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妃嫔的生活状态与人际联系
清代多数时期，太妃嫔都随太后一起退居紫禁城外路的太后宫区域，但由于她们既属前朝妃嫔，身份又不如太后重要——嘉庆帝即在指责皇弟永璘擅自向颖贵太妃呈递礼物时称“颖贵太妃尤与东朝尊养礼节悬殊”[68]，因此有关这一群体的史料记载格外少。本节力图将所搜集到的有关太妃嫔居住和生活的零散史料串联起来，以期大致勾画出这一宫廷边缘女性群体的生活样态。
一、随居太后宫
《国朝宫史》载：“本朝定制，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69]顺治帝尊封皇考懿靖大贵妃、皇考康惠淑妃时，“设黄幄二于皇太后宫前，东西相向，设二妃座于幄内，大贵妃在东，淑妃在西，设二妃仪仗于御道丹墀内”[70]，可知两位太妃当时确与皇太后一起生活。顺治十年闰六月，“皇太后移居慈宁宫……皇太后、两妃入宫”[71]。康熙朝太皇太后仍住慈宁宫，皇太后住宁寿宫，本朝尊封的皇考恭靖妃等4位太妃应是随太后居于宁寿宫中。
至雍正朝，皇太后获尊不久即离世，尚未移居宁寿宫[72]。该朝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根据康熙帝遗旨，“有子之妃嫔，年老者各随其子归养府邸，年少者暂留宫中”[73]，目前可知未得到雍正帝尊封的惠妃、荣妃、宜妃、成妃均在雍正元年出宫随子居住[74]，前述获得尊封的定妃亦“就养其子履亲王允祹邸”[75]，其他留在紫禁城中的康熙朝妃嫔均迁入宁寿宫。需要指出的是，内务府档案中有雍正十年“宁寿宫惠妃薨逝”[76]的记载，惠妃虽在雍正初年出宫奉养于允禩府邸，但允禩被革去宗籍后，她又被迎归宫中供养[77]。可见即便出宫就养的太妃嫔也可能重新回到宫廷之中。另外，雍正帝逝世后，庄亲王、果亲王曾奏请各自迎养生母密、勤两位太妃于府邸。乾隆帝称，“朕以两位太妃向在宁寿宫居住，朕正当仰承皇考先志，祗敬奉养。在二王之意，必以宁寿宫为太后应居之宫，故有是请，朕闻奏，心甚不安。及奏闻太后，亦以为必不可行，是以未允。今再四思维，人子事亲，晨昏定省，诚欲各遂其愿，若不允其迎养之请，则无以展二王之孝思。若允二王之请，迎养太妃于府第，则朕缺于奉养，此心实为歉然。自今以后，每年之中，岁时伏腊，令节寿辰，二王及各王贝勒可各迎太妃太嫔于府第。计一年之内，晨夕承欢者可得数月，其余仍在宫中。如此，则王等孝养之心与朕敬奉之意，庶可两全。向后和亲王分府时，其侍奉母妃，亦照此礼行。”[78]即康熙帝的遗旨至乾隆朝已不再遵行，康熙朝妃嫔在乾隆朝多数时间仍须居住于宁寿宫中。乾隆朝之后，也再未见有前朝妃嫔被儿子迎养府第的记载。
乾隆帝完成新太后宫——寿康宫的修建后，雍正朝妃嫔遂随太后迁居寿康宫，此后寿康宫成为后世太后及太妃嫔固定的居住和生活场所。嘉庆朝没有皇太后，但乾隆朝其他妃嫔依旧住在寿康宫。如嘉庆五年，颖贵太妃七十寿辰，自幼受其抚育的永璘进献礼物，却因没有先向皇帝请旨，“辄令护卫太监等径赴寿康宫陈递”而被皇帝训斥[79]。前述嘉庆六年，皇帝晋封婉太妃为婉贵太妃时，亦称其“现在寿康宫位次居首”。道光朝皇太后也居住寿康宫，其他太妃嫔随居于此，内务府档案中有道光二十九年为寿康宫皇太后和如皇贵妃位下新添女子的记载[80]，可以印证这一点。另有嘉庆朝恩嫔居住寿三所的记录[81]，也属于寿康宫区域[82]。咸丰朝的太妃嫔仍旧居于寿康宫，此时道光朝妃嫔中最尊者是康慈皇贵太妃，咸丰帝将其尊封后，亲自“奉皇贵太妃居寿康宫，诣前殿拈香，后殿皇贵太妃前行礼，侍午膳”[83]，其他太妃嫔也随居于此。
由于清后期皇帝在位时间较前期短暂，至咸丰朝又出现父祖两代妃嫔都在世的情况，两代太妃嫔不宜居住同一宫殿，故另辟寿安宫作为祖辈妃嫔之居所。寿安宫于乾隆十六年由咸安宫改建[84]，是当年为皇太后六旬圣寿的“奉觞之所”[85]。道光三十年十月，刚继位的咸丰帝“诣寿安宫西所，问如皇贵太妃安”[86]。直至咸丰九年，均有皇帝赴寿安宫西所向如皇贵太妃问安的记录[87]。可知至咸丰朝，作为嘉庆朝妃嫔的如皇贵太妃，已经由寿康宫移居至寿安宫，而寿康宫则成为道光朝妃嫔的居所。如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一份内务府《奏为琳贵太妃等位到京日期折》内称：“琳贵太妃、彤嫔、成嫔、蔡常在、八公主、九公主于八月十三日由热河启程，于十九日申正到京，进寿康宫。”[88]直至同治帝继位后，她们也成为祖辈太妃嫔而被转移至寿安宫，这从一份咸丰十一年《呈寿安宫琳贵太妃等名单》中有“寿安宫琳贵太妃、佳嫔、彤嫔、成嫔、顺贵人、蔡常在、尚常在、李常在、那常在”[89]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同治元年四月的一份《内务府呈稿》亦明确记载：上年十二月，琳皇贵太妃、彤嫔、成嫔、顺嫔、尚常在、那常在等位迁移寿安宫[90]。
同治帝继位后，虽然偱例将道光朝妃嫔移居至寿安宫，但两位太后自热河回銮却未迁新宫，仍旧居于咸丰时期的旧宫，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那么咸丰朝其他妃嫔的居住情况如何？同治元年二月的一次有关咸丰帝祺妃、玫妃的会亲安排显示，二妃当时仍住在承乾宫，这应是她们在咸丰朝时的寝宫[91]。档案显示，祺妃在同治四年仍居于承乾宫[92]。同治八年九月的一份《内务府呈稿》中，记载了给予由苍震门前往寿康宫挪运祺妃物品的雇佣人夫饭食钱粮之事，可知此时祺妃才移居至寿康宫[93]。这个转变过程，应是同治帝幼年即位，尚未有后宫，因此咸丰朝后妃仍可占据原先的东西六宫而没有搬离，至同治八年，宫内应已开始考虑皇帝将来大婚，除主政的太后之外，其他太妃嫔不宜再居于东西六宫，因此被迁往寿康宫。光绪二十八年的一份档案显示，祺妃居于寿康宫的寿东宫内[94]，可见从同治八年之后她一直居于寿康宫。另外一条同治十二年二月的档案记录咸丰朝丽皇贵妃居住在寿康宫的寿西宫[95]。可知咸丰朝妃嫔大约在同治八年以后都被迁往寿康宫了。
