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曹雪芹巨著《红楼梦》中脍炙人口的男主角，评论家们历来认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笔者认为，贾宝玉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带着浓厚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逃避现实社会的厌世者，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已经看到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和黑暗，想用佛道教义来劝戒世人淡泊名利，人善从流，以此来补救“苍天”。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批判和对抗封建社会制度。笔者试就这个问题谈点肤浅的认识，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钟情“木石情缘”，向往婚姻自由，但又屈服于封建婚姻礼教
在仙界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的“绛珠仙草”，后幻化托胎到姑苏城的林黛玉，自幼多病，又无兄弟姊妹，不幸幼年丧母，被外祖母史太君接到贾府。初见由“神瑛侍者”托化红尘的舅表哥贾宝玉时，她就大吃一惊，“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P36)而贾宝玉也有同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P37)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宝黛二人系前世仙缘的“木石情缘”。贾宝玉与林黛玉自小儿一起长大，此二人真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林黛玉初到贾府，“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P52)宝黛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P52)在第27回中又写道：“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P315)正是这种耳鬓厮磨，情趣一致，才使他们“情投意合，又愿同生同死”。（P830)
与“木石情缘”相对的，还有人力所为的宝玉与宝钗之间的“金玉姻缘”。然而金玉之间的志趣大相径庭：宝玉对科举功名深恶痛绝，而宝钗一有机会就劝他读书上进，宝玉对此极为反感，曾痛斥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P431)后来宝玉对湘云、袭人也说过，“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P387）“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P431)可见宝黛二人都淡泊名利，志趣相同，情意相通，心心相映；而宝钗贪慕功名利禄，与宝玉志趣相背，情意相离，貌合神离。
宝玉钟情于黛玉，对人力所为的“金玉姻缘”不予认可。曾多次在黛玉面前表示过“木石”婚姻意向，也曾在梦中对宝钗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P437）在《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顰》回目中，宝玉因恐黛玉离去而引发痴癫，这已经向贾府表明了他倾情黛玉的心迹。然而宝玉对婚姻自主的向往，对黛玉的一往情深，只敢在梦中、病中喊喊而已，当贾府统治者出于家族利益考虑，选择了有权势、财势，健康、世故的皇商之女薛宝钗，以“金玉婚姻”毁灭“木石前盟”时，而贾宝玉只能束手无策、逆来顺受，不敢作半点抵抗，乖乖地接受了“金玉姻缘”。虽然说贾宝玉接受“金玉姻缘”是处于病痴状态中，且又是后四十回高鹗的笔墨，也未必符合曹雪芹的旨意，但纵观前80回，贾宝玉也从未有过主动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实质性行动。贾宝玉在争取婚姻自主方面，其表现是软弱被动的，他只空有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并没有挑战封建礼教家长包办婚姻的胆识，甚至能违背心愿地屈从封建社会伦理纲常，服从父母包办婚姻之命。尽管贾宝玉在后40回离家出走，但他并不是为了决裂于婚姻。所以说，贾宝玉的一生，实质上并没有反抗、违背封建婚姻礼教制度，因而我们就没有理由给他冠上“勇于背叛封建婚姻制度”的头衔。
贾宝玉对自己的婚姻如此，对同胞姊妹婚姻也是如此。二小姐贾迎春由贾赦抵债嫁给了中山狼式的孙绍祖，落得个“一载赴黄梁”的悲惨结局；同父异母的三小姐贾探春，由父亲贾政作主远嫁他乡，贾宝玉也是不闻不问，更没有为了姊妹们的幸福而同封建家长包办婚姻作抗争。譬如，当得知贾迎春在孙家倍受虐待时，贾宝玉提出要将迎春接回贾府，永不让她回孙家的想法，当母亲王夫人讥笑他这种想法幼稚时，宝玉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二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被活活地折磨死。所以说贾宝玉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婚姻，还是对待同胞姊妹们的婚姻，只空有向往自主的愿望，而没有对抗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斗志，我们又怎能褒奖他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呢！
