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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张奂传》。

②《后汉书•廉范传》。

③《后汉书•廉范传》。

人，何也？”①廉范回答说：“臣无状愚戆，以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死。”②廉范的一番话，使汉明帝的怒气渐消，便问廉范说：“卿廉颇后邪？与右将军褒、大司马丹有亲属乎？”廉范回答说：“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汉明帝知道了廉范的家世，便赦免了他。从此以后，廉范在当世名声大振。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看重“恩义”,有胆识的儒生。后来，汉明帝任命廉范为云中太守。

云中郡是北匈奴进犯的主要地方。廉范在当地不仅组织当地人民恢复生产，而且，积极防御北匈奴的入侵。他上任不久，正遇到北匈奴大举攻入边塞。当时“烽火日通”。③按着汉代的惯例，“虏人过五千人，移书傍郡。”④廉范下属官吏“欲传檄求救。”⑤可是，却遭到廉范的拒绝。他亲自率领士兵抵御进犯的北匈奴军队。可是，由于北匈奴兵太多，廉范所率军队太少，很难抵挡。日落后，廉范命令士兵“各交缚两炬，三头炬火，营中星列。”⑥北匈奴望见如此多的火炬，以为东汉的救兵赶到，他们感到震惊，军心动摇，准备后退。廉范知道这个情况后，“乃命军中蓐食，晨往赴之。”⑦廉范乘胜追杀，“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辑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复向云中。”⑧这样，就为云中郡百姓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后来，廉范又任武威、武都二郡太守。他在当地“随俗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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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廉范传》。

②《后汉书•廉范传》。

③《后汉书•廉范传》。

④《后汉书•廉范传》。

⑤《后汉书•廉范传》。

⑥《后汉书•廉范传》。

⑦《后汉书•廉范传》。

⑧《后汉书•廉范传》。

各得治宜。”①

郡太守是皇帝旨意在地方的落实者。汉明帝选拔廉范这类有胆略、有见识的人在边郡任职，对促进边郡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汉明帝加强北方边郡的建设是他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在北方边郡的建设上，除了延袭光武帝建设边郡的政策，又大量迁徙弛刑徒及其家属，以增加边郡人口。并且，选拔了一些贤吏任郡太守负责边郡的治理，因而，使北方边郡开始改变凋敝的状况。汉明帝统治后期，能够派遣四路大军进攻北匈奴，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然而，当时边郡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汉明帝加强北方边郡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为解除北匈奴的威胁创造了条件。

7.促进交通的发展

交通在汉代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自秦、西汉以来，逐步完成贯通全国的交通网，形成了几条交通大干线。这些干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由长安西向，经陇西逾河而北，贯通河西四郡，连接通西域诸国的大道。

二是两条为防御匈奴而修筑的国防线。即从关中向正北，直达于塞外九原；从蒲津渡河，经平阳、晋阳以通云中。

三是由长安西南向，循褒斜栈道，经汉中、广汉以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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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廉范传》。

都。

四是由京城东南向，出武关，经南阳以达于江陵。

五是由长安而东，出函谷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临淄。①

东汉时期，这些交通干线仍然发挥作用。由于巴蜀经济的发展，与中原地区联系加强，就使中原与巴蜀联系的道路必须畅通。如前所述，联系西南的交通干线上，有一条褒斜路，全部都是栈道。这条栈道长达五百余里。修建这条道路时，堑山堙谷，工程艰巨。

汉明帝为了保证与西南地区联系的通畅，重新修建了褒斜路。在《鄐君开通褒斜道记》中详细记载了修建褒斜路的经过：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治级王弘，史荀茂、张宇、韩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相，用□,始作桥格六百卅三□,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安隐。”②

由此可知，褒斜路的重修，是从永平六年开始的，至永平九年才全部结束，历时3年。这是由汉明帝诏令汉中太守部君组织修建的。在修筑道路时，国家开支庞大。

褒斜路的修筑，可以说是东汉时期规模较大的修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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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册，三联出版社，第50—51页。

②《续古文苑》卷十。

因为在褒斜路修建之后，后世皇帝很少有修建道路的举动。由此看来，汉明帝是很想在发展交通上，有所作为。他在人力、财力允许的条件下，重修褒斜路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行动。

8.严禁奢侈风气

在社会生活中，生产和消费是两个重要的方面。古代社会，凡是有见识的统治者对这两个方面都是很注意的。他们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注意防止在消费领域中出现过于奢侈的情况。汉明帝对此是有认识的。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他对消费领域中的奢侈风气持反对态度。

