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壸肃清”的明清宫廷
明清两代的宫廷都以“宫壸肃清”著称。《清史稿•后妃传》：“壸化肃雍，诐谒盖寡”[46]；《明史•后妃传》：“宫壸肃清……超轶汉唐”[47]。有学者认为清代前有孝庄参政、后有慈禧垂帘，因此还是明代宫廷更为整肃，也说明朱元璋所制定的后妃不可干预政事的原则起到了实效[48]。但是考证历史，我们认为明代后妃的权力和政治活动远胜于清代。明代虽没有太后垂帘听政，但多位后妃把控、参与朝政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马、徐两位皇后对太祖和成祖的辅助；仁宗的张皇后辅政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对中外大事莫不“周知”“参决”，仁宗去世后她甚至为其起草遗诏、传位太子；武宗去世后孝宗的张皇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联手安定局势，使得皇位平稳过渡；神宗时李太后对皇帝严格管束并坚决支持张居正改革，甚至声称要告谒太庙废黜神宗、另立皇帝；熹宗去世时，张皇后抵制魏忠贤的压力，力劝思宗继位；等等[49]。可以说，明代从始至终都有后妃活跃的身影。林延清甚至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够跌跌撞撞地延续近三百年之久，与后妃的作用和影响密不可分。”[50]
清代则不同，只在初年和末年凸显出孝庄和慈禧两位太后，是在新帝年幼且皇权尚未稳固及走向衰落的前提下出现的情形。在政权稳定的主体时段，基本没有出现任何后妃干政的现象。清代的宫廷女性中，孝庄与慈禧之间，唯一凸显的一位太后大概就是乾隆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了。乾隆帝对母亲极尽孝道，“以天下养”，一生多次奉母出巡，足迹遍布华北、东北、江南等地，还为母亲的寿诞大肆庆贺，成为清代及后世的美谈[51]。但是，考证史实，我们即可发现，乾隆帝的孝道重在对外张扬，宫廷之内皇帝对太后的管束可谓相当严格，这一点本书第九章已有详细论述，在此我们仅举三例予以说明：
（1）乾隆初年，太后偶言一些寺庙、佛堂需要修缮，乾隆帝当即质疑“似此小事，太后圣母如何知道”[52]。同时就此阐明内外之别：“朕礼隆尊养，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礼！”[53]乾隆帝甚至反问：“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54]将崇庆皇太后与康熙朝孝惠太后相比，说明在他心目中母亲的地位只能与孝惠齐平，而不能与孝庄比肩。为防止太后干预外事，乾隆在即位之初即严禁其身边近侍太监向太后传递外界消息，下令“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55]，将太后可以过问与知晓的事情严格限制在宫闱之内。
（2）乾隆元年三月，皇帝听说“前有皇太后之弟谢恩，竟进苍震门内”，下令对此事进行彻查，同时指出，“苍震门亦系宫闱之地，未奉旨意岂可擅将外人领入门内？将来移居慈宁宫，若如此轻易带领，成何体制？”[56]明确表示即便尊为太后，也不能在未得皇帝恩准之下擅自接见家人。
（3）乾隆三年，皇太后移住畅春园，由于离开皇宫，乾隆特意再次严申纪律：“驻跸畅春园后，外祖父母以时进见则可，其余人等概不许时常请见。至如悟真庵之尼僧，尤不可听其入内请安。”[57]明确即便离开宫禁，太后也不能与外人随意往来，仍旧受到严格管束。
从上不难看出，外间认为无比尊崇的盛世太后，其权威和行动完全在皇帝的掌控之下，自由度有限，与出巡时皇帝展示给外界的太后圣母风光截然不同。且这些规矩都是皇帝在即位之初就予以明确，因此乾隆一朝对太后的“礼隆尊养”是建立在给太后的行为举止明立规矩的前提之下。乾隆帝给太后制定的家规，被之后的皇帝沿袭遵循。道光朝的孝和太后也算是清代中期另一位尚能留名史册的太后。嘉庆帝驾崩于热河行宫之时，由于秘密立储诏书遍寻不见，群臣一时束手无策。孝和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宣布由皇次子旻宁继位。在当时密诏不明的情况下，这位太后主动提出立旻宁为帝，而没有为自己亲生的皇三子绵恺或皇四子绵忻谋求机会，体现出其深明大义及对于旻宁的支持[58]。尽管后来密诏被找到，太后懿旨在其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但道光帝即位后还是很尊敬这位太后，对其孝养30年，按照《清史稿》的说法，连道光皇帝的崩逝都是由于太后过世而“居丧哀毁”，于次月崩于丧次[59]。但是，与道光帝孝养并行的，也是其对太后的严格控制，规定“凡宫内等处，以及外边事情，必应遵照乾隆年间上谕，一切不准在太后圣母面前以无作有、信口谈论”。同时将乾隆朝的规定进一步向前发展，“宫内等处及外围圆明园、升平署总管首领太监，非奉旨差往，或皇后等位、阿哥公主差往者，概不准到寿康宫、敷春堂去。寿康宫总管首领太监，非有官差亦不准到宫内、圆明园来”[60]，不仅隔断太后与外界的联系，宫内的往来也严格限制，使得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几乎处于半隔离状态。
在清帝严格的控制之下，清代宫廷较明代显得更为封闭和神秘。明代宫廷尚有不少后妃之间的倾轧和争斗被记载下来，甚至见于正史，比如宣宗朝孙贵妃与胡皇后的争位；英宗朝周贵妃对钱皇后的排挤；宪宗对大自己17岁且曾为其保母的万贵妃情有独钟，后者地位甚至超越皇后；孝宗独爱张皇后而不再册封任何其他妃嫔；世宗的妃嫔和宫女谋划“壬寅宫变”差点将皇帝杀死，世宗得救后又因此对方皇后格外感激和偏爱；神宗朝郑贵妃专宠后宫而挑起皇帝与大臣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熹宗的乳母客氏操控后宫；等等[61]。这一系列记载，让我们看到一部斗争激烈却又生动鲜活而较为真实的宫史。相较而言，清朝后宫显得毫无生气，除入关之初顺治帝为立董鄂妃为后而进行过抗争外，康熙朝以后，即后宫“典制大备”后，除乾隆帝在御制诗中表达过对孝贤皇后的情感和思念，基本没有皇帝对某一后妃格外偏爱的记载，而清宫档案中也几乎没有后妃之间相互嫉妒、争斗的事件记录，确实呈现出一派“宫壸肃清”的景象。但是这样的景象，对于研究者而言却也是一部“无情”的、刻板的宫廷史。
个中缘由，首先与清朝较明朝进一步严格和细化了各项宫规以避免丑闻有关，比如规定先帝妃嫔年未过五十，嗣皇帝不得与之见面[62]，溥仪时，虽然可以给太妃们请安，但请安时太妃宫里的宫女仍须全部退下，以示男女之间“防微杜渐”[63]，等等。其次，清帝比明帝更加严格地执行了宫廷内外隔离制度，清代秀女于旗人中选拔，使得宫廷对于普通汉人百姓乃至官员、文人而言都显得更加陌生与隔离，对内廷事务无从得知、无缘置喙。最后，雍正帝创立的“秘密立储”之制从制度上废除了立嫡、立长的做法，也客观上切断了皇位继承人与后妃位号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大臣在决定皇位继承人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不会再发生类似明朝“国本之争”的事情。因此，尽管清朝离我们更近，但我们对其宫闱之事反而知道得更少，这是清代宫廷史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在研究清代宫廷时不得不面临的境况。
