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对太后权力和活动范围的掌控
顺康年间，孝庄太后对军国大事的参与和决策，前人已多有论述[52]，这与皇帝年幼和当时的政治格局等因素都有一定关系。尽管如此，清初并未形成太后垂帘的政治局面，甚至在官方史书中始终没有以太后名义正式发出的决策国政的旨意，这固然与孝庄本人有着较强的“内外”意识有关，顺、康二帝对太后势力所进行的平衡和抗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如杨珍指出，顺治帝亲政后，对汉文化较为接受和认可，时人称其“专厌胡俗，慕效华制”，同时给予汉官一定的权力。但以孝庄太后、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老一辈满洲贵族对汉文化、明制怀有疑虑和敌意，顺治帝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集中权力[53]。康熙皇帝自幼受祖母教导，对其尊孝有加，但也逐步阻断其与朝臣的联系。姚念慈指出，从康熙十四年起，皇帝向两宫太后问安时即不准起居注官员随行，因此《起居注》所记太后形象，并非官员所见，皆为玄烨个人描绘。擒拿鳌拜之后，康熙帝还下令禁止文武官员交结内大臣、侍卫，切断朝官与侍卫的交通，也就间接切断了孝庄通过此途径对外间局势的掌控和影响[54]。姚念慈和乔治忠的研究还指出，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的行动，也是瞒着孝庄进行的[55]。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决定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加上徽号，而孝庄推辞曰“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56]，在一定程度上也传递出太后对于皇帝权威的认可，以及皇权与太后权力之间的一定原则和界限。
至乾隆朝，尽管皇帝崇尚“国家凡有大庆，必归美于尊亲”的孝道，但他的这种尊崇与多次奉太后出巡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太后的权威及其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为此，乾隆帝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严格的防范和掌控。
首先，乾隆帝严格限制太后在内廷的活动区域。孝圣太后移居寿康宫后，按照当年孝惠太后在宁寿宫之例安排守卫：慈宁宫正门派内管领一员，护军参领一员，护军校及护军十名；新开左右门派护军参领各一员，护军校及护军各十名；永康左右门派护军校及护军各十名；慈祥门派护军参领一员，护军校及护军十名；等等[57]。这样的守卫，既是保护太后安全，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把太后生活区域严密封闭起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为庆祝太后七旬万寿而进一步修建的寿安宫内遮阳席片失火，宫外护军巡更唤门要进入救火，但是太监“以宫禁严密，不敢擅行开门为辞”，拒不开门[58]。可见平素宫禁之严，即便在危急时刻，太监也不敢擅自打开太后宫区域与外界的通道。
其次，严格控制皇太后与外边人员往来。《国朝宫史》载，乾隆元年三月，皇帝得知皇太后之弟入宫谢恩后怒斥：“苍震门亦系宫闱之地，未奉旨意，岂可擅将外人领入门内？将来移居慈宁宫，若如此轻易带领，成何体制？姑念初次，从宽免究，嗣后万万不可。”[59]可见，乾隆帝对太后与外人即便是近亲的接触也严格限制。乾隆三年开始，畅春园也成为孝圣太后的重要活动区域，“皇太后居畅春园，上居圆明园”[60]。乾隆帝曾说：“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61]可见，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侍奉问安方便，但其实也暗含了管控太后行为的方便，就在孝圣太后初驻畅春园之际，乾隆帝就特意严申纪律：“驻跸畅春园后，外祖父母以时进见则可，其余人等概不许时常请见。至如悟真庵之尼僧，尤不可听其入内请安。”[62]
除直接往来之外，外人与太后的间接联系也被严格控制。乾隆三十一年，有副都统德云和总兵德兴、索柱，各具折恭请皇太后圣安，被乾隆帝斥责：“外任副都统、总兵等，如恭遇皇太后万寿圣节并元旦令节，自应具折请安，平素无故不应屡次请安！”[63]乾隆三十六年，皇帝发现原任提督董天弼在奏函内递上了一件恭请皇太后圣安折，同样训斥其“于体制殊为未协，皇太后万寿圣节，敷天洽庆，属在臣工原可具折恭祝……至于常时奏请圣安，即督抚亦不应尔，况提镇乎！”[64]
最后，严禁任何人向皇太后传递外界消息。乾隆帝继位伊始，便传谕太后身边的太监、女子及各处执事人等，“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他进一步阐释，如系应让太后知晓之事，母子之间没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巨，重劳皇太后圣心”。即是说，所有的外事，只能由皇帝一人向太后叙说，他人严厉禁止，“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65]。
乾隆元年七月，太后向皇帝提及顺天府东的一个废寺应当重修，乾隆帝非常警觉，就此阐明内外之别：“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尊养，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他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外间声扬皇太后各处修理庙宇，致僧道人等借缘簿疏头为由，不时乞求恩助，相率成风，断乎不可”。虽然“在此时僧道亦知畏惧国法，即欲妄为，必不能行。倘后来或遇年幼之君，并值不知外间事务，主母不能断制，俾若辈自谓得计，殊于国体有伤”[66]。乾隆帝的这段话可谓颇有深意：首先表明母亲的行为标准应当参照“宁寿宫太后”即康熙帝嫡母孝惠太后，而非地位更高的孝庄太后；其次讨论了太后一言一行可能给当时社会风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说明太后的行为不妥当还可能给后世造成有伤国体的不良表率。
