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
作者：程湘清
简介：
本增订本除对个别疏漏之处作了修正，主要是以附录形式补进由作者具体指导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程娟撰写《金瓶梅》复音词动词和形容词研究的内容。保持了关于复音词研究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2003年出版的《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断代的有代表性的多种专书的复音词，按照内在联系分门别类，进行系统的静态描写，并与前后断代乃至现代汉语的复音词，作纵向的历史比较和动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断代汉语复音词的真实面貌和演变规律，为总结汉语发展史，主要是汉语词汇发展史，提供依据和论证。
目 录
一卷名山 两袖清风
——序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 何九盈
写在前面
——汉语史专书研究方法论
先秦双音词研究
——对《尚书》、《诗经》、《论语》、《韩非子》等专书双音词的考察
《诗经》中的复音“过渡词”
《论衡》复音词研究
《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
变文复音词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金瓶梅》复音动词研究 程娟
《金瓶梅》复音形容词研究 程娟
原书后记
增订本后记
一卷名山 两袖清风
——《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
序这种文体的产生，即使只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算起，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受私人之托为私人著作写序，据说始于皇甫谧序左思的《三都赋》，从那时至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至于为古籍作序，撇开所谓孔子序《书》、子夏序《诗》不论，从刘向的“叙录”算起，也有两千多年了。序这种文体有如此长的生命力，如此被人看重，总有某种道理在。序既不同于书评，又不同于传记，却兼有二者之长。序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它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为”独家报道”，也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就鄙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每读一书，总要先读序和跋。如无序无跋，秃头又秃尾，则废书而叹，颇为怅恨。可是，自从顾炎武以来，对作序的事情就多所非议。这也难怪，序跟其他文体一样，质量有优劣，文品有高下。“多设游扬之辞”、“徒载空言竟献谀词以相标榜”之类的序文，受到非议自在情理之中。但有关序文的理论研究及其发展历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顾炎武提出的一些原则也不可全信。如他说“书不当两序”，我看就不见得对。只要言之有物，二序三序又何妨。他又说：“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按顾氏此言，我这篇序文就在“可以止矣”之列了。这又是我所不敢苟同的。理由是：正因为我与程湘清不仅“并生今世”，而且还有同窗五载之谊，所以我能告诉后人一个所不知道的程湘清。
程湘清，山东成武县人。1956年由菏泽一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性本爱文学，三年级伊始却被选入语言专门化；正当他立志献身语言学、系里也决定让他留校任教时，又被北京市委看中，点名要他到市委工作。从此，一个在语言学领域很有发展前途的业务尖子，服从组织需要开始步入仕途。现在的程湘清，已积劳40余载，官拜“侍郎”，两袖清风，一卷名山记梦痕。
综观湘清的“仕途”，既有“阴风怒号”，又有“春和景明”；既有“江湖之远”，又有“庙堂之高”。40年前，初出茅庐不久就遭遇“文革”。他的母校北大，他的机关北京市委，都被砸了个稀巴烂，他又好“舞文弄墨”，发表点小杂文，无须上纲上线，很自然就“靠”在邓拓、“三家村”那一边去“站”着了，后来发配到大兴县当了一名普通社员。还是故乡好，他的山东老乡好心好意地接纳了他。他们说：“你与其在北京当社员，还不如回俺们老家当社员哩。”在京城漂泊了14载的湘清，1970年又回到了那个西临定陶东临金乡北靠巨野南接曹县的成武故乡。守望家园的夫人兼老同学，喜何如之！那位有眼光的县领导能让这样一支清新俊逸的大笔杆去当社员吗？在故乡的田野他一干就是8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完成了人生一大任务：生儿育女。最后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调往省城。
乡园虽好，毕竟好不过梦笔生花、学林结果；父老虽亲，毕竟亲不过“尚友”古人、通国之善士。17载寒窗，所为何事？学人所苦者，莫过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一进省城，湘清就焕发了学术青 春。社科院那种半官半民的工作，他游刃有余，可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他从久违了的故纸堆中又捡回了汉语史，他又要发论文了，又要当主编了，又要在语言学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了。我看着他迸发出的学术热情，为之赞叹不已。那时候，山西有个温端政，山东有个程湘清，这两位北大子弟，王力高足，把本属冷门的语言学搞得有声有色，而又与今之炒作者迥然不同。他们都是有真本事且脚踏实地又能团结人的干才。前者组建山西语言学会，后者组建山东语言学会，前者办《语文研究》，后者办《语海新探》；前者咬住晋方言不放，后者咬住专书研究不放。