祖母的这些意见都是接受的。
孝庄太后信奉藏传佛教，学者已多有研究。从康熙五年至十二年，孝庄下令抄写和翻译了大量的蒙、藏文佛经，其底本都供奉在慈宁宫，以忽必烈时期和林丹汗时期译成的蒙藏文佛经为主。如康熙五年、十一年，她两次下令抄写元朝大喇嘛喜日布桑额翻译而成的《金光明经》[55]。孝庄的礼佛活动对清代宫廷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礼佛成为她们晚年主要的精神寄托，也是后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对内廷的影响外，也有学者关注到孝庄尊佛译经的做法对清代宗教政策亦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身份，她下令翻译或抄写佛经有益于巩固“满蒙联盟”政策的实施，也对清朝宗教政策的奠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56]。
孝惠太后是宁寿宫第一代主人，有关她的宫廷生活记载更少。康熙帝曾说需防止皇长子胤禔以“皇太后懿旨或朕密旨，肆行杀人”[57]，可见孝惠在内廷的地位还是很高的，甚至间接拥有杀伐决断的权力。外朝的一些大事，康熙帝也会奏报给太后。如康熙三十五年，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留京代理朝政的太子胤礽奉旨将皇帝击败噶尔丹的谕旨奏览于孝惠太后，太后懿旨：“闻此，我喜之不尽。”[58]康熙帝又令胤礽将投降的噶尔丹“挚友”丹巴哈什哈之口供“恭闻皇太后、宫内以闻”[59]，令胤礽将拿获噶尔丹之达赖喇嘛、噶尔丹遣往青海的老喇嘛等人之事“奏闻皇太后、宫内以闻”[60]。至噶尔丹遣人欲降，康熙帝也令奏闻太后，还专门在胤礽完成此任务的回奏中询问：“闻得皇太后何言？大臣们并未说。”[61]表示出对太后态度的关注。胤礽回奏：“奉太后祖母懿旨：帝出外，凡事挂心，喜悦之行，又总来佳音，我之内心甚悦，喜之不尽等语。”[62]可见皇帝出征期间也与太后保持联系和沟通，将战事的进程随时告知宫中的太后，到最终平定噶尔丹后，康熙帝还欲加上太后徽号，以示孝道和对太后的尊崇。
乾隆帝生母孝圣太后是寿康宫第一代主人。清代至乾隆朝国力强盛，皇帝宣称“朕尊奉皇太后以天下养”[63]。不仅特建寿康宫供其居住，还“每巡幸木兰、江浙，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奉”[64]，并且为太后举办空前隆重的万寿盛典，将孝道彰显天下，成为一代美谈[65]。下文以乾隆朝太后的万寿庆典为中心，阐释盛世时期皇帝“以天下养”的具体表现。
顺康时期，太后圣寿节即有不同形式的庆贺。《清会典》中记录顺治十四年太后圣寿，皇帝率领“内大臣、侍卫，内院、礼部官，诣皇太后宫行礼”[66]。康熙朝《万寿盛典初集》有记：“查三十九年恭遇皇太后六旬大庆，四十九年恭遇皇太后七旬大庆，俱系钦奉上谕，本部具题，和硕亲王等以下八分公等以上各酌量进献器皿鞍马蟒缎等物，头等大臣进献缎八匹，二等大臣进献缎六匹”[67]。至乾隆朝，庆祝太后圣寿的材料相对丰富，特别是太后五旬至八旬的4次正寿，庆贺仪式之隆、参与人数之广、花费银钱之多，可谓清代之最。
乾隆六年，孝圣太后五旬寿辰，这次圣寿节的特点是将宫廷庆典一定程度向外间耆老开放，他们可沿太后自畅春园回宫之路跪迎拜寿，并得到太后的赏赐。这是比照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五旬庆典时，曾经赏赉八旗年老人等之先例。乾隆帝称：“今年朕亦欲将在京八旗官员及男妇、太监等六十以上者，加以恩赏，此等老人，于皇太后自畅春园回宫之日，欲瞻仰跪接者，不必禁止。”[68]
至乾隆十六年，太后六旬圣寿的欢庆场面更加宏大。赵翼《簷曝杂记》载：
皇太后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届六十慈寿，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之奇观也。时街衢惟听妇女乘舆，士民则骑而过，否则步行。绣毂雕鞍，填溢终日。余凡两游焉。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亲身见之，岂非厚幸哉！京师长至月已多风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日至二十五日，无一阵风，无一丝雨，晴和暄暖，如春三月光景，谓非天心协应，助此庆会乎？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进城，上亲骑而导，金根所过，纤尘不兴。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皇太后见景色巨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以是，辛巳岁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后皇太后八十万寿、皇上八十万寿，闻京师巨典繁盛，均不减辛未，而余已出京不及见矣。[69]
可见，不仅官员麇集京城庆贺太后圣寿，各省还奉上各式珍奇礼物，以供太后本人和官员百姓观览，共同感受皇家的喜庆。皇帝安排自高梁桥到西华门沿途皆为庆典场所，“王公宗戚六部八旗卿寺各衙门，直省督抚，在京绅士耆老，自高梁桥至西华门，豫设采棚乐剧”[70]。《清实录》中称“皇太后万寿圣节，恩赏八旗年老男妇缎匹银两，应令各该旗按名分赏，其能接驾之老妇，应于皇太后驾过时赏给缎银”[71]，让老年女性也能够参与到太后的万寿盛典之中。此外，还有众多在京及各省在籍人员共185人恳请设立经坛以示庆祝，乾隆帝表示：“念该员等俱非现任职官，且有由本籍远赴京师者，应行特沛恩施。此内来京候旨、解任休致及候补、降调、现有职衔之员，俱著加一级。其革职人员五品以上者，均降二等赏给职衔。七品者复还原衔。”[72]
