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宫三大节仪式的减杀
前文已述，早在顺治时期，皇帝就开始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往来，其中也包括太后。顺治十一年谕令，停止命妇更番入侍，但福晋、命妇等满洲贵族女性仍须在节庆时入宫向太后朝贺。
《清会典》所载三大节太后宫庆贺、筵宴之礼，记录了福晋、命妇在特定的节庆之时入宫向皇太后行礼、筵宴的规定。太后宫朝贺及筵宴之仪是分别记录的，其中有关命妇等赴太后宫行礼仪制，嘉庆朝《会典事例》有记：“元日，皇太后宫朝贺。顺治八年题准，元日设皇太后仪驾及丹陛大乐，皇帝御礼服，率王公大臣侍卫，诣皇太后宫行礼毕，公主、福晋以下，都统、尚书、子命妇以上，诣皇太后宫行礼……长至节，皇太后宫庆贺……康熙八年定，长至次日，皇帝躬率王公以下，大臣、侍卫、都统、尚书、子以上，先朝于太皇太后宫，次诣皇太后宫行礼，皇后亲率公主、福晋以下，都统、尚书、子命妇以上，先朝于太皇太后宫，次诣皇太后宫行礼，并与元日同……皇太后圣寿庆贺……康熙九年题准，皇太后圣寿日，皇帝率王公群臣行礼，皇后率公主、福晋以下，都统、尚书、子命妇以上行礼，均与元日同。”[1]命妇们在行礼之后参加太后宫筵宴，有关仪节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凡三大节，皇太后宫筵燕之礼。至日，内銮仪卫设皇太后仪驾于慈宁门外……设皇太后御燕桌于宝座上。稍远，宝座之东，佥设皇后燕桌。稍后，设皇贵妃、贵妃、妃、嫔桌。又后，设公主、福晋以下，乡君、入八分公夫人以上桌，重行，东西相向。丹陛上，设公侯伯子男满洲一二品大臣命妇、侍卫妻桌，东西相向。”[2]顺治十年定，参加筵宴的女性包括皇后、妃嫔、固伦公主，亲王福晋以下，县主、辅国公夫人，及公侯伯子男大学士尚书都统等命妇以上。筵席由尚膳监供办，亲王、世子、郡王各进筵席牲酒，外藩贝勒、贝子每旗各进牲酒，皆交尚膳监收进陈设，如不足由光禄寺备齐。康熙四年题准，皇太后三大节由亲王、郡王恭进筵席牲酒，不再提及需要外藩进呈[3]。
至乾隆三年题准，正月初二即元旦次日的慈宁宫筵宴，“亲王、郡王每人进席一、羊一、酒一瓶，共进席二十、羊二十、酒二十瓶”，此外光禄寺再增备十席。乾隆十五年正月初二的慈宁宫筵宴，将参与女性扩大至二品大臣命妇以上，筵席增至四十桌，均交内务府收入陈设。乾隆十六年逢皇太后六旬圣寿，筵宴亦定为四十席[4]。实际上，至乾隆中期就开始缩小慈宁宫筵宴规模，根据嘉庆朝《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二日慈宁宫筵宴，礼部奏称“例设桌四十，似属过多”，而“三十张，尽足敷用”，但皇帝下令“再减十张”，即二十张[5]。不过，内务府档案显示，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二慈宁宫筵宴便已然减半供办了，“乾隆三十四年，军机处遵旨查奏，元旦次日慈宁宫筵宴请用桌三十张，奉旨再减十张，其羊酒数目照桌张减半之例”[6]。桌数的减少也意味着参与筵宴女性数量和范围的缩减。
进入道光朝，太后宫行礼筵宴的仪制进一步简化。道光二年谕，翌年元旦皇后率内廷主位、公主、福晋、命妇等，恭谢恩宴，由之前的行二肃一跪一拜礼[7]，改为在坐次行三拜礼；又谕：“元旦次日，皇太后宫筵燕桌张，届期殿内安设若干张，殿外安设若干张，著交内务府分别具奏。并传南府太监，届期承应，其礼部所奏乐舞，俱毋庸豫备。”[8]道光五年、十五年皇太后五旬、六旬圣寿，也都只用筵桌二十张[9]。
从以上太后宫三大节筵宴仪制中可见两个变化，一是筵宴规模逐渐缩小、礼仪趋向简化；二是有资格进献牲酒桌张者逐步限于亲王、郡王类高级别宗室人员，承应乐舞者也由礼部变为内务府。而即便这样日趋简化的筵宴之礼也并未得以严格遵行，太后宫庆贺常被取消或停止。