二、痛斥仕途“禄鬼”，渴求男性解放，但不否定降统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要求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封建社会以“科举”取“士”，男性要融入上层社会，惟独只有走“科举”之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一旦科举中第，便可立身扬名、光宗耀祖、飞黄腾达。这是封建社会赋予男性“科举”的“专利”；在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性至上的封建社会里，男性主宰着社会的一切。
贾宝玉生活于清中叶，正处“科举”盛行之时，又出生于“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百年的贾府，元妃、贾政、王夫人等对他寄予了安邦治国，鼎盛世家的厚望，希望他能“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乐于与脂粉裙钗为伍，以“风月诗酒”为乐；而最鄙弃功名利禄，痛恨“仕途经济”。譬如，贾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是讲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P53)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可见他对“仕途”、“功名”厌恶到何等地步！宝玉对“敲门砖”式的八股文十分厌恶：“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P1069）宝玉对“八股”文章这样地讨厌，哪里还肯读呢！然而，他“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P268）有时还要遛出大观园，与优伶戏子猜拳喝酒，以此为乐。
贾宝玉不务正业，不求功名的反世俗行为，很自然地遭到世人的“百口嘲谤，万目睚眦”，（P65)被人嘲讽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P36)连奴才兴儿都蔑视他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P856)贾府当权者对他这种随心所欲、不务正的行为大加痛斥：贾母骂他是“祸胎”；王夫人责他是“混世魔王”；贾政对他恨铁不成钢：“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经。看仔细站腌臢了我这个地，靠腌臜了我这个门！”(P108)痛斥他将来是要“弑父弒君”的不肖孽障，甚至要“结果了他的性命”，将他勒死。
贾雨村是科举仕途的典范，贾政有意让宝玉见识见识，而贾宝玉对贾雨村的来访表现出极度的反感，常常背后痛斥他为“国贼禄鬼”。对“禄鬼”的蔑视，对“仕途经济”的厌弃，一心只想厮混于内帏裙钗之中，过着“富贵闲人”的生活。在第36回中，宝玉对袭人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不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P438-439)他把厮混于脂粉裙钗之间的生活看成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归宿。
综上不难看出，宝玉这些有悖于封建家长要求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要求个性自由、男性解放的具体表现，是对男性角色独担安邦、治国、平天下社会责任的逃避；是对男性立身求名、性别束缚的争脱，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不愿意管事儿，不愿意“担担子”负责任，与世无争，只想过着“自然”、“无为”的纨绔生活。
在清王朝中期，贾宝玉这种痛斥“仕途”、“禄蠹”的行为，是具有超前意义的。当代许多评论家据此认为，这是曹雪芹要求个性解放思想超前的表现，也是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光彩照人的魅力之一；并以此断定这就是贾宝玉反叛封建社会的内在表现。但笔者认为，虽然宝玉有痛斥“仕途经济”的言行，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叛逆封建文化。尽管他曾慷慨大呼“焚书”，但他又极度推崇《四书》，他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P38)笔者认为，曹雪芹凭借贾宝玉对大观园脂粉裙钗的认识，大书特书凤姐、宝钗、探春等治家的才干，觉得巾帼才能不输须眉，理应担当安邦、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他所见到的清朝官僚，要么像贾雨村之流，无德无耻、利欲熏心；要么像贾珍之流，整日荒淫无度、无所事事；要么像贾政那样，有德无才、碌碌无为。由此贾宝玉羞于同他们为伍，愿意远离尘嚣，躲在“大观园”里，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不读“八股”，不图名利，但他并不否定、背叛封建皇权和“匡时济世”的儒家文化。恰恰相反，他由衷地敬仰儒家“匡时”、“济世”的精神。第77回写他向袭人解释大观园海棠突然枯死半边时说：“若用大题目比，就像孔子庙前桧树，坟前的蓍草，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他就枯干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几次。”《P1009》孔子是儒家学派的“万世宗师”，在贾宝玉心中具有极其神圣的地位，诸葛亮、岳飞是历史上的忠臣良将，贾宝玉把他们与孔子相提并论，可见对他们“辅国安民”，“匡时”、“济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贾宝玉大骂那些“须眉浊物”，说他们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P438）他只反对无才无德的官僚，一味地“沽名钓誉”，不懂“君臣大义”，置君、弃国于不顾，并不反对贤臣“匡时济世”之精髓；更没有反对皇权政治，反而称皇权为天道、圣贤，予以大力颂扬。因此可见，贾宝玉并不否定传统文化，也不反对皇权统治，我们就没有理由牵强地称他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贾宝玉虽不愿读“八股”、“中科举”，而对自己的“无才去补苍天”，却曾在小说开端说过“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P1)，流露出深深的自责和惭愧，可见他并不是有意违抗父愿。贾母也曾说：“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P718)由此可见，贾宝玉深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并不背叛传统文化。
