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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赎罪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优待了豪民，很难做到均平。加之，地方官员多与豪民相勾结，“轻为奸利，诡责羸弱。”这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弊端就更多了。尽管如此，汉明帝采取以缣赎罪的措施，他的出发点还是试图以这种方式来维持社会稳定，因此，对这个措施的积极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正因为如此，汉明帝对这一刑法措施一直加以贯彻。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下诏重申这一措施。《后汉书•明帝纪》载：

“(汉明帝)东巡狩。辛丑，幸偃师。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咒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

永平十八年(75年),也就是汉明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下诏说：

“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咒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①

汉明帝这次下诏，对死刑犯赎罪的缣减少了10匹。这说明，汉明帝在贯彻这一措施时，已经考虑到承受能力不同的问题。汉明帝一再重申，并且，不断降低条件，正反映他是将这个措施作为实行轻刑的重大举措。

二是以转变在押刑徒为弛刑徒的方式，将他们送往边地屯戍。所谓弛刑徒，是一种特殊的刑徒。据吴荣曾先生研究，弛刑当作施刑。因为在汉简和碑刻中都写作施刑。②弛刑徒在西汉时就已出现。在汉简和《汉书》中有一些记载。如居延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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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参见吴荣曾：《汉简中所见的刑徒制》,载《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第270页。

中有：

(1)施刑故司寇。(《居》268.3)

(2).施刑孙田，今留不。(《居》262.9)

(3)有五人施刑屯士。(《居》308.19)

(4)施刑屯士，沛郡山仓(桑)县蔡里赵延年。(《居新》E.P.T58：3)

(5)二月，尉簿食施刑屯士四人，为谷小石。(《居》464.3)

那么,什么是弛刑徒呢？《汉书》各家注释对弛刑徒作了一些解释：

李奇说：“弛，废也，谓若今徒解钳、钛赭衣，置任输作也。”

《汉书音义》说：“谓有赦令，去其钳、钛赭衣，谓之弛刑。”

颜师古说：“若今徒囚但不枷锁，而责保散役之耳。”

综合各家解释可知，弛刑徒实际上是得到皇帝赦令诏书，可以去掉刑具、罪衣的刑徒。刑徒变为弛刑徒后，便获得了一些行动上的自由，并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相对的提高。①

弛刑徒大量出现，始自西汉武帝中期以后。由于当时国家对匈奴和其它少数民族作战，增加了小农的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因此使大批的小农破产流亡，造成了国家兵源的匮乏。这就使国家不得不改变对刑徒的管理方式，强迫一些刑徒变为弛刑徒，前去充兵，或到边地屯戍。从此以后，弛刑徒便成为西汉兵源的一种补充。

东汉建国后，国家仍然使用弛刑徒，并且，在使用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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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拙作：《略论汉代的弛刑徒》,载《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比西汉时期明显增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光武帝的兵制改有密切关系。

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大体平定关东地区后，为了减轻小农的负担，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制。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改变了地方的军事制度。他在诏书中说：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各还民伍。”①

光武帝这样做，实际上取消了秦、西汉以来的地方正卒制。在建武二十二年(46年),光武帝又“罢诸边郡亭、候吏卒。”这样，他把西汉以来，所实行的边郡戍卒制度也取消了。光武帝改革地方军制，虽然减轻了小农的一些负担，但是，使国家面临的直接问题，是郡国无常设之兵，边境地带也缺少守卫的戍卒。这就迫使光武帝不能不采用一些补救的办法。大量地使用弛刑徒。例如：

建武十二年(36年),卢芳联合匈奴、乌桓兵，侵扰北边。光武帝便派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③

建武二十六年(50年),光武帝“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即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道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理城郭。”④

光武帝利用弛刑徒防卫、建设边地，可以弥补因兵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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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王霸传》。

④《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而引出的弊端。他的这些做法，也为汉明帝继续利用弛刑徒在边地戍卫创造了条件。

汉明帝统治时期，在边地防卫上，当然继承了光武帝所实行的措施。不过，他在对弛刑徒的役使上，是同他所实行的轻刑原则密切结合的。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下诏说：

“诏三公募郡国中部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①

从汉明帝这次的诏令来看，他派往度辽营及朔方、五原边县的弛刑徒，已不限于劳役刑徒，还有从中都官和各郡国招募来的死刑犯。这些弛刑徒前往边地，不是他们独自一人，而要携带妻子、儿女前往。这对于刑徒来说，是很优待的了。可见，汉明帝已将轻刑的原则渗透到刑徒管理中。