在汉代统治者中，反对生活奢侈，倡导节俭，并不始自汉明帝。西汉文帝便是首开其端者。他在遗诏中说：

“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①

汉文帝要求死后薄葬，正是他一贯反对奢侈风气思想的反映。汉文帝不仅反对奢侈风气，而且，能够做到身体力行。《汉书•文帝纪》赞说：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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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文帝纪》。

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惟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汉文帝在生活上倡导节俭，成为“文景之治”的一大特色。然而，汉文帝倡导节俭的做法，在西汉并没有被继承下来。

东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争、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经济呈现凋敝的景象。光武帝励精图治，他要积极促进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他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的同时，也非常注意节省国家和帝室财政的开支，并且，坚决制止民间的奢侈性消费。光武帝采取的节俭措施，要比汉文帝更具体。

光武帝尽力压低帝室财政的开支。在建国之初，为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他将西汉时属于帝室财政收入的“山泽陂池之税”转归大司农管理。①压缩帝室财政收入的同时，光武帝对帝室财政的支出也严格加以限制。他在自己的生活上尽力作出表率。《后汉书•循吏传序》载：光武帝经常“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为了防止皇室生活开支的扩大，他在建武十三年(37年),特别下诏说：

“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劳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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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百官志》。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光武帝不仅本人生活节俭，也尽力减少后宫纪妾的费用。《后汉书•皇后纪》载：

“及光武中兴，研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女、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光武帝改革后宫制度，无疑为帝室财政的支出，节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费用。

光武帝采取的这些节俭措施，为各级官员和民间各社会阶层作出了表率。这样，就有利于限制奢侈风气的滋长。尽管如比，光武帝还是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风气的产生。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下诏说：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①

光武帝在这里倡导薄葬，正是要限制官僚和其它社会阶层在丧葬上追求奢侈的风气。对丧葬上的奢侈风气的限制，自然可以有利于防止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弊端。可见，光武帝对官僚和其它社会阶层的消费是很注意的。因为这些社会阶层一旦生活追求奢侈化，就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

光武帝把倡导节俭风气作为他施政的大事，始终念念不忘。在遗诏中还特别强调：“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②

在光武帝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汉明帝，当然是了解光武帝倡导节俭、反对奢侈的良苦用心的。因而，汉明帝即位后，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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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

能够坚持光武帝的这些做法。

汉明帝很注意节省帝室财政的支出。特别是不轻易扩大后宫妃妾的生活费用。在这方面，汉明帝所立的马皇后作出了表率。《后汉书•皇后纪》说：马皇后“常衣大练，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麤，反以为绮毅，就视，乃笑。”马皇后在生活上如此节俭，其它妃妾自然不敢过分铺张。

在宫庭的修建上，汉明帝也不做过分的举动。例如，永平三年(60年)夏，天下大旱。汉明帝正准备修建北宫。钟离意上疏说：

“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官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自古非苦官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行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并，不胜愚戆征营，罪当万死。”①

钟离意在上疏中，指出汉明帝在天下大旱的情况下，修建北宫是错误的举动。这样，浪费钱财且不说，而且，只能使百姓耽误农时，造成人心浮动。钟离意在上书中所用的言辞是很激烈的。汉明帝对钟离意的上疏，并没有恼怒之感，却立即下诏说：

“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密云数会，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闚侯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场。今又勃大匠止作诸宫，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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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钟离意传》。

息不急，庶消灾谴。”①

汉明帝在诏书中声称，为解决早灾而停止修建北宫，虽然带有浓厚的天人感应的色彩，可是，他还是接受了钟离意的意见，没有在灾害的情况下，耗费国家饯财，增加小农的负担。

汉明帝在娱乐活动中，也不追求过分的浪费。例如，汉明帝到苑囿离宫，马皇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②他对于大臣们的规劝，也多能接受。例如，汉明帝“车驾数幸广成苑”,钟离意认为，“从禽废政，常当车陈谏般乐游田之事。”③汉明帝听过谏言后，“即时还宫。”④这些事例说明，汉明帝对他个人的娱乐活动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基本上不追求奢侈化。当然，至汉明帝时，东汉国家在财富积累上已经比较丰厚，这同光武帝时，已有很大的不同。汉明帝作为专制皇帝能够限制他的享受欲望就很不容易了。