顺康两朝实录记载相对简略，仅以太后圣寿节为例，顺治朝未见明载，康熙年间的记录则常为“上率王以下文武大臣、侍卫等诣圣祖母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遵懿旨，停止筵宴”[10]。如康熙朝前三十年内，明确记录孝庄太后圣寿节行礼但停止筵宴的年份就有元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至二十六年[11]，孝惠太后圣寿节行礼但停止筵宴的年份有八年、九年、十一至十五年、十七至二十一年、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2]。
乾隆朝太后在世的四十二年以前，仅以《清实录》记载为例，至少有11个年份的太后宫元旦庆贺停止筵宴[13]。如乾隆三年十二月，“礼部疏请，恭行元旦庆贺礼仪。得旨，是，照例行礼。奉皇太后懿旨，停止筵宴”[14]。太后圣寿节停止筵宴的年份则更多，包括乾隆二至五年、八至十年、十三年、十八至十九年、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二十七至三十五年、三十八至四十一年[15]。总计有28年均停止筵宴，占到了41个年份中的近70%。冬至节也是如此，由于冬至节与太后圣寿节时间相近，因此很多年份停止行礼筵宴的原因，是二者合并进行。如“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例于二十五日行朝贺礼。是日，皇太后万寿圣节，奏请恭拟两次行礼合为一次。奉旨于二十五日行庆贺万寿礼，冬至行礼之处，此次著停止”[16]。又如乾隆三十四年十月，礼部即奏“本年冬至次日，恭逢皇太后万寿圣节，所有冬至行礼，请照乾隆十五年例，停止庆贺。得旨，是，依议”[17]。
尽管乾隆帝为太后举行了4次大规模的正寿庆贺活动，但在庆贺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于太后前应行礼仪及太后与朝臣之间联系的约束和管控。
首先，官员只能在固定的时间用固定的形式向太后表示庆贺，不可稍有逾矩。乾隆二年，礼部定皇帝为太后圣寿时进表的仪注：“每年用进表仪注，凡遇大庆之年，用宣表仪注。”[18]大庆之年就是指太后的正寿，“皇帝恭庆皇太后圣寿表，每十年行礼时宣读”，而王公百官呈递皇太后包括圣寿节在内的三大节表，“由翰林院撰拟，大学士奏请钦定，每年遵行，行礼时不宣读”[19]。可见，为太后祝寿上表有固定而严谨的形式，不可逾矩。部分官员若想单独向太后有所“表示”，可以自行上贺折，但内容有严格要求。如乾隆三十四年，兴汉镇总兵张大经在恭祝太后万寿的奏折外，另呈上一件恭请太后圣安折，被皇帝批评“殊与体制未协，而近日督抚提镇中，亦颇有似此者。皇太后万寿圣节，普天同庆，凡属臣工，自应具折恭祝，以伸诚悃。至于奏请圣安，则非伊等分所应尔”。乾隆帝还提出：“向来惟皇太后回銮时，在京王公满汉大臣等，有同赴宫门请安之事；其内廷行走大臣及内务府大臣，奉差回京者，亦许趋诣请安；若督抚将军陛见来京，尚不敢率行奏请，况总兵乎！嗣后督抚等，遇拜发恭祝皇太后万寿折，不得另具请安奏折……令转传各该省应行具折大员，一体遵照。”[20]严格控制外官随意向太后请安。另据军机处上谕档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浙江巡抚王亶望所上“以试用令杨先仪署理桐乡令”的折子内，有“乾隆三十六年恭祝皇太后万寿庆典，赏给降一等职衔等语”，被下旨改为“三十六年恩旨赏给降一等字样”发抄，并要求“嗣后贵督抚题奏事件，如遇‘皇太后庆典字样’，俱无庸叙入，以昭画一，其有应行知照之处，贵督抚一体行知”[21]。皇帝明确要将对官员的职衔恩赏与太后万寿庆典之事划分清楚，也是禁止官员在叙事时随意提及太后。