王力师也亲自上阵，给予多方面的支持。《王力文集》之所以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程湘清有牵线搭桥之功。他一手策划的那套五卷本汉语史断代专书专题研究丛书，也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引用率相当高，在这套丛书中发表大块文章的先生们、女士们，也深受其惠。“程湘清主编”也因此声名远播，他还需要我这个老同学来游扬声气“竟献谀词以相标榜”吗？他这个“主编”头衔可不是用来自欺欺人、沽名钓誉的。我们在学生时代编写《汉语发展史》时，他就是主编之一。他不仅要承担许多事务工作、审稿工作，还承担了繁重的撰稿任务。全班同学平均每人应完成4 篇稿子，他一人就完成了 13篇，名列第一。他简直就是个“拼命三郎”，我这头“湖南骡子”有时也自愧弗如。我们看这套五卷本丛书，每一本都有他写的编稿后记。有事务性的交代，也有研究方法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每一卷都有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总计字数达 26万。全稿均已收入本论文集，读者自可评说。我只想强调一点：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的重要意义。尽管我们在学生时代就想以集体的力量编写一部汉语发展通史，而且初稿也编写出来了，也有某些独特见解，但严格来说，无论是40多年前还是40多年后的今天，编写汉语发展通史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根本原因是断代研究、专书研究都不够。当然，这不是说现在就不能写汉语通史，但通史必须建立在断代史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共识。湘清他们包括我的老同学何乐士、王绍新等，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尤其是湘清从方法论总结的四条原则的确是他们10年实践的心得之谈。他的《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方法论》具有开创意义，是值得一读的。若说不足之处，是断代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我以为语音、语法、词汇的断代必然具有参差性、不平衡性，三者不可能一刀切，在理论上应如是看，至于实际处理上，“划分为五个断代”未尝不可。这套丛书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词汇和语法的断代描写、专书研究，成绩显著，而语音的断代描写则嫌不足了，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在主编头上，也与本论文集无关，但的确是今后断代研究中极应关注的一个问题，非有意求全责备也。遗憾的是著者仕途陡转，命运之神又一次不让他全力以赴从事语言研究。东坡先生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像程湘清这样的干部，有才能、苦干、忠诚、严于律己，有哪一个正直的领导不愿意选拔这样的人才呢？在山东社会科学院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1985年4月，山东省委接到以彭真委员长名义打来的电话：调程湘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具是：山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15年前离开京城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时我正在江西鲤鱼洲修理地球，不知道他此行是伤感呢还是庆幸呢？这次”卷土重来”可不一样了，一下子卷来了一个5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天子脚下，柴米油盐，样样都贵，居何容易！从来的京官都是清苦的，何况程湘清这样的清官呢？我想他的经济负担一定很重，办公厅的工作更是非常繁重，两副重担压在肩上，还搞那个枯燥无味的语言学吗？搞哟，不搞语言学还算程湘清吗？我听说，1989年底至 1990年初写那篇 9万多字的《变文复音词研究》时，正赶上机关工作特忙，经常夜半回家才开始研析变文，往往一坐两三个小时不动，夫人刘俊英多次催促，才搁笔休息。我们都是很少过节假日的人。他说：“哪个假日没加班，没研读，反觉得是白过了。”他多次跟我谈起：“我搞语言研究有瘾，乐此不疲。”记得 40多年前，也就是1960年那个暑假，我们全班同学不放假，忙于撰写《汉语发展史》，昼夜苦干，“乐此不疲”。时年 22岁的程湘清，竟能科研、结婚两不误。他把俊英请进北京，和班上另外两对新人一起举行集体婚礼。8月12 日（星期五）那天，像开班会似的，大家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就把他们的婚姻大事给办了。湘清这种不磕一头、不请一客、轻取“围城”、办大事如烹小鲜的风度，何等潇洒，何等风流！婚礼一完，他又“乐此不疲”去了。俊英很能理解他、支持他，故君子偕老，恩爱如初。在他“卷土重来”之后，我也曾建议过：“你既然如此热爱语言学，何不转到高校来当教授呢？”他似乎有动于心，特别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正式邀请他去讲授汉语一年时，他曾向领导谈过此意。但哪个领导愿意放走这样一位只干活不调皮的秀才呢？于是，他右手写时文，左手写论文，白天当官人，晚上当学人。他当官人有十足的书卷气，当学人可没有令人讨厌的官气。此时，他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挑战，世上毕竟没有铁打的汉呀！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湘清的这些论文也体现了至关重要的专一精神。惟专惟一，故能精进。他十年如一日，抱住这个“复肖词”不放，掘进，掘进，不断地掘进，终于贯通古今，卓然有成。听说后来他转向研究民主法制理论，也是专注于“人大监督”专题，著述甚多。如果一暴十寒，用志不专，羊头上搔搔，狗头上摸摸，那就难成正果了。没有十年面壁的精神，就不要谈什么学术！
