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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众年轻时，曾“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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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丁鸿传》。

②《后汉书•丁鸿传》,

③《后汉书•需林传下》。

④《后汉书•儒林传下》。

⑤《后汉书•儒林传下》。

⑥《后汉书•儒林传序》。

⑦《后汉书•樊宏传附樊鯈传》。

世。”①汉明帝即位之初，郑众被“辟司空府。”②“因为郑众“明经”,汉明帝任命他为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③由于郑众擅长外交，在永平十八年(75年),北匈奴遣使求和时，汉明帝“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④

赵孝精通经术，并且，以“孝”行闻名于世。汉明帝平素就听说赵孝的品行，他下诏，征拜赵孝为谏议大夫。赵孝后来“迁侍中，又迁长乐卫尉。”⑤

张兴精通《梁丘易》。光武帝时，曾经“举孝廉为郎”,因病辞官。后来，被辟司徒冯勤府。永平初年，汉明帝将他提开为侍中祭酒。永平十年(67年),又任命他为太子少傅。汉明帝很欣赏他的《易》学，“数访问经术。”⑥因此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⑦

伏恭是著名儒生。永平二年(59年),他代替梁松为太仆。汉明帝还要进一步任用他。永平四年(61年),汉明帝“临辟雍，於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⑧

杨仁精通《韩诗》。他完成学业后，一直在家乡“静居教授”。汉明帝听说杨仁精通经术，“特诏补北宫卫士令。”⑨汉明帝向杨仁询问“当世政迹”,杨仁认为当以“宽和仁贤，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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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郑众传》。

②《后汉书•郑众传》。

③《后汉书•郑众传》。

④《后汉书•郑众传》。

⑤《《后汉书•赵孝传》。

⑥《后汉书•儒林传下》。

⑦《后汉书•儒林传下》。

⑧《后汉书•儒林传下》。

⑨《后汉书•儒林传下》。

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①因此受到汉明帝的称赞。

汉明帝不仅通过多种形式发现优秀儒生，并加以任用，而且，他对官员们举荐优秀儒生的上疏也非常注意。例如，汉明帝即位之初，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举荐刘平以及琅邪王望、东菜王扶。他说：

“臣窃见琅邪王望、楚国刘旷、东莱王扶，皆年七十，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价身行义，应在朝次。臣诚不足知人，窃幕推士进贤之义。”②

汉明帝立即采纳钟离意的建议，“有诏征平等，特赐办装钱。至皆拜议郎。”③

汉明帝对精通经术的儒生，一般都能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例如，曹充精通《庆氏礼》,光武帝时，被选为博士，曾随从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汉明帝时，曹充被授予“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的重任。汉明帝对曹充提出的建议，一般都很注意。

曹充曾上书汉明帝说：

“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開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③

汉明帝询问曹充说：“制礼乐云何？”曹充回答说：

“《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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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儒林传下》。

②《后汉书•刘平传》。

③《后汉书•刘平传》。

④《后汉书•曹褒传》。

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①

汉明帝对曹充以谶纬来解释礼乐非常赞赏，立即下诏说：

“今且改大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俊君子。”②

因此，曹充被补任为侍中。

总之，汉明帝对于优秀儒生不仅千方百计将他们选拔到国家任官，而且，还能根据他们的所长加以任用。汉明帝这种作法，正是将他尊崇经学的思想，具体地付诸实施。东汉时人，对汉明帝的这种做法，持赞扬的态度。樊准上疏中提到：

“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筒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曼相之事，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官等，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农博带，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讌令，则论难衍，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③

据樊准所说，汉明帝时，朝廷中已是优秀儒生群聚。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可见，汉明帝在选拔和重用优秀儒生上，为后世皇帝创立了非常值得效法的先例。由于大量优秀儒生受到重用，自然使汉明帝在文化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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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曹褒传》。

②《后汉书•鲁褒传》。

③《后汉书•樊宏传附樊准传》。

3.支持对经籍的整理

汉明帝重视经学的传播还表现在他大力支持和扶助经籍的整理和编纂上。在这方面，他倾注了很多精力。

汉明帝为了推广经学，他本人就亲自进行著述。《后汉书•桓榮传附桓郁传》说：

“以桓郁先师子，甚见亲厚，常居禁中说经书。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李贤注引华峤书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谓五行之家也。)

汉明帝编成此书后，“亲於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①他又让桓郁宣講一篇，并且，十分得意地对桓郁说：“我为孔子，卿为子贡，起予者商也。”②可见，他对自己编纂的《五经章句》是非常满意的。

汉明帝还鼓励一些大儒进行著述，因此，在汉明帝时，出现了很多经学著作。诸如：

著名儒生伏恭在汉明帝时，先后任太仆、司空，他很注意经学著作的编纂。其父伏黯精通《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③后来，经伏恭的传授，在北方各郡影响颇大，称伏家的《解说》为伏氏学。伏恭觉得伏黯章句繁多，因此，“乃省減浮辞，定为二十万言。”④这样，就更有益于伏氏《解说》的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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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桓荣传附桓郁传》。

②《后汉书•桓荣传附桓郁传》注引《东观汉记》。

③《后汉书•儒林传》。

④《后汉书•儒林传》。

杜抚精通《韩诗》,他曾编定《韩诗章句》。汉明帝时，他又撰写了《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①