光绪时，有档案显示道光朝妃嫔仍居于寿安宫，如佳贵妃[96]、豫嫔[97]等。咸丰朝妃嫔也仍居于寿康宫区域，如丽皇贵妃居寿西宫，婉贵妃居寿中宫，玫贵妃、吉妃居寿三所[98]。但同治朝妃嫔的居住区域则相对复杂，珣妃居于景仁宫[99]，而敦宜皇贵妃却生活在寿安宫[100]。这是由于光绪时前三朝的妃嫔皆有在世者，难以再为每代妃嫔辟出单独的生活区域，加之从同治朝起太后不再移宫，因此例应随居的妃嫔也就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随居规则。
二、皇帝的孝养与寂寞单调的生活
尽管无法与皇太后之尊相比，但太妃嫔们作为先帝遗属、当朝皇帝的“母妃”乃至“祖妃”，还是能够得到嗣皇帝一定的尊敬与孝养。康熙时，太宗之懿靖大贵妃病重，“上步随皇太后辇，诣太宗懿靖大贵妃宫问疾”，至其薨逝，“上步随皇太后辇，进太妃宫举哀，命辍朝五日”[101]。康熙五十二年，顺治朝淑惠妃薨逝，皇帝赴其灵前祭酒后，因灵前陈设和祭品太过粗率而将负责的官员治罪；在送淑惠妃下葬时，令各位皇子“俱步行恭送”，并对不够恭敬的宗室和官员严加查处[102]。不过，淑惠妃丧礼中官员的办理不够恭谨，以及康熙帝的补救和纠正措施，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太妃嫔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雍正帝继位后，圣祖妃嫔仍有很多在世者，皇帝亦表现出对诸位“母妃”的尊孝。《国朝宫史》有记，雍正七年五月初六日，皇帝令太监详查皇后和诸太妃嫔千秋节时，他颁赐皇后及给太妃嫔送去的表里、金银等物如何接受？太监回奏，给诸太妃嫔送去的表里俱在佛前焚香接受，雍正帝指出：“此皆圣祖皇考遗留之恩，诸太妃原不必向朕称谢。”又让太监们详查，寻常赐赉之物如何接受？太监回奏，皇后妃嫔见物跪接，诸太妃嫔凡遇寻常送去等物件，皆起立手扶接受。皇帝认为此法可行[103]，表现出雍正帝对自己与太妃嫔辈分关系的理解及对她们的尊重。
乾隆帝尊封皇父裕贵妃、谦妃之后，她们相应的待遇均有提高[104]。元年八月，皇帝称以后诸母妃送来之物，位分签照旧写，不必写“进”字；又见位分签上对皇祖的两位妃嫔只写“寿祺太妃、温惠太妃”，认为不得体，“嗣后著写寿祺皇贵太妃、温惠贵太妃”，将对太妃的尊封落到实处[105]。圣祖定嫔在雍正二年获尊定妃并被允许随子允祹居住。乾隆九年十二月，皇帝为履亲王允祹六旬寿而差人赴王府颁赏，同时特意送给定妃如意一柄，并向太妃致贺[106]。定妃虽随子居于宫外，但“岁时令节，皇太后及朕亦偶迎太妃入宫行庆，实宫庭盛事云”[107]。乾隆十五年四月，定妃千秋节，“所有随从接送人员，定妃赏银一千两。查得初三日随从接送官员太监人等共七百八十二员名”[108]，可见迎接太妃回宫场面之盛大。这位定妃是清代后宫女性中最高寿者，乾隆二十二年以九十七岁高龄去世，乾隆帝赞其“实为世所罕有”，令内务府帮助履亲王府备办丧事[109]。
对于曾抚育过自己的寿祺和温惠两位皇贵太妃，乾隆帝更是不吝表达尊孝之情。两位皇贵太妃均高寿，他曾专作《恭祝寿祺皇贵太妃七旬大庆》和《恭祝温惠皇贵太妃八旬千秋》之诗以示孝心[110]。尤其是温惠皇贵太妃，弘历少年时随皇祖猎熊，表现勇敢而冷静，康熙帝对当时伴随身边的和妃即温惠皇贵太妃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111]。对这样一位见证自己少时如何备受祖父赏识的太妃，乾隆帝格外注重表达孝意。温惠皇贵太妃七旬寿时，皇帝亲诣行礼，侍宴[112]；八旬寿时，他亲致御笔寿星一幅[113]。至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皇贵太妃病重，乾隆帝两次赴宁寿宫探视[114]。她去世后，皇帝在挽辞中称“太妃世上超群寿，圣祖宫中无一人”[115]。两位皇贵太妃去世，乾隆帝分别辍朝10日、5日，亲自诣金棺前奠酒行礼，又作《寿祺皇贵太妃挽辞》和《温惠皇贵太妃挽辞》，回忆二妃对他的恩情。乾隆帝为二妃分赠谥号“悫惠”及“惇怡”，并以皇贵妃仪制，为她们单独修建妃园寝，在清代属特例。值得一提的是，温惠皇贵太妃去世后，内务府发现其宫内屡年出入钱粮数目不清。温惠皇贵太妃宫内所有金银缎匹等物，收贮库房，本派首领太监等掌管收发，但他们在雍正七年前的管理全无账目，几名太监及其亲属却都大量置业。即使雍正七年以后所立账目亦含混不清，仅有旧存和每年的用账，入项多未开载。经过严格查证审讯，皇贵太妃宫内太监龚三德供称侵隐参价和簪花首饰，又伙同另外几个太监偷盗库中缎匹等。仅有账可查的雍正七年到乾隆三十三年间，他们明确供认侵吞的银两就达4000余两，还有很多无账可查的年份尚不知数目[116]。可见温惠皇贵太妃宫中的积累还是很丰富的，也从侧面反映出其生活优越，只不过她全无能力管理，任凭太监监守自盗。而一旦太妃嫔们去世，内务府要对其宫中的财物进行清点，所遗财物也就归于皇室了。
