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女的选拔与管理
明清两代都确立了选拔秀女的制度，都是由朝廷主导在民间遴选，不准官民自行进献女子到宫廷[1]。两代宫廷女性最大的区别在于族群成分。明代秀女主要来自民间，虽然早期也有向朝鲜索要贡女的记录，但主要的后妃都是民间汉女，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附近，因此后妃中来自京师的比例很高[2]；清代的秀女则只从旗人中遴选。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清代从旗人中挑选秀女是为了保持宫廷之内的满洲血统。但对于满洲共同体而言，其实很难谈到“血统”，不仅旗人是由满蒙汉3个民族组成，早在关外时期满洲皇族的血液中就融入了蒙古族和汉族的血统，即便满洲内部也分新满洲和旧满洲，是对关外族群整合的结果[3]。因此清代从旗人中选秀女与其说是保持血统，不如说是试图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旗人文化的宫廷环境。尽管明清秀女所属的族群不同，但多出自京畿地区却是相同的。有清一代选秀的范围一再缩小，至光绪年间仅限京城旗人官员之女参与选秀[4]。即便光绪朝之前，如定宜庄指出，“清代八旗劲旅的半数以上是麇集于京师的，外省驻防不及一半，在外省做官的旗人就更少了”[5]。因此，清代的多数秀女也来自京师。
明代选秀分为3个部分：遴选后妃、遴选宫女和女官[6]。清代取消女官制，只有前两个部分，而且选拔范围泾渭分明，前者于外八旗之中遴选，后者在内务府三旗包衣中遴选。当然同明朝一样，入宫之后不同类别的女性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宫女一旦得到皇帝临幸，身份随即发生改变。《清史稿•后妃传》就说“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7]。其实，清初顺治时也曾欲循明制设立六局一司，但“议定而未行”[8]，具体宫廷事务的管理最终仍采用关外时的“内务府”制度[9]。内务府的设置可以说是清代宫廷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作为宫廷的运作和管理部门在有清一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务府的职责和明朝二十四衙门的有相同之处，但管理范围较后者更为广泛，以宫廷事务而言，不仅皇帝一家，连下嫁皇女、分府皇子的事务也属内务府管辖范围。清代，内务府是人员最为庞大的机构，根据黄丽君博士的统计，会典中记载的内务府官缺，从康熙朝起即不断地成倍增长，至嘉庆朝达到顶峰，有5000余人之多，且这一规模一直延续到光绪朝，再加上档案中所记载的内三旗额设披甲兵丁、自宫内被发出的女子、口内的庄头壮丁和亲丁等，18世纪上半叶内务府的发展规模不下于明朝的整个内廷体制[10]。所以本书中指出，清朝皇帝一直标榜其宫廷的俭朴，特别是康熙和乾隆帝，都曾多次声明，宫廷使唤仆从数量较明朝大为减少，康熙时不过太监四五百人，乾隆更表示所有“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11]。但问题的实质在于：首先，清代内务府承担了原来明朝宦官和女官的大部分工作，且与明代宦官衙门自成体系一样，独立于外廷机构，不受官僚体制的束缚，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前人往往把这种独立性归为内务府包衣系皇帝私人奴仆性质的缘由，但实际上，只要对历史上内府体制的发展脉络进行宏观梳理，就可以发现内府一步步走向独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明清时代彻底完成[12]。事实上，明代二十四衙门的独立性也给清代内务府的完全独立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尽管清代不设女官，但并不意味着宫廷事务管理没有女性的参与。杨珍曾指出，妃嫔中居于最末等的“答应”这一品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皇帝之妾的答应，另一类则“供皇帝召对钦赐各项奔走之役”，虽然也属宫眷之列，但不属于妃嫔等级。且后者又分大答应、小答应和答应之别。康熙朝后期，宫内竟有这样的答应二百余名之多[13]。第二类答应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和明代女官的职掌类似，规模也不小。加之清代宫廷凡遇重要礼仪，还有内务府“执事妇人”充当女官角色，则总的女性执事人员数量并不逊于明代[14]。吴美凤甚至依据《明史》的记载指出，明代内官的“御前近侍”中就有“答应、长随”这样的角色，因而清代的“常在、答应”也是承明遗绪的表现，只是从太监变成女性而已[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