汉明帝为动员更多的刑徒前往边郡，永平九年(66年),又一次下诏说：

“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復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復其口算。”②

对前往边地的弛刑徒更加优待了。弛刑徒不仅可以携带妻子、儿子，并且，如果弛刑徒死在边郡，他们妻子的父亲可以获得终生免役的待遇。弛刑徒的妻子如果只有母亲，没有父兄，她可以获得赏钱六万，还能够减免口赋、算赋。汉明帝采取这些优待措施，显然要使前往边郡的弛刑徒能够安心在当地服役，并且，可以进一步动员更多的弛刑徒前往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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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为了解决弛刑徒对他们的父母瞻养的问题，下诏说：

“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①

从汉明帝不仅让弛刑徒的妻子和儿女随同他们前往边地，而且，他们的父母、兄弟愿意前去，国家也不限制。这样，既解决了弛刑徒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同时，也通过这种办法，把与弛刑徒相关的家庭成员动员到边郡，充实边郡的人口。

总之，汉明帝将弛刑徒派往边郡，是对光武帝措施的继承。然而，对弛刑徒的政策上，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轻刑原则，并且，将对弛刑徒的管理同边郡的屯成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汉明帝迁徒弛刑徒到边郡，既减轻了刑罚，而且，也促进了边郡的稳定。

三是命令各级官员执法均平。汉明帝坚持轻刑，这是国家的大政。然而，国家法律的具体落实，却要由执法官员实施。如果执法官员不能很好地执行国家法律，或者在执法的过程中，带有个人的意图，就仍然很难落实轻刑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汉明帝对执法官员实行国家法律的状况非常注意。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下诏说：

“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城，以及蝥贼；详刑罚，明察单辞，风夜匪懈，以称朕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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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所谓“单辞”,据李贤注说：“犹偏辞也。”①这就是说，汉明帝要求执法官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明确各种刑法条例，并且，要全面调查，不能偏听偏信，这样，才能做到断案公平。为使各级执法官员充分注意这一点，他多次下诏，加以强调。例如：

永平四年(61年),汉明帝下诏说：“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②

永平十三年(70年)汉明帝又下诏说：“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鳏孤，勉思职焉。”③

汉明帝反复下诏，督促执法官员要量刑公平，汉明帝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正是希望他的轻刑措施能够很好的落实。

由于汉明帝实行了以缣赎罪、迁徙弛刑徒前往边地以及要求执法官员量刑公平的措施，就使光武帝确定的轻刑原则更加具体了。这实际上，是对光武帝轻刑原则的发展。

在国家刑法实施问题上，汉明帝继承和发展光武帝的轻刑措施，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实行轻刑并没有使犯罪者增多，却使社会秩序出现了安定的状况。诚如班固说：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於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④

班固对建武、永平之世的称道，绝非溢美之辞，是反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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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明帝纪》。

④《汉书•刑法志》。

实际情况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汉明帝实行轻刑，是建立在不危害他的统治基础之上的。如果危害了他的统治，他就要加重处罚。汉明帝在处理广陵王刘荆、楚王刘英谋反案上，大肆株连，“连及死徙者数千人。”①宋人叶适认为，汉明帝的这种作法，比起秦始皇坑儒，毫不逊色。由此看来，汉明帝实行轻刑是有条件的。无论是实行轻刑，还是加重处罚犯罪者，汉明帝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他的专制集权统治的稳固。

6.安抚、限制诸侯王

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刘秀实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和皇子为诸侯王。汉明帝即皇帝位后，要加强专制集权统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与已成为诸侯王的众兄弟的关系。〈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说：“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彊、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许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显宗、东平宪王苍、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琅邪孝王京。”光武帝的十子，具体分封情况如下：

东海恭王刘彊，建武十九年(43年),“封为东海王，二十八年，就国。帝(指光武帝)以彊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虡之县，拟於乘舆。”②

沛献王刘辅，建武十五年(39年),“封右翊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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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郭后废为中山太后，故徙辅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二十八年，就国。”①

楚王刘英，建武十五年(39年),“封济南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阳、平昌、隰阴、重丘六县益济南国。”②

东平宪王刘苍，建武十五年(39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③

卓陵质王刘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汝南之长平、西华、新阳、扶乐四县益淮阳国。”④

广陵思王刘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⑤

中山简王刘焉，“建武十五年封左翊公，十七年进爵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独留京师。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藩，诏焉与俱就国，从以虎贲官骑。”⑥