对于抚育过自己的太妃嫔孝养有加的还有咸丰帝。咸丰朝太妃嫔中位次最高的是道光朝静皇贵妃，咸丰帝继位后即将其尊封为“康慈皇贵太妃”，称她“侍奉皇考敬慎柔嘉，朕在冲龄，深蒙抚育，无异所生”[117]。此后还时常至寿康宫问安。咸丰二年，皇帝下令皇贵太妃慈寿节时在京王公和文武官员俱要穿蟒袍补褂，并作为定例，以后每年实行[118]。咸丰三年、四年皇贵太妃慈寿节，咸丰帝均亲至寿康宫行庆贺礼，并奉皇贵太妃至漱芳斋进午膳[119]。
不过，大概随着道光朝开始对前朝妃嫔的普遍尊封，位居妃、嫔等高位分者大大增多，皇室逐渐开始无力均照会典之例一一给予优遇了。如道光二十六年，嘉庆帝恩嫔薨逝，至二十九年奉移安葬，礼部照例奏请派堂官一员护送恩嫔金棺，但道光皇帝谕旨称“毋庸派往。嗣后遇有嫔位分移送园寝各该处，俱毋庸以堂官开单奏请派往”[120]。再如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第二次晋封嘉庆朝如妃为如皇贵妃时，所用的册宝仪仗等都没有新制，而是将原有仪仗修饰添补继续使用。同治帝继位后继续尊封道光帝妃嫔时，也特意谕令仪仗方面遵照此成案进行。咸丰四年三月起，皇帝下令今后册立皇贵妃、贵妃和妃，均将按例应用的金册宝印改用银质镀金，同治帝继位后尊封道光朝妃嫔时，除琳皇贵太妃照原尊封皇贵太妃之例用了金册金宝，其余的彤妃、佳妃、成妃以及顺嫔，均依咸丰四年成案改用银质镀金册印[121]。
综上可见，能够得到皇帝格外孝养的太妃嫔，或系前朝位分较尊，或系对皇帝有抚育之恩，或系自身高寿而成为宫廷佳话者，而其他多数太妃嫔即便获得尊封也是宫廷之中默默无闻的群体。如乾隆二十八年五月，果亲王弘曕的生母即雍正帝谦妃生辰，皇太后令弘曕“豫备称祝之仪，陈设宫陛，为果亲王母妃增辉”，但弘曕表示皇帝没有让其对生母“加赐称祝，不敢自行铺张”。乾隆帝斥责弘曕故意生事，意欲攀比和亲王弘昼之母裕贵妃，后者位分比谦妃高，又年长于太后，自己才在裕贵妃六旬以后“隆礼称祝”。而谦妃年甫五旬，按祖宗成训，皇帝与其“向不相见”，因此不能当面祝贺其生辰，弘曕“乃转以此自托，微词讽朕”[122]。从乾隆帝的斥责来看，弘曕的言行有表达对生母在后宫受到冷落的不满之意。
太妃嫔们皆有太监、宫女侍奉，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以下简称《宫中则例》）载：太妃位下配有首领太监一名，太监十名；太嫔位下首领太监一名，太监八名；其膳房和药房则另外配备太监[123]。晚清有太监回忆了被宣统帝尊封的同治朝瑜皇贵妃的宫廷生活：太妃住长春宫，能够使唤的太监有260余人，长春宫的茶房、膳房、司房、药房、佛堂、殿上、散差等处都有太监任事，每处都有首领太监一人。另有品级高的两个首领太监，品级低的三个回事太监，更低的十三个小太监[124]。这里的太监数量，与《宫中则例》所载太妃等位膳房的太监有大首领一名、首领二名、普通太监二十四名还算相合，但膳房之外其他处的太监则没有上述回忆这么多，即便皇太后使唤的所有太监数量也不过百名[125]。因此至清末一位皇贵太妃尚有260余名太监的数字未免有夸张之嫌。
晚清太监的回忆中称太妃嫔身边宫女数目很少，还不及太监的一个零头。宫女和妈妈只负责寝宫里的事，比如服侍太妃洗脸、漱口、沐浴等。瑜皇贵妃早晨起床后，由妈妈、宫女替她穿好衣服鞋袜，走出寝宫，由梳头的小太监给她梳头、整装。八点钟进早餐，餐后，回屋坐下，手拿念珠念半个钟头无声佛，随后吃茶、吸水烟、旱烟。午后一点钟进小餐，餐后歇午觉，三点钟起床，四点钟进正餐，餐后又回屋念无声佛，随后由妈妈、宫女、太监们陪同到外边散步，有时还摸摸骨牌，或者让太监们讲故事、笑话和外面听来的新闻。就这样混到夜里，进完晩粥进寝宫睡觉。太妃每天4餐，早、晚正餐荤素菜40品，粥3样，糕点4样，面食4样，小餐则都是糕点，晚粥有小菜十几样和两三种粥与面食。食物看起来虽然丰富，但只能按季节更换，不到换季之时就只能天天重复同样的饭食[126]。
太监的回忆未必全部属实，却大体透露了太妃嫔们单调乏味的生活，除日常饮食起居之外，只能做些简单的骨牌游戏，或者在佛事中寻找精神寄托。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溥佳回忆他在宫中见过的荣惠和庄和两位太妃（即获宣统帝尊封的同治朝瑨贵妃和珣皇贵妃）：“二人的言谈举止极为相似，而且都笃信佛教。她们都体弱多病，每次我到她们那里，都见到她们那枯瘦而苍白的脸上，总带着一种无限忧伤的神气，没有一丝笑容，说话的声音细得几乎听不出来。她们在宫里虽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物质生活，但看了她们那种抑郁和衰病的样子，也使人觉得可怜。”[127]
太妃嫔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就是有机会承担抚育阿哥、公主之责。乾隆二年六月十五日皇帝谕令内务府总管：“告知诸母妃，照看小阿哥、公主，所穿衣服不必用织绣等物，过于华丽，只用随常衣服，为幼年人惜福之道。”[128]此时，尚未成年的雍正帝子女中只有弘曕（雍正十一年六月生），乾隆帝也可能像自己幼时曾受到康熙帝两位妃嫔照顾那样，将自己的子女交给雍正帝妃嫔抚育，此外他也曾将宗室子女接入宫中抚养，比如和亲王弘昼的长女就被养于宫中，封和硕和婉公主，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下嫁额驸巴林辅国公德勒克[129]。在一份涉及“寿康宫抚养公主婚礼应行典礼事”的档案中，所记公主下嫁额驸即德勒克[130]。可见，公主是被太后或太妃嫔所抚育。道光帝的八公主、九公主与她们的母亲彤嫔、琳贵太妃在咸丰朝也是一起居住在寿康宫的，两位公主均为同治二年才下嫁[131]。
