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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规定舆服制度是为东汉朝的等级制度服务的。他实行的车舆和服饰制度既有继承前代的东西，也有独创的内容。在这项制度中，对天子、官吏的车舆和服饰的特点和用途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确定车舆制度

汉明帝对不同社会等级规定了不同的车辆。天子可乘坐的车辆很多，有玉路、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耕车、戎车、猎车。这些车辆在制作和装饰上是不同的。

玉路，“以玉为饰，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①

乘舆，“殷瑞山车，金根之色。”②

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班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拭，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箭，鸾雀立衡，樝文画辀，羽盖华蚤，建大旂，十有二旂，画日月升龙，驾六马，象鏣镂锡，金鋄方筑，插翟尾，朱兼樊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

耕车，又称作芝车。它在装饰上同金根、安车、立车相同，是皇帝耕作籍田时乘坐的。

戎车，在装饰上同于耕车，只不过“善以矛麾金鼓羽析植翳，𨏟胄甲弩之菔。”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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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猎车，在装饰上也同于耕车，又称作圈猎车，“亲校猎乘之。”①

皇室成员也有各自的车辆。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都乘坐金根，但要“加交络帐裳”②。平时则乘坐紫罽軿车。“左右骆，驾三马。”③

长公主乘赤罽軿车。

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都乘坐油画軿车。只是大贵人要“加节画辀。”④

皇太子、皇子都乘坐安车。车辆“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辀，金塗五末。”皇子被封为诸侯王后，则将这种车辆赐给他，称作王青盖车。

皇孙则乘绿车，“皆左右騑，驾三。”⑤

公卿、列侯乘坐安车。这种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拭，皁缯盖，黑轓，右騑。”⑥所以称作皁盖车。

中二千石、二千石秩级的官员也乘坐皁盖车。他们乘坐的车“朱两轓”。千石、六百石秩级的官员虽也乘坐阜盖车，但是，只“朱左轓”⑦。

皇帝出行，又有大驾、法驾、小驾的区别。

所谓大驾，要“公卿牵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⑧东汉时，只有“大行乃大驾。”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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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⑤《续汉书•舆服志》。

⑥《续汉书•舆服志》。

⑦《续汉书•舆服志》。

⑧《续汉书•舆服志》。

是皇帝丧葬大事时，才有这样的规模。

法驾，由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前驱有九族云罕，凤凰阘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后有金征黄钺，黄门鼓车。”①

小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②小驾是在皇帝祭地、明堂、宗庙时使用。使用车辆“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③

当然，还有比小驾更少的出行车辆。在皇帝春秋上陵祭时，“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以下，皆先行后罢。”④

从汉明帝确定的车辆制度来看，他是将严格的等级制度贯穿其中的，也就是将车舆制度纳人礼的范围中。这样，就使皇帝、皇室和各级官吏都有了等级分明的车辆。并且，皇帝在举行葬礼和祭祀礼仪上，出行的车辆也有了多少不等的区别，以表现这些礼仪的差等。因此，汉明帝确立车舆制度，无疑是他礼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改革服饰制度

汉明帝还对服饰进行了改革。《续汉书•舆服志下》说：

“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为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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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时致治平矣。”

这就是说，汉明帝是按着儒家的礼治思想来确定服饰制度的。《后汉纪》对汉明帝的服饰改革有更明确的论述：

“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赐百官，而先王服章于是残毁矣。汉初，文学既缺，时亦草创，舆服旗帜，一承秦制，故虽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礼记》制度，冠冕、衣裳，佩玉、乘舆拟古式矣。”①

据袁宏所说，汉明帝服饰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他彻底改变了西汉王朝因袭秦制而确立的服饰制度，并且，按着《周官》和《礼记》中的记载，来规定东汉的服饰，因而，使当时的服饰的等级特征更明显。汉明帝在服饰改革上，重点是确定祭服的式样。

永平二年(59年)正月，汉明帝与公卿百官商议南北郊祭祀时，东平王刘苍上奏说：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衰，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祗，絜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衰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旃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今祭明堂宗庙，园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肃雍备思，博其类也。天地之礼，冕冠裳衣，宜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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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孝明皇帝纪》。

堂之制。”①

汉明帝接受了刘苍的建议。他不仅对郊祀的祭服，而且，对明堂、宗庙祭服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续汉书•舆服志下》载：

“(孝明皇帝)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二寸，前园后方，朱绿裹，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缓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育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鞋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衣裳玉佩各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

