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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九年(66年),汉明帝下诏，向小农“赐”公田。“赐”公田是当时国家分配国有土地的一种形式。其实，汉代国家分配国有土地尚不限于这一种，还有其它几种方式：

一是假民公田。就是国家将土地租赁给小农，小农则需要向国家交纳假税。假税的剥削率一般在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

二是田公田。颜师古注说：“田，谓耕作也。”①然而，据《汉书•食货志》载：“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所谓“命家”就是有爵位之家。因此“田公田”,就是国家让有爵位之家耕种国有土地，是对有爵位之家的优待。②

赐民公田则与上述二种形式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分配公田的方式，实际上是国家把国有土地赏赐给小农。小农获得公田后，便有了占有土地的权力。《汉书•贡禹传》说：“农民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可见，西汉时公田一旦赐给贫民之后，就为贫民所有。汉明帝时的“赐民公田”,其性质当与西汉时相同。汉明帝采取这种形式，说明他扶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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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高帝纪》。

②参见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33页一

农的决心是很大的。这对解决小农丧失土地的问题，可以起到一些缓冲的作用。

其实，小农丧失土地，自西汉后期以来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汉哀帝时，师丹根据当时“豪富吏民赀数矩万而贫者益困”的形势，提出了限田限奴的主张，试图绶解土地问题。然而，由于触动了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丁明、傅喜等人的反对，而无法实施。

王莽代汉后，对于土地问题也十分重视。他试图以平均土地的方式，来缓解土地集中的问题。因此他颁行王田私属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①可是，王莽的“王田”措施只是一种空想，在当时土地私有正在发展的时期，不是一纸诏令就能够阻挡得了的。在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下，王莽很快收回成命，土地集中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朝后，仍然面临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虽然，经过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一些地方豪强受到打击，但是，很多豪强利用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实力，修建坞壁、组织私兵，他们仍然保留着原来占有的土地。光武帝知道解决土地集中问题的重要性，但又不敢过分地触动豪民对土地的占有，然而，现实的状况又使光武帝不能回避土地集中的问题。因为豪民对土地的大量占有，对小农的危害很大，影响国家的经济基础。这样，光武帝只好在建武十五年(72年),实施“度田”措施。所谓“度田”,其目的是检核垦田和户口数字。这样，客观上可以限制土地兼并。尽管如此，“度田”还是很软弱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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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王莽传》。

可是，就是这样的软弱措施，光武帝也很难贯彻。一些地方官吏，“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在“度田”实施比较严格的地方，“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兼起。”光武帝虽然平定了地方豪强的反叛，可是，“度田”的措施便不敢再推行了。因而，在汉明帝即皇帝位后，长期形成的土地集中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可是，由于光武帝“度田”措施的失败，使汉明帝不敢触动豪民的土地占有。然而，当时豪民对土地的兼并，又直接影响了小农的稳定。在这种矛盾的形势下，汉明帝只好以赐公田的方式来缓和矛盾。因此，汉明帝的这个措施，是在不触动豪民利益的情况下，来稳定丧失土地小农的明智举动。不过，汉明帝的这个措施的实行，是建立在国家拥有大量的国有土地基础上的，所以它只能治末，而不能治本。因为汉明帝采取的“赐民公田”的措施既可以避免国家和豪民利益的冲突，又可以达到稳定小农的目的，所以多为后世皇帝所仿效。例如：

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下诏说：“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①

永元五年(93年),汉和帝下诏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摘，不收其税。”②

永初元年(107年),汉安帝“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③

从汉章帝至汉安帝时，虽然授予小农公田的方式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以公田来扶助小农。然而，由于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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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章帝纪》。

②《后汉书•和帝纪》。

③《后汉书•安帝纪》。

是以国家占有一定数量的公田为基础的，所以一旦国家的公田分赐完毕，就使国家很难再有其它的办法解决贫困小农的土地问题了。东汉国家自安帝以后，不再向贫困小农赐予公田，正是由于国家掌握的公田已经很少的缘故。由此来看，汉明帝完全依靠公田来满足小农对土地的要求，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制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兼并。尽管如此，汉明帝在光武帝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通过赏赐公田来稳定小农，这对东汉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2.发展屯田事业

汉代的屯田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屯田对解决汉代国家对边塞地方粮食的转运，发展边郡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建国后，光武帝便效法汉武帝的屯田措施，先后在内郡和边郡都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光武帝的屯田措施对恢复东汉初年凋敝的经济起了较大的作用。

