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变迁也是词汇系统演变的动因之一，但我们时常因先秦两汉语料地域性的不明晰而在这一时期的方言研究中举步维艰。地域色彩更为鲜明的简帛文献出土后，为进一步推动这一时期的方言研究提供了更好的语料。
一 简帛文献方言词研究概述
谭步云的《先秦楚语词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1998年）、范常喜的《上古汉语方言词新证举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2月19日）及刘信芳的《楚简释读与〈方言〉补例试说》（《文献》2010年第3 期）揭示了简帛文献中的方言词语；张燕的《帛书〈老子〉词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以“其”为例讨论了帛书《老子》单音词的北楚方言色彩；王颖的《包山楚简词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4年）考察了包山楚简与睡虎地秦简用词的不同，体现了秦文献与楚文献用词的地域性差异，其中一部分词语也是方言词。以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一是可以补充一些方言词。如睡虎地秦简载：
盗者长须（须）耳，为人我我然好歌无（舞）①，疵在肩，臧（藏）于刍弃中，阪险，必得。（睡虎地《日书》甲76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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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子今断句为“盗者长须（须）耳，为人我我然，好歌无（舞）。”如此恐割裂了“我我然”与“好歌无（舞）”的联系（详下文论系），故此处仍依整理者的断句意见。
整理小组：“我我，容貌美好貌，亦作娥娥、仪仪、峩峩。”①《方言》卷1曰：“秦曰我（按：注曰：‘言娥娥也’），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轻”即“轻巧”，与下文“好歌舞”正相印证。故“我我”可进一步释为“容貌美好而身体轻巧的样子”。秦简正与《方言》相合，“我（娥）”为秦地方言。
再如简帛文献载：
[1]尚九：乖苽，见猪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柢，后说之壶，非寇 厚，往，愚雨则吉。（马王堆《易》睽卦）
[2] 六五：哭稀之牙，吉。（马王堆《易》大畜卦）
[3] 有攸往，见凶，羸豨复适属。（马王堆《易》垢卦）
例1的异文作：
[4]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今本《易》睽卦）
[5] 上九：揆伽，见豕负涂，载□□□， □□□□， □ □□□，□寇昏佝，往，遇雨则吉。（上博《易》模卦）
[6] 易卦[其义曰：睽]ft，鬼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枫，后说之壶，此之胃（谓）也。（马王堆《缪和》）
[7] □□： □□，见豕负涂，载□一车，□□□□， □兑之壶，非寇昏媾，往，遇雨则吉。（阜阳《易》睽卦）
例2的异文作：
[8] 六五：豮豕之牙，吉。（今本《易》大畜卦）
[9] 六五：芬豕之牙，吉。（上博《易》大畜卦）
例3的异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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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 页。
[10]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蹒躅。（今本《易》垢卦）
从中可以看到，今本《易》3则辞例中的“豕”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中作“豨”，上海博物馆藏竹书、阜阳汉简《易》则与今本相同作“豕”，这表明“豕”、“豨”至少在汉初无别，都是“猪”的意思。《方言》所云：“南楚人谓猪为豨。” 郭璞《〈尔雅〉注》载：“今亦曰彘，江东呼猪，皆通名。”说明“猪”在汉魏晋时期是楚地方言词。马王堆汉墓帛书岀于楚地，正与此相合。
