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时代的北魏皇帝们是在黑毡上完成即位仪式的，他们既是北魏的皇帝，也是拓跋的可汗。然而，从历史发展来看，华夏传统下的皇帝与内亚传统下的可汗，并不能在一个统治者身上均衡存在，北魏政权的内亚性事实上发生了或快或慢的衰减。高欢所主导的孝武帝举毡立汗仪式，以及同一时期或稍后在东、西魏（以及北周和北齐）出现的所谓“反汉化”倾向，也并没有扭转北朝后期内亚性逐渐消退的趋势。
然而，内亚性的这种衰减过程，不同于过去常说的“汉化”或“民族融合”，因为从内亚性的退出或变形，可以看到历史更层叠的关联，以及更多向的变化。
注释：
[1]János M. Bak, Introduction: Coronation Studies—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János M. Bak, ed., Coronations: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onarchic Ritu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p. 1.
[2]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93—113页。又参看尾形勇：《中国の即位仪礼》，载井上光贞等编《东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九卷，东京：学生社，1982年，第21—48页。
[3]金子修一：《年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第431—561页。又请参看金子修一：《中国古代と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第196—222页。关于古礼考察的政治史意义，请参看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1—118页。
[4]魏收《魏书》称元脩为出帝，这应该是高欢政权在元脩西奔关中后对他的称呼。西魏方面在杀死元脩后谥之为孝武帝，显然并未得到东魏方面认可。唐修《北史》不采出帝而以西魏谥号为称，应当是遵循了魏澹《后魏书》的做法。
[5]《魏书》卷一一《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7年，第332页。
[6]《北史》卷五《魏本纪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70页。
[7]Peter A. Boodberg, 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Northern Dynasties,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 (1939), pp.230-283. 此文后收入卜弼德文选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 P. Coh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265-349。
[8]虽然卜弼德有关中国古籍稳定的每行字数的说法对于我们理解许多校勘问题是有启发的，但具体到《北史•魏本纪》这一条，我以为不可拘泥其说，因为《北史》详于或略于《魏书》的地方很多，多数都无法用每行22到24字的方式来解释。
[9]《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20年，第1084页。
[10]《隋书》卷五八《魏澹传》，第1595页。标点未依原书。
[11]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见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65—366页。
[12]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65页。
[13]比如，《资治通鉴》记斛斯椿奉高欢之命寻访元脩下落，向元脩所亲近的王思政打探，王思政先说“须知问意”，斛斯椿回答“欲立为天子”，王思政才带他去见藏匿于洛阳城西田舍间的元脩，这个细节不见于《北史》。见到元脩之后，惊惶中的元脩与王思政之间有一段很生动的对话，元脩问王思政：“得无卖我邪？”王思政说：“不也。”显然暗示会有好事。元脩再问：“敢保之乎？”王答曰：“变态百端，何可保也！”都是很有趣的问答，放到那个波谲云诡的历史情境下更是意味深长。这些对话在《北史》里只有元脩初见时惊惧之下的“非卖我耶”一句。见《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4823页。当然，也有些独见于《北史》，而《通鉴》故意不予采用的，如《北史》记元脩梦见人对自己说“汝当大贵，得二十五年”，以及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见《北史》卷五，第170页。这些大概都是元脩被拥立之后，甚至是在元脩与高欢交恶之后，由元脩自己及他身边的人造出来的神话，自然为《通鉴》所不采。《北史》这些记载的史源，理当也是魏澹《魏书》。
[14]《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第324页。
[15]《魏书》卷一〇《孝庄帝纪》，第303页。
[16]《魏书》卷一一《后废帝纪》，第329页。
[17]“一年三易换”语出前废帝（节闵帝）元恭被废后所写的小诗，“三易换”指高欢同时废元恭、元朗而立元脩，见《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第328页。该诗全文是：“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
[18]何德章：《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62页。
[19]“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语出李崇于孝明帝时所上论明堂表，见《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599页。
[20]北魏后期史料中有两个朔州，一个指以盛乐为州治的朔州，一个指怀朔镇所改的朔州。在高欢崛起的时期，盛乐朔州已改名云州，朔州之名专属原怀朔镇。这里的朔州仍指原盛乐镇。
[21]《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237页。
[2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2页。
[23]《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86页。
[24]拓跋珪称帝之前的天兴元年四月，“进（略阳公拓跋）遵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顺进封毗陵王”，同时“祠天于西郊”，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6页。祀天与封王同时，显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以华夏传统来看，拓跋珪称王，臣下亦称王，伦次僭乱。但从内亚传统来看，拓跋珪是可汗，高高在上，其他人称王并没有改变已有的政治秩序。当然，两个传统间的冲突，终以半年多后拓跋珪的称帝获得调适。
[25]《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88页。请注意，这里的标点并未悉依中华点校本，我自己作了一些调整。
[26]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1—7页。
[27]关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西郊祭天，特别是关于祭天方坛上所立木杆的性质与数量，请参看罗新《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收入本书。
[28]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167—168页。
[29]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收入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107页。