由此可知，汉明帝确定皇帝、诸侯王和官员郊天地、祭宗庙、祀明堂的冠为冕冠，并按着等级的不同，分成不同的旒，以象征其身份和地位。其衣裳为“玄上缠下”。皇帝服饰花纹为刺绣，公侯九卿以下为织成。服饰这种样式，完全是按着当时儒家的理想模式制作的。汉明帝要在郊祀的祭服上，体现出他对儒家思想的遵奉，以此说明他恢复了周代旧制。

汉明帝还对其它的礼服作了规定。祭宗庙、五郊服饰，要戴长冠。这种冠是“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②祭宗庙时，“皆服构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练，示其赤心奉神也。”③祭五郊，“衣帧绔结各如其色。”④所以要冠长冠。因为“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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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汉记》。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⑤《续汉书•舆服志》。

行大射礼服饰，“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阜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①委貌冠与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②这是要模仿夏代的“毋追”、殷代的“章甫”。“委貌以阜绢为之，皮弁以鹿皮为之。”③

由于郊祀是重要祭祀活动，因此汉明帝还特别为参加郊天大典的黄门从官规定了应该戴的冠。这就是巧士冠。这种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④

汉明帝对参加祭祀的舞蹈和奏乐者的服饰也很注意，并且，作了明确的规定。

祭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表演《云翘舞》的乐人，必须要戴爵弁，又称作冕。这种冠，“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这是模仿夏代的收、殷代的冔。

祭天地、五郊、明堂，表演《育命舞》的乐人，要戴建华冠。这种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似缕鹿。”⑥

祭祀宗庙时，表演《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舞的乐人，要戴方山冠。这种冠类似进贤冠，“以五采毂为之。”⑦但是，“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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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⑤《续汉书•舆服志》。

⑥《续汉书•舆服志》。

⑦《续汉书•舆服志》。

⑧《续汉书•舆服志》。

为了区分不同的社会等级，汉明帝对于常服的规定也非常严格。

皇帝的常服，要戴通天冠，穿着深衣，“有袍，随五时色。”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②

诸侯王要戴远游冠。这种冠类似通天冠，“有展筩横之於前，无山述。”③

中外官员、谒者、仆射都要戴高山冠。此冠又称侧注。它的形状类似通天冠，只是“顶不邪却，直竖，无山述展筩。”④这种冠最早为战国时齐王所戴。后来，秦灭齐国，“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⑤

文职官员、儒生则要戴进贤冠。这就是先秦时的淄布冠。这种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⑥戴此冠时，有等级区分。“公侯三梁，自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⑦

执法官员，诸如侍御史、廷尉，要戴法冠，又称作柱后。这种冠“高五寸，以繩为展筩，铁柱卷。”⑧象征执法官员刚正无私。因此，又将此冠称作獬豸冠。传说獬豸是一种神羊，能分辩曲直。春秋时，楚国君所戴。秦灭楚后，“以其君服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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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⑤《续汉书•舆服志》。

⑥《续汉书•舆服志》。

⑦《续汉书•舆服志》。

⑧《续汉书•舆服志》。

执法近臣御史服之。”①

武官则要冠武冠，又称作武弁大冠。所谓武官，是指大司马、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

皇帝近臣，诸如侍中、中常侍要冠赵惠文冠。这种冠要“加黄金王当，附蝉为文，貂尾为饰。”②此冠是战国时赵王所戴。“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王当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③

汉明帝还规定了为宫殿服务的低级官员和防卫宫殿卫士的服饰。

宫殿门吏仆射戴却非冠。这种冠形制似长冠。

卫士戴却敌冠。这种冠形制似进贤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④

司马殿门大傩卫士戴樊哙冠。这种冠类似冕，“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⑤据说，楚汉相争时，“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⑥

后宫的妃妾，在光武帝时，已确定了等级，因而，汉明帝必须对她们的服饰作出明确的规定。

太皇太后、皇太后，在祭祀宗庙和行亲蚕礼时，都着深衣，“隐领袖缘以絛”⑦,只不过入宗庙，要“绀上帛下”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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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⑤《续汉书•舆服志》。

⑥《续汉书•舆服志》。

⑦《续汉书•舆服志》。

⑧《续汉书•舆服志》。

亲蚕礼，要“青上缥下。”①要“茁氂蔮、簪珥”,“以瑇瑁为指，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凰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②“诸簪珥皆同制，其扌适有等级焉。”③