现在回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活，恍如隔世，几有淡开天遗事之感。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成长，与普通百姓一样经受荣辱。当年母校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爱祖国、爱人民、爱自己的专业，像程湘清这样的官员，鞠躬尽瘁，从政不忘读书，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为学与做官，看似无关，实则大有关系。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区别就在“学问”二字上。曾氏以学问起家，以学问治军为政，故有“圣相”之称；李鸿章虽也中过进士，点过翰林，终难逃“不学无术”之讥。他的部下有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军阀，他本人也不干不净，就糟在不以学问修身为本。从古以来，整顿吏治的有效之方就是提倡读书。即使不能官官都像程湘清这样著书立说，至少也能去掉奔竞之习，去掉以声色货利相尚的坏风气。读书可以清心，可以寡欲，可以知廉耻，可以砥砺名节，当然，也可以大长智慧，大长才干，何乐而不为！
这样说来，我们不仅可以读程湘清这本书，也可以读读程湘清这个人了。
何九盈
2002年2月19日
于北京西郊蓝旗营寓所
写 在 前 面
——汉语史专书研究方法论
我是北大中文系 56 级语言班学生，1960年曾参加集体编写《汉语发展史》，毕业前还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我执笔的书稿中余论的一节，当时的心情是：这一辈子是和汉语史干上了。但参加工作后，我却主要在党政机关做政策研究工作，只有1980 年至 1985 年在山东社会科学院集中搞了一段语言研究。这期间，直至 1991 年，我同何乐士、王绍新、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等同志合作进行了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先后出版了《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和《宋元明汉语研究》，均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套被称为“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丛书”中，我分工撰写专书词汇部分，着重对汉语发展中的复音化现象进行描写和探索。1985年后，由于我又调回国家机关工作，组织和参加丛书后三本的编著，只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了。尤其是最后一本，我已无时间完成承担的研究课题，只好由我女儿程娟代劳写了一篇《<金瓶梅>动词研究》（她还写一篇《金瓶梅》形容词的文章，因未来得及收入书中，后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而我只能挤时间对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的方法作一小结，忝为《宋元明汉语研究》一书的代序。现在，感谢商务印书馆将我几篇研究汉语复音词的文章结集付梓，我把这篇方法论略加修订，仍放在全书的前面。
在《两汉汉语研究》后记中，我曾讲到，在各部论集中的文章各自独立成篇，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按照断代、专书、专题研究的要求，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研究方法，即：
Ⅰ.解剖“麻雀”，由点窥面；
Ⅱ.历史比较，鉴别异同；
Ⅲ.分门别类，静态描写；
Ⅳ.定量分析，从数求质。
现在看来，上述概括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大体反映了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基本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选好专书，作穷尽式解剖。
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的首要工作是确定断代，选好专书。确定断代，是从汉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横切一刀，选定一个横断面。这同汉语史的分期不是一回事，但是进行断代研究无疑有助于汉语史的科学分期。选好专书，是从每个横断面——通常都包括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代，选择适当的汉语书面语料。是否“适当”，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看口述或撰写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这需要做一番专书及其作者的辨伪的工作。例如《尚书》一书，经考证除了《大诰》等十三篇属西周作品，其余则为后人拟作，不能选为研究西周语言的依据。第二，要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因为有书面记载以来的整个汉语史都是口语和文言并存的历史，只有接近或反映口语的书面语言才能比较真实地记录汉语的历史面貌。例如，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立足于“疾虚妄”、“求实诚”的进步主张，提倡“文字与言同趋”，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乃至“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以力求达到“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因此其语言虽经作者书面加工，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口语面貌，选择《论衡》作为专书研究对象是适当的。第三，要看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篇幅太小，不足于对词汇、语法、语音各要素进行描写和分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语料。如明代刘基撰《诚意伯文集》，卷首收录了朱元璋召见刘基子刘仲璟的口语谈话，按前两项标准衡量都无问题，但因其分量有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对象。