再如清华简《皇门》3—4载：“自𨤭（厘）臣至于又（有）贫（分）厶（私）子，句（苟）克又（有）京欠（谅），亡 （无）不 （懔）达，献言才（在）王所。”《方言》卷2载： “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小。” “私子” 即“小子”，应系方言用法。①
二是以往研究多着眼于用简帛文献材料与《方言》互证，而简帛文献中所反映的先秦及汉初的方言词分布情况虽或与方言一致，但也有与《方言》不一致的现象，或则不见于《方言》的记载，其往往是与词语的历时演变相对应的，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较少。第二章我们已经讨论了简帛文献所见一些方言词 的演变，如“逆”与“迎”等，以下我们再讨论两组方言词在简帛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二 简帛文献方言词演变举隅
（一）舟/船
扬雄《方言》卷9载：“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说文解字•舟部》：“舟，船也。”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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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连龙：《〈逸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邶风》：‘方之舟之。’传曰：‘舟，船也。’古人言舟，汉人言船。毛以今语释古，故云舟即今之船也。”张双棣认为：“舟” 与“船”是一对“方言同义词”①。魏德胜则认为：“‘舟’、‘船’虽有方言差异，但很快都进入了通语，从典籍看，二词并不存在方言差异。至战国时期，二词同义，同时见于书面语 中。”②黄金贵认为：“文献中‘舟、船’并用，都是航运船总称，其相对之别：‘舟’，文言词，多称小船；‘船’，口语词， 多称大船。”③朱城认为：“考察先秦材料，‘船’比‘舟'出现确实要晚一点，其来源也有地域上的差异。……但从战国开始，船就进入通语，与舟并行不悖了。”④管锡华认为：“‘船’进入 书面语是在战国初期，至迟不晚于战国中期。但战国至秦，‘舟’的使用仍然占绝对优势。而到了《史记》，‘船’占了绝对优势，基本替代了‘舟’，‘舟’成了古词语，绝大多数只保留在成语成词之中。《史记》给我们提供了‘船’替代‘舟’的准确时间是西汉。……在‘船’进入通语之前，‘舟’在通语中不会只指小船。……从用‘船’的最早文献《墨子》来看，‘船’初入书面语，确有指大船的倾向。……战国末年到秦代、汉初，二者在书面语中反映岀来的是完全的等义。……从科技史 的角度看，‘舟'在独用的漫长时间中，由指小船发展到了既指 小船也指大船。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方言进入通语一般不会等 义，因此‘船’先进入时指大船是有可能的。但‘船'具有较 强的生命力，在不长的时间内，不是替代‘舟’的大船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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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9页。
② 魏德胜：《〈韩非子〉语言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1 页。
③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岀版社1995年版，第1315 页。
④ 朱城：《汉语词汇史琐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是具有了‘舟'的各义值，以至与'舟'形成等义，也就是由指大船发展到了既指大船也指小船。词汇发展的规律往往是，等义总要淘汰一方，因此到《史记》出现了‘船’替代‘舟’、‘舟’变成古词语的情况。”①汪维辉认为：“‘舟’和‘船’都见于先秦典籍，但‘船’的出现要晚于‘舟’，始见于战国文献，使用频度大大低于‘舟'。……两者只是地域方言的差别，词义相同。也许在扬雄记录《方言》的时候这种差别还存在。这两个词在正统的文言词汇系统中一直长期并存着，但口语的情形并非如此。现代汉语各地方言几乎都只说‘船’而不说‘舟'，这种局面在口语中的形成，至少可以上推到西汉后期。”② 吴吉煌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舟'是上古汉语中对‘舟船' 的最早称名。……‘船’在文献中的使用晚于‘舟’而略早于‘船’，大概始于战国初期。……从战国中期以后，‘船’指称‘舟船’的用法逐渐兴起，并在西汉时期取代‘舟'成为主导词。”③