乾隆二年正月，太后又向皇帝提及慈宁宫佛堂还有收拾不到的地方，太监和尚也少几名。此事按理属于后宫之事，但乾隆帝仍旧诘问：“似此小事，太后圣母如何知道？再太后圣母位尊，比不得从前，陈福、张保就该结实办理，禁止小人妄言。将此旨传与陈福、张保，严传无知小人，不可妄言胡说，结结实实管着，不必奏太后圣母知道。”[67]这里的“结结实实管着”，表面是针对太后身边“无知小人”，其实也针对太后本人而言，这样的严密管控与乾隆帝展现给天下的孝道尊崇，可谓判若云泥。
前述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当皇帝发现礼部仍有将会试录、登科录各进皇太后及皇后一本之例后，严斥其“系沿袭具文，非事关典礼者可比”，下令停止会试录、登科录向太后和皇后的进呈。
其实，在乾隆朝初期，乾隆帝也曾效仿康熙帝向太后报告一些重要的战事进程，如十四年初，清廷平定大金川之战接近尾声时，乾隆帝欲接受叛军投降，但战事总指挥傅恒主张彻底歼灭，皇帝将此事垂询太后，太后称“予从不问外朝政事”，只表示赞同皇帝的决定[68]。《钦定平定金川方略》详细记录了乾隆十三年派遣傅恒领兵攻打金川之时，皇帝即已告知太后：因此前将士平叛失利，傅恒称“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太后认为傅恒此见实为太过，“此行原为国家效力，非为一己成名……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用如许生命，专以供一己成名之理”[69]。翌年初，在金川战局已分明之时，乾隆帝传谕傅恒：“朕今日辰刻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仰蒙慈谕：‘金川之事，朝廷此时即应降旨罢兵。诸王大臣想不敢奏请，但理势自当如此。’朕以所调各路兵丁踊跃前去，若中道撤回，不得一申其敌忾之气，未免有拂众心。且于从前办理之体，恐涉轻率。俟其到齐得一二胜阵，即令班师，具奏。又蒙慈谕：‘似此是朝廷尚有专意成功之念，岂不与经略大学士傅恒同出一见耶？大军早罢一日，则兵丁得早免一日劳苦，人情孰不恋妻子而顾室家，何必待临阵得胜，方令凯旋。此一二阵中能保兵丁一无伤损乎？大兵所过，百姓惊惶，夫马供亿，悉资其力，早罢一日，亦早得安息一日。朝廷若执意待至四月，是百姓又多受一二月之灾矣！’皇太后懿训至圣至明，朕实无辞以对。”[70]体现出乾隆帝受降罢兵是受太后的影响。《清稗类钞》记乾隆帝“尝从后之训，减刑罢兵”[71]，即应指上述情形。不过，平定大金川叛乱是乾隆帝第一次在军政大事上做出部署并获胜利，他很可能效仿皇祖，将战事筹备和作战情形告知太后，其意图却并非请太后决断。因为从上述官书的记录来看，太后慈谕无不围绕偃兵罢战，体恤兵民，完全符合其“圣母”的角色定位。此后便少有类似记载。乾隆十九年，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傅恒同样力主出兵，其他参与商议的朝臣皆有不同意见[72]，却不见乾隆帝再向太后告知情形，只在平叛之后，为太后加上徽号[73]。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再次平定大小金川，皇帝也只是为太后加上徽号[74]，而在发兵和作战过程中同样不见再有奏报太后的记载。此两次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战事进行时，皇帝已有丰富的理政经验，战事胜利后为太后加上徽号，属“国家凡有大庆，必归美于尊亲”之意。如此，人们逐渐只能看到乾隆帝所展示的对太后的礼隆尊养，而很少再能看到太后本人在盛世一朝的行为、态度和主观意愿。
道光朝延续了乾隆朝对于太后的管控措施，令太后的生活区域愈加封闭。前述慈宁宫、寿康宫前通道东侧的永康左门，平时守卫严格，即便遇有宫廷典礼全部打开，外官也不能进入太后宫。如道光年间的记录显示，大学士接奉节庆时皇帝向太后庆贺之表匣，至慈宁门外即止步，转交内监恭进[75]。
寿康宫之外，道光朝皇太后在京西的园林生活区域由畅春园改为绮春园。元年五月，皇帝称读到乾隆四十二年皇祖圣谕，“以畅春园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子孙当世守勿改”。但当时畅春园已“殿宇墙垣，多就倾攲，池沼亦皆湮塞”，非一两年能修葺竣工。道光帝想到翌年为仁宗释服后，“圣母皇太后临幸御园，不可无养志颐和之所。朕再四酌度，绮春园在圆明园之左，相距咫尺，视膳问安，较之畅春园更为密迩。且系皇太后夙昔临莅之区，居处游览，罄无不宜，于此尊养承欢，当于近奉东朝之旨，尤相契合也”。因此，他命管理圆明园大臣立即着手修整绮春园，用以“敬奉慈愉”[76]。道光三年正月开始，“奉皇太后居绮春园，上居圆明园”[77]。
同时，道光帝效仿乾隆帝，不因太后移居宫外而放松管控，尤其当道光帝阅及乾隆二年皇祖严谕太监陈福、张保“严传无知小人，不可妄言胡说，结结实实管着，不必奏太后圣母知道”的话后，感慨道：“仰见我皇祖高宗纯皇帝圣虑周详，于尽孝尽礼之中，深寓防微杜渐之意，实为万世法守，朕曷胜钦服！”他立即令内务府大臣传谕孝和太后近前太监王得恩、田代余：“嗣后寿康宫上下人等，务要遍行谆嘱，加意查管，凡宫内等处，以及外边事情，必应遵照乾隆年间上谕，一切不准在太后圣母面前，以无作有、信口谈论，非但徒劳圣心，而恐有碍。日后如稍有不妥，朕必重治汝二人之罪。”道光帝还进一步规定：“宫内等处及外围圆明园、升平署总管首领太监，非奉旨差往，或皇后等位、阿哥、公主差往者，概不准到寿康宫、敷春堂去。寿康宫首领太监，非有官差亦不准到宫内、圆明园来。”将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和绮春园敷春堂与宫廷内外都隔离开来。在宫内时，寿康宫责成慈宁宫、寿康宫总管、管门之首领太监稽查，绮春园则责成寿康宫总管同本园总管督饬各门首领太监稽查，“如有为私事来往者，概行阻止。如日久懈弛，或别生事端，一经破露，必将失察之人治罪不贷。著通行传谕，敬谨遵行，并著载入宫中现行则例”[78]。
即便出巡时，王公大臣也难有机会与太后接触。乾隆时皇帝曾说：“向来惟皇太后回銮时，在京王公满汉大臣等，有同赴宫门请安之事”。但道光二年，皇帝奉太后从行宫回銮紫禁城，已年过七旬的成亲王永瑆趁机向太后呈进食品十六盒，道光帝对此非常不悦，称：“向来回銮进宫时，内廷外廷各王公，从无呈进食物之事”，批评永瑆“甚属错谬，著即发还。嗣后如不知悛改，仍率意妄行，朕惟有按例处治，不能稍从宽贷也。其懔之”[79]。