根据上述要求，我们把汉语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断代，每个断代选择了部分专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必须说明，我们选择的专书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部分著作。事实上各断代都有大量可供研究的专书语料。例如，先秦时期有：《尚书》（西周作品部分）、《诗经》、《楚辞》、《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左传》、《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两汉时期有：《史记》、《论衡》、乐府民歌以及近年出土的西汉帛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抱朴子》、《世说新语》、《搜神记》、《搜神后记》、《百喻经》以及部分东汉佛经译文等。隋唐五代时期有：敦煌变文、敦煌曲子词、禅宗语录、《祖堂集》以及部分唐诗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诗作等。宋元明时期有：宋元话本（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古今小说》），宋儒语录（包括《二程集》、《朱子语类》），部分宋词和宋诗（包括苏轼、黄庭坚、晁补之、辛弃疾等词人的词作及苏轼、陆游等诗人的诗作），蒙译汉著作（包括《元朝秘史》、《元典章》），元曲（包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及明人臧懋循编《元曲选》），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书（包括《老乞大》、《朴事通》）以及长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专书研究的一个形象的说法是“解剖麻雀”，意思是对每部书作穷尽式的研究，从一个一个的典型来观察某一个时代的语言面貌。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根据对一部书全面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当然要比只根据若干例句作出的结论更有价值。将这些专书的语言现象弄清楚了，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面貌就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再把各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就能比较全面地（而不是片断地）比较清晰地（而不是模糊地）勾画出汉语历史发展的轮廓①1983年3月，我应邀出席全国语言学学科规划会议。与会同志在讨论汉语史研究现状时指出，汉语史的研究，过去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基础研究做得很不够。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从语言学角度做比较详尽的研究，写出专书词典或专书语法。专书词典应包括全部语汇。专书语法应包括全部句型②。这里说的专书研究要包括“全部词汇”、“全部句型”，指的就是穷尽式的研究。当然，所谓“穷尽式”也是相对的，它既包括专书词典的全部词汇，专书语法的全部句型，也包括某一词汇、语法、语音现象在专书中的详尽情况。总之，要从基础工作上下笨工夫。
二、分门别类，进行系统的静态描写。
专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对汉语进行共时静态描写。只有描写得具体、全面，结论才比较可靠，揭示规律才能够深入。
静态描写要求具体、全面，当然不是随随便便、杂乱无章、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要在理论指导下，经过分析和综合，分门别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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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蒋绍愚《汉语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 期。
② 见该次会议所发《全国语言学学科规划会议纪要》。