注释：
[1]但事实上，两代都存在百姓或官员进献女子入宫，而宫廷欣然接纳的现象。明世宗时，有百姓自行上状朝廷，愿将自家闺女献纳，世宗以“此不系大臣献纳，可令从其所愿”，因此未经选阅而照单全收。参见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清代乾隆初年，皇帝也说海保曾给他进献两名女子，其中一名已经“拨回”，另一名显然是留在宫廷。海保系苏州织造，进献的应当系江南女子。他的这一行径引起南方织造、盐政等官员纷纷效仿，在当地对优童秀女“广行购觅”，以讨好皇帝。见《清高宗实录》卷68，乾隆三年五月，第10册第100-101页。
[2]赵翼曾论及：“按明代选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师附近之处。初两京并重，故妃后尚有南人……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不及远方，恐滋扰也。”（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注》卷32“明代选秀女之制”，中华书局，1984，第753-754页。另参见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19-20页。
[3]有关满族统治者将东北少数民族整合为“新满洲”的研究，参见陈力：《清初东北新满洲入旗研究》，《满族研究》2016年第1期。
[4]光绪十七年选看八旗秀女时，备选范围仅为“在京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官员之女”，所有外任的文武官员之女不必参选；光绪二十年改为“在京文职六品以上、武职五品以上官员之女”；光绪二十三年再次恢复为在京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官员之女；光绪三十一年也同样只选在京八旗秀女，“预备选看品级著照例办理，外任官员之女毋庸传送”。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事”，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档号：03-5553-164；“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请定日期事”，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档号：03-5558-024；“奏为明年应选秀女情形并钦定选看日期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号：03-5561-180；“著为明年备选秀女照例办理外任官员之女毋庸传送事谕旨”，光绪三十一年，档号：03-5743-088。
[5]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229页。
[6]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26页。
[7]《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7页。
[8]同上。
[9]相关研究参见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第三章“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第35-55页。
[10]黄丽君：《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台大出版中心，2020，第35-48页。
[11]《清高宗实录》卷1370，乾隆五十六年正月，第26册第383页。
[12]相关研究参见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绪论，第1-12页。
[13]杨珍：《康熙皇帝一家》，第82页。
[14]明代洪武五年规定的女官人数为93人，洪武二十八年为285人。有关明代宫廷女官的类别、职掌和人数，参见彭勇、潘岳：《明代宫廷女性史》，故宫出版社，2015，第256-261页。
[15]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
[16]同上。
[17]《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7页。
[18]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16-17页。
[19]如林延清指出，马皇后作为朱元璋的贤内助帮助其成就帝业，之后又在生活和政治等方面对朱元璋影响颇深，因此马皇后去世时，朱元璋痛哭不已，遂不复立后。见氏著《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106页。
[20]《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10-8911页。
[21]有关皇后断发的研究，参见李寅：《乾隆乌喇那拉皇后剪发事因新证》（上）、（中）、（下），《紫禁城》2009年第5-7期。
[22]《清高宗实录》卷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第27册第969页。
[23]《清高宗实录》卷310，乾隆十三年三月，第13册第81页。
[24]《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18，第4册第736页。
[25]《清高宗实录》卷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第27册第969-970页。
[26]《清仁宗实录》卷78，嘉庆六年正月，第29册第3-4页。
[27]有关明代“亲蚕礼”的论述，参见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79-83页。朱子彦则指出，明代皇帝虽然恢复了亲蚕、躬桑之礼，但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有少数几位皇后举行此礼，至明末皇帝又下诏废除了亲蚕活动。见氏著《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第169页。
[28][日]保科季子：《汉代の女性秩序——命妇制度渊源考》，转引自黄旨彦：《公主政治：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别考察》，第3页。