经过乾隆、道光两朝的持续管束，皇太后在获得尊位的同时，与各类外朝人员的联系越来越被严格地切断，连近支宗室王公及内务府大臣平日也不得无故与太后联络。尽管皇帝仍旧奉太后出巡、定期移居西郊园林，但太后宫已然成为一个被隔离、封闭的区域。直到同治朝以后，皇帝幼年登基，太后才得以从深宫之中解放，垂帘听政。但实际上，咸同易代之际太后的政变成功和最终受到王公大臣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前朝皇帝对于太后权力约束得法，使得太后势力相对于近支宗室王公和权臣而言，对皇权的威胁更小、更有利于皇权的平稳过渡。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角力的过程，其中既有前朝背景的积累，也有当时客观形势的限制，更有太后个人能力的因素，鉴于学界有关两宫垂帘以及慈禧太后的研究已然较为充分，本书不再赘述。
注释：
[1]《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39，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第365-374页。
[2]《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02，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第8205-8207页。
[3]《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02，第67辑第8223-8225页。
[4]同上书，第67辑第8225-8226页。
[5]同上书，第67辑第8227-8228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皇太后六旬大庆圣节举行筵宴典礼著用桌二十张并宴毕散给剩桌抄录原奏查照办理事致内务府等”，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档号：05-13-002-000146-0153。
[7]《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02，第67辑第8221页。
[8]《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16，第6册第973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皇太后六旬大庆圣节举行筵宴典礼著用桌二十张并宴毕散给剩桌抄录原奏查照办理事致内务府等”，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档号：05-13-002-000146-0153。
[10]《清圣祖实录》卷6，康熙元年二月，第4册第105页；卷31，康熙八年十月，第4册第421页。
[11]以下各卷为所示各纪年二月载，见《清圣祖实录》卷6、28、35、41、46、59、71、88、94、101、107、114、119、124、129。
[12]以下各卷为所示各纪年九或十月载，见《清圣祖实录》卷31、34、40、43、50、57、63、77、85、92、98、105、122、127、131、137、142、149。
[13]分别为乾隆四、七、八、十四、十七、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年，以下各卷为上述各纪年前一年十二月载，见《清高宗实录》卷83、156、180、330、404、528、576、650、750、978、1022。
[14]《清高宗实录》卷83，乾隆三年十二月，第10册第307页。
[15]以下各卷为所示各纪年十或十一月载，见《清高宗实录》卷56、80、103、129、204、227、252、328、450、475、526、549、573、599、623、673、697、721、747、771、797、821、845、871、945、969、995、1019。
[16]《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39，第67辑第372页。
[17]《清高宗实录》卷845，乾隆三十四年十月，第19册第322页。
[18]《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6，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21-22页。
[19]《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2，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第58页。
[20]《清高宗实录》卷847，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第19册第340页。另据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载，还有阿尔泰、容保、董天弼、德云、伟善、窦璸、诚泰诸人，借机向太后呈递请安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5册第961页。
[21]《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第9册第128页。
[22]《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6，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22页。
[23]同上书，第622册第23页。