行科学描述。对语料分门别类，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求过程。分门别类的结果，就把语料区别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层次的大小类别，从中可反映出各种语言现象的本质区别和内在联系。可见，分门别类要以语言现象的本质的内在属性为标准，绝不是以非本质的外部特征为依据。这需要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提炼才能做到。如何乐士在《〈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一文中，把单句按谓语的性质分为动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数词谓语句、副词（或助动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等六种单句句型。每种句型又按谓语构成情况的复杂程度分成若干小类。动词谓语句是单句中谓语构成最复杂的句型，文章按动词的作用和以动词为中心的内部结构分为十二个小类。其中有的小类，如“‘介宾’“动式”，又在“介宾短语作状语”小节中，把“介宾”分为“‘于’“宾”、“‘以’‘宾”、“‘与’“宾”、“‘自’“宾”、“‘为’ “宾”、 “‘及’“宾”、“‘从’“宾”、“‘由’“宾”、‘因'“宾”、“‘用'“宾”、“‘当'“宾”、”循'“宾”、“‘代’“宾”、“‘逮’“宾”等十四种情况，并对每类介宾短语的作用和每个介词通常所带的宾语作了细致的分析。读了以后，不仅觉得描写细致，而且还有一定的层次感①。
分门别类要科学，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事例从观察得，理论从事实来。正确的理论会引导你善于观察和发现事实。我在讨论《论衡》、《世说新语》和敦煌变文的复音词时，运用了现代语义学义位、义素分析的方法。对此，有的评论文章给予了基本肯定性的评述，兹摘取其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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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洪成玉《一部富有特色的汉语断代研究论集——读（先秦汉语研究>》，载《语文研究》1984年第4期。
“程湘清《<论衡>中联合式复音词的语义构成》①在确立构词模式基础上对联合式复音词‘深层’进行语义分析。根据联合式中由基本词汇中的单音词同一般词汇中的单音词联合构成'的两个语素贡献的意义分量的差异，从语义上划分出不平等联合的类型，并将音位学的区别性特征原理运用于义素分析，从语义的微观层次阐明了不平等的根源。例如在‘糠皮”皮肤’联合词中，基本词‘皮’和一般词‘糠”肤’的义素构成分别如下：
‘皮=属于人或其他生物+附在人体或其他生物表面+呈平
国的频的定作格疗型过富。面形或圆壳形+ 一层薄的组织
糠=属于谷稻麦等作物+附在子实表面+呈圆壳形+一层薄的组织
肤=属于人+附在人体表面+呈平面形+一层薄的组织’
显而易见，‘糠’和‘肤’的义素都可囊括在‘皮’的义位中，组成合成词后‘糠’和‘肤’一方面同‘皮’的相同义素融合，组成新的语义结构，另一方面排斥了‘皮’义位中与己相悖的义素，规定、制约了‘皮’的义位，‘从而显示出既是联合又是不平等的特点’。《构成》揭示了联合词内部隐含的语义差别，阐明了联合式深层语义关系的辩证统一：互相融合，彼此制约。这就对目前一般认为联合式中并列成分是等量齐观的看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并且还从基本词汇角度说明构词活动性（能产性）特征对扩大联合词法造词功用的影响。基本词多义位的特征使得‘每个义位都有可能同一般词的相同相近义位构成不平等联合词’，这说明两汉时期联合式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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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收入《两汉汉语研究》一书的《<论衡>复音词研究》的一部分，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
法比前期间有发展，此是此期间联合式复音词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构成》的缺点是没有进一步注意到这种语义不平等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偏正式语义关系演化，从而揭示语义同构词法间存在内在的制约转化关系，但其不满足对词汇表面形式的分类、描写，设法透过结构描写去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错综关系，力图把构词法研究和语义研究结合起来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①
静态描写其所以要科学、全面，是由语言本身是一个系统而决定的。王力先生指出：“普通语言学还有这样一个原理：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史绝不能零敲碎打。而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的审查。”②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共时静态描写时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例如我们在研究专书词汇时，不着重在一词一义的诠释上，而是把词汇作为一个系统，从结构、意义、词性、语序乃至修辞等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只有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本书一本书地从多方面描写整个词汇的面貌，才能摸索出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和脉络。
三、探源溯流，作纵向历史比较。
“静态的研究对汉语史来说，是必经的阶段，但是单靠静态的研究并不能达到建立汉语史的目的。”③还必须抓住某一断代的汉语某一现象上探源、下溯流，作纵向的历史比较和动态分析。
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静态和动态的关系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运动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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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治茂《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和创新》，载《语文导报》1986年第8期。