这样的公开欢庆和赏赐，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太后万寿庆典之中。至乾隆二十六年太后七旬圣寿时，来京设立经坛庆祝太后寿辰的人数增至1000多人。广西巡抚熊学鹏于所呈题本内称，为恭祝太后万寿，广西士绅欲在省城寿佛寺诵经，不过此举被皇帝斥为“甚非体”。乾隆帝认为：“恭逢皇太后万寿圣节，普天同庆，自属臣子至情。若建坛诵经等事，为大吏者，本不宜办。即众情难阻，亦只宜据情折奏，朕可随宜批答，何必专具题本，视同典礼耶！”[73]即乾隆帝认为大臣为太后建坛诵经贺寿，属于“臣子至情”，应与国家典礼有所区别，但“非体”的原因只是公私不分，并非反对士绅为太后建坛诵经，因此乾隆帝最终批准了这一请求。乾隆帝不仅允许臣民通过设坛诵经等方式表达“至情”，还准许他们直接捐纳资金。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及十九日，分别有闽浙总督杨廷璋和浙江巡抚兼管盐政庄有恭上奏称，省内有商人请求缴银恭祝太后圣寿，数目达50000两及80000两，且称系“援照十六年恩例敬备”，即太后六旬圣寿即有此先例。皇帝称“既为此，知道了，当为浙省明春之用，可也”[74]。根据滕德永的研究，孝圣太后七旬圣寿庆典，两广盐商以及各省和京城王公大臣共捐献西直门至圆明园街道两旁的点景布置银两达110余万两之多[75]。
乾隆三十六年孝圣太后八旬圣寿，更多的人想要赴京祝寿、贡献银两。从一份吉林将军解到太后八旬万寿庆典经费银两的档案可见各省官员都有孝敬银两：“恭照皇太后八旬万寿，大小臣工尤思各尽愚诚，恭襄盛典。各省督抚诸臣照前解交经费，仍令委员与所派司员一同恭办……查本总理此次恭办庆典，奏明悉照二十六年之例，各省将军、副都统交到银两内十分减去三分半，照六分半分派，行文直隶转行各处遵照在案。”[76]可见，太后七旬圣寿时各省督抚诸臣即有报效银两的做法。除官员外，商人也是主要的报效群体。浙江巡抚富勒浑上奏称，“皇太后八旬圣寿前，蒙传奉恩旨，准令商等赴京抒忱祝嘏”，故有两浙商人吴玉如等奉旨赴京庆贺皇太后万寿，呈请各自交银十万两，以做庆典工程之用[77]。《清实录》中亦有记：“两淮、长芦、浙江等处商人，来京恭办庆典，踊跃可嘉，业已优加赏赉。”[78]
除各类实际的庆典活动之外，乾隆帝还下令绘制崇庆皇太后的“万寿庆典图”，用图画的方式将太后圣寿节普天同庆的盛大场面流传后世[79]。总之，乾隆帝用各种方式向天下彰显孝道，也使得孝圣太后被认为是清代历史上最有“福”的太后之一，以至于慈禧晚年庆贺寿诞时，极欲效仿孝圣太后之先例，可惜晚清朝廷的财政实力已经无法为她支撑起这样盛大的场面了。事实上，乾隆朝之后，皇太后的圣寿节再无如此隆重的场面。道光朝孝和皇太后寿至七十有四，经历了几乎整个道光朝，其中举办了三次整旬寿诞，皆未见如乾隆朝时的隆重庆贺。
道光五年十月初十日，是太后第一个整旬——五旬圣寿，对于王公大臣应进献的礼物，皇帝谕令称：“奉皇太后懿旨，停止进献”[80]。当时太后驻京西绮春园，圣寿节当日，皇帝仅率皇子王公及一、二品大臣，在绮春园二宫门外行礼，三品以下官员则在午门外行礼[81]。
道光十五年太后六旬圣寿，仍未有大行庆祝的记录。据内务府档案载，道光十四年底，皇帝即宣布太后六旬圣寿不许王公大臣备献礼物[82]。至圣寿当月又允许“内廷行走亲、郡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俱准呈递如意”，但仍不允许各省督抚将军等外臣呈递礼物[83]。圣寿节当日，皇帝率王公大臣诣寿康宫行庆贺礼，其他官员及朝鲜国使臣于午门外行礼[84]。京外王公大臣如有请求来京者，仍旧不被准许。如当时有喀喇沁郡王布呢雅巴拉、贝子玛哈巴拉呈请来京庆贺行礼，皇帝指出，“伊等诚悃，朕深嘉悦”，但两人俱在御前行走，每年年终均有来京差使，若因十月皇太后万寿来京行礼，未免往返徒劳，“著停止来京，以节糜费，用示朕轸念蒙古臣仆至意”[85]。
道光二十五年皇太后七旬寿辰，史料记载，该年十月太后仍居绮春园，皇帝率领皇子及王公大臣诣绮春园行庆贺礼，之后奉太后幸同乐园，赐皇子及王公大臣、蒙古王公、额驸等食，再奉皇太后御正大光明殿，进喜起舞乐章九章。为体现孝道，道光帝还特意“彩衣躬舞，捧觞上寿”，又命惠亲王绵愉、皇四子奕詝、皇五子奕誴、皇六子奕、瑞郡王奕誌、宗室载初、溥和、溥煦，以次进舞[86]。这是道光朝太后最隆重的一次圣寿节，但庆典活动仍限以内廷庆贺为主，与乾隆朝的几次太后正寿庆典无法相提并论。
同治以后，太后临朝，慈禧、慈安与隆裕三位太后都不再移居外围的太后宫区域，晚年生活的特点也与前朝太后有所不同。她们不再被动接受皇帝的“孝养”，而需扶持幼小的皇帝、参与政事决策，是太后晚年生活中的特例，暂不属本章的讨论范畴。在清代前中期，皇帝都对太后恭敬、孝养有加，虽然不是每个皇帝都像乾隆帝那样多次奉太后出巡、举行盛况空前的圣寿节庆贺，但太后们无疑是宫廷之内最受尊重的女性，享受最高的生活待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清代太后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事实上，清帝一方面大肆向天下彰显其孝亲之道，另一方面对太后在宫廷中的身份地位、言行活动和权力范围都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界定和限制，以确保太后“不与外事”，不影响皇权，这与清代皇帝对后权的限制和打压是相辅相成的。
注释：
[1]《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29页。
[2]刘毅：《明清皇室》，紫禁城出版社，1997。
[3]《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29页。刘潞《孝庄——名满天下的清朝睿智皇太后》[《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1辑）]即认为顺治八年，皇帝为生母上尊号的礼仪办得极为盛大隆重，并创立皇太后上尊号颁诏天下之制，绝非繁文缛节，而是向天下树立权威必不可少的手段。