会亲也是太妃嫔单调枯燥生活中的一丝光亮。《宫中则例》载：“凡内廷等位有父母年老者，或一年，或数月，奉特旨许会亲者，只许本生父母入宫，其余外戚一概不许入宫，家下妇女亦不许随入。”[132]如本书第五章所述，清代宫廷会亲并不常有，但我们还是在内务府档案中找到了清后期几位太妃嫔在宫中会亲的记载。同治元年二月内务府档案中有关于咸丰朝祺妃、玫妃，道光朝琳皇贵太妃、彤妃、佳妃、李贵人的会亲安排。其时，祺妃、玫妃还住在她们于咸丰朝时的寝宫——承乾宫，会亲被安排在二月十一日，来者都是家族女眷，如祺妃的伯父裕诚（已故）之妻和八、九女，以及裕诚长子广林（已故）之妻，她们均于苍震门出入，卯时（5：00-7：00）进，酉时（17：00-19：00）出。此时祺妃直系家人应多已亡故，因而入宫者皆为伯父家族女眷。不过实录记载，裕诚收继胞弟裕祥（祺妃生父）之子为嗣，两房的关系应当是相当近密的[133]。会亲时间从早上卯时至傍晚酉时，是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太妃嫔们可以与亲人好好叙叙别离之情。道光朝琳皇贵太妃等四位道光朝妃嫔的会亲安排于二月二十二日在寿安宫区域进行，她们的亲人分别被安排出入寿安宫右门或寿安门，同样是卯时进、酉时出，入宫者也都是家族女眷，如琳皇贵太妃家族来人是婶母和舅母等3人，彤妃家族来人是她的婶母、胞妹和侄女，佳妃族中来人是其姨母等3人，李贵人会亲的则是她的胞兄恒升之妻[134]。另有一份同期咸丰朝璹嫔、玉嫔、婉嫔，以及道光朝成嫔、顺嫔等的会亲安排，记录了璹嫔和玉嫔于二月十三日，婉嫔于十六日会亲，族人俱出入苍震门；成嫔和顺嫔于二十二日会亲，族人出入寿安宫右门[135]。
溥杰亦曾回忆他与祖母、母亲、妹妹于1916年奉瑜皇贵妃命入宫会亲的过程。他们入神武门后，轿子继续前行，其他人则下马步行，到苍震门，王府官员就此止步，只许妈妈、太监随进，一行人换乘由宫中太监抬的二人肩舆，所有照料等事都有太妃派来的太监负责，王府的妈妈、太监只能跟在后面。溥杰等人入长春宫向太妃磕头请安，献上贡物（八盒点心），太妃也有赏赐，他们再磕头谢恩，然后坐下说话。此次进宫竟然持续几日，他们留宿于长春宫西配殿，太妃也曾多次赏赐他们同桌吃饭[136]。
溥杰的入宫会亲，毕竟已是清帝逊位后之事，较同治初年又有所宽松，甚至能在宫中停留几日。从之前的记载来看，在宫中生活的太妃嫔绝不可随意与宫外人员有所接触，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子女也须经过皇帝的特别允准方可联络和见面。如道光帝曾在嘉庆朝如皇贵妃患病时，特许其子惠亲王绵愉留在圆明园侍奉[137]。而前述嘉庆帝的同母弟庆郡王永璘自幼受颖贵太妃抚养，在太妃七十寿辰时因没有事先向皇帝请旨就备献贺礼，而受到皇帝斥责。不过，清末有个别妃嫔被特许前往公主府第探望的记载，如咸丰二年三月内务府行文敬事房预备康慈皇贵太妃前往四公主、六公主府第事宜，行文中写明“当日还宫”，“所用引导跟随关防官员人等照例派出，于二十二日卯初，在寿康宫后铁门外预备，再总管太监所用马匹开后”[138]。同治十二年八月，丽皇贵太妃也被准许前往荣安固伦公主府上探视女儿，亦是当天往返[139]。当然，这些也都是晚清才有之事，之前未见有相关记载。
总体而言，有清一代太妃嫔的地位有所提高，由被嗣皇帝选择性尊封转变为普遍性尊封，尊封时由只加徽称发展为晋升位次，由皇帝只尊父辈妃嫔到尊封所有前朝妃嫔，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清代宫闱制度发展演变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清帝对前朝妃嫔给予的尊重和孝养。尽管康熙帝留有遗旨，让有子之年老妃嫔可以就养儿子府邸，以享天伦之乐，但只在雍正初年有几位太妃得以出宫，乾隆朝以后即没有看到有太妃嫔出宫就养的记载。绝大多数太妃嫔在宫内度过悠悠余生，特别是那些皇帝去世时还年轻者，既不能与嗣皇帝见面，也很难与外人甚至自己的子女接触，抑或并没有生育过子女，更是格外孤独。即便年老而受到皇帝礼遇的太妃嫔，其实也很难拥有真正的亲情，正如末代皇帝溥仪曾回忆，他与4位同治及光绪朝太妃们，“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根本没有过”[140]。像康熙朝定嫔那样的幸运者确属凤毛麟角，她在雍正朝被尊为定妃，于雍正初年即被儿子接至王府居住，乾隆帝称“太妃自雍正年间即迎养于履亲王府第，叔婶齐眉，承欢太妃膝下”[141]。定妃最终以近百岁高龄逝世，人生可谓美满。虽然绝大多数太妃嫔都没有这种子孙承欢膝下的好运，但从某种程度而言，那些在宫廷中能够挨过寂寞而漫长的岁月而得以长寿的太妃嫔已然属于其中的赢家。清代，太妃嫔中长寿者必然受到额外的尊封和孝养，成为宫廷中盛世颐年、皇帝仁孝的象征，可惜多数的太妃嫔连这样的幸运也没有。
注释：
[1]《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8页。
[2]为表述方便，本章将除太后之外的前朝皇帝后宫女性统称为太妃嫔。
[3]《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第3册第413页。
