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境像下的清朝礼制文化》
作者：夏桂霞
简介：
《《红楼梦》镜像下的清朝礼制文化》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包括：《红楼梦》中的居家服制礼、《红楼梦》中的婚姻礼制文化、《红楼梦》中的宗法礼制文化、《红楼梦》中的奴婢制度、《红楼梦》中的满族文化等。
卷首弁言
曹雪芹料定“红楼”知音难求，在《红楼梦》开篇楔子中就曾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砚斋也一再提醒读者：“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①可见《红楼梦》藏有“奥妙”和“奇巧”。
一、“红楼”觅知音，“谁解其中味”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红楼“解梦”者，人头攒动，此起彼伏，像《好了歌》注解那样：“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二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代代相传，经久不息。
（一）红学“解梦人”及其流派
最早的《石头记》评点者，当属脂砚斋、畸笏叟、梅溪、松斋、棠村等人，这是一群生活在曹雪芹周围的亲朋故友；嘉庆朝及以后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也属于这类性质。他们或传抄、评点《红楼梦》，或指明其情节年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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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脂砚斋全评石头记》，霍国玲、紫军校勘，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文中夹批。
最早的“红楼”题咏评论者：明义①作《题红楼梦》绝句20首；永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绝句；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土》；曹雪芹好友敦敏作《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敦诚作《寄怀曹雪芹》悼芹诗等，他们都对《红楼梦》有所题咏和评论。
“红学”研究进入20世纪初，高潮迭起，形成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②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③及以王国维为首的“小说批评派”④三大痴派。
产生于“文革”前后的红学者。这一代“解梦人”，研究方法表现出“多元一统”的特点：主题多元、手法多样、多学科切入，但最终都未超出20世纪初“家世”（曹学）与“本子”（版本）的研究范畴。
（二）20世纪初“三大流派”各自特色
1．“索隐派”的种种推测
(1)“索隐派”的源流可追溯至清中叶。乾嘉时期的“索隐派”，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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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注①：“……明义……等均与曹雪芹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又，敦敏、敦诚、永忠均曾与明琳、明义交游……”。笔者注：明义，字我斋，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傅恒的二兄傅清之子，大约生于乾隆初年。
② “索隐派”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邓狂言著《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社，1919年版），阚铎著《红楼梦抉微》（天津大公报，1925年版），景梅九著《1934年4年版》，潘重规著《红楼梦新解》（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9年版）和《红楼梦新辨》、《红学六十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及《红学论集》（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红楼梦血泪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等等。
③ “考证派”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俞平伯著《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红楼梦研究》（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吴恩裕著《曹雪芹的故事》（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版）、《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吴世昌著《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
④ “小说批评派”的其他学者及其著作：李辰冬著《红楼梦研究》（正中书局，1945年版），王昆仑著《红楼梦人物论》（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初版；1983年，三联书店重版），李希凡和蓝翎合著《红楼梦评论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何其芳著《论红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蒋和森著《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1981年再版）、《红楼梦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刘梦溪著《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胡文彬和周雷合著《红学丛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
为《红楼梦》是写：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和珅家事；张侯家事等①。