[30]《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266页。
[31]王恽：《中堂事记》卷中，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四部丛刊本。
[32]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页。
[33]庾信：《庾子山集注》卷一三，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12页。
[34]《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019年，第1091页。
[35]《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097—1098页。
[36]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京都：全国书房，1948年，第225—279页。
[37]《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100页。
[38]《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1092页。
[39]《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96—2999页。
[40]护雅夫：《游牧骑马民族国家》，东京：讲谈社，1967年，第78—118页。
[41]《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第909页。
[42]丹尼斯•塞诺：《大汗的选立》，党宝海译，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7—188页。
[43]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pp. 306—318.
[44]《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212—5213页。
[45]《辽史》卷四九《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6年，第930页。
[46]Karl A.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 274.
[47]关于绞勒新可汗的脖颈致其昏迷后说出在位年数，请参看罗新《耶律阿保机之死》，亦收入本书。
[48]校勘本《元朝秘史》卷八，乌兰校勘，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8页。
[49]Louis Ligeti,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1, p. 171.
[50]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51]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291—293页。
[52]‘Ata-Malik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lated from Persian by John Andrew Boyle, Vol. 1,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9. 中译本，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53]Frère Hayton, La Flor des estoires de la Terre d’Orient,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part 2,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6, pp. 111-363. Reprint: Farnborough (Hants):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54]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37, Bloomington: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 2003, p. 29-30.
[55]虽然留存至今的海敦旅行记中没有立汗仪式方面的记载，但亚美尼亚王及其从行者的见闻的丰富程度，一定远远超出旅行记本身，国王的侄子亦从中受益良多。这个旅行记的英文本，请参看The Journey of Haithon,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Mongolia and back, A.D. 1254 1255, in: E. Bretschneider ed.,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vol. I,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Ltd., 2001, pp. 164-172. 这个旅行记的中文译本《海敦纪行》，请参看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5—31页。
[56]John of Plano Carpini, History of Mongols by John of Plano Carpini, in: Christopher Dawson ed., The Mongol 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5, pp. 62-63. 中译本见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62页。
[57]关于西蒙•圣宽庭所参加的这次道明会修士使团出使蒙古，最详细的研究出自Gregory G. Guzman在辛辛那提大学毕业时提交的博士论文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1245-1248,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68. 该论文未曾出版，但Guzman发表了多篇论文，都是从博士论文中节选的。
[58]最早注意到这一描述的是亚美尼亚裔瑞典蒙古史专家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男爵（1779—1851），他在《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帖木耳》中特别提到这一描述与加宾尼等人的记录存有歧异。M. Le Baron C.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s-Khan jusqu’à Timour Be ou Tamerlan, Amsterdam: Frederik Muller, 1852, vol. II, pp. 200-201; vol. III, p. 79.
[59]Bertold Spuler,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lga and Stuart Drummond,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8, pp. 87-88. 此书没有说明这一材料出自西蒙修士的报告，而是混在加宾尼的《蒙古史》的各章节中，容易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这些记录出自加宾尼。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可能是在《历史之镜》中，二者本来就是夹杂在一起的。请参看Gregory G. Guzman, 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1245-1248, pp. 7-30。
[60]Gregory G. Guzman, 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1245-1248, p. 28 & p. 73.