琅邪孝王刘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⑦

光武帝刘秀分封的这些皇子虽然有封地，可是，并无治民权，他们只能食封地的租税。正如《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说：“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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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⑤《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⑥《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⑦《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虽然这些分封的诸侯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受到限制，可是，因为他们占有封地，在他们的封国内还有较大的影响。这样，汉明帝仍然需要控制这些诸侯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汉明帝采取了施以恩义和严厉惩处二手，也就是用恩威并重的手段对待这些诸侯王。

施以恩义是汉明帝对待奉公守法和有贤才的诸侯王的做法。汉明帝曾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任用诸侯王为宰辅，这是汉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汉明帝对诸侯王施以恩义尚不限于政治上的重用，他还对其它的诸侯王在政治、经济上给予优待。

一是增加诸侯王的封地。例如，琅邪孝王刘京“性恭孝，好经学”,汉明帝特别喜欢刘京，他对刘京“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盖、南武阳、华，东莱之吕阳、卢乡、东牟六县益琅邪。”①

二是物质赏赐。例如，沛献王刘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在国谨节，终始如一，称为贤王。显宗敬重，数加赏赐。”②又如，永平五年(62年),东平王刘苍辞去骠骑将军职，归国后，汉明帝“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③永平六年(63年),汉明帝幸鲁，“征苍从还京师。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苍乃归国，特赐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万匹，及珍宝服御器物。”④永平十五年(7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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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汉明帝“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①

三是赐予特权。例如，永平十一年，东平王刘苍“与诸王朝京师。月余还国。”汉明帝亲自送行，并且，下诏给东平国傅说：

“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②

又如，中山简王刘焉因受郭太后偏爱，汉明帝“特加恩宠，独得往来京师。”③

四是特别存问，赐以殊礼。汉明帝对原来的皇太子刘强特别敬重。在刘彊废为东海王后，他仍然与刘强保持密切关系。汉明帝登基后不久，刘强在封国中病重。汉明帝立即“遣中常侍鉤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④刘强临终上疏汉明帝，向他谢恩说：

“臣蒙恩得备藩辅，特受二国，宫室礼乐，事事殊异，巍巍无量，讫无报称。而自倡不谨，连年被疾，为朝廷忧念。皇太后、陛下哀怜臣强，感动发中，数遣使者太医令丞方伎道术，络驿不绝。臣伏惟厚思，不知所言。臣内自省视，气力羸劣，日夜浸困，终不复望见阙庭，奉承惟幄，孤负重恩，衔恨黄泉。身既天命孤弱，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悲诚惭。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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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诚愿还东海郡。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今天下新扉大忧，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数进御餐。臣强困劣，言不能尽意。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①

东海恭王刘强的上疏，从内心流露出对汉明帝的感激，并没有因为汉明帝取代他的皇太子位，而存有怨言。汉明帝为他举行了特别隆重的葬礼，远远超出了诸侯王应该遵循的礼仪。史载，在安葬刘强时，汉明帝“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使司空持节护丧事，大鸿胪副，宗正、将作大匠视丧事，赠以殊礼，升龙、旄头、鸾辂、龙旃、虎贲百人。”②汉明帝以这样的礼仪安葬刘强，显然是要表示他对刘强的极大敬意。

汉明帝对这些诸侯王施加各种恩惠，就是要表现他对兄弟们的亲善，以此增强诸侯王们的向心力，拥戴他的最高统治。并且，汉明帝的这种做法，对诸侯王还起到了特殊的安抚作用。

反之，汉明帝对违法的诸侯王则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不过，他也视这些诸侯王的违法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

一是改封号，削减封地。例如阜陵质王刘延被人告发，“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宾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有司奏请诛延，显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③又如，在永平十五年(72年),中山简王刘焉缢杀其姬韩序，“国相举奏，坐削安险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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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二是赐死。例如，汉明帝的同母弟广陵玉刘荆，为人很不正派，他“性刻急隐害”①。光武帝刘秀病故时，“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飞书，封以方底，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男大鸿胪郭况书。”②他企图以此挑拨东海恭王刘强与汉明帝的关系。事情败露后，汉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③可是，刘荆仍然心怀叵测。在西羌叛乱时，“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④汉明帝得知刘荆的这种不法举动后，只好“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⑤刘荆在封国仍然野心勃勃，他让相工为他占卜，并且说：“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向官府告发了刘荆的言行。刘荆“惶恐，自系狱。”⑥汉明帝因与刘荆是同母弟的关系，对他还是优待的，没有严厉处置，“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⑦尽管如此，刘荆依然对汉明帝怀有敌意，“其后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⑧刘荆依仗他是阴皇后之子，敌视汉明帝，并且，有夺取皇位的意图，汉明帝对他自然不能容忍了，所以刘荆只能得到赐死的下场。