[4]《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7，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30页。嘉庆及光绪朝《清会典事例》亦如此记载。
[5]《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29页。
[6]《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第3册第36页；《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第3册第77页。
[7]《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32-533页。
[8]《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7，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31页。嘉庆及光绪朝《清会典事例》亦如此记载。
[9]《雍正会典》卷59，载《大清五朝会典》，线装书局，2006，第4册第928页。
[10]《雍正会典》卷59，载《大清五朝会典》，第4册第927-929页；《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第7册第90页。
[11]《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7，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33页；《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第9册第209页。
[12]《清高宗实录》卷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第9册第334页。
[13]《清文宗实录》卷171，咸丰五年七月，第42册第896页。
[14]如王树卿在《咸丰帝与恭亲王》（《紫禁城》1982年第4期）中提到康慈皇贵太妃病重时，奕直接向咸丰帝“请求”尊封生母为皇太后。刘毅著《明清皇室》内称“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由所生皇六子奕力请，文宗下令尊太妃为‘康慈皇太后’”（第298页）。
[15]《清文宗实录》卷174，咸丰五年八月，第42册第947页。
[16]《清穆宗实录》卷8，咸丰十一年十月，第45册第206-207页。
[17]《清穆宗实录》卷42，同治元年九月，第45册第1129页。
[18]《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2，第4册第563页；《清穆宗实录》卷26，同治元年四月，第45册第702-704页。
[19]《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29页。
[20]《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第4册第1252页。
[21]《清高宗实录》卷1008，乾隆四十一年五月，第21册第534页。
[22]《清德宗实录》卷346，光绪二十年八月，第56册第443页。
[23]《清德宗实录》卷518，光绪二十九年六月，第58册第844页。
[24]《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第4册第1249页。
[25]《清宣宗实录》卷133，道光八年二月，第35册第25页。
[26]《清圣祖实录》卷183，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第5册第965页。
[27]《清圣祖实录》卷184，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第5册第969页。
[28]《清德宗实录》卷231，光绪十二年八月，第55册第113页；卷235，光绪十二年十一月，第55册第166页。
[29]“本朝定制，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见（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8“典礼四”，第138页。
[30]“乙亥，皇太后移居慈宁宫。”见《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第3册第603页。
[31]王子林在《四位太后与慈宁宫的命运》［《故宫学刊》（总第16辑），故宫出版社，2016］中指出慈宁宫的竣工是太后宫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认为慈宁宫的命运与皇帝特别是入住其中的诸位皇太后有着特殊关系，成为帝王表达孝亲最重要的场所。
[32]《康熙会典》卷131，载《大清五朝会典》，第2册第1712页。宁寿旧宫乃康熙二十一年由咸安宫改建（《康熙会典》卷131，载《大清五朝会典》，第2册第1713页）。孝惠太后居于宁寿宫时间应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后，而此前她的居处并不清楚。《清史稿•后妃传》记“孝惠章皇后……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康熙朝会典记十四年册立皇太子礼仪，有“皇上出，诣寿昌宫，于皇太后前行礼”（《康熙会典》卷43，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53页）；《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申时，记“上又率皇太子诣紫光阁，请皇太后安，随送皇太后回寿昌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第730页）。以上资料显示孝惠太后似乎曾居于“慈仁宫”“寿昌宫”。但我们查询相关史料，尚未发现清代紫禁城中有这两个宫名。