[61]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西蒙•圣宽庭《鞑靼史》的高质量汉译本，是张晓慧从让•里夏尔（Jean Richard）的法译本翻译过来的，发表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43—279页。与本书所引相对应的译文在第四章《西蒙关于贵由登基的记述》。兹不避繁冗，转录张晓慧的译文于下，供有兴趣的朋友参照对读：
公元1246年，被人们称为歌革（Gog）——汗的贵由，被选举为鞑靼人的君主。所有的贵族都聚集起来，中间放置一把金椅，让可汗坐在上面，他们在他的面前放了一把剑，对他说：“我们愿意、我们要求、我们命令你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君主。”他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想要我成为你们的国王，那么你们每一个人是否已准备好做我命令你们的任何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把我要求你们杀死的人置之死地？”所有人都回答：“是的。”他说：“既然如此，那么从此以后我的嘴就是我的剑。”所有人都同意了。在此之后，他们将一块崭新的毡子放在地上以便坐在上面，说道：“抬头看神明，回首是坐毡。如果你把你的国家统治得很好，如果你慷慨大度、遵从正义、敬重王侯、依次而行，那么你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所有人都会臣服于你的统治，神明会赐予你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如果反其道而行，你就会如此悲惨、下贱、贫穷，以至于你连拥有坐毡的权力都没有。”言毕，他们让大汗的妻子坐在这块毡子上，让他们两个高坐其上，大声公开宣布他们成为鞑靼人的君主和皇后。之后他们为新君主带来大量的金钱宝石和窝阔台汗宝库里珍藏的所有东西，让他随意处置。他也投桃报李，在下令为他将珍藏的财宝保存起来的同时，分散给各个王侯。
[62]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p. 31-32.
[63]此书原名《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Tajziyat al-amṣār wa-tazjiyat al-a’ṣār），一般简称为《瓦萨夫史》。
[64]关于瓦萨夫及其著作的简明介绍，请参看Seyed Soheyla Dadgar Bolhasani and Dr. Jalil Tajlil,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Tarikh-i, Vassaf and Its Author, i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JBASR), vol. 3, no. 4 (April 2013), pp. 963-967。
[65]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p. 31-32, note 82.
[66]Thomas T.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8.
[67]阿拜这一段话，我并没有找到原书对勘，全据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及其巩固》，《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第70—80页。
[68]Johann Schiltberger,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Schiltberger, a Native of Bavaria,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1396-1421, Translated by J. Buchan Telfer, London: The Kakluyt Society, 1879, p. 48.
[69]《汗之礼物》的作者是Muhammad Vafā Karmīnagī（1685—1769）。
[70]Ron Sela, Ritual and Authority in Central Asia: The Khan’s Inauguration Ceremony, pp. 12-14.
[71]Arminius Vámbé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64, p. 356. 需要说明，万贝里强调这一仪式仅仅实行于希瓦和浩罕，而不见于布哈拉，至少在他旅行的那个时代是准确的，因为布哈拉的埃米尔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不能称汗，自然也就没有举毡立汗的仪式。
[72]Leonardo Olschki, The Myth of F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p. 47.
[73]Mary E. Burkett, An Early Date for the Origin of Felt, in: Anatolian Studies, Vol. 27 (1977), pp. 111-115.
[74]Berthold Laufer, The Early History of Felt,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2, No. 1 (1930), pp. 1-18.
[75]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 translated by M. W. Thomp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illus. 147, 148, 149, 154, 173.
[76]Peter Alford Andews, Felt Tents and Pavilions: The Nomadic Traditio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Princely Tentage, London: Melisende, 1999, two volumes.
[77]Manabu Waida, Notes on Sacred Kingship in Central Asia, in: Numen, Vol. 23, Fasc. 3 (1976), pp. 179-190.
[78]《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列传》，第454页。
[79]《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3623页，
[80]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4页。
[81]Louis Ligeti, Le Tabgh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in: Louis Ligeti ed., in: Mongolian Studies, Budapest: 1970, pp. 265-308.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注2。
[82]《辽史》卷四九《礼志一》，第930页。
[83]拉施特：《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9页。
[84]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217页。
[85]Rashiduddin Fazlullah, Jami‘u’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English translation & annotation by Wheeler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ear East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998, part II, p.312.
[86]《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638—639页。
[87]《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第565页。
[88]《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第909页。
[89]丹尼斯•塞诺：《大汗的选立》，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67—188页。
[90]Douglas Morton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7, p. 97. 又请参看Ibn Fadlā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 Arab Travellers in the Far North,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ul Lunde and Caroline Sto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pp. 156-157。
[91]Richard Frye, 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a Tenth-Century Travel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5, p. 77. 又参见Ibn Fadlā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 Arab Travellers in the Far North, p. 57.