汉明帝也注意利用屯田来发展经济。他又进一步发展了光武帝的边郡屯田。

光武帝的北部边郡屯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武七年(31年)至建武二十五年(49年)。由于在这一时期，东汉国家对匈奴主要采取内线防御的措施，所以屯田地区主要在今山西、河北两省。第二阶段为建武二十六年(50年)以后，由于南匈奴内附，南北匈奴分裂，东汉国家的防线北移，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人民迁回本地，原来裁撤的郡县又重新恢复。由于北部郡县的设置，便使屯田地区逐渐向北发展。光武帝在北部边郡建立的屯田点，到汉明帝时，仍然存在。《后汉书•李恂传》说：

“后拜侍御史，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奏封上，肃宗嘉之。”

据陈连庆先生考证，李恂出使所经过的路线为河内、魏郡、幽州。因此李恂所说的屯田聚落是光武帝时，朱祐屯兵的常山、涿郡、渔阳、上谷；马武屯兵的滹沱河；马成屯兵的常山、中山。①既然这些屯田点在汉章帝时还存在，那么,汉明帝时，它们仍然在发挥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汉明帝不仅继续利用光武帝时的屯田聚落，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北部边地的屯田。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为隔断南、北匈奴的联系，开始设置度辽营。他派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汉明帝设置度辽营后，十月便下诏说：

“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答，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于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②

汉明帝派往度辽营的这些弛刑徒，实际上，便是一边戍边，一边屯田的。

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四路军队出击北匈奴。窦固一路东汉军队击败呼衍王，夺取伊吾卢地，设置了宜禾都尉，汉明帝开始在西域进行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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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连庆：《东汉的屯田制》,载《中国古代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②《后汉书•明帝纪》。

随着汉明帝在西域建立统治机构，即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已校尉，屯田事业也在扩大。当时戊已校尉一屯车师后部金满城，一屯前部的柳中城。戊已校尉便在这两地“开渠播种。”①汉章帝初年，杨终上疏提到，“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②这说明，汉明帝时，在西域还设置了楼兰屯田。

然而，汉明帝在西域实行的屯田，为时很短。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故去，西域焉耆国乘东汉多事，攻没都护陈睦；匈奴、车师围攻戊己校尉，关宠败没，耿恭也被东汉政府迎回。由于东汉在西域的屯田机构瓦解，其屯田事业便暂时中止了。

3.以多种方式鼓励农耕

汉明帝对农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他除了实行扶植小农、发展边郡屯田的措施外，还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促进、鼓励人民发展农业。

首先，汉明帝深知农业时节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此他严格禁止各级官府在春耕等重要时节做妨碍农耕的事务。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下诏说：

“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勃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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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官仪》上。

②《后汉书•杨终传》。

③《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又下诏说：

“朕牵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时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域，以及蝥贼。”①

这些诏令都反映汉明帝保证小农不误农时的决心是很大的。

汉明帝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还表现在，遇到不吉祥的天象时，他也下诏到各地，提醒各地方注意农业生产的情况。如永平三年(60年),出现日食，他便下诏说：

“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穑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凤夜坳思，而智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遗。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②

出现旱灾时，汉明帝更是忧心仲仲，下诏到各地，布置求雨活动。如永平十八年(75年),他下诏说：

“自春巳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忧惧而已。……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絜齋祷请，冀蒙嘉澍。”③

汉明帝在位之时，多次下诏，关注农业生产，表现了他对发展农业的高度重视。

其次，汉明帝重新实行籍田礼，作为他鼓励发展农业的象征。永平四年(61年)春二月辛亥日，汉明帝下诏说：

“朕亲耕籍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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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明帝纪》。

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①

永平四年(61年),汉明帝开始实行籍田礼后，又在永平十三年(70年),“耕于籍田。礼毕，赐观者食。”②永平十五年(72年),他又“耕于下邳。”③

汉明帝重新实行籍田礼，是他重视农业发展的突出表现。

在汉代，正式开始实行籍田礼，始于西汉文帝时。汉文帝二年，曾下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染盛。”④文帝以后，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耕于钜定。”⑤汉昭帝即位之初，“耕于钩盾弄田。”⑥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耕于上林。”⑦汉武帝、汉昭帝只实行了亲耕活动，并没有举行籍田礼。在他们之后，其它的西汉皇帝连亲耕的活动都不进行了。光武帝建立了东汉朝，虽然重视农业生产，可是，他并没有举行籍田礼。汉明帝恢复籍田礼是要仿效汉文帝，要在发展农业上有一番作为。