[4]《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38页。关于这位太妃的徽称，实录中皆为“懿靖大贵妃”，《康熙会典》中则有“懿靖大贵妃”和“懿静大贵妃”两种写法，本书在叙述时统一使用“懿靖”之说，但在引文中遵照原史料的写法。
[5]仁寿宫是明代紫禁城宫殿名，至清代史书中已不见记录。《春明梦余录》卷6“宫阙”记，慈宁宫即明嘉靖十五年“以仁寿宫故址并撤大善殿更建”，但又记紫禁城东部也有一“仁寿宫”，见（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第49页。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之“明皇城（天启、崇祯年间）”及“明紫禁城（天启七年）”地图均显示“仁寿宫”在紫禁城外东路（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底建成之宁寿宫的位置），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第33-36页。应是明紫禁城中的仁寿宫本在紫禁城西路，毁坏后故址已在嘉靖十五年更建为慈宁宫，而仁寿宫至晚在天启朝以后转移至紫禁城东路了。
[6]《清世祖实录》卷141，顺治十七年十月，第3册第1089页。
[7]《清圣祖实录》卷5，顺治十八年十月，第4册第93页；《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39页。李凤民《北京清宫第一太妃》（《紫禁城》2000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寿康太妃生平及被尊封过程。
[8]〖JP3〗《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89，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827页。
[9]《康熙会典》卷42，载《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39-540页。
[10]《清圣祖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第4册第582页。
[11]《清圣祖实录》卷50，康熙十三年十一月，第4册第659页。
[12]《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04页。
[13]《清世宗实录》卷21，雍正二年六月，第7册第339页。
[14]《清世宗实录》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第7册第50-51页。
[15]“谕礼部著将十五阿哥十六阿哥之母嫔晋封为妃”，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册第13页。
[16]《清朝文献通考》卷242“帝系考四•皇太子皇子”，第7019页；《清圣祖实录》卷227，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第6册第280页。
[17]《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12页。
[18]《清世宗实录》卷40，雍正四年正月，第7册第592-593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抄录尊封四位太嫔礼仪原奏事致内务府等”，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档号：05-13-002-000001-0019。
[20]“谕礼部著将十五阿哥十六阿哥之母嫔晋封为妃”，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1册第13页。
[21]《清朝文献通考》卷241“帝系考三•后妃”，第7005页。
[22]同上书，第7004页。
[23]《清圣祖实录》卷282，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第6册第760页。
[24]《清世宗实录》卷8，雍正元年六月，第7册第160页。
[25]《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11-8912页。
[26]（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3“训谕三”，第17页。
[27]《清世宗实录》卷94，雍正八年五月，第8册第264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呈皇太贵妃等千秋单”，雍正二年九月，档号：04-01-30-0093-021。