[92]Zeki Velidi Togan, Memoirs: National Existence and Cultural Struggles of Turkistan and Other Muslim Eastern Turks, translated by H. B. Paksoy, North Charleston, SC: CreateSpace, 2012, p. 18.
[93]Maulana Mirhaj-Ud-Din, Abu-Umar-I-Usman (b. Serāj-al-Din Jowzjāni), Ṭabaqāt-i 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Including Hindustan, and the Irruption of the Infidel Mughals into Islam,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ersian manuscripts by Major H. B. Raverty, London: Printed by Gilbert & Rivington,1881, vol. 2, p. 954.
[94]Denis 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 1971, pp.7-17. 又请参看丹尼斯•塞诺《论中央欧亚》，王小甫译，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24页。
[95]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2页。
[96]关于新清史及其争议，请参看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97]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第15页。
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
平城时期北魏国家的常规祭祀，以西郊祭天最为崇重。祭天大典的细节仪程，见于南北史料者，只有《魏书》记道武帝天赐二年（405）祭天仪式，以及《南齐书》记齐使所见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的“蹋坛”“绕天”仪式。两者一在北魏国家制度草创之初，一在迁都改制尽弃旧俗前夕。两者之不同，既可能反映空间差异，即记录者因身处南北对大典环节各有不同了解，又可能反映时间差异，即九十年间祭礼细节随人事代谢与形势推移或多或少地发生变迁。西郊祭天礼制的延续与改变，对于北魏王朝的历史意义，前贤论之详矣。[1]本文关注此祭天大典中南北史料都提到的一个因素，即祭坛上所树的木杆，探讨其属性、功能与来历，以明内亚诸人群文化传统之相关与连续。
一、《魏书•礼志》所记西郊祭天之仪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以前，北魏最重要的国家祭祀是每年四月的西郊祭天。不过，这么重要的祭祀事件，见于《魏书》帝纪者只有五次：一，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258）迁都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2]二，道武帝登国六年（391）“夏四月，祠天”。[3]三，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四月“帝祠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4]四，道武帝天赐二年“夏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5]。五，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四月“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6]太和十年的四月甲子是四月四日（486年5月22日）。仅孝文帝太和十年的四月祭天标出了具体日期，前四条都只说是四月。不过，正如下面还要举证说明的，四月祭天的日子并非任意选择，而是固定不变的，都在四月四日。
太和十年的祭天大典，还见于《魏书•高允传》：“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7]板殿很可能是指大型帐篷，下面还要提到。另外，孝文帝时西郊大典之地还有乐阳殿。《魏书•阉官•抱嶷传》记抱嶷为泾州刺史（在太和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491—493年），“将之州，高祖饯于西郊乐阳殿，以御白羽扇赐之”。[8]另外，《魏书•尉元传》记他正坐镇新征服的徐兖之地时，于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受诏，专程回平城参加祭天大典：“诏征元还京，赴西郊，寻还所镇。”[9]
对祭天仪程较为细致的记录，见于《魏书•礼志》。[10]为便于分析，谨迻录其文如下：
（道武帝）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