汉明帝对刘荆惩治得还不算严厉，而对楚王刘英谋反事件的打击就非常严酷了。可以说，汉明帝处理楚王刘英谋反案，是他在位期间，对诸侯王势力最严厉的惩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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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⑤《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⑥《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⑦《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⑧《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楚王刘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弟，为许美人所生。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封刘英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因为许美人不受光武帝的宠爱，所以刘英的封国“最贫小。”①

光武帝发现这样对待刘英太不公平，因此，在建武三十年(54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由此看来，在光武帝分封的皇子中，楚王刘英显然是最受歧视的一位。

汉明帝被立为皇太子后，楚王刘英虽然与汉明帝不是同母所生，可是，却与明帝关系特别亲近，“太子特亲爱之。”③在汉明帝即皇帝位后，由于楚王刘英与汉明帝关系特殊，所以他“数受赏赐”④。并且，刘英舅父之子许昌也被汉明帝封为龙舒侯。可见刘英在汉明帝即位之初，还是很受宠遇的。

楚王刘英并不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很大作为的人。他年轻时，“好游侠，交通宾客。”⑤这是皇子和贵戚子弟一般都要做的事情。后来，随着刘英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追求清静无为的境界。《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说：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楚王刘英是一个佛教信徒。然而，他所信奉的佛教却有特殊之处。汤用彤先生曾对楚王刘英为浮屠斋戒祭祀作了考证。他认为，浮屠之教既为斋戒祭祀，因附庸于鬼神方术。西汉武帝好神仙方士，王莽特尊图谶。及东汉谶纬占候，帝王奉为圣言。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楚王刘英之信方术，在光武诸王中并非特殊。而明帝诏书中称“仁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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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⑤《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言“与神为誓”。可证佛教当时只是祠祀之一种。楚王刘英交通方士，造作图谶，则佛教祠祀亦仅为方术之一。在当时封国人士，对于佛教无甚深的了解，而屏以神仙道术之言。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①这就是说，楚王刘英信奉的，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佛教，而是以佛教为表现形式的方术。

自从光武帝刘秀“颁图谶”于天下后，方术在当时影响颇大，全国各地的方士非常活跃。正如范晔所说：“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成名应图镰，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於时矣。”②对于方士虚妄不经的说教，在当时就遭到士人的批评，“是以通需硕生，忿其奸妄不经，秦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③

具体说来，东汉时流行的方术，无非是由方士化的儒生传播的各种杂乱的巫术。例如，光武帝时，任用方士郭宪为光禄勋，“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溪。执法奏为不敬。”④光武帝下诏问其原因，郭宪回答说：“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⑤又如汉明帝时，太守第五伦任用方士谢夷吾为督邮，“时乌程长有臧衅，伦使收案其罪。夷吾到县，无所验，但望阁伏哭而还。一县惊怪，不知所为。”⑥在谢夷吾返回时，告诉第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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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第38页。

②《后汉书•方术传序》。

③《后汉书•方术传》。

④《后汉书•方术传》。

⑤《后汉书•方术传》。

⑥《后汉书•方术传》。

说：“窃以占候，知长当死。近三十日，远不过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①

尽管东汉时流行的方术十分荒诞，可是，却可以给生活奢侈、精神空虚的贵族们极大的精神寄托。当然，这些方术与儒教的说教相互混和后，自然就有更大的影响力。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恐怕正是要寻求这种精神寄托。由于刘英受这些说教的影响，已经使他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正如《论衡》说：“道士刘春荧惑楚王英，使食不清。”

汉明帝对楚王刘英在他的封国中进行的这些信仰活动，是很了解的。他并不反对刘英的这些信仰。因为汉明帝本人就相信图谶、方术和佛教。汉明帝不仅不反对楚王刘英的这些活动，并且，积极支持他这样做。例如，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楚王刘英借此机会派郎中令带黄缣白纨三十匹前往国相处说：“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③楚王刘英的这种做法，是他宗教意识的一种表现。因为在东汉人看来，当时佛教的要旨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④袁宏说：“佛者，汉言觉也，将心觉倍群生也。其教以偏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⑤东汉人以精灵不灭的观点理解佛教，因此他们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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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方术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襄楷传》。