三、景仰女子才情，睡弃男性角色，但不反对“一夫多妻”制度
作者曹雪芹在第1回开篇明旨地指出：“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P1）这段文字告诉读者，作者要借宝玉之口，大大赞颂那些胜于须眉的脂粉英雄们。在曹雪芹的笔下，十二裙钗个个花容月貌，聪慧过人：黛玉是“心较比干多一窍”；（P37）宝钗是“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小及”；（P52)三姑娘探春更是“才自清明志自高”；冷子兴称凤姐是：“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P23)这些红楼巾帼，不仅容貌似花如玉，并且个个知书达理，才智过人。王熙凤不必说，荣国府的大管家，连老祖宗贾母都戏骂她为“猴精”；“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在治家理财上，探春、宝钗更胜熙凤一筹。只可惜，这些千金小姐、贵族少妇、婢女仆妾，个个逃不脱“干红一窟，万艳同杯”的悲惨命运：元春入选凤藻宫，年纪轻轻的就忧郁地死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贾迎春嫁给一个中山狼孙绍祖，只有一年光景，就被折磨致死；探春被迫远嫁，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不复返；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削发为尼，与孤灯寺佛为伴；李纨守寡一生，望子成龙，而结果仍是“枉与他人作笑谈”……那些婢女们的苦痛虽然在形式上与十二裙钗有所不同，晴雯“风流灵巧招人怨”，其悲惨命运如出一辙。作者对这些清净的女子给予了极高评价和无限同情，在“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这种尊重、同情女性的精神，更是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的。
作者曹雪芹同“男尊女卑”的社会反弹琵琶，大力赞扬女性的才能。他借宝玉之口，把男性贬为“粪泥浊物”；又借焦大之口，大骂贾府的不肖子孙；“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P92)贾府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贾赦、贾琏、贾珍、贾蓉之流一味的淫乐；惟一的正人君子贾政，也不过是一位于家、于国无望的庸才。贾府的男人是多么的令人失望，又有什么能耐让那些脂粉英雄，“清净的女儿”对他们尊从和折服呢？所以贾宝玉斥责男人“浊臭逼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贾宝玉心中，现实中的男性都已堕落，能值得他敬重的男儿，寥寥无几，只有眉目清秀得像女儿，薄名重情，“乖僻邪谬”，性情相投的那几个人：“情种”秦钟i优伶蒋玉涵、“逸士高人”柳湘莲。贾宝玉通过观察官场中的男性及贾府男性的丑陋行为后，得出了女儿是“极尊贵、极清净的”结论，从而喊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P19)的至理名言。由此可见，女性在他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说他是一个背弃男性角色的女性崇拜者，也言之不过！
贾宝玉对女性才情的景仰和对男性角色的反感，可谓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他甚至认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P756)还以周瑞家的为例，恨恨地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子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P1005)这段表白，足以表明贾宝玉对男性角色的唾弃。宝玉对男性角色的背弃，还表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
1．喜好艳丽服饰，乐于厮混在脂粉裙钗间
爱美一向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爱美被看作“女儿气”，会受到世人的轻视，但宝玉却喜欢戴精美的香袋，穿漂亮的衣服。且看第3回宝玉第一次出场的外貌描写：“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P36)活脱脱是一个女性的模样。至于喜欢吃女孩子唇上的胭脂，更是女性化至极的表现。尤三姐说宝玉：“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P857)。湘云也说他，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袭人在第34回中说：“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P410)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胚不成。他一味地吟风弄月，与裙钗们一起饮酒作诗为乐。在第71回中他明确地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P928-929）