[29]仅据我们所见雍正朝以后的清宫档案，绝大部分以“皇贵太妃”“贵太妃”称呼相应女性，但也有一些档案仍现称呼上的差异。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请给发太妃皇贵妃金棺处坐更应用羊油蜡事致内务府”，乾隆八年四月初三，档号：05-13-002-000003-0007，内以“太妃皇贵妃”称呼寿祺皇贵太妃；《内务府呈稿》，“为备办婉太贵妃惇太妃椅座衾枕帷幄及各房应用家伙等项事”，嘉庆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档号：05-08-030-000105-0018，内称“婉太贵妃”；“为补报咸丰二年十月如皇太贵妃进宫等项用过白蜡数目事”，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档号：05-08-002-000540-0030，内称“如皇太贵妃”；等等。
[30]《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8，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41页。
[31]《清高宗实录》卷2，雍正十三年九月，第9册第174页。杨珍《乾隆诗文中的康熙妃嫔》（《清史论丛》总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认为，乾隆帝对太妃抚养之恩的赞颂与宫廷政治之间实有关联，他对寿祺、温惠两太妃备加尊崇，是践行孝道的具体表现，也对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做臣民表率、巩固皇权统治大有帮助。
[32]《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12页。
[33]《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第7册第250页。
[34]《清世宗实录》卷21，雍正二年六月，第7册第348页。
[35]《清世宗实录》卷94，雍正八年五月，第8册第268页。
[36]《清高宗实录》卷6，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第9册第269页。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抄录尊封四位太嫔礼仪原奏事致内务府等”，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档号：05-13-002-000001-0019。
[38]《清会典则例》（乾隆朝）卷58，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41页。
[39]《清高宗实录》卷2，雍正十三年九月，第9册第166页。
[40]《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15页。
[41]《清史稿》卷220“诸王六”，第9086页。
[42]《清高宗实录》卷40，乾隆二年四月，第9册第720页。
[43]《清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第11册第643页。
[44]《清高宗实录》卷1050，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第22册第26页。
[45]《清仁宗实录》卷78，嘉庆六年正月，第29册第4页。
[46]《清朝文献通考》卷242“帝系考四•皇太子皇子”，第7020页。
[47]《清宣宗实录》卷3，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第33册第107页。
[48]《清仁宗实录》卷37，嘉庆四年正月，第28册第412页。
[49]《清宣宗实录》卷3，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第33册第107页。
[50]同上。
[51]《清宣宗实录》卷427，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第39册第353页。
[52]《清文宗实录》卷2，道光三十年正月，第40册第78页。
[53]同上书，第40册第77-78页。
[54]同上书，第40册第77页。
[55]《清穆宗实录》卷6，咸丰十一年十月，第45册第172页。
[56]《清穆宗实录》卷6，咸丰十一年十月，第45册第172页。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朝上谕档》，咸丰朝十一年十月初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1册第415页。
[58]《咸丰朝上谕档》，咸丰朝十一年十月初十，第11册第415-416页。
[59]《清穆宗实录》卷6，咸丰十一年十月，第45册第172-173页。
[60]《清穆宗实录》卷373，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第51册第938-939页。
[61]同上书，第51册第938页。
[62]《清德宗实录》卷2，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第52册第93页。
[63]《清德宗实录》卷332，光绪二十年正月，第56册第260-261页。
[64]《清实录（附录）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第60册第12页。