上述研究在“船”代替“舟”的时间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对于“船”、“舟”在战国时期的地域分布情况的认识还有讨论 的余地。
在睡虎地秦简中只用“船”，不用“舟”，“船”共出现了 6 次，都用于“船行”这一搭配，如：
[1] 丁卯不可以船行。（睡虎地《日书》甲97）
[2] 六壬不可以船行。（睡虎地《日书》甲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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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锡华：《古汉语词汇研究导论》，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版，第314-319 页。
②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③ 吴吉煌：《从〈方言〉看几组词语的历史更替》，载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7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2—224 页。
秦国陶文、玺印文字屡见“船”，如：
[3] 船司空丨都船工〼|都船丨都船兵丨都船丞印
以上记载的大都是秦国主管船运的官吏之印，应该能代表当时的口语情况。而在战国中期晚段的楚系金文中则用“舟”，如“鄂君启舟节”载：
[4] 屯三舟为一䑸，五十䑸，岁一返。
虽然鄂君启舟节与秦简的时间未必完全相当，但结合传世文献,“舟”、“船”的方言差异在战国时即已存在，关西用 “船”，关东用“舟”。而且至晚在战国中晚期的秦地，“船”已经在口语中代替了“舟”。
里耶秦简、岳麓秦简中全部使用“船”，如：
[5]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樛敢言：前日言竞陵荡阴狼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禅（？），以求故荆绩 （积）瓦。未归船，狼嘱司马昌官，谒告昌官，令狼归船。报曰：狼有逮，在复狱已、卒史衰、义所。今写校券一牒，上谒言已、卒史衰、义所，问狼船存所。其亡之，为债券移迁陵；弗亡，谁属？谒报，敢言之。/九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却之司空：自以二月叚（假）狼船，何故弗早辟、报，今而誧（甫）曰，谒问复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知）所居，其听书从事。（里耶8—134）
[6] 令居费目取船，弗与，谩曰亡=，不定言论，及言问，不亡，定谩者皆，遣诣廷。问之，船亡，审沤枲，廼甲寅夜水多，沤流包船=𠿉（系）绝，亡，求未得，此以未定。（里耶 9—981）
[7] 船隧毋庑。（岳麓《为吏治官及黔首》2176 + 1501）
[8] 船人不敬（警）。（岳麓《为吏治官及黔首》1528）
里耶、岳麓属于原楚国之地，二者皆用“船”，说明随着秦的统一，秦语言在公文语言中有所扩张，至少在其统治区内公文类文体的语言中应已全部用“船”。
在汉初法律文献、遣册文献中，也只用“船”，不用 “舟”，如：
[9] 船人渡人而流杀人，耐之；船啬夫、吏主者赎耐。其杀马牛及伤人，船人赎耐；船啬夫、吏赎䙴（迁）。其败亡粟米它物，出其半，以半负船人，舳舻[负二]，[徒负]一；其可纽𣪠（系）而亡之，尽负之，舳舻亦负二，徒负一；罚船啬夫、 吏金各四两。（张家山《二年律令》6—8）
[10]民船五丈。（虎溪山①）
[11]船一艘。（凤凰山M8；《散见简牍合辑》683）
以上三种皆为汉初时的文献，汉王朝的统治中心为关中地区，故在其发布的法律、公文文献中使用“船”可能是沿袭了秦地语言。不过综合另外两种文献凤凰山汉墓遣册及虎溪山汉简也用“船”，我们认为张家山汉简用“船”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其文体要与中央政府的语言一致。凤凰山汉墓出土地为湖北江陵，在汉代初期多数时间是属于汉王朝直辖的南郡，而虎溪山汉简出土地在湖南沅陵，属于沅陵侯国，这说明，汉代初期，至少在汉中央直辖的湖北江陵地区及临近的地区已有部分民众日常口语中用“船”，而且我们怀疑其分布范围要比现有文献材料呈现出 的范围大一些。
与公文简、遣册简不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简中的典籍文献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全用“舟”，如：