其次，圣寿大典一般只限在京文武官员和直省督抚大员在午门外遥向太后行礼，禁止普通外官赴京向太后祝寿。前述乾隆十六年太后六旬正寿时，自高梁桥到西华门沿途皆作为庆典场地，可以莅临的官员包括“王公宗戚六部八旗卿寺各衙门，直省督抚”[22]。同时，“凡大小官员之休致既降革官，赴阙庆贺，蒙恩给予品衔者，许随见（现）任官入班行礼，进士、举人、贡生并有顶戴官于午门外，生监、耆老于天安门外，各行礼”[23]。《清实录》中称其中“休致者著照原品各加一级，革职者复还原衔，用昭行庆施惠至意”[24]。这些可以随现任官一起行礼的其他官员均是“休致”“降革”者，皇帝并非因逢太后六旬大寿，就准许更多在任官员进京行礼。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外任臣工请求来京城为太后祝寿。如乾隆二年十一月，马兰口总兵永常奏请为太后万寿进京叩祝，皇帝称“汝病方愈，仍需调摄，不必来京”[25]。三年十一月，马兰口总兵副都统保祝请旨来京祝寿并觐见，朱批“汝于岁底进京可也”[26]；直隶泰宁镇总兵官公元亦请旨，朱批“汝不必来京”[27]。六年十一月，马兰口总兵布兰泰请旨进京祝寿，朱批“不必来京”[28]。甚至乾隆二十六年，赛音图因奏请来京叩贺太后万寿折内用词不当，被乾隆帝申饬并不许来京[29]。至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已高寿八十，更多的官员请求来京祝寿，乾隆帝重申限制，“各省督抚等，多有以远任封圻，未克随班蹈舞，奏请来京申祝者，固出于伊等庆忭之忱，但外省文武大员，各有本任专责，势不可令其同时朝集京师，是以概未允准。且该督抚等，届辰各于所属，率偕僚吏绅士，望阙呼嵩，自足以展申祝悃，又何借此奏吁虚文。所有未经奏请来京之督抚、将军、都统、提镇、藩臬等，俱不必续有陈奏”[30]。此外，各省也有驻防的将军、都统等武职，自知不能离岗赴京，遂有请求率领官兵在当地诵经为太后祝寿之举。如皇太后八旬圣寿，萨炳阿为凉州官兵上奏称，拟“率众吁请诵经恭祝”，皇帝认为“各省官兵，理应行礼”，但诵经一月的行为，“不但徒事虚文，且必敛凑官兵俸饷，致使不肖之徒，借端敛派侵肥，于伊等生计，殊属无益”。他专门传旨申饬萨炳阿，并称“各省将军、副都统，未免有似此奏请者，著通行晓谕知之”[31]。虽然皇帝不令外任官员参与太后祝寿有防止影响地方公务的考量，但显然也起到了将太后圣寿庆典尽量限制于京城之内的客观作用。
最后，群臣乃至宗室王公都不能擅自向太后呈递寿礼[32]。自乾隆六年皇太后五旬圣寿节起，皇帝便称奉懿旨停止进献礼物[33]。乾隆十六年太后六旬圣寿，礼部本请旨王以下公以上及内外大臣均照康熙三十九年、四十九年为孝惠太后六、七旬圣寿进献仪物之例办理，但皇帝仍称奉太后懿旨停止进献[34]。不过，还是有大臣借太后寿辰企图以各种形式敬献寿礼。如乾隆二十六年底，皇帝表示：“上年朕五十诞辰，本年皇太后七旬大庆，各督抚等未免以进献称祝，务求备物将敬之意，此亦不可不防其渐。上年以藩臬等官阶未至，已叠经降旨申谕。其外廷及学政等各员，即奏折亦不令送览。此众人所稔知。”当然，乾隆帝称这是为了避免官员们滋长进献贵重物品之风，表示：“内府之储，何所不有，岂在此区区贡物之有无？朕任用大臣，亦惟视伊等平日宣力何如，又宁问其所进之丰啬，以为人才高下之衡鉴？”[35]因而，当远在阿克苏的侍卫官员等因皇太后万寿节进献当地土产，就被皇帝申饬“甚属不合”[36]。乾隆帝还在翌年声称历次奉皇太后南巡舟船经过之地，也从来不令当地商人进贡[37]。但十年后，各地大臣仍借皇太后八十大寿普天同庆之机，继续绞尽脑汁呈送礼物，很多人请自己的母亲出面送礼，其中不乏金、玉等贵重物品。乾隆帝对此依旧态度谨慎，再次强调：“朕尊奉皇太后以天下养，宝贵之物，何所不有，岂屑此外间金器乎！”[38]