[33]《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第5册第574页。
[34]（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卷18“国朝宫室”，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第239页。
[35]《清圣祖实录》卷276，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第6册第703页。
[36]《清圣祖实录》卷134，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第5册第456-457页。
[37]“奏请皇太后移御宁寿宫，届期受朝贺，皇太后固执未允，尚御永和宫。”见《清世宗实录》卷7，雍正元年五月，第7册第150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知会祭惠妃应备之处俱照良妃例办理并每逢致祭礼部工部内务府大人照管致祭事致内务府”，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档号:05-13-001-000005-0020。
[39]《清高宗实录》卷196，乾隆八年七月，第11册第518页。
[40]（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46-47页。
[41]《内务府奏销档》，“奏报办理宁寿宫襄嫔丧事仪注折”（满文），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第34册第128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三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9册第3页。
[43]林姝：《奉养东朝之所的兴建——寿康宫的肇建始末》，《紫禁城》2015年第7期。
[44]林姝：《万岁千秋奉寿康——“寿康宫原状与崇庆皇太后专题展”纪略》，《艺术品》2015年第12期。
[45]《清穆宗实录》卷6，咸丰十一年十月，第45册第167页。
[46]《清穆宗实录》卷308，同治十年四月，第51册第81页。
[47]《清德宗实录》卷195，光绪十年十月，第54册第776页。
[48]宣统元年、二年，皆有宣统皇帝诣长春宫隆裕皇太后前行礼的记录。如《清实录（附录）宣统政纪》卷25，宣统元年十一月，第60册第462页；卷29，宣统二年正月，第60册第533页。
[49]《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12，第4册第685-686页。
[50]《清世祖实录》卷77，顺治十年八月，第3册第612页。
[51]《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12，第4册第687-690页。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太皇太后谕修理宫中厢房偏殿等处细节事”（原档为满文），康熙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检索自故宫博物院文档资源检索平台，长编号70076。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太皇太后谕修理宫中偏殿务谨慎妥善等事”（原档为满文），康熙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检索自故宫博物院文档资源检索平台，长编号70077。
[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太皇太后谕修理偏殿之炕及井亭台阶等处事”（原档为满文），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检索自故宫博物院文档资源检索平台，长编号70082。
[55]聂晓灵：《孝庄文皇后的佛事活动与满蒙初期政治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年第2期。
[56]春花：《孝庄太后尊佛译经对清代宗教政策的影响》，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1辑）。
[57]《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四月，第6册第371页。
[58]“皇太子允礽奏为击败噶尔丹皇太后喜悦折”，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8页。
[59]“康熙帝谕皇太子胤礽关于丹巴哈什哈口供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9页。
[60]“康熙帝谕皇太子为拿获噶尔丹之喇嘛等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2页。
[61]“皇太子胤礽奏为收到噶尔丹欲降之谕旨等事折”，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2页。
[62]“皇太子胤礽奏为噶尔丹欲降事折”，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5页。
