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第43节提到蒙古人一种非常重要的传统家族祭祀，其明代总译是这样的：.3
阿保机称汗后，契丹爆发了多次内争，每一次都是他的几个弟弟领导的，目的是把他从汗位上掀下去。在阿保机初即汗位的第五年（911），以二弟剌葛为首，另三个弟弟迭剌、寅底石和安端为骨干，发起夺汗之战。这次夺位失败后，阿保机诸弟不仅没有罢手，反而更加积极地动员更多力量，以更猛烈的姿态，于次年卷土重来，这次牵涉之广、拖延之久、破坏之大，几乎摧毁了汗国。阿保机家族许多人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甚至迭剌部也不复为他所用。直到913年底，阿保机才基本上重新控制了局面。有意思的是，阿保机虽然对某些叛党处置得相当严厉，但对叛党领袖们，即他的几个弟弟，却宽大不予追究，反加优容抚慰，宠以高位显爵。研究者指出，由于契丹传统中阿保机诸弟都有资格“以次代立”为汗，因此他们要求阿保机下台并不是“谋逆”，阿保机本人也只能宽容他们。
《辽史》记诸弟第一次谋叛失败后，“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14]阿保机与诸弟登上高山，杀羊马以致祭，告天地而立誓，绝不是普通的举动，实是与诸弟重订盟约，让他们对自己放心，表明绝不会赖在汗位上。显然他们并不相信他的话，次年再起，大动干戈，而且得到了迭剌部相当多人的支持，几乎获得成功。虽然阿保机再次在军事上获胜，但人心如此，他必已真切地看到，不能不有所应对。915年，阿保机在可汗位上做满了九年，第二年他就称帝建元，效仿中原政权那一套，这大概可以算作对居位年限的一个更新，就获得了再干九年的理论依据。第二年，两次叛乱的带头人剌葛眼看大势已去，等不到继位为汗的日子了，只好仓皇外逃。到924年，第二个九年也干满了，再没有说辞了，阿保机就只好请来权贵要人们，对他们赌咒发誓，要求宽限三年，并明确承诺了三年之后的去位（没有明说是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阿保机的弟弟们第一次叛乱的时间，距他年限届满还差四年，为什么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呢？我想，他们一定察觉到阿保机根本就没有届满让位的意思，而且发现他正在一步步培植自己的势力，其目的必是把他的弟弟们排挤到权力集团的外围。因此，剌葛等只好提前动手，而忠于传统的迭剌部很多人也看到了阿保机无意让位，故加入叛军一方。最典型的例子是阿保机称汗之初，就着手创建“腹心部”，在部族武装之外，建立了一支只忠诚于自己的武装，成为他后来赖以度过诸弟叛乱危机的主要力量。此后阿保机借助平叛成功，加紧改造和布局，建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架构，足以保障父死子继的汗位传承。
到阿保机第二个九年任期里，原先的继承序列中的那几个弟弟，外逃的外逃，顿辱的顿辱，不仅不具有竞争汗位的实力，甚至也不再被认为可以继承汗位了。尽管如此，阿保机仍然面对着传统观念这个强大的对手。如果要让父死子继完全合理合法，他就必须做出一些非常举措，包括建立光辉的功勋，即征服渤海，以及兑现承诺，即牺牲自我。扶余之变，是以自我牺牲完满了自己，从而实现了新型继承关系在传统中的升华。可汗与皇帝的继承，从此局限于阿保机的后嗣之中。即使如此，阿保机的两个弟弟，一个在阿保机死前十天死，一个在阿保机死后两个月死，显然都是暴死的。阿保机兑现承诺的执行人述律后，有大肆杀人并自断手腕的惊人之举，这些都要放到这个非常背景下才可能理解。
阿保机之死，如果放到草原游牧政治传统接触中原政治文化，并主动接受后者影响的历史视野里，就具有了更宽广的意义。游牧政治体向中原政权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继承制度的改造，完成从阿尔泰传统制度向中原制度的转型。历史显示，这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恰恰相反，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非理性和不人道。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考证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源流，指出这一残酷制度的本来目标，是要保障拓跋君权的独立、稳定和连续。美国学者艾安迪（Andrew Eisenberg）在《中国中古早期的君位》（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 2008）中指出，北魏中前期许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杀死的，大概是为了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皇位继承之争。如果加上阿保机的例子，从今天读史的角度去看，杀死继承者的母亲和叔父，如果还不足以令人震惊，那么如耶律阿保机这样杀死自己，或让自己的夫人杀死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制度改造之难，文化转型之难，只有那些在转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才真真切切地有所体会吧。
【附记】这篇文章2014年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以后，收到很多朋友的批评和建议，很多建议涉及设定在位年限和绞勒脖颈致人昏迷的问题。他们指出许多古代文化都有类似的实践，比如弗雷泽《金枝》里就有部族首领被认为在位超过年限或健康欠佳而被处死，建议我在修订时补充更多可比较的资料。我自忖一来知识有限，胡乱罗列的话必定挂一漏万，二来又觉得比较研究必须划定清楚的范围，而我讨论的是内亚传统，只宜在内亚世界范围内寻找可比较的材料。当然，即使在内亚范围内，我也必定漏掉许多重要的线索。下面补充两条，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第一条，是藏学家王尧先生在讲解活佛转世制度时所提到的“下神”，见王先生《藏传佛教与灵童转世》一文，载《中国文化》第三十期（2009年）。文中说活佛转世的第二道程序是“神旨”（Lha-bab），就是获得神的旨意：
西藏有四大神汉，清朝确定的，这里能下神。一个是拉穆，在现达孜县境内；乃琼，在拉萨哲蚌寺东南山下；噶瓦东，在拉萨哲蚌寺西北不远；桑耶，该寺在山南扎囊县境内。这四个地方能够为活佛过世以后下神。下神的时候，场面很可怕。把人勒得快断气了，脸都紫乌了，口吐白沫，这样，神附体了，说些话来，记录员记录下来。这是神示。
第二条是周思成先生赐示的。他告诉我，法国突厥学家鲁保罗（Jean-Paul Roux）的著作《文献所见古代与中古阿尔泰诸人群之死亡》（La mort chez les peuples altaïques anciens et médiévaux d’après les documents écrits，1963），也讨论过可萨可汗在位超越承诺年限而被处死的史料，并与《周书》关于突厥立汗以帛绞颈相联系，虽出版在先，塞诺写《大汗的选立》时却未曾引用。周思成把这段话从法文译成汉文如下：
对于杀死老人的习俗没有更加完整的记载，但是关于处决君主的仪式，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我在上一章的末尾已经简单提到，可萨人的王超过了自己曾经确定的统治年限，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可萨人的行为显然根源于草原文化，尽管据说他们信仰犹太教。这种说法恐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为伊斯赫塔里肯定地说，“他们的习俗主要是异教徒的”，只有王室成员，至少大部分，都皈依了犹太教。对于我们目前的主题来说，要着重指出，绞死君主和此后的奇异预言，通常都被认为来自可萨人，其实，早在他们以前就存在了，比如，在突厥人中，也有非常相似的习俗。
注释：
[1]以上引文出自《辽史》卷二《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6年，第25页。
[2]《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页。
[3]本段此句及以上引文出自《辽史》卷二《太祖纪下》，第21—22页。
[4]本段余下引文出自《辽史》卷二《太祖纪下》，第22页。
[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八，参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8—649页。
[6]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7]《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6173页。
[8]《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828页。
[9]《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1320页。
[10]《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886页。
[11]《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886页。
[12]转引自《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第8677—8678页。断句略有不同。
[13]《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3页。
[14]《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5页。断句略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