[12]杅木为周（舟），剡木而为楫，济不达，致远以不达，盖取诸奂也。（马王堆《易•系辞》3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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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整理者所作释文未加简号。
[13]士人请辞，又曰：人力所不至，周（舟）车所不达，请为加服之。（马王堆《缪和》63行）
[14]齐桓公与蔡夫人乘周（舟），夫人荡周（舟），禁之，不可，怒而归之，未之绝，蔡人嫁之。（马王堆《春秋事语》42）
[15〕使民重死而远送〈徙〉。有车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马王堆《老子》64-65）
[16]越人与吴人相恶也，当其同周（舟）而济也，相救若□……（银雀山《孙子兵法》117—118）
[17]禹作舟车，以变象之。（银雀山《孙腹兵法》350）
[18]舟车之险、濡轮之水、山陵、林陆、丘虚、片且（沮） 泽、蒲苇、平䓪（荡）、尺（斥）鲁（卤）、津洳、涂淖、大 畝、深基、经沟、下泽，𣿐（测）水深浅，邑之小大，城……（银雀山《王兵》870—871）
从区域性上看上述文献大多可以确定为关东人的作品，不过结合同地区的秦简、汉简遣册类文献来看，地域性恐怕不是形成这种局面的全部原因。上述文献形成时间多最终要早于汉初，而抄者又受书面语言习惯的影响①保留了其用词的面貌，所以时间及书面语言的承继性也是它们用“舟”的影响因素。
（二）矢/箭
《方言》卷9：“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镀；关西谓之箭。”《释名•释兵》：“矢又谓之箭。”《说文解字•竹部》：“箭，矢竹也。”《急就篇》卷3：“弓弩箭矢铠兜鉾。”颜师古注：“以竹为箭，以木为矢。”不过黄金贵据《三齐略记》 所载“蒲似水杨而劲，堪为箭也”与《东观汉记》所载“伐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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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在战国及汉初传世文献中有显著体现。
园之竹治矢百余万”指出颜师古的说法有误①。《太平御览》卷 963引《字统》曰：“箭者，竹之别形，大身小叶曰竹，小身大叶曰箭。箭竹主为矢，因谓矢为箭。”黄金贵认为：“在上古文献中，箭乃箭杆之称，而不是箭的总称。……魏晋以前，尤其在上古，‘箭'大体是箭杆之称，与‘矢’乃有区别疽②史光辉认为：“‘矢’和‘箭’最初在使用上可能有地域差别。……作为一种武器的名称，在口语中‘箭’取代‘矢’在东汉中期以后就完成了，汉魏时期的佛经语料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在正统的文学语言中，这一过程则缓慢得多，两者并不同步。直到唐代，在口语性强的中土文献中，‘箭’对‘矢’的替代才大致完成。”③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在早期，“矢”可作为“箭矢”的泛称，而“箭”则是制作“矢”的“箭竹”，二者不是同义词。从目前的文献材料来看，先秦时还未出现“箭”作“箭矢”义的例子。《墨子•非攻》载：“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史光辉认为此“竹箭”与“羽旄、幄幕、甲盾”等行军打仗之物并用，怀疑已是用材料来代指作战工具了④。其实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竹、箭、羽、旄常常并用，如：
[1]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轻重乙》）
因此，这里的竹箭、羽旄、幄幕等都是军备材料，而非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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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岀版社1995年版，第151 页。
② 同上书，第150—155页。
③ 参见史光辉《常用词“矢”、“箭”的历时更替考》.载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167页。