[65]《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461，第6册第223页。
[66]《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495，第6册第729页。
[67]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领取赉送惇太妃园寝供用铜瓷祭器各员所需车辆盘费等项事”，嘉庆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档号：05-08-002-000182-0038；“为领取赉送白太贵人彩棺奉移应用铜瓷祭器等项所需盘费车辆等项事”，嘉庆十年三月十七日，档号：05-08-002-000180-0005；“为支领成做鄂太贵人事宜各处活计裁缝所用工价钱文事”，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初一日，档号：05-08-002-000140-0044；“为领取派出备带寿太贵人彩棺奉安事宜应用座罩等项司匠应得路费车辆事”，嘉庆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档号：05-08-002-000142-0023。
[68]《清仁宗实录》卷58，嘉庆五年正月，第28册第762页。
[69]（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8“典礼四”，第138页。
[70]《康熙会典》卷42，《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第538页。
[71]《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第3册第603页。
[72]“奏请皇太后移御宁寿宫，届期受朝贺，皇太后固执未允，尚御永和宫。”见《清世宗实录》卷7，雍正元年五月，第7册第150页。
[73]《清世宗实录》卷40，雍正四年正月，第7册第592-593页。
[74]“内务府奏请恒亲王妃母等皇妃离宫归王府居住折”，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黄山书社，1998，第209-210页。
[75]《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12页。
[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知会祭惠妃应备之处俱照良妃例办理并每逢致祭礼部工部内务府大人照管致祭事致内务府”，雍正十年七月初八日，档号：05-13-001-000005-0020。
[77]《清世宗实录》卷40，雍正四年正月，第7册第593页。
[78]《清高宗实录》卷8，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第9册第301-302页。
[79]《嘉庆朝上谕档》，嘉庆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第5册第37页。
[8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寿康宫皇太后并如皇贵妃下各新添官女子一名行给吃食事”，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档号：05-13-002-000706-0150。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寿三所恩嫔下新添官女子大妞行给吃食事”，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档号：05-13-002-000683-0094。
[82]寿西宫、寿中宫、寿东宫、寿三所组成寿康宫的东部宫区，参见常欣：《寿康宫沿革略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83]《清文宗实录》卷19，道光三十年十月，第40册第268页。
[84]《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863，第10册第26页。
[85]《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0，第4册第529页。
[86]《清文宗实录》卷19，道光三十年十月，第40册第272页。
[87]《清文宗实录》卷301，咸丰九年十一月，第44册第391页。
[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琳贵太妃等位到京日期事”，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档号：05-0808-056。
[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呈寿安宫琳贵太妃等名单”，咸丰十一年，档号：03-4179-054。
[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领取琳皇贵太妃等位迁移寿安宫成做挪用他坦应用绳斤络子等项所需银两事”，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档号：05-08-009-000402-0016。