[29]嘉庆十六年，皇帝发现参与皇后亲蚕礼者“大率系皇后姻亲”，因而怀疑系皇后亲属欲借此机会前来“请安”，并且推断大臣命妇少的原因是“各该大臣等不令其妻恭与典礼”（《清仁宗实录》卷240，嘉庆十六年三月，第31册第236页）。此后，皇后姻亲不得再参与典礼，而大臣命妇也不积极，导致道光十二年“所有陪祀并恭从采桑”之福晋、命妇名单仅列3人；而道光十八年，陪祀的福晋、命妇人选“各旗咨报均有事故”无法参与，仅“宗人府咨送到和硕睿亲王仁寿福晋”1人“恭从陪祀”。见《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皇后举行亲桑礼派陪祀福晋命妇事折”，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四日，第210册第71-73页；“奏为皇后举行亲蚕礼派陪祀之福晋命妇事折”，道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第218册第187-188页。命妇不积极参与亲蚕礼，无疑反映出皇帝对此礼的不重视，以及皇后在命妇系统中权威的衰落。详见本书第五章。
[30]《明史》卷53“礼志”，第1355-1357页。
[31]《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三年四月，第2册第544页。
[32]《清太宗实录》卷51，崇德五年四月，第2册第679-680页。
[33]《清世祖实录》卷56，顺治八年四月，第3册第443-444页。
[34]《清圣祖实录》卷17，康熙四年十二月，第4册第255页；卷20，康熙五年十二月，第4册第286页，康熙六年十二月，第4册第342页；卷31，康熙八年十二月，第4册第427页。《清世宗实录》卷32，雍正三年五月，第7册第486页；卷44，雍正四年五月，第7册第650页；卷57，雍正五年五月，第7册第871页；卷69，雍正六年五月，第7册第1043页；卷81，雍正七年五月，第8册第67页；卷94，雍正八年五月，第8册第262页；卷106，雍正九年五月，第8册第402页。《清高宗实录》卷111，乾隆五年二月，第10册第642页；卷137，乾隆六年二月，第10册第974页；卷161，乾隆七年二月，第11册第26页；卷185，乾隆八年二月，第11册第383页；卷211，乾隆九年二月，第11册第710页；卷235，乾隆十年二月，第12册第30页；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第12册第350页；卷285，乾隆十二年二月，第12册第712页；等处。
[35]《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01，第4册第546页。
[36]以下各卷为嘉庆六至二十四年十月（除嘉庆十年、二十年）载，见《清仁宗实录》卷88、104、122、135、168、186、202、219、235、249、262、276、298、323、335、348、363。
[37]《明史》卷113“后妃传”，第3516页。
[38]相关研究参见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125-138页。
[39]《明史》卷114“后妃传”，第3531-3533页。
[40]清朝皇后的谥号都用了“孝”字也是承绪明朝的做法。
[41]《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08-8909页；《清圣祖实录》卷9，康熙二年六月，第4册第149页；卷32，康熙九年闰二月，第4册第434-435页。
[42]《清圣祖实录》卷276，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第6册第706-707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第6册第715页。
[44]《清圣祖实录》卷282，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第6册第754-755页。
[45]《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第6册第767页。
[46]《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8页。
[47]《明史》卷113“后妃传”，第3504页。
[48]吴美凤：《明清后妃制度略考》，载《故宫学刊》（总第13辑）。
[49]有关明代后妃参政的论述，参见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99-288页。
[50]同上书，第1页。
[51]相关研究参见陈葆真：《乾隆皇帝对孝圣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显示的意义》，《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31卷第3期，2014年春季号；赖惠敏：《崇庆皇太后的万寿盛典》，《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2016年第28期。
[52]《清宣宗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第36册第222页。
[53]（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39页。
[54]同上。
[55]《清高宗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第9册第147-148页。
[56]（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4“训谕四”，第38页。
[57]同上书，第40页。
[58]余新忠等：《道光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第21-24页。
[59]《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921页。
[60]《清宣宗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第36册第222-223页。
[61]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第99-288页。
[62]《清史稿》卷214“后妃传”，第8898页。
[63]溥杰：《清宫会亲见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40页。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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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
50.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51.信修明等：《太监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52.德龄：《清宫二年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3.宋大川、夏连保：《清代园寝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54.莞城图书馆编：《容肇祖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13。