(2)清末民初的“索隐”著作。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红楼梦索隐》②，他们在该书中“索隐”出了清世祖（顺治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然而，这一结论被后世红学家盂森用史实推翻了③。
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出版《石头记索隐》④，他对《红楼梦》总看法是：“《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先生评定《红楼梦》主旨，将其定位于“反满吊明”政治小说。
刘梦溪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这是《石头记索隐》的可取之处；甚至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定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汉人唾余’，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⑤”。
2．“考证派”对史料的挖掘
(1)胡适先生是兴“考证派”的创导者。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1922年又发表《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被红学界认定为“考证派”的开山之作。1928年至1933年，胡适又撰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和《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两篇论著也属于考证范畴，前者介绍和考证了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了庚辰本。胡适先生从历史学的范畴，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比较接近实际，至少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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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写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比程伟元、高鹗印行程乙本只晚一年多。周春在这篇随笔中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出社，2005年版，第140-141页。
②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中华书局，1916年版。笔者注：在该书第6-7页有这样一段话：“至于董妃，突以汉人冒满姓。……因汉人无人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适大兵下江南，……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此论点被后世红学家孟森推翻。
③ 孟森在《董小宛考》一文中以确切的史料考定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死于顺治八年，活了二十八岁。而清世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比小宛小十四岁。当小宛去世时，世祖不过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两个人“年长以倍”，不可能发生如传说中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④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铅印本。
⑤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出社，2005年版，第165页。
同时期的“考证派”主要红学家还有俞平伯先牛。俞平伯于1922年竣稿《红楼梦辨》，1923年4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俞著是从文学鉴赏方面进行考证，重点放在辨析《红楼梦》文本上，尤其专注于对高鹗续书的研究。
(2)“考证派”的集大成者当属周汝昌先生。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先生关于“红学”考证的代表作。周先生1947年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论文；1962年在《光明日报》上连载《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雪芹》。这一系列著作，周汝昌先生重点放在考证曹雪芹家族历史和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事迹上。在考证曹雪芹家世生平方面，周先生颇多真知灼见。但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等方面的研究，刘梦溪先生认为：“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就是史湘云，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①
(3)“考证派”其他学者。除胡适、周汝昌主将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曹雪芹家世及《红楼梦》版本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包括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和朱淡文在1982年发表于《红楼梦学刊》第3期上的《曹寅小考》等，都将曹雪芹的家世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除此以外，“考证派”在有关《红楼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3．红学“批评派”的源起及发展
红学“批评派”严格来说，应分为“评点派”②和“小说批评派”③两个方面。
(1)红学“评点派”创始于清中叶。乾隆时期的脂砚斋们，当属于最早的“红学评点派”。在作者写作之时，脂砚斋们就参与了小说创作，他们一边帮助雪芹整理、誊抄，一边加入自己的评点、批注。这些脂批，为后世研究《红楼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随着程、高本《红楼梦》间世以来，参与评点《红楼梦》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有嘉道时期的王希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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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出社．2005年版，第108页。