②王力《我的治学经验》，载《语言学论文集》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王力《汉语史稿》，见《王力文集》第9卷第 2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事物也就消失了。语言也不例外。但由于语言的发展取渐变方式，从某一个断代看似乎是静而不动的，即呈相对静态，实际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交际活动的需要，又无时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即呈绝对动态。我们研究汉语史的时候，一方面要把静态描写作为基础，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静态体系作为僵死的东西，既要向前代探源，也要向后世溯流，进行历史的动态的纵向比较。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汉语现象的异同，来把握汉语的历史发展。
在我们的断代专书研究中，何乐士特别注意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在研究《史记》语法时同《左传》比较；在研究《世说新语》语法时同《史记》比较；在研究变文语法时同《世说新语》比较；在研究元曲语法时同变文比较。在《<史记〉语法特点研究》一文中，她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把《史记》中记载史实与《左传》相同的部分跟《左传》进行对照，从司马迁的古今对译和引文变化中找出《史记》语法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对《史记》的全部篇章进行调查分析，尽力找出全书在语法上的主要特征。下面将作者比较《左》、《史》异同的做法摘举几例：
（一）将主语补出。
《左》：十二月戊申，（ ）缢于新城。（僖4）
《史》：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晋世家》）
《左》：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僖10）
《史》：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獘于韩。
（《晋世家》）
《左》：壬戌，（）战于韩原。（僖15）
《史》：九月壬戌，秦穆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晋世家》）
《左》：（ ）改馆晋侯，馈七牢焉。（僖15）
《史》：于是秦穆公更舍晋惠公，愧之七牢。（《晋世家》）
《左》：（ ）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
（ ）不逆，何以冀国？（昭13）
《史》：子比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
何以有国！（《楚世家》）①
（二）将宾语补出。
《左》：秦伯诱（）而杀之。（僖24）
《史》：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世家》
《左》：王使（）召之，曰：“来，吾免尔父。”（昭20）
《史》：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楚世家》）
《左》：弗听。使（）于齐。（哀11）
《史》：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越王句践世家》）
《左》：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僖28）
《史》：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晋世家》）
（三）用名词（或短语）代替代词“之”。
《左》：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僖5）
《史》：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晋世家》）
《左》：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宣2）
《史》：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晋世家》）
《左》：公问之，子家以告。（宣4）
《史》：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郑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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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举例证较多，现只摘引部分，详见《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史记>语法特点研究》一文。
（四）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明显增加。
《左》：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僖13）
《史》：四月，败秦师于殽，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
（《晋世家》）
《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僖8）
《史》：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晋世家》