皇后祭祀宗庙，参加亲蚕礼，都着深衣，“隐领袖缘以修。”④进谒宗庙时，“绀上皁下”；参加亲蚕礼时，“青上缥下。”要“假结，步摇，簪珥。”⑤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⑥

贵人参加亲蚕礼，着深衣“纯缥上下”⑦,要“大手结，墨瑇瑁，又加簪珥。”⑧

长公主在正式场合的服饰，要“加步摇”⑨。公主要“大手结”,她也要佩戴簪珥，“衣服同制”⑩。

公主、贵人、妃以上，在嫁娶时，可以“服锦绣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⑪

总之，汉明帝主要是对祭服和礼服作了改革。从皇帝到一般官员的常服只是进一步的规范化，大都还是因袭了西汉旧制。诚如宋人徐天麟说：“然其间名物度数，或仍秦、汉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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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舆服志》。

②《续汉书•舆服志》。

③《续汉书•舆服志》。

④《续汉书•舆服志》。

⑤《续汉书•舆服志》。

⑥《续汉书•舆服志》。

⑦《续汉书•舆服志》。

⑧《续汉书•舆服志》。

⑨《续汉书•舆服志》。

⑩《续汉书•舆服志》。

⑪《续汉书•舆服志》。

而未能尽加益正，君子亦不能无遗憾也。”①汉明帝在服饰改革上表现出的这种特点，正是他重视礼制建设的一种体现。

汉明帝即位之初，在车舆和服饰方面作出了这些严格的规定，是他要将社会秩序纳入礼治规范中的重要举动。他在这方面的举动，还是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宋人徐天麟评论说：

“上天下泽，而尊卑之分以明；观象审数而典服之仪以备。古先圣王所以制为车盖旃常之文，冕弁采章之饰者，岂徒以备一代之制，彰斧藻之美而已；所以明尊卑，辨等列，使之不得以相揄者也。故五车之制一定，则乘墨栈者不得拟于策缦；五冕之制一定，则服缔玄者不得僭於鷩毳。所以捡摄人心，维持名分者，盖於此乎寓焉。三代既衰，六籍焚荡，秦人徒知尊君卑臣，而不知有礼制，是以古人舆服制度，浸以弗存。西京礼仪，本与秦仪杂就，而车服之制，因陋就简，是以班史无传焉。东京自显宗致意於明堂、辟雍、灵台之事，而辂车衰冕，其制始备。故范蔚宗序次本纪载永平二年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其序儒林传曰：‘光武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议。’盖自周衰，历数百年之后，东京之制，始仿拂乎三代之旧。史氏严而志之，盖亦幸其能復古矣。”②

徐天麟以为汉明帝确立的车舆和服饰制度为三代之制，未必正确。不过，他认为汉明帝规范车舆和服饰，为东汉等级制度服务，突出皇帝的至尊地位，却是很有见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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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汉会要》卷十按语。

②《东汉会要》卷十按语。

六 稳定周边少数民族与东汉国家的联系

1.平定烧当羌的叛乱

烧当羌叛乱的发生

汉明帝即位之初，烧当羌在陇西叛乱，“败郡兵于允街。”使东汉国家的西北边郡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能否平定烧当羌叛乱，便成为汉明帝保证西北地区稳定的大事。

居住在东汉西北边郡的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原来曾散居在中原、西北各地。战国时，羌族“西逾湃、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②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向西北用兵，“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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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后汉书•西羌传》。

西汉初年，由于匈奴冒顿单于的强大，“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①但至汉武帝时，由于对匈奴用兵获胜，“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②这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结盟，并同匈奴联合，进犯西北边塞。西汉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击败其联军，开始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③羌人离开湟中，在西海、盐池一带居住。汉宣帝时，羌人开始渡过湟水，“郡县不能禁。”④从此，西羌不断侵扰西汉边塞。在这一时期，羌族中的烧当羌，“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⑤汉元帝时，烧当羌中的彡姐等七部落羌人进犯陇西，被汉军击败，投降了西汉，从此以后，数十年中，“四夷宾服，边塞无事。”⑥

王莽建立新朝后，为了向四方炫耀他的威德，通告西羌各部落，“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⑦王莽统治末年，西羌乘中原战乱之时，开始侵扰西部边塞，并占据了西海，而且，向金城、陇西进犯，“金城属县多为虏有。”⑧