[24]《清高宗实录》卷399，乾隆十六年九月，第14册第251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本月二十五日崇庆皇太后万寿令节请旨进京叩祝事”，乾隆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档号：04-01-12-0009-069。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皇太后万寿圣节恳请进京随众恭贺并觐见事”，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档号：04-01-14-0004-051。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皇太后万寿圣节请准进京随班行礼事”，乾隆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档号：04-01-14-0004-039。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恭逢皇太后圣诞恳准单骑减从赴阙叩祝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七日，档号：04-01-14-0007-022。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簿》，“为赛音图奏请来京叩贺皇太后万寿圣节折用词不当著不必来京仍行申饬事”，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档号：03-18-009-000030-0002-0071。
[30]《清高宗实录》卷891，乾隆三十六年八月，第19册第940-941页。
[31]《清高宗实录》卷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第19册第956页。
[32]《嘉庆朝上谕档》，嘉庆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记，嘉庆帝回忆乾隆时期凡向皇太后呈送圣寿礼物，必须经过乾隆帝同意，第5册第37页。
[33]《清高宗实录》卷141，乾隆六年四月，第10册第1028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皇太后六旬大庆王公大臣等停止进献礼物刊刷原题事致内务府等”，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档号：05-13-002-000144-0095。
[35]《清高宗实录》卷650，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第17册第278-279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簿》，“为海明等奏驻阿克苏侍卫官员等因皇太后万寿节进献当地土产甚属不合著申饬事”，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3-18-009-000030-0002-0099。
[37]《乾隆朝上谕档》，乾隆朝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第3册第911页。
[38]《清高宗实录》卷896，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第19册第1048页。
[39]《清高宗实录》卷891，乾隆三十六年八月，第19册第941页。
[40]《清宣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3册第217页。
[41]《清宣宗实录》卷74，道光四年十月，第34册第186页。
[42]《清宣宗实录》卷63，道光三年十二月；卷76，道光四年十二月；卷92，道光五年十二月；卷111，道光六年十二月；卷131，道光七年十二月；以下各卷为道光九至二十八年十二月载，卷163、181、202、227、246、261、275、292、304、317、329、342、363、386、400、411、424、437、450、462。
[43]《清宣宗实录》卷63，道光三年十二月，第33册第1097页。
[44]《清宣宗实录》卷76，道光四年十二月，第34册第227页。
[45]《清宣宗实录》卷73，道光四年九月，第34册第171页。
[46]《清宣宗实录》卷90，道光五年十月，第34册第439-440页；《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皇太后圣寿进园行礼福晋命妇送到事折（附送到福晋命妇等人清单）”，道光五年十月初七日，第201册第284-285页。
[47]《清宣宗实录》，以下各卷为道光六至八年九月载，卷105、125、142；以下各卷为道光十至十四年九月载，卷174、196、221、243、256；以下各卷为道光十六至二十二年九月载，卷288、301、314、326、339、357、380；以下各卷为道光二十四、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九月载，卷409、447、459、472。其中道光二十三年情况实录无载，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皇太后万寿圣节应行礼仪仪注一案粘单事致内务府等”，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档号：05-13-002-000162-0120，记：奉皇太后懿旨，停止筵宴，其在外公主、福晋、命妇进内行礼之处，并著停止。
[48]《清宣宗实录》卷421，道光二十五年九月，第39册第279页。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旧整宗人府说堂稿》，“为查明道光二十五年皇太后万寿进内行礼之公主以下县君以上及王公福晋夫人等事故情形行礼部事”，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档号：06-01-002-000132-0044。
[50]《清高宗实录》卷847，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第19册第348页。
[51]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皇太后七旬万寿怡亲王福晋染患风寒不能行礼将怡亲王门上送到原册咨送办理事致内务府等”，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档号：05-13-002-000170-0071；《宗人府旧整来文》，“为查明同治十三年九月恭逢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瑞敏郡王福晋因患腿疾不克进内行礼事”，同治十三年九月，档号：06-01-001-000486-0195；《宗人府旧整来文》，“为查明光绪二十年十月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圣节豫亲王之嫡福晋因有两耳重听腿疾之症不克进内行礼筵宴事”，光绪二十年九月，档号：06-01-001-000491-0236。