汉明帝不仅在他的个人生活上尽量克制奢侈欲望，而且，对官你和其它社会阶层的消费情况也很关心。永平十二年(69年),汉明帝下诏说：

“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於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於一莫。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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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钟离意传》。

②《后汉书•马皇后纪》。

③《后汉书•钟离意传》。

④《后汉书•钟离意传》。

⑤《后汉书•明帝纪》。

汉明帝在这条诏书中，禁止在丧葬上的奢侈消费，这是对光武帝薄葬要求的发展。而限制车服上的奢侈消费，则是汉明帝提出的新政策。汉明帝不仅对这些奢侈消费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且，还让官府制定出禁令，通告各郡国。可见，汉明帝禁止丧葬、车服上的奢侈消费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在当时社会中，只有豪民阶层才能随心所欲地将大量钱财花费在丧葬和车服上，而一般小农只有在丧葬活动上，耗尽家财，才能使葬礼具有一些规模。这种奢侈性消费，对当时民间社会生活有百害而无一益。

东汉文献中，对这种消费缺少具体记载，而在《盐铁论•散不足篇》中却对西汉武帝以后豪民阶层的奢侈性消费记载详细。

自汉武帝以后，豪民阶层在坟墓修建上，极力追求宏大。《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欢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果愿。”这就是说，豪民对坟墓、祭奠墓祠以及墓旁林木的种植都要表现出奢华的气氛。

灵车的装饰和棺椁的制造，豪民也力求精致华贵。《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梗椁。”这里提到的“绣墙题凑”,就是柩车布帷上绣着花纹，棺材外垒着木头；“梓棺梗椁”,就是梓木做棺，梗木做椁。

豪民还在陪葬物上，大肆挥霍钱财。《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可见当时豪民所用的冥器是很精致的，达到了栩栩如生的程度。

自西汉武帝以后，豪民阶层大量花费钱财装饰车辆已成为时尚。《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庶人富者银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鏣涂采，珥田靳飞铃。”所谓“银华左搔”,就是用金银玉石装饰车盖；“结绥韬杠”,即安装登车把手，用熟皮包裹车辕；“错鏣涂采”,就是为马嚼子镶金画彩；“珥靳飞玲”,即用珠玉装饰马和车窗。

这些豪民在马具的使用上，也注意到精巧、华丽。正如《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者鞘耳银镊，黄金琅勒，厕绣算汗，垂珥胡鲜。中者漆布绍系，采画暴乾。”

自汉武帝以后，豪民在服饰穿着上极力追求雍容华贵。《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这些豪民所穿着的“绣罗纨”、“素绨冰锦”,都属于高级丝织品，在当时价格很昂贵。

豪民的冬季服装也极为考究。他们以毛皮的华贵为荣。《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官者鼲貂，狐白凫翥。中者罽衣金缕，燕鼲代黄。”这些华贵的皮装，在价格上自然也是很昂贵的。

这种奢侈性消费，必然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汉昭帝时，各郡国推选的贤良对豪民的这种奢侈性消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盐铁论•散不足篇》载贤良说：

“……衣服靡丽，布帛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目修于五色，耳营于五音，体极轻薄，口极甘脆。功积于无用，财尽于不急。”

西汉武帝以后，民间的丧葬和车服上的奢侈性消费已达到很严重的程度。西汉民间的这种奢侈性消费不仅影响当世，就是对以后时代也产生很大影响。汉明帝时距西汉时代不远，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如前面所说，在汉代民间出现的奢侈性消费不仅浪费了大量财富，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积累。因此，对致力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汉明帝来说，他是必须要禁绝这种风气的。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的积累获得保证，并且，不致于使社会中的广大小农阶层，因受到豪民奢侈风气的影响，而使他们空耗家产，难以维持生计。汉明帝在他的诏书中强调：“今百姓送终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撩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於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饼，游食者众。”正反映了汉明帝限制民间奢侈性消费的全部目的。

由于汉明帝在位期间，对发展社会经济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大多数都比较符合当时的形势，因此，在光武帝恢复经济的基础上，他使东汉的社会经济又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当时农业生产一直比较乎稳。至永平十二年(69年),国家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①的局面。这与汉明帝即位之初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后汉书•王望传》说：“是时(明帝初年),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这就是说，虽然经过光武帝近30年的努力经营，在一些地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仍然为数不少。可是，由于汉明帝积极发展经济，就使其即位之初的状况大为改观。人口数量也有明显的增加。《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说：“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具体说来，汉明帝时比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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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武时期人口增加的数量是很明显的。《续汉书•郡国志(五)》引《帝王世纪》载：