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刘秀便非常注意西羌的动向。由于西羌同占据陇右的割据势力隗嚣相勾结，阻碍光武帝刘秀的统一，因而，东汉军队在同隗器作战时，也派出军队打击西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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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后汉书•西羌传》。

④《后汉书•西羌传》。

⑤《后汉书•西羌传》。

⑥《后汉书•西羌传》。

⑦《后汉书•西羌传》。

⑧《后汉书•马援传》。

如建武七年(31年),横野大将军王常“别击破隗嚣将高峻于朝那。嚣遣将过乌氏，常要击破之。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①

光武帝平定隗器割据势力后，西羌各部仍然采取与东汉政府敌对的态度，频频向金城、陇西、临洮一带侵扰。这样，就使光武帝不得不派军队前去镇压。建武十年(34年)至建武十一年(35年),先后平定了先零羌、参狼羌的叛乱。在参狼羌叛乱被平定后，“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②为防止羌族再叛乱，光武帝把一部分反叛的羌人迁移到天水、扶风、陇西，同时，又招募流亡在外的汉人返回金城，打乱金城羌人聚居的状况。由于光武帝采取武力镇压和徙民的措施，就使西羌反叛最激烈的陇右地区，开始安定下来。东汉国家已将西羌当作自己的编户来看待。

但是，西羌臣服于东汉国家，只是由于其势力被削弱的结果。他们的上层势力对财物的贪得无厌，使他们不能真心忍受东汉国家的统治。一旦其势力增强，便必然要同东汉政府对抗。在西羌各部落中，势力恢复发展最快的是烧当羌。

光武帝统治时期，烧当羌势力能够发展起来，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东汉国家打击和迁移西羌对，主要的对象是先零羌和参狼羌，而烧当羌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二是烧当羌占据了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汉章帝时，隃糜相曹凤上书说：

“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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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王常传》。

②《后汉书•马援传》。

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①

烧当羌凭借其势力强大，开始蠢蠢欲动。中元二年(57年)秋，也就是汉明帝即位之初，烧当羌乘参狼羌首先叛乱之时，在其酋长滇吾的精心策划下，向东汉边塞发起进攻。《后汉书•西羌传》载：

“(中元)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

可见，烧当羌对东汉边塞的进攻非常凶猛。而且，由于臣服的羌人响应烧当羌的叛乱，就使东汉的西北地区处于混乱之中。这种形势，对刚刚即皇帝位的汉明帝来说，便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平定烧当羌叛乱

烧当羌叛乱后，汉明帝立即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镇压。

汉明帝先“遣谒者张鸿讨叛羌放允吾。”②张鸿率领各郡兵在允吾、唐谷一带同烧当羌激战。可是，由于烧当羌势力很强，大败东汉军，张鸿“及陇西长史田枫皆没。”③前前来参战的天水郡军队，在白石又被响应烧当羌的牢姐种羌击败，“死者千余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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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西羌传》。

④《后汉书•西羌传》。

因为汉明帝派往西北边郡前去镇压的军队接连战败，就使烧当羌反叛的气焰更嚣张了。汉明帝只好再派军队前去镇压。这次在选派将领时，他经过慎重的考虑。中元二年(57年),“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①

窦固是窦融的侄子，“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袭父爵封显亲侯。”汉明帝即位，“迁中郎将，监羽林士。”②

马武是辅佐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功臣。刘秀称帝时，马武被任命为侍中、骑都尉，封为山都侯。建武十三年(37年),“更封剑侯。”③后“将兵屯下曲阳，备匈奴。”④立下战功。建武二十五年(49年),光武帝又任命他为中郎将，“将兵击武陵蛮夷。”⑤明帝任用马武为捕虏将军，显然是要他能担负起平定烧当羌的重任。

汉明帝除了以马武为主将、窦固为监军外，还任用王丰为副将，并派右辅都尉陈新随同出征。

汉明帝还对出征的士兵作了选择。马武等人所率的军队有：“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⑥其中乌桓兵，即是突骑；黎阳营，则是光武帝时所设的营兵。《汉官仪》说：“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这些无疑都是国家的精锐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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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固传》。

③《后汉书•马武传》。

④《后汉书•马武传》。

⑤《后汉书•马武传》。

⑥《后汉书•马武传》。

汉明帝选派这些军队，其目的当然是要尽早地平定西羌叛乱。

马武所率军队同羌人作战既激烈，又艰苦。东汉军队到达金城、浩亹后，“与羌战，斩首六百级。”①初战获胜。烧当羌虽然战败，可是，仍然拥有很强的势力。马武军队与烧当羌在洛都谷会战时，战败，损失惨重，“死者千余人。”②烧当羌战胜东汉军队后，立即向塞外转移，试图避开马武军的锋芒，以保存实力。