⑤《后汉纪•孝明皇帝纪》。

的佛教，可以说就是道术。正因为如此，楚王刘英献缣的举动，正是要表现他内心的虔诚。楚国相当然对这些一无所知，便向朝廷汇报。而汉明帝却深刻地了解楚王刘英赎罪的意图。他下诏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①

李贤注：“伊蒲塞即优婆塞也，中华翻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门即沙门。”可见，在汉明帝看来，楚王刘英的赎罪只是要捐助佛教僧侣的活动。显然，他对楚王刘英的宗教活动认识非常清楚。汉明帝不仅支持刘英的做法，而且，还将他在诏书中讲述的道理，“因以班示诸国中傅。”②这就是说，汉明帝也向其它的诸侯王提倡佛教信仰。正因为如此，楚王刘英便将他的宗教活动规模扩大。“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③楚王刘英的这些活动，显然与政治毫无关系。

可是，永平十三年(70年),却发生了楚王刘英谋反的事件。《后汉书•明帝纪》说：“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国除。”《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的记载更详细：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控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

楚王刘英的罪名被定为“大逆不道”,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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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汉书•景帝纪》如淳注说：“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清人沈家本认为，谋反为贼事之最大者。《唐律》谋反大逆居《贼盗律》之首，《汉律》当亦不殊，兹故首列焉。①

楚王刘英的主要罪证有二：一是“招聚奸猾，造作图谶。”二是“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

“造作图谶”,在东汉时，被视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例如，永平十六年(73年),“夏五月，淮阳王延谋反，发觉。……所连及诛死者甚众。”②汉明帝定刘延为谋反罪，也是因为刘延“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③

“图谶”兴起在西汉哀帝、平帝之世，它是一种政治性的预言。王莽曾以图谶倾覆汉室，光武帝刘秀却依靠赤伏符即天子位。光武帝极其相信图谶，在中元元年(32年),他曾“宣布图谶于天下。”④这实际上，是将流行的图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当时任何人是不能随意制作的。因为图谶这种预言，与制作者的政治意图联系得太紧密了。因此，在东汉法律中，将“造作图谶”,视为大逆不道。其原因，正如沈家本所说，随意制作图谶，“于时惑世诬民，遂生奸轨。”⑤

诸侯王在封国中，擅自设置职官也是严重违犯国家法律的。《续汉书•百官志》说：“至景帝时，吴、楚七国恃其国大，遂以作乱，几危汉室。及其诛灭，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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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三。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⑤参见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三。

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汉武帝的规定，至东汉时仍被实行。不过这种规定更为严格了。《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载诸葛恪说：“自武帝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因此，诸侯王擅自设置官职是对皇帝专制集权统治的冒犯，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

那么,楚王刘英为什么会从一个清静无为的诸侯王，变成有谋反举动的人呢？由于史载有阙，不能详细说明。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楚王刘英不能遏制他在政治上的欲望。他追求的清静无为，只是一种表象而已，而在封国中长期养尊处优，在政治上滋长野心和奢望，是难以避免的。

楚王刘英谋反案发生后，对汉明帝的震动很大。汉明帝自然要严厉查处此案。不过在具体处理上，他以重“亲亲”的表象，掩饰他对楚王刘英的严厉惩治。汉明帝没有下令立即处死刘英，而是“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軿，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①汉明帝对楚王刘英的母亲楚太后也很优待，让她“勿上玺绶，留住楚宫。”②

汉明帝对楚王的处置，表面上虽然表现出宽容，实际上对刘英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在当时，一个诸侯王被削夺王位，这种惩处是很严厉的，它使受封的诸侯王完全失去了尊严。楚王刘英当然忍受不了这种处罚，所以，刘英行“至丹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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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杀。”①汉明帝为了不使人们感到他的做法太严酷，便“诏遣光大夫持节吊祠，赠赠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於泾。”②并且，还下诏安抚刘英母许氏说：

“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竞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③

汉明帝在诏书中所讲的这番道理，是要表明他是重“亲亲”之道的，楚王刘英的死，是由“天命”决定的，他没有任何责任.然而，这些话都是搪塞之言，并不能掩饰汉明帝的本意，即他对敢于冒犯他专制统治的兄弟是不留情面的。

