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的位号与皇后地位的衰落
在后妃的位号方面，明朝皇后之下有皇贵妃、贵妃、皇妃、妃、嫔、昭容、昭仪、婕妤、才人、美人、选侍、淑女等。有学者总结说，“明代后宫位号繁杂，几乎将中国历代以来之位号一网打尽，且位次混淆，进封亦无定序”[16]。其中洪武年间出现皇妃的位号，而永乐之后又消失了，景泰年间始出现皇贵妃的位号，其他位号也是陆续出现，这些位号在人数上也没有定制，大约皇贵妃、贵妃一人至数人不等，其余数人至数十人不等。相比之下，清朝就简单得多。清代宫闱制度定型于康熙朝，“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17]。皇后以下有额数限定的妃嫔级别和数量都相当有限。虽然清朝继承了明朝所新创的“皇贵妃”这一位号，但又限制皇贵妃只有一人，作为皇后的储二人选，且在皇后健在的情况下，皇贵妃之位一般空悬，以避免后宫的恶性竞争，这也使得妃嫔等级看似更加简单。本书通过具体考证得出，清代多数时期的后宫规模都符合规定的妃嫔额数，因此清代后宫人数相较于明代看似大大减少了。但问题在于，清代统计后宫人数时，嫔以下的低位分由于“无定数”而常常不计在内。正如本书所述，清代后宫非主位的数量可能是非常庞大的，不但有“大答应”、“小答应”和“答应”，还有“官女子”和“学规矩女子”等这样介于宫眷与宫女之间的群体，这些“答应”和“女子”都是“无定数”的。事实上，正如本书中所论述的，即便关于“主位”的概念，以往学界都一直有着不准确的认知，遑论其他各类宫廷女性成分的复杂性，这是我们至今都不能说已然完全搞清楚的问题。
明清两朝的宫闱制度之间还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比如两朝建立之初，在选秀制度尚未完全定型的情况下，都采取了与功臣家族联姻的做法，政权稳固之后则迅速降低后妃的出身。根据林延清的统计，明初三朝后妃中有16人出自功臣之家，仁宗以后再无从达官贵人之家指定后妃的现象，后妃多来自寻常百姓之家[18]。清朝在入关前奉行“满蒙联姻”政策，入关后随着局势的变化，从康熙朝开始主要与满洲贵族联姻，后妃中蒙古族女性的比例急剧减少，且再无来自蒙古草原的皇后。康熙、乾隆二帝的嫡后分别来自赫舍里氏和富察氏，都是满洲贵族中家世显赫者。但与功臣联姻本身即是一把双刃剑，在稳固皇权的同时，又极易产生外戚坐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明清两朝的皇帝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明太祖朱元璋在马皇后逝后“终身不复立后”，成祖朱棣在徐皇后去世后也未再立皇后。前人多解释为二后在危难之时对皇帝多有匡助、感情深厚，因此不再复立[19]，但我们认为抑制外戚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一点从与清朝的对比中就很容易看出来。康乾二帝在位共120余年，对于清代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康熙帝生前立有三后，前两位赫舍里氏与钮祜禄氏皆出身名门，分别是开国功臣索尼和额亦都的孙女，可惜两位皇后皆短命，在位的时间加起来不过10年，此后康熙帝有意不再立后，第三位皇后佟佳氏是在身染重病的情况之下才被册立为后，并且在册立当天即薨逝，是清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后[20]。乾隆帝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即史上著名的孝贤皇后，也同样出身名门但命运不济，于乾隆十三年崩逝，之后乾隆帝于十五年立那拉氏为后，但三十年又发生了著名的“皇后断发事件”，那拉氏因此被打入冷宫[21]。之后乾隆帝亦再未立后，两位皇后在位的时间共为26年。因此，在康乾二帝长达121年的统治时间中，仅有30余年有皇后，其余80余年是没有皇后的。即便如此，仍然促生了佟佳氏（顺康两朝的积累）、富察氏这两个在清代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外戚家族。若还有其他皇后，外戚势力定会更加突出。