[52]学界对孝庄太后的主流评价认同她辅政两朝，培养两位幼帝，对国家确实发挥了功勋作用，代表性论述如商鸿逵：《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姜相顺：《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地位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聂晓灵：《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满族研究》2011年第4期；等等。也有学人指出孝庄在顺康两朝的实际作用不应被夸大，如乔治忠、孔永红：《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齐鲁学刊》2013年第2期。孝庄太后对满蒙关系的积极作用，学界多有共识，如聂晓灵：《论满蒙初期政治关系与孝庄文皇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1期；等等。
[53]杨珍：《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学苑出版社，2013，第10-17页。
[54]姚念慈：《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载氏著《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三联书店，2018，第360-361页。孟昭信在《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第31页）中也指出，康熙帝禁止朝臣与侍卫交通，包含了禁止交通太皇太后身边侍卫，以图通过太后干求政务之意。
[55]姚念慈：《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载氏著《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358-360页；乔治忠、孔永红：《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齐鲁学刊》2013年第2期。
[56]《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第4册第1249页。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皇太后移居寿康宫其慈宁宫正门等处遵例派员看守事”，乾隆元年十一月初二日，档号：05-0009-004。
[58]《清仁宗实录》卷363，嘉庆二十四年十月，第32册第800页。
[59]（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38页。
[60]《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第10册第5页。
[61]《清高宗实录》卷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第21册第748页。
[62]（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40页。
[63]《清高宗实录》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第18册第505页。有关清代请安折制度、内容等相关研究，可参见强光美、陈鹏：《清代请安折初探》，《历史档案》2013年第3期；刘文华：《清代请安折再探——兼谈请安折与召见问题》，《满族研究》2017年第2期等。
[64]《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6册第875页。
[65]《清高宗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第9册第147-148页。
[66]（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39页。
[67]《清宣宗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第36册第222页。
[68]《清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第13册第565页。
[69]（清）来保：《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20，载（清）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6册第317页。
[70]（清）来保：《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22，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6册第335-336页。
[71]（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孝友类•高宗孝孝圣后”，第2448页。
[72]《清高宗实录》卷474，乾隆十九年十月，第14册第1129-1130页。
[73]《清高宗实录》卷490，乾隆二十年六月，第15册第153页。
[74]《清高宗实录》卷1007，乾隆四十一年四月，第21册第529页。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长至令节皇上庆贺皇太后表文转传内监接进事致内务府”，道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5-13-002-000126-0076。
[76]《清宣宗实录》卷18，道光元年五月，第33册第335-336页。
[77]《清宣宗实录》卷48，道光三年正月，第33册第856页。
[78]《清宣宗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三日，第36册第222-223页。
[79]《清宣宗实录》卷43，道光二年十月，第33册第7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