光武中元二年(59年),户4279634,口21007820。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户5860573,口34125021。从户口上看，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比中平二年(59年)增加了1580939户；从人口上看，永平十八年(75年)比中平二年(59年)增加了13117201人。可见当时人口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在古代社会，人口的增长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因此，汉明帝时期，人口较快的增长，正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反映。

总之，汉明帝继承光武帝刘秀的事业，在发展社会经济上所做的贡献是很大的。对汉明帝在这方面的成就，应该充分加以肯定。

四 繁荣文化事业

1.倡导经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的地位逐渐上升。东汉开国后，光武帝刘秀对经学更为重视。为了利用经学进行思想统治，他大力网罗儒生，吸收他们参政；积极兴办太学和郡县学；鼓励群臣研习经学。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并且，一度还曾将古文经《左传》立为学官。由于光武帝倡导儒学，当时士人已经将“经明行修”作为他们行动的准则。

汉明帝即皇帝位后，继承了光武帝倡导经学的传统。这不仅因为汉明帝通晓经学，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经学，进行思想统治。因此，他积极采取不同形式，向全国各阶层的人们推广经学。

完善辟雍传授制度

辟雍，是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建立的。《后汉书•光武帝纪》说：“是岁(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 北郊兆域。”光武帝兴建辟雍，显然是要模仿先秦古制。西周时期，国家兴办的学校中便有辟雍。《礼记•王制篇》说：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频宫。”

杨宽先生依据《麦尊》和《静簋》铭文，证明礼书中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西周贵族确有大学，或称学宫，或称辟雍。①西周的辟雍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西周辟雍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西周辟雍中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②可见，西周时，辟雍是天子对贵族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并且，国家在辟雍中进行教化，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

光武帝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当然，他在国家的教育上要极力仿效古制。不过，光武帝虽然兴建了辟雍，却没有制定利用辟雍进行教化的制度。完善辟雍的教育制度，是由汉明帝来完成的。

周代的辟雍，是将具体的教学与礼仪教化结合在一起。汉明帝在规定辟雍教化制度时，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后汉书•明帝纪》载：

永平二年(59年),“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

永平八年(65年),“临辟雍，养三老、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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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199-200页、第200-207页。

②参见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199-200页、第200—207页。

这些记载说明，汉明帝是将辟雍作为举行大射礼和养老礼的重要场所。这两项礼仪都是汉明帝模仿周代古礼制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大射礼和养老礼都是皇帝亲自实行的礼仪，其作用在于国家以此象征人才选拔和对“孝”道的重视。

然而，汉明帝更重视的是，在辟雍中传授经学。如前所述，周代的辟雍，是国家向贵族子弟传授礼乐内容的地方。汉明帝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却将经学作为传授的内容。《后汉书•儒林传序》说：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益亿万计。”

由此可知，汉明帝是将辟雍作为皇帝传授经学，并且，与经学大师讨论经术的地方。因此，辟雍实际上便成为传授经学的最高讲堂。加之，皇帝在这里讲授和讨论经学是与大射礼相结合的，因而，这对经学传授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后汉书•儒林传序》说，汉明帝在辟雍讲解经义时，“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李贤注引《汉官仪》曰：“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观者水外，故云圈桥门也。”这种盛况的出现，正说明汉明帝亲自在辟雍中传授和讨论经学，可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各阶层人们研习经学。因此，汉明帝对辟雍中的礼仪和传授制度的规定，不仅继承了光武帝的遗志，也是对国家教育制度的重大改进。当时人对汉明帝的这些做法十分称道。樊准说：

“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曼相之事，诚不足言。”①

继续实行太学制度

汉代国家设置太学传授经学，始于汉武帝时。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后，便在京城长安设立太学。后来，丞相公孙弘提议：“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②从此，太学便成为传授经学的重要场所。

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在建武五年(29年),“初起大学。”③他将国家太学作为培养儒生的主要地方。为此，他为太学规定了明确的制度。

光武帝确定了博士官制度。即设立了14博士官。诚如《后汉书•儒林传》说：

“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光武帝正是依靠这14博士官向太学生传授经学的。由于光武帝的重视，使太学“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④

汉明帝即位后，因为“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可是，“太尉赵憙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汉明帝采纳了赵憙的建议，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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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樊宏传附樊准传》。

