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形成主要包括作者与时代两个问题，作者又往往包含文献形成地域的问题。《墨子》城守诸篇的年代及作者问题以往有过较多的讨论，我们这一节重点以《墨子》城守诸篇为例来讨论简帛文献词语的历时研究对于文献形成问题的价值。
一 《墨子》城守诸篇与其它各篇的方言差异
苏时学首创《备城门》作者为秦人说，他认为：“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世之言。若《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男子，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①蒙文通认为：“自《备城门》以下诸篇，备见秦人独有之制，何以谓其不为秦人之书？”②岑仲勉进一步指出：“（十一篇内）所记官称，如役司马、都司空、次司空、丞、校、亭尉、门尉、县侯、中涓等，尚未见于其它六国，城旦之刑亦然，因此，认为这几篇最少一部分是秦人所写，殆已毫无疑问。亦唯如此它的文体何以与战国时东方齐鲁、三晋的作风不同，才能得到合理解释。”③以上说法虽不全确，但却为我们认识城守诸篇的性质提供了思路。李学勤认同苏时学《城守》各篇非一时所作的说法，并指出：“城守各篇或称‘公’或称‘王’，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篇中屡称禽滑厘，墨学这一支派大约是禽子的徒裔。”④
学者多有从语法、词语、文字入手论证《墨子》城守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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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载中华书局编辑部主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4页。
为秦人所作者，除了上文所述官职名称等词①，李学勤指岀《墨子》城守诸篇中“端”（故意）、“杂”（共）等常用词的特殊义项的使用与秦简用法相当②，张国艳指出“节”与“即”等字的用法也符合秦人的用字习惯③。另外，《墨子》城守诸篇中还有一些常用词的用法也与秦简相一致，而与城守之前各篇不同， 以下选择两组加以补正《墨子》城守诸篇的秦地方言特点。
（一）燔
前文我们得出了结论：“燔”与“焚”有方言之别，“燔”适用于秦地及周边地区，东方各国则主要使用“焚”。
《墨子》城守诸篇中用“燔”，如：
冯埴外内，以柴为燔。（《墨子•备城门》）
火发自燔，燔蔓延燔人，断。（《墨子•号令》）
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之。（《墨子•杂守》）
其它各篇则用“焚”，如：
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墨子•兼爱中》）
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墨子•兼爱下》）
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墨子•节葬下》）
这至少说明了《备城门》、《号令》、《杂守》三篇带有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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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来看由官名证《墨子》城守诸篇为秦文献未必准确，因为秦的很多官名在汉代也在使用。
②参见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载中华书局编辑部主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2-333页。
③参见张国艳《假设连词“节”、“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 门〉以下诸篇的成书年代》，《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言色彩。
（二）船
前文已经得出结论，战国时秦地及周边地区用“船”，其它地区用“舟”。《墨子》中“舟”与“船”的出现频率比①为 32：6，第43章《经说下》之前各章及第49章《鲁问》用“舟”，如：
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墨子•辞过》）
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墨子•兼爱下》）
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苹。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 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墨子•节用上》）
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墨子•节用中》）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钓之，进者强之，量其钓强之长，而制 为之兵。（《墨子•鲁问》）
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墨子•非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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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数字中包括“舟车”、“轻舟”、“船人”这样的复音词中“舟”、“船” 的岀现次数。
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墨子•非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