55.《清高宗御制诗初集》（清乾隆十四年殿本），载《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56.《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7.（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58.《漫游纪略》，载《笔记小说大观》（八），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三、今人著作
1.于善浦：《清东陵大观》，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2.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
3.满学研究会编：《清代帝王后妃传》，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4.于善浦：《珍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
5.王佩环：《清宫后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6.左书谔：《慈禧太后》，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7.刘毅：《明清皇室》，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
8.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佟明宽、李德进：《满族佟氏史略》，抚顺：抚顺市新闻出版局，1999。
11.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2.傅波主编：《满族佟佳氏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13.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4.孙继新：《康熙后妃子女传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15.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16.朱子彦：《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的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8.李寅：《清代后宫》，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19.[美]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0.祁美琴：《清代内务府》，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21.何国松：《孝庄皇后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22.焕力：《中国后妃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3.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24.杨珍：《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25.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6.林延清：《明朝后妃与政局演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7.王佩环：《清代后妃宫廷生活》，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28.徐鑫：《香妃迷案：清宫档案与考古中的香妃》，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9.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4。
30.彭勇、潘岳：《明代宫廷女性史》，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
31.[美]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2.余新忠等：《道光皇帝》，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
33.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修订本），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
34.刘潞主编：《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清乾隆皇太后〈万寿图〉全览》，北京：故宫出版社，2019。
35.祁美琴：《清代包衣旗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36.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37.《辞源》（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8.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北京：三联书店，2018。
四、今人论文
1.单士元：《关于清宫的秀女和宫女》，《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
2.刘桂林：《孝贤皇后之死及丧葬余波》，《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2期。
3.商鸿逵：《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4.王树卿：《清代公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5.王树卿：《咸丰帝与恭亲王》，《紫禁城》1982年第4期。
6.无园：《和孝公主的妆奁》，《紫禁城》1983年第5期。
7.姜相顺：《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地位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
8.曹振卿：《溥仪乳母王焦氏》，《紫禁城》1988年第10期。
9.侯寿昌：《辽东佟氏族属旗籍考辨》，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陆燕贞：《清代皇后祭先蚕》，《紫禁城》1988年第5期。
11.杜家骥：《清代八旗制度中的“抬旗”》，《史学集刊》1991年第4期。