不过，皇帝并非完全不准许送礼，而是依据内外朝臣的官职和等次有所分别，“如内而尚书、都统，外而总督、巡抚有备仪庆祝慈寿者，自不妨俯允其奏。顾朝廷班列差分，宜有制限。昨岁朕六十诞辰，曾豫为分别饬禁。当此璇闱衍庆，诸臣自皆念切抒诚，而辨等威以达悃忱。上年成例具在，其在京侍郎、副都统，并外省提镇、学政、藩臬等，均毋庸进献称祝。奏事人员，不得概行转奏。将此通谕知之”[39]。乾隆帝比照了自己前一年六旬万寿时，对不同官员规定的送礼要求。但无论皇帝自称控制呈递寿礼的动因为何，其所展示的导向和造成的结果，是禁止大部分外朝臣工向太后献礼，切断其与太后联络的途径。
由上可知，乾隆帝虽然在太后的圣寿庆贺中极尽尊崇奢华，营造出普天同庆的热烈氛围，但在隆重庆贺的同时也加以严格控制，内外官员必须恪守皇帝的要求向太后祝寿，若有人欲以贺寿为契机，与太后联络情谊，均会被皇帝警觉切断，一些官员更因此遭到严厉的申饬和惩处。这既是乾隆帝对官民做出的要求，也是为太后树立的行为规范。
至道光朝，皇帝甫继位便宣布，本朝起太后万寿及元旦、冬至三节，各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在太后前“具表称贺，用备礼仪，著无庸再递黄折祝贺，以省繁文而归画一”[40]。可见，道光帝将乾隆帝的思路继续向前推进，且所做更加决绝，终止群臣向太后呈递贺折，只可用“进表”的方式庆贺。如前所述，“表”作为重大庆典时呈进给帝后的正式上行文书，内容向有定式，堪称一律。而奏折是官员陈奏重要公私事务时直接呈进给皇帝的文书，比较私密，行文也具个性化。道光帝规定只可“进表”而不再“递折”，进一步切断了群臣以个人名义向太后表达尊孝忠诚并建立近密联系的可能，太后也没有了通过有数的庆典之机接触和了解当朝官员的机会。道光四年，顺天学政毛式郇呈递贺折，遭到皇帝严厉训斥：“向来各省学政，恭遇圣节，例不呈递贺折……此次率行递折，殊属冒昧”，将其交部议处[41]。
道光朝太后宫三大节的仪式更加低调，不仅筵宴多被取消，且福晋、命妇入内行礼也常被叫停。据《清实录》记载，元旦节除道光元年至三年、九年未见记载外，其他年份皆明确停止福晋、命妇等人进内廷行礼[42]。如道光三年十二月，皇帝称奉太后懿旨：“明年元旦令节，福晋、命妇进内行礼之处，著停止。”[43]道光五年元旦，同样奉懿旨“停止筵宴，福晋、命妇进内行礼之处，并著停止”[44]。圣寿节自道光四年开始，有记录皇帝奉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福晋、命妇进内行礼之处，并著停止。”[45]前述道光五年以后，太后圣寿节时常驻绮春园，五年十月逢皇太后五旬圣寿，有8名福晋、命妇得以赴绮春园行礼[46]。但此后即再无此类记载：道光九、十五、二十六年未见记载；其余年份皆明令停止福晋、命妇进内行礼[47]。甚至道光二十五年太后七旬正寿时，礼部本来题请照例行礼筵宴，但奉皇太后懿旨：“是日在绮春园行礼，至礼成后，内廷自有筵宴，所请照例筵宴之处，毋庸举行。”[48]据宗人府档案载，当时外廷命妇得以进内行礼[49]，但按例应参加的筵宴并未举行。
事实上，早在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就有军机大臣等奏报，“查向例庆贺之期，福晋、命妇，均应齐集行礼。现在不到者多，殊乖礼制，嗣后凡遇庆贺，例应行礼之命妇等，如实有事故，令其由该旗咨报礼部，于年终汇查，除丧服残疾免议外，其余一年内三次不到者，将各本夫交部查议。得旨，依议”[50]。当时最临近的庆贺正是太后圣寿，既然有此议奏，说明虽然筵宴多有停止，但外朝命妇还是应当按例入内廷行礼的，不过显然至乾隆中期，已属“不到者多，殊乖礼制”。道光朝后期及同光年间的宫廷档案中，更常有遇太后圣寿等节庆时，宗室福晋因患病或身孕等各种原因，不能前往慈宁宫行礼及参加筵宴，而向宗人府奏报的记录[51]。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经过之前经常性地取消福晋、命妇入内行礼，使得她们对于这一活动不再具有积极性，无形中减少了太后在满洲贵族女性中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