如果说汉明帝对楚王刘英在处罚上，还以兄弟的“亲亲”之义来作掩饰，那么,他对参与和涉及楚王刘英谋反的人就毫不留情面了，其惩处的手段非常严酷，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兴冤狱当时汉明帝非常愤怒，完全丧失理智。这样，处理楚王刘英谋反案的官员只好依据要犯王平、颜忠等人的供辞，来追查参与者，而不做任何调查。由于采取这种做法，就使很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例如，寒朗任谒者，曾“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④颜忠、王平的供辞涉及到贵戚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耿建等人“辞未尝与忠、平相见。”⑤尽管耿建等人不肯认罪，可是，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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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寒朗传》。

⑤《后汉书•寒朗传》。

员却“率一切陷人，无敢以情恕者。”①汉明帝不仅对贵戚如此，对有嫌疑的中央官员也不放过。例如，司徒虞延“会楚王英谋反，阴氏欲中伤之，使人私以楚谋告延，延以英藩戚至亲，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闻，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②司徒虞延并没有参与楚王刘英谋反案，只是受阴氏陷害，使他辟举的官员与楚王有联系。就是这样，他也难逃一死。

地方官员被牵连到楚王刘英谋反案中的人数也很多。例如，郑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赐。楚毛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观，现被收捕，疾病放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鈇鑙，诣阙上章，为赐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赐丧及妻子还乡里，由是显名。”③

汉明帝对与刘英谋反案有嫌疑的名儒也不放过。例如，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④在他任千乘郡太守时，“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⑤

汉明帝还下令，对被收捕者，进行严刑逼供，大肆迫害。例如，《后汉书•独行传》载：“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陆)续与主薄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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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寒朗传》。

②《后汉书•虞延传》。

③《后汉书•郑弘传》。

④《后汉书•儒林传》。

⑤《后汉书•儒林传》。

肉消烂，终无异辞。”这样残酷地逼供，使很多被收捕者还没量刑，就被拷打致死。正如《后汉纪•明帝纪》说：“吏治之急自诬死者甚众。”当然，这些被收捕者受到死刑、迁徙刑惩处人就更多了。《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说：

“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成诸侯州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汉明帝在处理楚王刘英谋反案上的这些做法，充分反映了汉明帝为了维护他的最高统治，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已达到无比残忍的程度，这在当时就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不满。一些正直的官员敢于向汉明帝犯颜直谏。其中寒朗便是突出的一位。

寒朗在处理楚王刘英谋反案时，发现了要犯颜忠、王平等人的供辞不实。寒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①汉明帝立即召见寒朗，问他说，“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寒朗回答说：“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汉明帝问道：“即如是，四侯无事，何不早奏，狱竞而久系至今耶？”寒朗回答说：“臣虽考之无事，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故未敢时上。”寒朗的回答使汉明帝大怒，痛骂寒朗道：“吏持两端，促提下。”可是，寒朗坚持已见，毫不畏惧地对汉明帝说：“愿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国耳。”然后，他向汉明帝明确地提了他的看法：

“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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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寒朗传》。

及九族，陛下大思，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捂陛下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①

寒朗的直谏确实打动了汉明帝，使盛怒的汉明帝冷静下来。他立即亲自前往洛阳监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②由于寒朗的宜谏，才使京城中的一大批蒙冤者得以洗脱不白之冤。

在地方上，也有类似寒朗这样的官员。例如，袁安被任命为楚郡太守，处理楚王刘英案。楚郡曾是刘英的封国，在这里受牵连的人当然很多。袁安到楚郡后，“不人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③这使楚郡府丞掾史非常恐惧，“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④可是，袁安却坚持己见，他说：“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⑤他将楚郡情况详细向汉明帝奏报。汉明帝已发觉在楚王刘英谋反案中蒙冤者甚多，因此，“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⑥

然而，像袁安、寒朗这样的官员并不多见。楚王刘英谋反案能够株连数千人，使冤狱遍于全国，这固然与汉明帝严厉的专制统治相关。然而，在这个专制统治体制下，造就了一大批只会奉迎皇帝旨意的官吏，也是使冤狱扩大的重要因素。

由于楚王刘英谋反案已完全违背了汉明帝限制、打击诸侯王势力的初衷，成为波及全国的大株连，因而，给当时社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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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寒朗传》。

②《后汉书•寒朗传》。

③《后汉书•袁安传》。

④《后汉书•袁安传》。

⑤《后汉书•袁安传》。

⑥《后汉书•表安传》。

成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人自危，人心浮动，心怀怨气。汉章帝即皇帝位后，鲍昱曾向章帝上疏说：

“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徒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蹋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