籍田礼，最早起源于原始公社时期。进入阶级社会后，这项礼仪虽然被继承下来，可是，已经被不断地改造。东汉时代的籍田礼，虽然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内容，然而，适合汉代人需要的成份已增加了很多。《续汉书。礼仪志》载：

“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覆讫，有司告事毕。是月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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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明帝纪》。

④《汉书•文帝纪》。

⑤《汉书•武帝纪》。

⑥《汉书•昭帝纪》。

⑦《汉书•昭帝纪》。

‘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

由汉明帝实行的籍田礼来看，这是以皇帝为表率，在春耕时节举行的重大盛典。通过这项典礼，表现皇帝“劝耕”的决心，并且，使各地方官员受到告诫，注意农耕进行的情况。因此汉明帝恢复实行籍田礼，自然是重视发展农业的大事。

籍田礼的实行，尚不限于只有鼓励农耕的意义。《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干宝《周礼》注说：

“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益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改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

干宝所说的籍田礼的三种作用，在东汉时代，也是如此。因此，汉明帝实行籍田礼，主要是为了劝农。但是，这项礼仪的实行，也具有对社会各阶层实行教化的意义。其教化的效果，依然对发展农业有推动作用。

总之，汉明帝实行籍田礼，是他“劝农”举措中的大事。籍田礼的推行，表现了汉明帝在发展农业上的决心。他将“劝农”纳入礼仪的程式中，便使“劝农”的教化固定化，因而，就更为当时社会中的人们所重视。

4.实施和废除“禁民二业”的措施

汉明帝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还采取了“禁民二业”的措施。正如《后汉书•刘般传》说：“是时(指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

那么,汉明帝实行的“禁民二业”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需要作一些辩析。

汉明帝在位时，刘般曾上疏说：

“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①

据刘般上疏所说，“禁民二业”,就是禁止小农做一切与农耕无关的事情。其实，“禁民二业”所包含的内容尚不限于此。要了解其内容的具体情况，就要从这种主张的产生说起。

早在战国时期，“禁民二业”的思想便产生了。《商君书•农战篇》说：

“其教民也，皆作查，……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

《吕氏春秋•上农篇》说：

“古之圣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者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齿年未长不敢为圜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

《尉练子•治本篇》说：

“夫在耘耨，妻在机抒，民无二事，则有储蓄。”

据《商君书》、《吕氏春秋》和《尉缭子》的记载，在战国时期，“禁民二业”的思想已经比较流行了。“禁民二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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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般传》。

限制农民从事商贾、技艺、游学之事。国家只要坚持这样做，上可以“富国”,下可以使家庭“有储蓄”。这样，就能够使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得到发展。

“禁民二业”的思想，在西汉时，又有了演变。西汉国家将“禁民二业”与重农抑商政策结合起来。《史记•平准书》说：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禁，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又《汉书•哀帝纪》说：

“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

很明显，西汉时的“禁民二业”,主要是针对商贾，即剥夺有市籍商人占田和做官的权力。因此，西汉的“禁民二业”,实际上，只是限于商贾阶层，实施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

光武帝建立东汉朝后，由于大商贾和高利贷者活动的猖獗，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认为对他们的活动有限制的必要，因此他们又提出了“禁民二业”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桓谭。《后汉书•桓谭传》说：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

在桓谭看来，他提出的“禁民二业”,不过是西汉国家政策的延续。然而，在他的主张中，对限制人们从事二业的范围却比西汉扩大了。也就是说，不仅限制商贾从事二业，并且，要限制中家子弟为商人、高利贷者充当“保役”。所谓“保役”,就是掮客或中保。此外，还要限制那些仿效中家子弟放弃农业，做“不耕而食”者。

桓谭的“禁民二业”的主张，显然并不是简单地承袭西汉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是针对东汉时的具体情况，以“禁民二业”为手段，反对大商贾、高利贷者的盘剥；反对从商人、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中分得一些利润的捕客和中保；反对一些人弃农而从事“侈靡”的活动。

桓谭“禁民二业”的主张，在光武帝时，虽然没有实施，可是，汉明帝却实行了“禁民二业”的措施。由于桓谭“禁民二业”的主张很有代表性，所以在汉明帝推行这项政策时，就不能不吸收桓谭的建议。不过，根据前面提到的刘般的上疏，汉明帝在限制的范围上，实际要比桓谭的主张还要宽广，即小农兼职作业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汉明帝的“禁民二业”,已与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的主张有相似之处。略有差异的是，他更看重了商人、高利贷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汉明帝实行“禁民二业”,是有影响的。因为当时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是瓦解农村小农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重农必抑商，抑商必禁民二业，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由此看来，“禁民二业”的重要目的，便是要使小农经济不受到过多的危害。