在“后位不可久悬”的观念下刻意“久悬后位”，清代皇帝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乾隆朝之后，皇后的出身和地位都开始明显下降，嘉庆帝的皇后喜塔腊氏系内务府包衣出身。嘉庆帝即位后，她正位中宫，但作为太上皇的乾隆帝随即宣布，册立皇后“乃宫廷一定礼仪，只当循照向例，祭告天、地、宗庙，用昭茂典足矣，何必撰拟恩诏，布告天下，多此缛节繁文！”[22]与之前皇后册立时要布告天下，孝贤皇后去世时乾隆帝也下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态度，可谓截然不同[23]。不仅不布告天下，还以“皇后正位端闱，恪修内职”“我朝家法，宫壸肃清，从不干与外事”为名，取消了皇后在册立时、寿诞日及元旦、冬至日，接受大臣进笺庆贺的礼仪[24]，彻底割断了皇后与外廷发生任何联系的可能，将皇后的地位降至新低[25]。虽然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在册立第二位皇后时，“因思立后颁诏，乃本朝家法，载在会典，实亦古今通义”，恢复了颁诏天下的礼仪，但是皇后接受王公大臣贺笺的权力从此被彻底取消[26]。
另外一个影响皇后地位的重要祀典是亲蚕礼。尽管清代在乾隆时期就恢复了亲蚕礼，相较于明朝直到嘉靖时才恢复此礼为早，但是这一祀典却遭到了同样的冷遇，明清两朝都只有为数不多的皇后举行此礼[27]。学界有关两代亲蚕礼的研究很少，但实际上，亲蚕礼对于皇后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皇后的亲蚕礼是与皇帝的亲耕礼相对应的，体现出帝后一体，共同抚育黎元、督劝农桑的表率作用，也是皇后母仪天下的重要表征。明清多不行此礼，首先显示皇后身份与皇帝无法匹敌。其次，皇后通过率领内外命妇举行这一祀典，也是其在命妇体系中树立自身权威的有效途径。日本学者保科季子指出，汉代的皇后通过亲蚕礼率领大臣之妻，从而建立起“皇后-大臣妻（命妇）”序列的女性秩序，将皇后的权威延伸至宫廷之外[28]。明清亲蚕礼多不举行或不由皇后主导举行，使得“皇后-命妇”的女性权力体系无法稳固地建立起来。就清代而言，皇帝不仅通过停止进笺等方式割断了皇后与大臣之间的联系，而且通过减少亲蚕礼割断了皇后与命妇之间的联系，将皇后的影响力局限于宫闱之内，即乾隆帝所说的“恪修内职”而已[29]。
除亲蚕礼外，皇后还可以在所谓的“三大节”（即元旦、冬至、皇后千秋节）时接受内外命妇朝贺，明朝还规定皇后可于每月朔、望两日接受命妇朝贺[30]。由于没有具体的相关研究，明代皇后是否确实如此频繁地接受了命妇朝贺不得而知。清代则未见朔、望朝贺的规定，皇后只有三大节可接受命妇朝贺。如本书所述，清入关前，皇后生日的庆贺虽未形成固定仪制，但相当隆重而公开。根据实录记载，崇德三年四月壬子，“皇后千秋节，内六旗王、贝勒、贝子等，各献金、珠、貂皮、牛、羊等物”[31]。崇德五年虽然下令“凡遇元旦、万寿及中宫千秋节，内外诸王、贝勒等一应进献礼物，俱著停止”，但停止的原因并非抑制皇后权威，而在于担心“诸侯违制不贡、召衅生乱”，因而改为皇后千秋节“赐和硕亲王以下、辅国公等以上银两有差”[32]，可见皇后与外臣之间的联系仍旧是直接的。入关后，清廷于顺治八年皇帝大婚之前，正式公布了三大节的庆贺礼仪，其中“皇后千秋节，仪仗全设。先诣皇太后前行礼毕，还宫。公主、和硕福金以下，固山额真、精奇尼哈番、尚书以上命妇具诣皇后前行礼庆贺”；元旦则帝后同至太后处行礼之后，皇帝至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行礼，皇后在宫中接受福晋、命妇行礼[33]。可见，入关后虽然将诸王、贝勒摈斥于皇后的内廷礼仪之外，但在正式典礼中皇后统率福晋、命妇的格局还是很明显的。至康雍乾时期，皇帝开始以各种原因（包括居丧、节俭等）在皇后千秋节时“停止行礼、筵宴”[34]。千秋节的庆贺在嘉庆朝虽然很难得地连续举办，但变为规定只有当皇后正寿之年（即二十、三十、四十岁等整数的寿诞），才允许公主、福晋、命妇入宫行礼[35]，其他生日则“宫内行礼如仪，停止筵宴及在外公主、福晋、命妇行礼”[36]，进一步缩小朝贺范围。这与乾隆帝宣布册立皇后系内廷礼仪，不昭告天下，不让外臣上贺笺的思想一脉相承。皇后平时没有机会与外间建立起稳固的联结，举行亲蚕礼时在外福晋、命妇也没有积极性参与，直接体现出皇后权威的衰落。