（五）“者”字短语的增加和复杂化。
《左》：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光蔑而立灵公，
以御秦师。（文7）
《史》：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拒秦送公子雍者。（《晋世家》）
《左》：寺人披请见。（僖24）
《史》：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
求见文公。（《晋世家》）
（六）“所”字短语的大量增加与复杂化。
《左》：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桓16）
《史》：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卫康叔世家》）
《左》：先王违世，犹治之法，而况夺之差人乎？（文6）
《史》：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秦本纪》）
（七）连动式作谓语有明显增加。
《左》：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隐1）
《史》：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郑世家》）
《左》：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僖23）
《史》：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晋世家》）
（八）兼语式有明显增加。
《左》：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哀2）
《史》：灵公游于郊，令子郢仆。郢，灵公少子也，字子南。
（《卫康叔世家》）
《左》：余无子，将立女。（哀2）
《史》：我将立若为後。（《卫康叔世家》）
经过比较研究和全面分析，作者对《史记》的语法特点得出以下结论：（一）句子成分进一步完备。（二）名词短语这个部分明显发达，不仅数量增加，结构也更加复杂。（三）名词的修饰语更为丰富。（四）动词谓语在各类谓语中占压倒优势，这一特点从《左》到《史》保持不变，但复杂谓语的百分比由《左》的 39%上升为《史》的60%，动词谓语更加复杂化。（五）状语更加生动多样，介宾状语大量出现。（六）介宾补语减少，无介词补语增多，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发展迅速。（七）虚词的分工趋于明确，用法逐步规范。（八）如果说并列式、连动式的发展，兼语式的滋生，“介宾”作状语的句式之增加等现象反映了句子结构的扩展，而由连动、并列结构变化为动补式，则表示了句子结构的简缩。这种简缩，实际上是把动作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简化的动词结构中体现出来，包含着复杂的语法关系，是在高一级水平上的简化。正是句子结构的扩展与简缩的矛盾斗争，推动着句子的发展。
对于这种用严密的方法把不同时期的共时态进行比较的工作，有的评论文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国璋先生在评介何乐士这篇文章时热情洋溢地称赞说：“这一工作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因为它和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一项主张（把业时的语言态弄清楚了，历时的语言史才能写好）不约而同。不仅此.它已经得出有意思的结论：‘由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史记》语法较之《左传》有重大的发展变化，它们各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因前在汉语史分期的问题上，我们初步考虑，先秦与汉似应划分为两个时期。’也就是说，过去的分期显得不够精确了。本书可以说是近时汉语语言学界较多地注意断代研究的一个例证。”①
我们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断代专书研究，不但将一个共时态同上一个时代对比，而且注意向下溯流，主要是同现代汉语对比。如王绍新在《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一文中，将通用量词“个”同前代后世的通用量词作了比较和分析，得出南北朝时期“枚”居第一，“个”居其次，到了唐代“个”已跃居头号量词地位，且在大类别上同现代汉语已没有什么不同的结论。又如程湘清在《《论衡>复音词研究》一文中，把《论衡》中流传至今的1275个复音词从词义、词形、词性各方面进行了追踪调查，探讨了词义方面由单义向多义、由具体到抽象，词性方面由动词到名词，词形方面曲不稳定到比较稳定的历史演变规律，同时阐明了两汉时期的复词对丰富、发展汉语词汇的重要作用和在词汇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采用数学方法，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在现代科学中运用数学的程度已成为衡量一门科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断代专书研究中，我们还在采用数学方法方面进行了尝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统计方法，二是提炼形式化的数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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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许国璋《计量的语言态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