东汉军队虽然战败，可是，锐气未减。在马武的统帅下，“复追击到东、西邯。”③烧当羌酋长滇吾率羌兵在西邯与东汉军大战，试图击败东汉军。可是，东汉军却拼死作战，大败烧当羌，“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④这对烧当羌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他们无法同东汉军再战，“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⑤这样，由烧当羌发起的叛乱，便被彻底平定了。

汉明帝为了防止羌人重新反叛，保证西北边郡的安定，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首先，他仿效光武帝，下令迁徙羌族“七千口置三辅。”⑥光武帝时，对羌族有多次迁徙的举动。尤其在击败先零羌后，陇西太守马援便将先零羌“徙置天水、陇西、扶风。”⑦把羌人徒至内郡，正是要打乱其部族，分散其势力，将其置于汉族人的监视之下。

汉明帝还重新设置了护羌校尉。护羌校尉是负责管理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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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马武传》。

②《后汉书•马武传》。

③《后汉书•马武传》。按：《水经注》云：“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经邯亭注于河。盖以此水分流，谓之东、西邯也。”

④《后汉书•马武传》。

⑤《后汉书•西羌传》。

⑥《后汉书•西羌传》。

⑦《后汉书•马援传》。

事务的官员。《汉官》说：“护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光武帝时，在班彪的提议下，又设置了这一职官。由熬悉陇西情况的牛邯担任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①可是，牛邯死后，光武帝便没有再设护羌校尉。这显然不利于羌人聚居地区的稳定。

平定烧当羌叛乱后，汉明帝吸取教训，立即设置护羌校尉。“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②

窦林为窦融从兄子。因为窦融曾占据河西，在西北边郡影响很大，因而，窦氏家族中的人担任此职，对羌人有较大的凝聚力。正如《后汉书•西羌传》称，窦林“为诸羌所信。”正因为如此，烧当羌的酋长滇吾率叛乱的烧当羌全部投降了窦林。汉明帝任命窦林为护羌校尉，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汉明帝虽然看到了设置护羌校尉的重要性，可是，在具体的人事安排上却过于苛求。因为窦林误报西羌投降情况，又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使汉明帝“怒而免林官。”③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也因抵罪，而被免职。从此之后，汉明帝便不再设护羌校尉。他没有将护羌校尉的设置坚持下去，是他安定羌人政策上的重大失误。

汉明帝还充分注意加强对陇右地区的防卫。

东汉建国后，由于光武帝废除了更役制度，使边郡的防卫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各边郡的防卫力量主要依靠弛刑徒。例如，建武十二年(36年),光武帝派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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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引《汉官》。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后汉书•西羌传》。

余里。”①又如建武二十六年(50年),光武帝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南单于遣子入侍，“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理城郭。”

汉明帝在平定烧当羌叛乱后，除了使用弛刑徒外，还往陇右地方派去募兵。《后汉书•明帝纪》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汉明帝将募兵派往陇右，正是要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卫力量。

汉明帝在烧当羌叛乱之后，采取的这些措施对陇西地区的安定还是行之有效的。当时，大部分参预叛乱的烧当羌人“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③只有极少数羌人“数为寇盗”①,可是，他们已经不能对陇西的安定产生多大的影响了。

2.抗击北匈奴的骚扰

匈奴的分裂及对南、北匈奴的方略

汉明帝统治时期，北匈奴是破坏北部边郡安定的主要因素。因此，汉明帝必须采取防止北匈奴骚扰的措施。为说明汉明帝控制匈奴方略的特点，有必要对匈奴的分裂及与东汉朝的关系作一些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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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王霸传》。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西羌传》。

④《后汉书•西羌传》。

所谓匈奴分裂，是指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一事。南部称南匈奴，北部称北匈奴。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于是遣中郎将李节报命。”不久，乌桓又击败匈奴，迫使“匈奴北徙，幕地南空。”①建武二十四年(48年),“冬十月，匈奴奠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②