2．忒“婆婆妈妈”，毫无男子阳刚之气
凤姐、袭人就曾说过，宝玉忒“婆婆妈妈”的。他是个花开花落也流泪的人，常干些女子摘花葬花的事情。“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传统男子刚强的表现；而宝玉则不然，在前80回中，明确写到宝玉的哭，就多达19次。宝玉好哭多情，处处表现出女性角色的气质。
警幻仙姑由此说：“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P65)宝玉这些有悖于男性角色的言行，是难以被传统封建社会所接受的，所以历来被世人嘲讽为“于国于家无望”的“草莽”。但宝玉我行我素，唾弃“男尊”，独尊“女儿”，“那管世人诽谤！”宝玉的这些不被世人理解的乖张言行，是他背弃男性角色、景仰女性才情的超时代的意识表现。正因为如此，有许多评论家认为贾宝玉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是一个敢于同封建社会抗争的叛逆者、勇士。然而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
尽管贾宝玉有些推崇女性的精辟论断，也有一些亲近、泛爱贵妇、奴嬋的举动。但是，贾宝玉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主张过“男女平等”，也从没有抨击过对妇女奴役压迫最深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甚至可以说，贾宝玉是认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甚至还认为它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现象。譬如，在他深深爱着黛玉的同时，他占有着袭人，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将来袭人就是他“屋里人”。他甚至当着黛玉的面，引用《西厢记》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P308）语句，这不是明明在说，把黛玉变为“宝二奶奶”后，要将紫娟收为“屋里人”作为他的小妾吗？他同金钏调情时说：“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P364)从宝玉这些行为来看，贾宝玉对“一夫一妻多妾”制和主奴关系是确认的，习以为常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中最不合理、最违背人性的东西，它对妇女精神上压迫和肉体上摧残是最深重的，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这一封建意识的最集中表现。当香菱被夏金桂折磨濒临死亡时，宝玉竞悟出，悲剧的根源在于女孩子婚后变坏了，是患了妒病所为。贾宝玉看不到“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反动本质，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背叛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所以，我们又怎能美誉他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主张“男女平等”的时代“新人”呢？
四、寻找“补天”良方，沉溺佛教仙道，皈依“空门”，复本如初
在明清时期，我国佛道思想盛行，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不可能不受当时的佛道思想影响。从《好了歌》及甄士隐“注解”《好了歌》、《飞鸟各投林》的内容来看，可以说佛道思想贯穿于《红楼梦》的始终，文本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
释家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客观事物与现象，统统称之为“色”，认为“色”属于人们认识上的幻觉，其本质原本都是“空”无的。譬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就曾认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世俗人生，如梦幻一般。文本中的贾宝玉可谓是“神奇”、“梦幻”般的人生：宝玉是天界“神瑛侍者”的化身，含玉而生，“行为偏僻性乖张”。像神仙一样的人物：他可“神游太虚境”，聆听“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先知先觉贾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梦幻般的人生：梦媾秦可卿，梦遇甄宝玉，梦见晴雯死后来别，梦至地府寻访林黛玉。全书的情节，“人生如梦”，“梦中人生”，故称为“红楼”中的“梦”。贾宝玉参禅，填《寄生草》，固妙玉贺帖，自署“槛外人”。“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P819)处处表明宝玉悟空一切、万境皆空的心境，所以他最终能将“功名”、“金银”、“娇妻美妾”统统割舍掉，潇潇洒洒地回归佛界，做他的“空空道人”去了，最终回到仙界“大荒山”中的“青埂峰下”，“顽石”复本如初。
道家思想在贾宝玉身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宝玉读《庄子》、续《庄子》。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过，要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建立一个无挂无碍、绝对自由的王国；“无为”即“有为”是庄子的理论核心。提倡天然就是最佳状态，任何外加的矫饰都是多余的，都是一种破坏。宝玉从小深受贾母溺爱，在“内闺”中同天真无邪的女孩子们“厮混”，不受任何世俗的污染，保留着“天赋禀性”，做着“富贵闲人”，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争脱着封建“科举”的约束，不为名利而累，处在“无为”的自然状态中。