[63]《清高宗实录》卷896，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第19册第1048页。
[64]（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孝友类•高宗孝孝圣后”，第2448页。
[65]相关研究参见陈葆真：《乾隆皇帝对孝圣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显示的意义》，《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31卷第3期，2014年春季号；赖惠敏：《崇庆皇太后的万寿盛典》，《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2016年第28期。
[66]《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6，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22册第21页。
[67]（清）王掞监修：《万寿盛典初集》卷55，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4册第33页。
[68]《清高宗实录》卷154，乾隆六年十一月，第10册第1197页。
[69]（清）赵翼：《簷曝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2，第910页。
[70]《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6，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22页。
[71]《清高宗实录》卷402，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第14册第288页。
[72]《清高宗实录》卷403，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第14册第292页。
[73]《清高宗实录》卷650，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第17册第278页。
[7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欣逢皇太后万寿闽省商人林兴泮等敬缴庆典银两力求输悃事”，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档号：04-01-14-0032-028；“奏为庆贺皇太后万寿两浙众商敬备庆典银两恳请查收事”，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档号：04-01-14-0032-026。
[75]滕德永：《清代帝后万寿点景述论》，载《故宫学刊》（总第9辑），故宫出版社，2013。
[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呈明兑收吉林将军解到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经费银两并委员英来不便留京事”，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档号：05-08-030-000038-0020。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两浙商人吴玉如等奉旨赴京庆贺皇太后万寿公备银两以佐庆典工程恳请赏收事”，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档号：04-01-14-0037-003。
[78]《清高宗实录》卷897，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第19册第1081页。
[79]相关研究参见林姝：《崇庆皇太后画像的新发现——姚文瀚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4期；赖惠敏：《崇庆皇太后的万寿盛典》，《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2016年第28期；刘潞主编：《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清乾隆皇太后〈万寿图〉全览》，故宫出版社，2019；等等。
[80]《清宣宗实录》卷76，道光四年十二月，第34册第227页。
[81]《清宣宗实录》卷90，道光五年十月，第34册第440、445页。
[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皇太后六旬大庆王公大臣等停止进献礼物刊刷原题事致内务府等”，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档号：05-13-002-000144-0095。
[83]《清宣宗实录》卷272，道光十五年十月，第37册第192页。
[84]同上书，第37册第199页。
[85]《清宣宗实录》卷270，道光十五年八月，第37册第153-15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簿》，“喀喇沁王布呢雅巴拉贝子玛哈巴拉呈太后万寿前来庆贺行礼著停止”，道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档号：03-18-009-000086-0003-0018。
[86]《清宣宗实录》卷422，道光二十五年十月，第39册第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