[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传出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祺妃会亲亲族人等在承乾宫并于苍震门出入时间等情事”，同治元年二月初九日，档号：05-13-002-000775-0148。
[9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承乾宫交出女子一名在祺妃位下当差因笨交出查验属实事的呈文”，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档号：05-0828-059。
[9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为呈请给发同治八年苍震门往寿康宫挪运祺妃使用什物等项雇觅人夫饭食等项钱文事”，同治八年九月十一日，档号：05-08-009-000434-0020。
[9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寿东宫祺妃位下因病交出一女子事”，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档号：05-1030-033。
[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敬事房接出寿西宫丽皇贵妃位下女子系正黄旗披甲人英琪之女因病现令退出事的堂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档号：05-0867-043。
[9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寿安宫佳贵妃下官女子镶黄旗苏拉得喜之女二妞因笨退出宫去传知会计司官等备车接出再每日所食口分止退事”，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档号：05-13-002-000891-0113。
[9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为寿安宫豫嫔下新添官女子大妞每日行给口分事”，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档号：05-13-002-000884-0128。
[9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查验寿西宫交出女子一名在丽皇贵太妃位下寿中宫交出女子一名在婉贵妃位下寿三所交出女子二名在玫贵妃位下景仁宫交出女子一名在珣妃位下三所交出女子一名在吉妃位下当差因病出宫并无别情属实事的呈文”，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档号：05-0882-025。
[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查验寿西宫交出女子一名在丽皇贵太妃位下寿中宫交出女子一名在婉贵妃位下寿三所交出女子二名在玫贵妃位下景仁宫交出女子一名在珣妃位下三所交出女子一名在吉妃位下当差因病出宫并无别情属实事的呈文”，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档号：05-0882-025。
[1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为查验寿安宫交出女子一名在敦宜皇贵妃位下当差素无过失并无别情属实事的呈文”，光绪二年八月十八日，档号：05-0893-044。
[101]《清圣祖实录》卷50，康熙十三年十一月，第4册第658-659页。
[102]《清圣祖实录》卷257，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第6册第540-541页。
[103]（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3“训谕三”，第28-29页。
[1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为除派裕贵妃分内管领事”，乾隆元年四月十一日，档号：05-0005-011。
[105]（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39页。
[106]同上书，第50页。
[107]“恭祝皇祖定妃太妃九旬千秋诗”，《清高宗御制诗》第3册《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14，载《故宫珍本丛刊》，第552册第189页。
[1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奏报定妃千秋赏赐随从人等片”，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档号：05-0105-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