老子曰（《老子》第67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要求人们“无所不爱”或“至大之爱”。宝玉的“意淫”、“博爱”行为就是这种思想的充分体现。他不但对众姊妹处处体贴入微，对他周围的丫环侍女，也是怜爱有加。龄官“划蔷”淋雨，他则站在雨中替她担心：“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P366)玉钏服侍他喝汤，他自己烫了手，反而问玉钏“烫了那里了？疼不疼？”；(P426)晴雯生病，他亲自为她煎药。宝玉的这些“泛爱”思想还表现在爱一切生物上，“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P427)可以说，贾宝玉的一言一行无不是遵佛循道，俨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在后40回中，高鹗述宝玉“科举”中第后“悬崖撒手”，皈依“空门”。有人认为这是高鄂的败笔，笔者则认为，这正是高鹗对曹雪芹创作旨意的升华。宝玉恪守人伦道德，以“科举中第”来“孝敬”父母；又不忘遵循老子的教诲：“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第9章）。这更能说明宝玉聪明灵慧，不是不能“中第”，而是将一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看成过眼云烟，将其抛弃。这是佛道“色空”思想在他身上的极致表现，也是作者曹雪芹试图以佛道思想，来规劝那些利欲熏心的“禄蠹”，要其净心寡欲、入善从流，从而达到作者“救世”、“补天”的目的。
当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看得很深、剖析得很透时，他在寻找着救世良方。但就曹雪芹所处的历史时代、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等因素而言，他不可能成为反封建的“先锋”、资产阶级的“新人”，更不会找到“补天”救世的良方。然而曹雪芹这些“补天”思想，在文本中看似是浑沌模糊的，有时甚至似前后矛盾令人难以理解的，故而造成了读者对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理解上的众说纷纭，把握不定。而笔者对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的理解，试就以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来分析阐释它，有些看似矛盾的东西，都能找到合理的答案：贾宝玉向往婚姻自主，视黛玉为知音，但又屈服封建婚姻礼教，是他遵从《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父母国人皆践之”的儒家古训；景仰女子才情，但不反对“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他墨守“夫为妻纲”的结果；痛斥仕途“禄鬼”、抛家弃妻、皈依“空门”，复本如初，是他淡泊名利，“自然”、“守静”、“无为而治”道家思想的极至表现。
然而，我们又如何理解贾宝玉敬仰诸葛孔明、岳飞“匡时”、“济世”的儒家“入世”与释道“出世”容于一身的现象呢？笔者认为，宝玉身上的释道“出世”思想，归根到底是为儒家“人世”思想服务的，也正是《红楼梦》“经历过家族的兴衰荣辱，目睹了清朝官场上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现实，已深深地看清了封建社会的弊端，从而也认识到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恰恰是人们难于摆脱功名利禄诱惑的最大障碍，仅仅靠儒家“仁义道德”的说教，是很难改变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P975)的险恶世态。所以曹雪芹只好去求助于释家的“人生哲学”和道家的“人格理想”，以释家的“色空”之说来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以道家的“清净无为”来劝戒那些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之徒。从而达到老聃所倡导的“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的理想境界。作者曹雪芹怀着这个“补天”幻想，“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塑造出了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的“怡红公子”，幻想凡尘世间，人人都能像贾宝玉那样，鄙弃功名利禄，淡泊荣华富贵，有一颗“大慈大悲”的菩萨之心，那么这个世界不就是一个充满欢乐纯真的“大观园”吗？一个曹雪芹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吗！ ‘
综上所述，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兼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带有浓厚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的，且又看透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封建社会的遁世者，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更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超时代“新人”。所以我们不能人为地、脱离实际地拔高他的形象，否则就曲解了作者曹雪芹创作旨意和文本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