匈奴的分裂，使其势力大大削弱。在这种形势下，南匈奴开始向东汉政府表示亲善。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莫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③由于南匈奴对东汉持友好的态度，就使光武帝在对待南、北匈奴问题上，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光武帝对南匈奴采取了亲善的方针。建武二十六年(50年),他“遣中郎将授南单于玺绶，令人居云中。”④同时，“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⑤从此，东汉政府与南匈奴的友好关系便开始建立起来。光武帝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派中郎将、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⑥,为南单于立王庭，“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来，“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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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④《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⑥《后汉书•南匈奴传》。

⑦《后汉书•南匈奴传》。

光武帝还同南匈奴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对南匈奴内附，并不歧视，南匈奴单于受到很高的优待。正如《后汉书•南匈奴传》说：“位在诸侯王上。”而且，光武帝还不打乱南匈奴的社会组织，使它保持独立性。南匈奴在宗教信仰、职官设置、司法机构、贵族地位以及国家事务处理上，都由南匈奴自己来决定。东汉派出的使匈奴中郎将，只是卫护王庭，起到对南匈奴单于的监督的作用，“参辞讼，察动静”①,并不插手南匈奴的内部事务。

由于光武帝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便稳定了南匈奴，使其与东汉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而且，还为东汉国家承担了防卫北部边塞的责任。《后汉书•南匈奴传》说：

“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戌。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裹，左南将军屯雁门，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由于南匈奴为东汉防卫边塞，就有力地控制了北匈奴对东汉的侵扰，“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②这样，不仅使东汉国家避免了北匈奴的侵扰，而且，还大大减轻了东汉防卫边地而要承受的人力和财政负担。光武帝的这种措施，为汉明帝所继承。他继续使南匈奴承担为东汉国家防卫北部边塞的责任。

光武帝对北匈奴则采取比较灵活的策略。由于南匈奴内附东汉朝后，北匈奴因其势力衰落，也试图同东汉建立和亲关系。北匈奴这样做，只是出于发展、壮大其势力的需要，而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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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

时停止了对东汉的敌对行动。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①光武帝与公卿廷议，意见不一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明帝提出了他的看法：

“南单于新附，北虏惧於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②

皇太子的见解是正确的。因为他指出了北匈奴提出和亲的目的，就在于他要避免东汉的征伐，影响他们恢复实力，并且，破坏南匈奴与东汉的关系。北匈奴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自然也就断绝了与东汉的和亲。皇太子的看法，对光武帝颇有启发，因而，他决定拒绝北匈奴的和亲，“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③北匈奴没有达到目的，仍不甘心。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复遣使诣朗，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④光武帝对北匈奴和亲的意图很清楚，但是，他尚不能决定采取怎样的应付措施；因此，“下三府议酬答之宜。”⑤司徒缘班彪上奏说：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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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

③《后汉书•南匈奴传》。

④《后汉书•北匈奴传》。

⑤《后汉书•北匈奴传》。

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

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案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思，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思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干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扫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末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乘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干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齋杂缯五百匹，弓键韦卖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懿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齋。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①

班彪上疏，对北匈奴和亲的目的揭露得颇为深刻。然而，他以为在对北匈奴和亲的策略上应该灵活，要以礼相待。光武帝认为班彪所说，比较符合情理，采纳了他的主张。但是，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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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南匈奴传》。

对北匈奴只是以羁縻的礼义相待。因为光武帝对北匈奴和亲的实质认识得很清楚：就是要破坏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因此，光武帝同北匈奴只在礼仪上应酬，并不建立实际的联系。建武三十一年(55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答，赐以彩缯，不遣使者。”①光武帝对北匈奴采取这种措施，自然是为了维持、巩固同南匈奴的友好关系。因为当时人们充分认识到，“南匈奴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一离析，旋为边害。”②光武帝对北匈奴的这种方针，自然使他们大为不满，这就使北匈奴采取了与东汉政府敌对的立场。

与北匈奴和亲及设置度辽营

汉明帝即位初年，北匈奴的势力已经有所恢复，所以立即暴露了本相，抛弃了与东汉和亲的姿态，开始骚扰东汉北部边郡。例如，永平五年(62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③东汉政府依靠南匈奴的援助，虽然击退了北匈奴，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北匈奴的威胁。正如〈后汉书•南匈奴传》说：“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

正在汉明帝对北匈奴的骚扰忧虑时，北匈奴力其自身利益考虑，需要与东汉政府建立联系。因为北匈奴虽然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它已不能恢复昔日的状况，加之东汉又有南匈奴相助，他单凭武力，很难达到维持其自身利益的目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