12.马怀良：《皇帝与乳母、师傅关系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13.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
14.于善浦：《道光后妃怨女多》，《紫禁城》1994年第1期。
15.刘潞：《论清代先蚕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
16.杨海山：《清代“玉牒不列”公主之谜》，《紫禁城》1996年第2期。
17.邓庆：《清初马齐、马武、傅恒与孝贤皇后关系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
18.刘潞：《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
19.杨珍：《领袖高门 国舅之家》，《紫禁城》1998年第2期。
20.王澈：《读档识秀女》，《中国档案》1999年第5期。
21.李凤民：《北京清宫第一太妃》，《紫禁城》2000年第3期。
22.杨永占：《清宫中的姥姥、嫫嫫、妈妈里》，《中国档案报》2002年6月14日。
23.于善浦：《乾隆帝及后妃图卷》，《紫禁城》2003年第2期。
24.杨永占：《清宫以宫女为主的女仆阶层》，载《清代皇宫礼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25.郭玉海：《乾隆设礼祭先蚕》，《紫禁城》2004年第3期。
26.刘小萌：《清朝皇帝与保母》，《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7.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载《王钟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28.常欣：《寿康宫沿革略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29.刘源：《乾隆幼女和孝公主》，《北京档案》2005年第2期。
30.杨乃济：《清帝的乳母与保姆》，载《紫禁城行走漫笔》，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31.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
32.杜家骥：《从清宫医案看天花的防治》，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33.王硕（Wang shuo）：Qing Imperial Women: Empress, Concubines, and Aisin Gioro Daughters（《清代的皇家女性：后妃与皇女》），载Servants of the Dynasty: Palace Women in World Histor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8。
34.李寅：《乾隆乌喇那拉皇后剪发事因新证》，《紫禁城》2009年第5-7期。
35.刘琴丽：《论唐代乳母角色地位的新发展》，《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
36.定宜庄、邱源媛：《清初“浑托和”考释》，《燕京学报》2010年第5期。
37.聂晓灵：《论满蒙初期政治关系与孝庄文皇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1期。
38.聂晓灵：《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满族研究》2011年第4期。
39.赵玉敏：《乾隆帝后宫中的汉女妃嫔》，《兰台世界》2011年第5期。
40.春花：《孝庄太后尊佛译经对清代宗教政策的影响》，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1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41.杜家骥：《清代皇子、皇女之齿序及相关问题考析》，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1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42.刘潞：《孝庄——名满天下的清朝睿智皇太后》，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1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43.邱仲麟：《阴气郁积——明代宫人的采选与放出》，《台大历史学报》2012年第50期。
44.赵玉敏：《道光帝“玲常在”出身与名号考补》，《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45.滕绍箴：《佟图赖支系族属旗籍考辨》，载《满学论丛》（第三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
46.强光美、陈鹏：《清代请安折初探》，《历史档案》2013年第3期。
47.乔治忠、孔永红：《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齐鲁学刊》2013年第2期。
48.滕德永：《清代帝后万寿点景述论》，载《故宫学刊》（总第9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49.杨珍：《顺治朝后宫的特征》，《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8日。
50.陈葆真：《乾隆皇帝对孝圣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显示的意义》，《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31卷第3期，2014年春季号。
51.陈思涵：《和硕端静公主考述》，《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3期。
52.定宜庄：《关于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3.王妍：《清康熙帝生母佟氏家族旗籍与民族属性考析》，《满族研究》2014年第2期。
54.徐凯：《佟国纲家族八旗“旗籍”考释》，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14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55.赵岩：《简述文武兼备的佟国维》，《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7期。
56.黄丽君：《一枝独秀？——道光朝以后内务府完颜氏家族的当差与经济状况》，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90期，2015年12月。
57.林姝：《奉养东朝之所的兴建——寿康宫的肇建始末》，《紫禁城》201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