② “小说评点”之特点：“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参见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5页。
③ “小说批评”之特点：“小说批评则要求有美学理论和一定的小说观作为参照物。”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新之、姚燮等；至清末，哈斯宝和王伯沆二位的评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2)红学“批评派”的源起。王国维于光绪30年(1904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这标志近现代“红学批评派”的兴起。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运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思想，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可谓其彻悟了《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堪称《红楼梦》的真正知音，不愧为“红学批评派”开路人。
继王国维之后，1915年《小说海》发表了季新的《红楼梦新评》；1920年《小说月报》刊载了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及吴宓发表于《民心周报》上的《红楼梦新谈》等，这些论著都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探讨《红楼梦》。然而，由于受当时蔡元培与胡适间的论战之冲击，王国维开创的红学“批评派”的声音被淹没了。
红学“批评派”自出生之日起，其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更深入一步的红学批评文章才有所出现，当时出版的论著有：牟宗三的《红楼梦悲剧之演成》（1935 -1936年，刊于《文哲月刊》），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 (1948年，刊于《文讯》)；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1945年，正中书局印行)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1948，年初版)等有影响的红学论著。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红学批评派”出现了主题多元化的倾向，同时也受到“文革”左倾思潮的影响，走过了一些弯路。自80年代以后，“红学批评派”出现了兴盛气象：“国内各出版社出版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著，约有36种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王国维以来有70年历史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的总和”。①
诚然，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其红学研究经久不衰，成果汗牛充栋。然而，这部旷世奇书，至今还留下许多令人猜不透的“谜”和解不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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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梦溪：《红楼梦与中国百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 288页。
二、谁能猜“谜”，谁能解“结”
有关《红楼梦》研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争吵不断。常言道：“道理越辩越明”，但似乎不适合于《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一书自序中说了一句大直话：“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①的确如此，红学研究至今，还留下了许多难破之“谜”和难解之“结”。
（一）“红学”研究，剪不断，理还乱
红楼解“梦”，可谓热闹非凡。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坛上第一流人物几乎都已卷入红学争吵之中，且乐此不疲。长期以来，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譬如：钗黛谁优谁劣？出现了“拥钗派”和“拥黛派”的对立。如何评价后40回的价值？有学者视续作为“仇寇”，斥之“狗尾续貂”；有学者认为，补作很有价值，《红楼梦》得以广泛流传，程、高二人功不可没。《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索隐派”认为，不但有反满思想，而且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主旨就在于反清复明上；也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曹雪芹的祖上早已人旗，不可能有反满情绪。曹雪芹祖上籍贯问题，周汝昌、李玄伯主张河北“丰润说”；冯其庸认定为辽东的辽阳和沈阳。有关曹雪芹生卒年份及“字”“号”的争论，“不仅他的生卒年一直存在着争议，甚至连他的‘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他的生年，现在主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即康熙54年乙未；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公元1724年，即雍正2年甲辰。他的卒年，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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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他卒于公元1763年，即乾隆27年壬午除夕；为一种说法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即乾隆28年癸未除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初春，即乾隆29年甲申岁首。现在大都倾向于第一种看法。“①