对于后妃而言，彰显其身份地位的另一重要环节就是身后的祔葬和神主祔庙问题。明代英宗之前祔葬制度基本遵循“一帝祔一后”的原则，没有生育皇子的皇后生前多被废，改立太子之母为后。这也是明朝废后远较清朝为多的原因之一。到英宗时，钱皇后虽无子，但她与皇帝同甘共苦多年，因此英宗留有遗诏：“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37]。这就给他的继承人宪宗留了一道难题，其生母周贵妃在宪宗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并坚持认为自己才有资格祔葬皇陵。宪宗欲依从生母，因此引发著名的“文华门哭谏”事件。此事直到孝宗即位后才以“二后并祔”的方式最终得以解决，也从此开启了多后祔葬的滥觞[38]。除祔葬外，神主祔庙也同样，“礼，庙无两祔，不并尊也”。周太后虽然实现了祔葬问题在礼制上的突破，但仍然不得祔庙。至世宗时，嘉靖皇帝因方皇后在“壬寅宫变”中救助有功，想在她死后将其神主祔庙，却由于方皇后不是元后而遭到大臣的极力反对。最后虽然在皇帝力争之下暂时得以祔庙，可后来世宗离世，穆宗即位，方皇后的神主就被移出太庙[39]。明朝的这两次就皇后祔葬和祔庙问题而展开的君臣之间的大论争，客观上给清朝的皇后丧葬制度带来重大影响，或者从某个角度而言，明朝的论证过程和结果都给清朝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清朝入关后第一次处理皇后的位次之争发生在康熙朝。康熙帝即位，除太皇太后孝庄外，嫡母孝惠章皇后和生母孝康章皇后均健在[40]。至康熙二年，生母孝康章皇后去世，康熙帝将生母与顺治帝生前最宠爱的董鄂氏一起合葬孝陵。至康熙九年，为生母系世祖章皇帝谥号，配享太庙。而董鄂氏虽得祔葬，却未系世祖谥号，只尊为“孝献皇后”，神主亦不祔庙[41]。至康熙五十六年，嫡母孝惠章皇后去世，虽然她是顺治帝第二位皇后，但由于第一位皇后被废，因此从道理上来讲她应居元后之位，然而清朝的阁臣对于皇帝嫡母和生母的排序，显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因此揣度皇帝心意，在拟定孝惠皇后谥号时未系世祖谥号。康熙责备他们“甚属错误”，并令其至太庙瞻仰两位文皇后（即太宗元后孝端文皇后与顺治帝生母孝庄文皇后）神主。阁臣随即回奏，经过瞻礼，看到文皇帝两位皇后皆系帝谥，因此承认他们错了，错误原因为拟定谥号时仅参考了康熙二年为孝康皇后拟定谥号时的文献，而忘记参考康熙九年为孝康皇后系帝谥的文献。因此，阁臣重新为孝惠皇后拟定系帝谥的谥号，随后奏请将孝惠章皇后的神主亦升祔太庙[42]。尽管大学士马齐、李光地等多人因此事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罚[43]，但他们很快又在生母与嫡母神主安放排位上犯了相同的错误。这一问题的细节史料记载虽不甚详，但我们仍大致可以看出，是大臣们欲将康熙生母神主居左、嫡母居右，被皇帝否决后才又议定嫡母居左、生母居右的次序[44]。从此清代诸后皆系帝谥、皆祔庙的原则遂得以建立，嫡庶的排序关系也就此定型。这件事情康熙帝看起来做得大公至正，毫无尊生母而抑嫡母之意，比明朝的皇帝显得有胸怀，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孝惠章皇后去世后，并未与顺治帝合葬，而是在孝陵东侧另起陵墓，称“孝东陵”[45]。因此，实际上顺治帝的皇后中，只有康熙帝生母既祔葬又祔庙，以这样的方式凸显了她的地位。
显然，清朝君臣之间关于祔葬和祔庙的争论在性质上与明朝截然不同。明朝的大臣们为维护礼制而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而清朝的大臣们则在揣摩圣意上颇费工夫，这一点从熟悉礼制的大学士们一再犯下低级错误就可以看出。这一方面说明，清朝大臣已经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不再做无谓的抗争——因为明朝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一帝祔一后的限制，因此清朝在处理两后并祔时理论上就不再有什么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清代至康熙时皇权已经强化稳固，没有大臣敢于在丧葬礼制上挑战皇帝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