然而，汉明帝实行“禁民二业”,虽然可以限制一些大商人、高利贷者的活动，可是，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除了这项政策的内在矛盾外，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田庄经济的形成。《后汉书•樊宏传》说：

“(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其管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其所处庐合，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资至钜万。”

《水经•比水注》也记载了樊重田庄的情况：

“(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工，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很明显，樊重的田庄是一个从事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在东汉前期，这种田庄数量很多是毫无疑义的。田庄生产的经营和组织者都是地方豪强。这些豪强在地方上有颇大的势力。例如，光武帝时，实行“度田”,因为地方豪强的强烈反对，便使“度田”政策无法推行。汉明帝要将“禁民二业“的措施，实行到每个田庄，在当时是很难办到的。何况各地方豪强的田庄进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并不阻碍生产，而有利于发展生产。田庄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督促田庄农民从事生产，也是推动生产的因素。”由此看来，汉明帝的“禁民二业”不仅难于落实，而且，这项政策与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也是不太适应的。

此外，汉明帝“禁民二业”的政策还包括限制小农兼作其它行业的内容。这种规定表面看来是“重农，”实际上，只能产生流弊。如果将小农的经济活动控制得过于严格，最终只能使小农因得不到其它经济生产的补偿，而陷入困境。

汉明帝实行“禁民二业”,是以保护小农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这项政策与现实情况有很大的距离，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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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11页。

消极因素较多，因此，在刘般上疏建议废除“禁民二业”的措施后，汉明帝立即接受他的主张。汉明帝废除“禁民二业”的政策，说明他在制定经济政策上，还是能够依据经济形势及时变更，以达到不妨碍农业生产的目的。

5.大力兴修水利

汉明帝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很重视水利建设。因为水利事业，对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特别是重要经济区的水利兴修更是如此。

东汉建国初年，由于国家经济尚待恢复，光武帝刘秀还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只是在一些地方进行局部的水利修建工作。这些水利建设大部分都是由地方郡太守组织进行的。例如，建武七年(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①建武十三年(37年),邓晨任汝南太守，“兴鸿邵陂数千顷亩，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②直到建武二十三年(47年),光武帝任命张纯为大司空，动员人力，“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③这是由东汉国家直接组织兴修水利的开始。

汉明帝时，东汉国家经济经过了近30年的恢复，国家有经济力量进行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因而，汉明帝开始选拔治水专家，动员人力，进行水利修建。在汉明帝进行的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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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杜诗传》。

②《后汉书•邓晨传》。

③《后汉书•张纯传》。

中，以浚仪渠和汴渠的疏通最为著名。

浚仪渠是当时一条重要渠道。《汉书•地理志》说：“浚仪，睢水首受狼汤水，东至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为疏通这条渠道，汉明帝下诏，派王景“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①

王景是乐浪⻈丹邯人。他的父亲王闳为郡三老。建武六年(30年),王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杀死当地反叛势力的首领王调，而被光武帝刘秀封为列侯，可是，王闳让爵不受。王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年轻时，便通晓《易经》,“遂广闚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②后来，他被司空伏恭征辟至府，又被人推荐给汉明帝，称他“能理水”。③在当时，他是很著名的治水专家。

王景和王吴采用堰流法，治理浚仪渠，从此“水乃不复为害。”④

汴渠，唐人李贤以为是浪荡渠。然据史念海先生研究，汴渠即是汳水。⑤《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说：“汴自荥阳首受河，所谓石门，在荥阳山北一里，过汴以东，积石为堤，亦号金堤。”西汉平帝时，由于黄河泛滥，鸿沟和济水分河之处的水门为黄河冲毁，黄河水大量涌入，济渠和汴水便受到破坏，“河、汴决坏，未及得修。”⑥由于其流经地方是重要的经济区，因此，需要尽早地加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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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循吏传》。

②《后汉书•循吏传》。

③《后汉书•循吏传》。

④《后汉书•循吏传》。

⑤参见史念海：《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

载《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第127页。

⑥《后汉书•明帝纪》。

早在建武十年(34年),阳武县令张汜便上疏说：

“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①

当光武帝开始决定修治渠道时，浚仪县令却上疏持以异义，他说：

“昔元光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价理，其忠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