除上述问题以外，还存在第64回、第67回的真伪问题；曹家旗籍问题；靖本“迷失”问题等等。这些长期争议不休、悬而不决的问题，在红学界，已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争吵焦点。
（二）猜不透的“谜”，解不开的“结”
胡适曾讥讽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是“牵强附会”式的“猜笨谜”。可别说，曹雪芹藏在《红楼梦》中的许多谜底，真叫人猜不透。譬如，贾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其中的“是非”指什么？“虎兔相逢”又暗示了什么？“虎兔”是否暗含干支纪年？作者本意指的是哪一年与哪一年的“相逢”？又如《好了歌》中的“家事消亡首罪宁”，宁国府子弟做了什么不堪之事，招来了贾府灭顶之灾？曹雪芹是否完成了《红楼梦》全书写作？后40回是否含有曹雪芹的佚稿内容？《石头记》是否遭到乾隆与和珅的查缴和销毁？②删却脂批的120回本《红楼梦》，是否遭到乾隆与和珅的篡改？脂砚斋是何人？曹雪芹到底是曹颙的儿子还是曹频的儿子？后40回的作者是否就是高鹗？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发现新的历史资料，它们将有可能成为红学界永远解不开的“谜”，成为“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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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6次印刷。
② 霍国玲、紫军在校勘《脂砚斋全评石头记》时所作的《序》中，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其一，《红楼梦》曾写完过，为百十回；其二，《红楼梦》的后三十回是作者自己砍去的，作者留给后世的是带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其三，删却脂批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遭到乾隆与和砷篡改并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其三，删却脂批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遭到乾隆与和珅篡改并制的刊印本；其六，程高本是遵照乾隆与和珅的旨意出笼的”。
三、为何藏“谜”，为何成“结”
一部《红楼梦》现已成了显学，还有那么多的“死结”令人解不开！几近“玄学”和“梦魇”了。难怪曹雪芹担忧他的“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为什么《红楼梦》令人费解呢？脂砚斋在《石头记》第1回眉批中提醒过我们：“这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①
曹雪芹用了哪些“烟云模糊法”呢？使世人解不开“红楼”中的“哑谜”。作者明明担心《红楼梦》知音难求，又为什么要用“烟云模糊法”“瞒蔽”读者的眼？很显然，曹雪芹是为了逃避“文字狱”，不得已而为之。
（一）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
康、雍、乾三朝“文字狱”高潮迭起，最高统治者常常将“文字狱”作为镇压和禁锢汉族文人反抗意识的一种手段。
1．康熙朝的“文字狱”
康熙元年(1662)至2年(1663)的庄廷铣《明史》案，最高统治为了杀一儆百，凡与此案有关联的人全数逮捕，入狱人数多达2000余人，斩决70余人，其中凌迟处死者达18人。康熙50年( 1711)至52年(1712)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等百余人处斩，数百人被流徒。另外，还有康熙4年(1665)的邹流骑刊刻《鹿樵纪闻》案和5年(1666)的黄培“逆诗案”；21年(1682)的“朱方旦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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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甲眉③。
2．雍正朝的“文字狱”
雍正在位13年，据统计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将近20起。雍正3年(1725)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4年(1726)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被指“雍正去头”案；7年(1729)曾静、吕留良“反清著述”案及谢济世“毁谤程朱案”和陆生楠“讥讽康熙”案；8年(1730)徐骏（笔者注：清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作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定为“逆诗”案，徐骏被处决，等等。
3．乾隆朝的“文字狱”
乾隆朝较雍正时期，其“文字狱”更为剧烈频繁。终观乾隆时期，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多达120多起。从乾隆16年(1751)至41年(1776) 25年间，“文字狱”就多达70多起。乾隆16年(1751)“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波及全国，被缉捕的人犯上千；20年(1755)又发生胡中藻“一把心肠论浊清”文字案，等等。
上述的这些“文字狱”都是发生在曹雪芹生前或在世的时候。身处康、雍、乾“文字狱”十分惨烈的背景下，曹雪芹撰写《红楼梦》，他若不在文本中藏“谜底”，使用“烟云模糊法”能行吗？正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才会有那么多的“谜”，让后人猜不透；有那么多的“结”，令世人解不开。
（二）“真事隐”，“假语存”的《红楼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使用“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式的“瞒蔽”写作手法，使《红楼梦》达到了以“假”掩“真”的效果。那么曹雪芹使用哪些蔽眼术呢？
1．借神话，拟“石兄”，掩盖了《石头记》中的现实性