西郊祭天的中心场所是一个方坛，坛上树立七根木杆（木主）。方坛只在东边设置了登坛的两个台阶，台阶“无等”，就是只有一级，不是多级阶梯，说明方坛不高。四堵墙把方坛及坛前空地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式庭院。四墙各开一门，“各以其方色为名”，东门称为青门，北门称为黑门，那么南门和西门应该分别叫赤门和白门。祭祀用的牺牲是一头白牛犊、一匹黄马驹和一只白羊。天兴元年道武帝称帝建都时，“定行次，正服色，……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11]牛羊白色，符合“牺牲用白”，但为什么马驹用黄色呢？这个还难以理解。另外，虽然史书没有明言，但这些马牛羊是否有性别要求？从本文随后要举证的契丹祭祀牺牲都用雄性来看，拓跋时代很可能也是要求使用雄性动物。
到了祭天之日（四月四日），皇帝乘大驾前往平城西郊的祭天场所。按魏初制度，皇帝舆车分为三驾：大驾、法驾与小驾。三驾的区别不在车舆本身。《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有大、小辇，名分大小，但都是四轮大车，车上有五层楼，以人力牵引，牵引者多达二三百人，为防车楼倾倒，四面都用绳索牵曳。[12]三驾的区别在仪仗规模所显示出的等级。大驾仪仗卤簿最为隆重：“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13]就在天赐二年这次祭天之前，北魏的大驾制度略有改动，鱼丽雁行改为方阵卤簿，改变了八十一辆属车的排列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车辆之外的步兵和骑兵的排列方式：“列步骑，内外为四重。”步兵和骑兵的组合形成四层护卫，犹如四层可移动的城垣，拱卫着最中心的皇帝。四层城垣当然是内重外轻，自内而外分别是具装甲骑（重装骑兵）、旗幢骑兵、长矟步兵和刀盾步兵。官贵随从者总称“导从”，在前为导，在后为从。导从贵人的车乘按爵位等级分列在这四层护卫之内。
爵分四等，是天赐元年官爵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据《魏书•官氏志》，改革之后王爵10人，公爵22人，侯爵79人，子爵103人，合计214人。[14]天赐二年四月祭天大典时，这214人的车乘就分列在四层护卫之间：最高等级的诸王最靠近皇帝，在重装骑兵队列之内；公爵在重装骑兵之外，旗帜飘扬的幢骑之内；侯爵在幢骑之外，银光闪烁的长矟步兵之内；最低等级的子爵车乘在最外层，他们外侧的护卫队列是刀盾步兵。按照天赐元年的新制度，四等爵同时涵盖了官品九品中的上四等，无爵的朝官共有五品。先爵后官，反映了胡鸿论证过的北魏早期的“爵本位”特征。[15]《魏书•礼志》称“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即指四等爵之外的所有朝官。行进方向的刀盾步兵队列之外，五至九品的朝臣乘车导行。他们腾出中间大道，分在道路两侧前行，排列次序是官位低者在前（即“官卑者先引”），同样是等级越高越靠近皇帝。所有车辆的车旒麾盖、旗帜和官员服装，“一皆纯黑”，故本纪云“车旗尽黑”。
大驾仅用于军戎与大祀，而平城时期的常规祭祀，皇帝亲行的并不多，其中称得上大祀的可能只有西郊祭天。所以平城百姓见识大驾卤簿的机会并不多，当然真到了动用大驾之时，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被允许在路边看热闹，即使看也是隔着千军万马。从平城皇宫到西郊祭坛，即便洒水湿路，千乘万骑之上，也必定黄尘飞扬。黄尘掩映着黑云般的步骑车乘，即所谓大驾卤簿。天赐二年四月四日（405年5月18日），道武帝的祭天大军，就是这样出平城西门（可能在天亮前），迤逦西行（可想而知行进非常之慢），抵达我们至今仍不知其所在的祭天方坛场所。由前引史料知孝文帝时西郊有板殿与乐阳殿，可能魏初仅有帐篷（板殿），以供祭祀准备及帝后休息。
张帆用“圈层结构”描述蒙古政治体的政治与社会结构。[16]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概念，可能绝大多数内亚游牧政权都适合用这个概念加以描述和分析。圈层结构的关键是内外有别，所谓内外不是绝对的二元结构，而是相对的、多层的和流动的复合结构，内中有内外，外中亦有内外。拓跋集团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构造圈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的历史。立体的内外圈层更像是一个球体，以拓跋皇室为球心，以“帝之十族”为内核[17]，构成拓跋集团的“最内圈”，但在这个最内圈里，皇室是内，拓跋之外的九族是外。当这个核心球体越来越大，如滚雪球一般，加入越早的就越属于靠内的圈层。早期附从和后来经结盟或征服而加入的，依其加入时间的早晚或其重要性的重轻，次序井然地就位于各相应圈层。决定性的因素是加入的时间，其他因素如语言亲疏、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和文化面貌等等，都没有那么重要。必须说明的是，一方面，内圈和外圈各自都有极为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分层，另一方面，不仅外圈向外无限开放（因此游牧部落可以发展为游牧帝国和征服王朝），而且内圈也绝非一个封闭结构，其边界也是相对开放的（因此游牧帝国和征服王朝才可能向定居社会的官僚制国家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