运用统计方法，就是以大量的观察为基础，通过数量统计总体，揭示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性。这是因为构成统计总体的许多个体存在着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只有经过大量统计才能使个别的偶然性抵消，使集体的必然性显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趋向。例如，对《论衡》中九种结构形式的复音词，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数量统计来观察和分析其发展趋势的。这就是；
（一）九种结构形式的复音词，可归纳为语音造词和语法造词两大类。据统计，语法造词数共计 2199 个，占全书总词数的95.61%；语音造词共计101个，只占4.39%。这表明语法造词已经占了绝对优势。
（二）语法造词中运用词序方式造词数共计2136，占语法造词数的97.14%；运用虚词方式造词数共计 63个，只占语法造词数的2.86%。这说明语法造词中又以词序方式造词为大宗。
（三）运用词序方式造词的五种结构复音词，其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联合式1404 个，占词序造词数的67.24%；偏正式 517 个，占词序造词数的 24.76%；而补充式101个，支配式 52个，表述式14个，三种合计167个，只占词序造词数的8%。
（四）在联合式和偏正式中，先秦与两汉的“产量”对比起了变化。在《论语》中联合式复音词共计 60 个，占总复音词数的32.8%，占词序造词数的 45.1%；偏正式复音词共计67个，占总复音词数的36.6%，占词序造词数的50.3%。在《论衡》中联合复音词共计1404 个，分别占总复音词数和词序造词数的 61%和67.2%；偏正式复音词共计517个，分别占总复音词数和词序造词数的 22.5%和 24.8%。这说明，进入两汉以后，联合式同偏正式的地位发生了向对立面的转化。
（五）联合式复音词的大量出现，是同上古汉语词汇意义的发展，演变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联合式复音词两个语素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彼此融合的一面，这就是说复音词的词义绝是两个单音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又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即把双的意义制约在一定义位上。而语言的发展，既要求词义的丰富性多样性，又要求表达的单一性、明确性。为解决这一矛盾，在单词义不断发展、丰富的基础上，能够使语义表达更为单纯明确而容量更大、更能满足交际需要的联合式复音词大量出现就是题出应有之义。
何乐士的语法研究更常常运用数量统计的方法来说明问题例如《（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一文仅就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首置和后置就作了几项统计和比较。其中一项统计是：
否定副词 前置例句数 后置例句数 后置数占百分比
不 22 24 52%
莫 14 2 12.5%
未 16 1 6%
无 4 2 33%
毋 1 0
弗 0 4 100%
勿 0 1 100%
总计 57 34 37.4%
文章通过统计和分析得出结论：《左传》否定句还是以宾语前置占优势，并且纠正说，周光午先生在《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见《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论集》第三集）一文中说先秦时期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基本上是后置优势，是不尽符合《左传》的实际情况的。但另一方面，宾语后置的比例确实比较大，占否定何总数的37.4%，有人说后置宾语仅占极少数的比例（《马氏文通》卷四：“有弗辞而代字不先置……仅见也”），更与《左传》的实情相背。不经过细致的计量，是很难就学术界的不同争议作出判断的。
又如《从〈史记>和〈<世说新语）的比较看〈世说新语〉的语法特点》一文.作者统计出《世说新语》的复句共 2755个，又从《史记》第八册不加选择地取 2755 个复句，对双方所含谓语读（分句）的多少作了分类统计和对比。见下表：
二谓语读复句 三谓语读复句 四谓语读复句
五谓语读复句
《史记》 1415（51.4%） 762（27.6%） 413（15%） 165（6%）
《世说新语》 1067（38.7%） 916（33.2%） 538（19.5%） 234（8.6%）
统计表明，《世说新语》的二谓语读复句比《史记》有所减少，但三谓语读以上复句均有增加。从而得出结论：两书相比，在句法结构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句子（主要是复句）所含谓语读数量的扩展。
冯春田《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语法问题探究》一文中为证明“为……所……”式是“为……”式的发展，对先秦、汉代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11部专书作了统计。结果是：《论语》、《庄子》、《墨子》、《管子》未见“为……所……”式被动句。《荀子》有“为……所……”式被动句1例。《韩非子》有“为……”式被动句32例，“为……所……”式被动句仅1例。《论衡》有“为……”式被动句8例，“为……所……”式被动句却有67例之多。《三国志》全书“为……所……”式共出现249例，“为……”式仅出现19例；该书裴松之注“为……所……”式共出现 282例，而“为……”式仅出现15 例。《搜神记》“为……-所……”式有35例，“为……”式只有3例。《世说新语》未见“为……”式被动句，而“为……所……”式共有32 例；该书刘孝标注“为……”式有13例，“为……所……”式则有12 7例。《百喻经》“为……”式只有6例，“为……所……”式则有34 例。通过统计，揭示了“为……所……”式萌生于战国后期、习用于东汉以后的历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