②《汉书•公孙弘传》。

③《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④《后汉书•翟酺传》。

⑤《后汉书•翟酺传》。

续兴办太学。为促进太学的发展，他对博士官的选拔很重视，尽量把“经明行修”的儒生选拔上来。诸如：

魏应自幼好学，建武初年，他曾到洛阳太学学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①后来，任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②在汉明帝即位之初，魏应便被任为博士官。

董钧，精通《庆氏礼》,而且，学识渊博，“博通古今”。“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③

承宫，年幼时，师从徐子盛学习《春秋经》。他虽然穷苦，可是，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④在当地很有名气，为海内大儒。“三府更辟，皆不应。”⑤汉明帝永平年间，“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官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数纳忠言，陈政，论议切怒，朝臣惮其节，名播匈奴。”⑥

由于汉明帝任用了很多著名儒生为博士官，因而，使当时太学教育出现很兴盛的状况。诚如《后汉书•儒林传序》说：

“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数百。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皆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

如前面所说，由于汉明帝在辟雍中讲学和行礼，因此，他更重视辟雍。可是，汉明帝重视博士官的选拔，一些大儒、名儒被任命为博士，因而，并没有使太学传授经学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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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儒林传下》。

②《后汉书•儒林传下》。

③《后汉书•儒林传下》。

④《后汉书•承宫传》。

⑤《后汉书•承官传》。

⑥《后汉书•承宫传》。

因为汉明帝通过辟雍、太学传授经学，所以造成了很浓厚的研习经术的风气。清人皮锡瑞评论说：“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①这个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兴办宫邸学

宫邸学，是汉明帝在永平九年(66年)创建的一种特殊学校。《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载，永平九年，“诏为四姓小侯置学。”《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李贤注引袁宏《汉纪》曰：“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侯王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礼记》曰：‘庶方小侯’,亦其义也。”由这些记载可知，这种宫邸学，实际上，是专为外戚子弟设置的学校。汉明帝设置这种学校当属首创。

对于汉明帝所设这种宫邸学的教学情况，因为文献无载，无法确知。不过，从汉安帝时宫邸学的情况，可以略知大概。《后汉书•皇后纪》载：

“邓太后诏和帝弟济北、河间王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

汉明帝对四姓小侯进行教育，大概与此相差不多。

那么,汉明帝为什么要为四姓小侯特殊办学？后来的邓太后在她关于宫邸学的诏书中，道破了其中的缘故。她在诏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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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第114页。

说：

“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弟，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①

据邓太后所说，汉明帝将外戚子弟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是让他们通过研习经学而明白“忠孝”的道理。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触犯国家法律。因此，汉明帝对四姓小侯的经学教育，并不只是要他们简单地了解经术，而是让他们付诸实施。这对加强外戚子弟的约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都是很必要的。因此，汉明帝创立的宫邸学，无疑可以使外戚子弟达到“经明行修”的目的。

鼓励地方郡、县办学

在各郡、县兴办学校，始自西汉。至西汉末年，已形成了从首都长安到各地方郡、县的经学传授体系。《汉书•平帝纪》载：

“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痒，聚曰序。痒置《孝经》师一人。”

然而，经过新莽末、东汉初年的战乱，西汉时形成的这种地方传授经学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被破坏了。

光武帝在建立东汉朝后，不仅同各地方的割据势力作战，而且，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在中央设置了太学，同时，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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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皇后纪》。

持各郡、县兴办学校。如张湛“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①又如伏恭任常山太守时，便“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②在文化不发展的边地也是如此。例如，卫飒“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③可见，在光武帝时，各郡、县大都建立起了学校。这些地方学校，在传授经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明帝即位后，积极支持各地方学校。各地方的郡、县学仍然很兴盛。汉明帝为了表示他对地方学校的重视，出巡时，常在郡学与校官弟子行礼作乐。例如，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他亲自“御埙箎和之，以娱嘉宾。”④

为使郡、县学更好地起到教化作用，汉明帝还为郡、县学规定了明确的礼仪制度。《续汉书•礼仪志》说：“上始帅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并且，各地方学校还必须“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大。”⑤

由于汉明帝对郡、县学的重视，就使郡、县学的教育体制更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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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张湛传》。