曹雪芹假借古典神话故事，为我们虚构了一个神仙境地——“太虚幻境”。《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太虚幻境”中的“情僧”、“情痴”、“情种”，她们幻化人形下凡偿还前世风流孽债。贾宝玉是女娲炼石剩下的一块顽石，幻化成赤瑕宫里的神瑛使者下凡，黛玉是西方灵河岸边的一株绛珠草，托胚下凡偿还神瑛使者的灌溉之恩。大观园里的薛宝钗、秦可卿、晴雯等，都是“太虚幻境”中的使者，她们分别从“痴情司”、“春感司”、“秋悲司”里下凡汇聚于贾府，各有各的情份未了，下凡造化劫世。所以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故事，既无“朝代”、“地域”可考；宝玉、黛玉等又无“年纪”可查。天上神仙无年龄，神仙不老。曹雪芹以“虚”掩“实”，虚化了《石头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空间。
2．假作真，真亦假，“瞒蔽”了江宁织造曹家事
贾府“钟鸣鼎食”般的富贵生活，折射了曹家在江宁“白玉为堂金作马”般的富有。曹雪芹将过去的生活，尽量以“烟云模糊法”，将“真事隐”去。他写贾（假）府、甄（真）府，贾（假）宝玉、甄（真）宝玉，采取“假作真”“真亦假”虚实混合法，使人难以辨别《红楼梦》中的叙事真伪。
曹雪芹将“抄家”前的江宁富贵生活作当“一场春梦”来写，定名为《红楼梦》，其主旨也于如此。曹公还借用了萨满教“飞翔”、“分身”、“昏迷术”等手法，使贾宝玉时儿“梦”，（“幻”，时儿“痴”“狂”，以少儿般的“痴”与“狂”，“梦”与“幻”，喊出了许多作者想要骂的话，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心中的块垒。
3．虚中露实，实中有虚，构画出贾府的衣食住行
《红楼梦》中的衣食住行，除了遵循“朝代”、“年代”、“地域”、“邦国”无考，“真事隐”，“假语存”的总原则外，由于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在全国推行“剃头易服”高压政策；为了保持满族本色，清廷禁止满族妇女缠脚。因此，满族男人的“发辨”，女子的“天足”，成了当时文人骚客不敢涉足的“禁区”。
《红楼梦》以描写贵族生活为主旨，贾府主子、奴才们的衣食住行，不能不写。为了逃避“文字狱”，曹雪芹采用了“画家，真‘烟云模糊法”，虚中露实，实中有虚，真真假假地构思、绘画出《红楼梦》中的衣食住行。
(1)汉族女子的小脚，非写不可时，写得很隐蔽；写满族女子的“天足”，巧用“皮靴”替代。曹雪芹写汉族女子的脚，小心谨慎，遮遮掩掩，前写后删，几度修改。
(2)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干脆不写男女发式，全书只写了三个小孩子的“杩盖儿”。
(3)《红楼梦》中对主人服饰描写特多，且突出了贾府贵族富贵气派。贾府主子们的服饰，材质高档名贵，做工精细考究，款式多种多样，色彩多彩华丽。但若去考究《红楼梦》服饰的“原型”，胡文彬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服饰“亦古亦今，亦汉亦满，亦南亦北，亦官亦民，似似非非，难以确指。”①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服饰并未完全淹没“旗袍”个性，曹雪芹多次写到满服独有的“箭袖”。除此以外，曹雪芹还有意突出了北方游猎民族服饰特征，即喜穿皮服。文本中各种不同的裘服，府首可拾，数不胜数。
(4)曹雪芹以当时南北园林为“底本”，用他那巨椽彩笔为世人艺术绘画出“占了大半条街”的国公府和“神仙境地”大观园。“索隐派”不必费尽心思地去寻找国公府及大观园的“原型”，她是曹雪芹名园艺术“集锦”。但曹雪芹并未完全虚化北方民居特色，文本中多次写到贾府的“地炕”、“火炕”、“土炕”及“影壁”和满族的“排插（笔者注：板墙）”。
(5)贾府宴席虽多，但写主子具体吃什么较少。曹雪芹不写贾府饮食，独独在第49回特写“脂粉香娃割腥啖膻”。曹雪芹的用意是什么？很显然，“烧烤鹿肉”，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打猎“野炊”的习俗。又譬如，除夕前乌进孝给宁国府送来的“年货”，都是东北特产。东三省是清朝的“龙禁”之地，清廷皇庄多在此处。曹雪芹这是在提醒读者，所谓“无朝代年纪可考”，那是“蒙人”的“假话”；有“巨眼”的人，一眼就能看穿《红楼梦》演义的就是清朝满族贵族的故事。
总而言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煞费苦心地以“虚”掩“实”，以“假”乱“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逃避雍乾时期的“文字狱”。清时“文字狱”之惨烈，不只是曹雪芹这个“罪臣包衣之后代”惧怕，终清一代读书人，为了生存，他们都不敢涉足时政，只得沉潜于“古义”之中，故此清朝“考据学”达到了全时，正是其思想文化禁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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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442页。
四、无意“解谜”，只求“镜像”
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曾说过：“《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的确如此，《红楼梦》中的思想文化极为丰富，她记录了康雍乾社会的全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其内容涵化了清朝的居家礼制、丧服守制、婚姻制度、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奴婢制度、爵位继承、萨满文化、满族习俗、法律制度诸多方面。
《红楼梦》思想的深邃性，笔者无能力对其全面涉猎和讨论。文本中的诸多“谜底”，笔者也无能力去破解。本拙作无意“解谜”，只求对《红楼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试图从礼制文化、法律制度等视角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红楼梦》中的艺术化了“史事”，也许就是曹雪芹亲身经历过的，或许是他亲眼所见的；多数的“故事”，则有可能是他从现实生活“原型”中高度概括出来的。总之，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红楼梦》中的“故事”，尽管经过了艺术加工，但她绝非是“空中楼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艺人术再现。任何作家，她只属于她那个时代。假若曹雪芹没有经历家世的衰败，生活如突变，《红楼梦》也决不可能诞生。有学者说贾宝玉就曹雪芹的影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2013年3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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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