④ 同上书，第160—161页。
作战工具。汉简中亦有相似用法，如：
[2] 制诏纳言其□官伐材木取竹箭，始建国天凤□年二月戊寅下。（居延汉简95.5）
“竹箭”与“取”搭配，“箭”指的也是“箭竹”。《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黄金贵认为矫者是箭杆，但又认为浑言则是箭矢①，史光辉则认为“箭”就作“箭矢”义②。《淮南子•汜论》载：“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相比较而言可知所谓“矫箭”中的“箭”是原材料，“矫”义为“矫曲为直”，最终成品才是“矢”。
秦简、汉简中“矢”或指“矢箭”的整体，如：
[3] 某亭校长甲、求盗才（在）某里曰乙、丙缚诣男子丁，斩首一，具弩二、矢廿。（睡虎地《封诊式》25）
[4] 毋以酉台（始）寇〈冠〉带剑，恐御矢兵，可以渍米为酒，酒美。（睡虎地《日书》甲112贰一113贰）
[5] 强矢尽于郭中。（银雀山《尉缭子》507）
[6] 战国者，外修（修）城郭，内修（修）甲戟矢弩。（银雀山《守法》767）
[7] 越服，矢一笥，缮缘。（罗泊湾）
或可代指“矢箭”的一部分，如：
[8] 以桃为弓，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则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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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 页。
② 参见史光辉《常用词“矢”、“箭”的历时更替考》，载浙江大学汉语史研 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睡虎地《日书》甲27背壹—28背壹）
[9] 程：一人一日为矢卅，羽矢廿。今欲令一人为矢且羽之，一日为几何？曰：为十二。（张家山《算数书》131）
“矢”与“羽”相区别，显然可指“矢箭”的一部分。在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矢”常常指“箭矢”，如：
[10]弃矢廿四□（居延新简E. P. T4：65）
[11]〼□茹矢案䖟矢〼 （居延新简E. P. T27 ：56A）
[12]□弃矢七，羽幣。（居延汉简45.14）
[13]橐矢四，毋鍭。（居延新简E.P.T65：141）
[14]弃矢五十，其四十六完，四毋茎。（居延新简 E. P. T58 ：75 ）
或无鍭，或无茎，或羽币，恰说明其是由茎、羽、鍭构成的整体。汉简中有表示“矢箭”义的“箭”，女□：
[15]第八隧稾矢箭。（敦煌汉简1468）
[16]弃矢箭五十。（居延新简E. P.T65： 304）
[17]平虏隧䖟矢箭。（居延新简E. P. F22： 628 A）
[18]广地南部言永元五年六月官兵釜硙月言簿。……陷坚羊头铜鍭箭卅八枚……䖟矢铜鍭箭五十枚……凡弩二张，箭八十八枚。（居延汉简128. 1）
例18中的“箭”因其包括“䖟矢”“铜鍭”两部分，显然非指“箭杆”，而是“矢箭”之称。例15、16、17中的“箭” 指的也是“矢箭”，而“矢”则指“箭杆”，或用“藁”或用“䖟”制成。汉简中还有若干“箭”的用例，应该也是“矢箭” 之称，如：
[19]箭一，弓二，犊丸各一，箭十二。（敦煌汉简279）
[20]累虏候长，弓箭四发。（居延汉简83. 3A）
[21]宪带剑，持官弩一，箭十一枚。（居延新简E. P. T68：26A）
因为永元是东汉和帝的年号，所以“箭”指“矢箭”的局 面至晚在东汉初年左右已形成。那么之前的情况如何呢？与例 18相对应有如下数例：
[22]稾矢铜鍭五十，其十二𢇛呼，卅八完。（居延新简 E. P. T48 ： 17）
[23]䖟矢铜鍭四百五十。（居延新简E.P.T6： 72）
[24]建武三年七月乙酉朔丁酉，万岁候长宪敢言之，徙署，癸巳视事，校阅兵物多不具。窦何辞，与循俱休，田循服六石弩一，稾矢铜鍭百，铠、鍉、瞀各一，持归游击亭，循、何□（居延新简 E. P. F22： 61）
这说明“矢”或指“箭”除去“鍭”的一部分，而“稾矢铜鍭”、“䖟矢鍭锻”可指“箭”的整体。与例18相比，“稾矢铜鍭”其实指的就是“稾矢铜鍭箭”，而简文多见“橐矢铜鍭”，“囊矢铜鍭箭”却用例甚少，结合例15、16、17，我们怀疑“稾矢铜鍭箭”的说法相比于“稾矢铜鍭”是晚出的。
综上所述，“矢”在战国、西汉或指箭的一部分，这可能也是其地位下降的一个诱因；至晚在东汉早期的公文类简牍文献中，“矢”或指箭，或指箭的一部分即箭杆，“箭”则指箭的整体，“箭”的一些用例为我们观察这一更替性演变提供了绝佳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