光武帝认为浚仪令陈述的理由是符合东汉初年形势的，决定放弃修治汴渠的计划。

由于汴渠在东汉初年没有得到治理，它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后汉书•循吏传》载：

“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

鉴于这种情况，永平十二年(69年),汉明帝决定修治汴渠。

汉明帝对治理好汴渠这项工程给予很大的关注。在治河之前，他召见治水专家王景，向王景“问以理水形便。”③王景向汉明帝详细地介绍了情况，“陈其利害，应对敏给。”④王景因此受到汉明帝的称赞。汉明帝为表彰王景修治浚仪渠的功劳，同时，鼓励王景继续为治理汴渠尽力，“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⑤汉明帝在做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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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循吏传)。

②《后汉书•循吏传》。

③《后汉书•循吏传》。

④《后汉书•循吏传》。

⑤《后汉书•循吏传》。

分准备后，夏季，“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阻，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①

王景在治水过程中，竭尽全力。他“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自俄沟涧，防遏冲要，疏决雍积。”②并且，还在河中，每隔10里立一水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水“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③王景在修治汴渠时的这些做法，具有很大的创造性。

王景和王吴治水成功，汉明帝非常喜悦，他亲自前往治水工地巡视，并且，“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王吴及诸从事缘史皆增秩一等。”④永平十三年(70年),汉明帝特别下诏，说明修治汴渠成功的意义。他在诏书中说：

“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游灌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充、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忠。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絜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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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循吏传》。

②《后汉书•循吏传》。

③《后汉书•循吏传》。

④《后汉书•循吏传》。

⑤《后汉书•明帝纪》。

汉明帝在这个诏书中，对汴渠修治成功的意义阐述得非常清楚。其一，解决了自西汉末年以来，长达60年的黄河水患、使黄河、汴渠分流。其二，使兖、豫州人民免除了水患的危害。其三，黄河南、北两岸关于堵水问题的争论得到解决。因此，汴渠得到治理，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大事。而且，由于黄河、汴渠的分流，原来被水淹没的黄泛区，又“反其正色”,适于农耕。这些土地便是国家的公田。汉明帝将其分给贫困的小农，严格限制“豪右得固其利”。很明显，这对稳定黄河沿岸的小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汉明帝修治汴渠是东汉时期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这项工程的成功，如前面所说，对发展生产产生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然而，由于工程的浩大，国家开支也非常庞大。王景治水时，“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①

汉明帝除了组织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外，他还鼓励地方进行小规模的水利修建。例如，永平五年(62年),鲍昱任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渔，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②

汉明帝在其统治后期，仍然关注水利的建设。由国家征发农民治理呼沱河、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可是，由于治河工程艰难，“太原吏人告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③

汉明帝在位期间，成功地进行了浚仪渠和汴渠的修治，这在东汉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汉明帝以后的几位皇帝，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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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循吏传》。

②《后汉书•鲍永传附鲍显传》。

③《后汉书•邓禹传附邓训传》。

④《后汉书•邓禹传附邓训传》。

然也进行了一些水利建设，但是，其规模已较汉明帝时相差甚远。他们进行的多是一些修补工程，已不敢在水利建设上有大的举动。因此，可以说，汉明帝进行的浚仪渠和汴渠的修治，是他在东汉水利事业发展上的重大贡献。汉明帝在水利事业上的建树，是他促进东汉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6.努力建设北方边郡

汉明帝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没有忽视对北方边郡的建设。当时北方边郡，自东至西，主要有：辽东郡、辽西郡、右北平郡、上谷郡、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北地郡等。这些边郡在东汉初年，由于匈奴的侵扰和光武帝实行内线防御的措施，使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坏。