②《后汉书•儒林传下》。

③《后汉书•循吏传》。

④《后汉书•明帝纪》。

⑤《续汉书•礼仪志》。

2.褒奖、选拔优秀儒生

儒生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其社会地位便日渐提高。东汉光武帝更是大力褒奖儒生，并且，积极吸收儒生参政。因而，光武帝时，社会中尊崇儒士已经形成风气。实际上，推广经学与尊崇儒生具有一致性。汉明帝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不过，就汉明帝时的形势来看，士人研习经学是很普遍的情况，所以他尊崇儒生就不是采取一般的褒奖方法，而是对优秀的儒生实行特别的奖励。

首先，汉明帝重视对三老、五更的选拔。永平初年，汉明帝制定了养老礼。他在设立养老礼的诏令中说：

“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亦五更，安车轮，供绥执投。侯王设酱，公卿馔珍，肤亲袒割，执爵而酯。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俗，万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已，永念慙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①

汉明帝实行养老礼，固然有借助此礼提倡“孝道”,推广尊老教化的意图。然而，养老礼的实行，也可以表彰德高望重的儒生。这集中表现在“三老”、“五更”的选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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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汉明帝初行养老礼，选拔的三老，是李躬。在汉明帝的诏令中，便称李躬“年耆学明”。

汉明帝以桓荣为五更，褒奖儒生的意图就更明显了。

桓荣字春卿，是沛郡龙亢人。年轻时，曾在长安研习《欧阳尚书》,“事博土九江朱普。”①他在《尚书》的研究方面，造诣颜深。光武帝时，桓荣被选拔为博士。他“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歇，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②因此，很受光武帝的赏识，他称桓荣“此真儒生也。”③后来，被光武帝选为太子少傅。他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传授经学尽心尽力，深受太子的敬重。汉明帝即皇帝位后，对桓荣“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荣年逾八十，自以衰老，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④汉明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日‘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比。”⑤

桓荣拜为“五更”后，汉明帝每大射养老礼毕，“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⑥

桓荣年老病重，汉明帝亲自“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⑦桓荣病故，汉明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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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桓荣传》。

②《后汉书•桓荣传》。

③《后汉书•桓荣传》。

④《后汉书•桓荣传》。

⑤《后汉书•桓荣传》。

⑥《后汉书•桓荣传》。

⑦《后汉书•桓荣传》。

首山之阳。”①

汉明帝以选拔“三老”、“五更”作为褒奖优秀儒生的方法，为后世皇帝所仿效。诸如：

汉章帝时，大儒杨统因精通经术及谶纬，“位至光禄大夫，国三老。”②

汉安帝时，曾以鲁丕、李充为三老。

汉灵帝时，“以袁逢为三老，赐以王杖。”③这些被选为“三老”、“五更”的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

汉明帝推举优秀儒生为“三老”、“五更”的奖励措施，使优秀儒生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其次，汉明帝给予优秀儒生以物质赏赐。汉明帝很重视这种物质赏赐。诸如：

韦彪是三辅地区的名儒。他“好学洽闻，雅称儒宗。”④光武帝时，曾“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⑤韦彪归乡后，“安贫乐道，恬於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⑥汉明帝听到韦彪的情况后，永平六年(63年),立即召拜韦彪为谒者，并且，“赐以车马衣服。”⑦

大儒丁鸿曾向桓荣学习《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⑧后来鲍骏上书汉明帝称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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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桓荣传》。

②《后汉书•杨厚传》。

③《后汉书•灵帝纪》。

④《后汉书•韦彪传》。

⑤《后汉书•韦彪传》。

⑥《后汉书•韦彪传》。

⑦《后汉书•韦彪传》。

⑧《后汉书•丁鸿传》。

“经学至行”①,受到汉明帝的重视。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下诏征召丁鸿，“鸿至即召见，说以《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顷之，拜侍中。”②

包咸精通《论语》,光武帝时，曾向还是皇太子的汉明帝传投《论语》。“又为其章句。”③永平五年(62年),包咸被任命为大鸿胪。他“每进见，锡以几杖，人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④汉明帝因包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於诸卿。”⑤

再次，汉明帝授予一些优秀儒生重要官职。汉明帝时，任官必须“明经”。这已是国家选举官吏的重要原则。不仅任官要“明经”,汉明帝还规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⑥然而，汉明帝更注意的是，要选拔优秀的儒生担任官职。可是，由于东汉时期，宗族组织的发展以及故吏与举主主从关系的形成，因而，使很多优秀的儒生很难被选任做官。樊鯈在上疏中说：“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勃郡国简用良俊。”⑦汉明帝很赞成樊鯈的主张，他尽可能通过不同途径将优秀儒生选拔上来，并根据他们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授予相应的官职。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