东汉建国时，匈奴的势力是很强大的。他们乘中原战乱，不断地派军队进犯边郡。《后汉书•南匈奴传》载：

“建武初，彭宠反畔於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

在匈奴不断进攻的形势下，光武帝不得不放弃一些边郡，转入内线防御，同时，将边郡人民内徙。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徙雁门吏人於太原郡。”①建武十年(34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②建武十五年(39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③这些记载说明，从建武八年至建武十五年，幽、并两州边郡的人民基本上被迁往常山关、居庸关以东的地区。由于这些边郡的汉族人民内迁，“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④这样，东汉和匈奴的战争，便在这些边郡地区进行，其遭受严重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冬十月，匈奴莫鞋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匈奴的分裂，使匈奴的势大大削弱。光武帝自然要改变原来对匈奴消极防御的策略。他利用南匈奴牵制北匈奴，并且，将原来的防御线向北扩展，把幽、并二州的边郡人民迁回原地。建武二十六年(50年),光武帝便下令让云中、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百姓，“归于本土。”为妥善安置原边郡人民，光武帝命令，“宏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光武帝虽然发布了遣返边郡人民的命令，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可是要使大量的边郡人民返回本地并不是短时期可以实现的。光武帝在位时，他并没有完全实现使边郡人民都重返故地的愿望。关于边郡人民遣返的问题，便留给汉明帝来解决了。

由于匈奴长期地侵扰破坏，当时的边郡已经十分荒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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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光武帝纪》。

④《后汉书•南匈奴传》。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⑦《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劭《汉官》说：

“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绝灭。建武三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侯，堡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

据应劭所说，一些边郡几乎无人居住，要恢复边郡的生产自然是非常困难的。光武帝在位时，并没有扭转这些地方的状况，这样，促进边郡经济的恢复，也成为汉明帝需要解决的问题。

汉明帝对光武帝没有完成的边郡恢复和建设问题，没有回避，而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加以解决。

在边郡的建设上，汉明帝首先注意到增加边郡的人口。因比，他继续动员滞留在内郡的边郡人重返家乡。在汉明帝即位之初，便在诏书中说：

“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①

边郡妇女成为内郡人的妻子，实际上，是变相地沦落为内郡人的奴婢。因此，汉明帝严令必须将这些妇女遣还边郡。他这样做，一方面有继续执行光武帝解放奴婢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要充实边郡的人口。在此之后，汉明帝继续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永平五年(62年),汉明帝“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②在动员边郡人返回本土时，通过赏赐钱财来进一步安抚他们。然而，仅仅通过号召原来边郡人重返故乡，并不能使边郡人口数量有很明显的增加，这对边郡的生产恢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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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不利的。因而，汉明帝便采取了另外的措施。汉明帝曾向边郡派遣弛刑徒，来贯彻他的轻刑措施。然而，汉明帝向边郡派遣弛刑徒的目的，还不限于此。在汉明帝在位期间，共发布三次将弛刑徒派往边郡的诏令。诸如：

永平八年(6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①

永平九年(66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算。”②

永平十六年(73年)九月，“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③

从这些诏令来看，汉明帝先后将内郡的弛刑徒派往朔方、五原、敦煌边郡前去屯成。并且，他们要携带妻子、儿女永远生活在边郡。汉明帝派往这些边郡的弛刑徒的数量，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汉明帝对前往边郡的弛刑徒给予较高的优待条件来推断，当时前往边郡弛刑徒的数量是不少的，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其数量就更多了。

这些弛刑徒虽然有防卫边郡的责任，可是，他们还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这种情况在西汉时，便已出现了。例如：《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载：“□玉门屯田吏高廪，放田七顷，给予弛刑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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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明帝纪》。

东汉初年，光武帝派往边郡的弛刑徒也是如此。《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应劭《汉官》载：光武帝面对边郡空无人烟的状况，感叹地说：“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他只好命令马援等人，“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汉明帝派大量的弛刑徒前往一些边郡从事屯田，当然是沿用了光武帝的做法。但是，与光武帝不同的是，这些弛刑徒都携带家属，因而，就保证了他们在边郡屯戍的稳定性。不仅如此，按着汉代的法律，“边人不得内徙。”①这样，迁往边郡弛刑徒的子孙后代也只能长期居于边郡了。因而，汉明帝迁徒弛刑徒到边郡的做法，是有益于增加边郡人口的。这样，对促进边郡地区经济的恢复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明帝为整顿好北方边郡，对郡太守的选拔是很注意的。他选用了一些贤吏来治理边郡，其中廉范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位。

廉范字叔度，是京兆杜陵人，战国赵国名将廉颇之后。他曾在洛阳受业，拜博士薛汉为师。

廉范原来对仕途淡漠，“京兆、陇西二郡更请召，皆不应。”②后来，做了陇西郡功曹，又被公府征辟为属吏。这时，他的老师薛汉受楚王刘英谋反案的株连被处死，“故人门人莫敢视”③,只有廉范独自一人前去收敛薛汉的尸体。汉明帝听说后，十分恼怒，立即将廉范召入宫中，责问他说：“薛汉与楚王同谋，交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