李育，年轻时研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②他曾被班固推荐给膘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后来，他辞官，“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他涉猎了《左氏传》,虽然喜欢《左传》的文章，但是，他认为《左传》,“不得圣人深意。”并且，看到光武帝时，陈元和范升之间的辩论“多引图谶，不据理体，於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⑧

如前面所说，儒生贾充精通《庆氏礼》,他曾协助汉明帝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被汉明帝任命为侍中。贾充不仅具体制定了各种礼仪，还“作章句辩难。”由于贾充著述的流传，因此，汉明帝时，“遂有庆氏学。”

上述儒生在《诗》、《礼》、《春秋》方面的著述，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们的著述，不仅丰富了所传经术的内容，而且，形成了在当世很有影响的学派。

汉明帝不仅鼓励今文经学派的著述，并且，对古文经的著述也给予支持。

在汉代，今、古文经是相互对立的两大学派。范文澜先生对汉代的今、古文经之争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经在战国各有师传，说解分歧。汉初一部分“识时务”的儒生，用当时通俗的隶书写出经文，教授生徒，朝廷立他们做博士，用的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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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儒林传》。

②《后汉书•儒林传》。

③《后汉书•儒林传》。

④《后汉书•儒林传》。

⑤《后汉书•儒林传》。

⑥《后汉书•曹褒传》。

⑦《后汉书•曹褒传》。

就称为经。自从古文经出现，这些隶写的经被称为“今文经”、“博士经”。一部分“不知时变”的儒生，抱着老本子(用籀文、蝌蚪文、小篆写的),在民间传授。因为不立于博士，没有做官希望，只有少数“好古之士”学习。在今文经发达的西汉，古文经不显于世。西汉末，王莽采取“周公式”的篡位法，要学周公“制礼作乐兴太平”。今文讲古制度的止于《礼记•王制篇》,不合王莽的需要。恰恰相传有一部古文经叫做《周礼》,书中设官分职，条目繁多，模范宏大，比《王制》详备得多。《周礼》以外，还有古文《尚书》、《左传》、《毛诗》、《国语》等书。这些书世人少见，极便于王莽的利用。所以王莽、刘歆竭力提倡，企图夺取经的地位。王莽、刘歆依靠政治力量提倡世人不常见的古文经，与久已独尊的今文经进行激烈斗争。古文经终于取胜，与今文同立博士。①

东汉建国后，在今、古文经问题上，主要倾向今文经。可是，由于古文经保持朴学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它的迷信成分很少或排斥迷信，加之，新莽时期，曾被立为学官，古文经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光武帝设置经学博士时，有些儒生，诸如尚书令韩歆便上书光武帝“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今、古文经两派儒生在这一问题上争论颇大。光武帝采取折衷立场，为《左氏春秋》立博士官。但是，不久光武帝便将《左氏春秋》博士废除，仍然恢复西汉的14博士。这样，古文经又被排斥在国家正统地位之外。光武帝排斥古文经，主要原因就在于古文经不与谶纬合流，与光武帝推行谶纬的意图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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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载《范文调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0—281页。

古文经在光武帝时，虽然没有取得正统地位，可是，它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当时很多儒生都热心研习和传授古文经。例如，“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於古学。”①郑兴“尤明《左氏》、《周官》,长於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兴。”②又如大儒杜林“前於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③他曾告诚研习古文经者，“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④古文经经过这些名儒的提倡，它的传播面就更广了。

汉明帝通晓经学，他当然很清楚古文经的这种传播趋势以及古文经的社会影响，因而，他并不限制古文经的传授。不过，由于光武帝已经立今文经14博士，汉明帝是不好更改的。然而，他还是顺应经学的发展趋势。为了有利于古文经的发展，他采取了鼓励古文经学者著述的措施。当时，很受汉明帝重视的古文经学者便是贾逵。

贾逵字景伯，是扶风平陵人。他的九世祖是著名学者贾谊。贾逵的父亲贾徽，曾经跟随刘歆研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他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曾撰述《左氏条例》21篇。

贾逵年幼时，就向父亲贾徽学习古文经。“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⑤贾逵不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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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杜林传》。

②《后汉书•杜林传》。

③《后汉书•杜林传》。

④《后汉书•杜林传》。

⑤《后汉书•贾逵传》。

通古文经，还“兼通五家谷梁之说。”①他是汉明帝时著名的经学家。正如《后汉书•贾逵传》说：贾逵“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他最擅长的是《左氏传》、《国语》。为阐明《左氏传》、《国语》的意义，他曾为这二部书作《解詁》51篇。著作完成后，贾逵上疏，将这些著作献给汉明帝。汉明帝特别重视和推崇贾逵的著作，命令立即抄写，然后将贾逵的著作保藏在秘馆中。

由于汉明帝很欣赏贾逵的学识，他被任命为郎，与班固一起，“并校秘书，应对左右。”②

汉明帝重视贾逵的著述，说明他早已具有促进古文经发展的倾向。今、古文经学者的著述，获得汉明帝同样的支持，这正是永平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总之，东汉时期，在文化上，最盛行的是经学。因而，经学的发展状况，便成为衡量文化发展情况的重要标志。汉明帝积极兴办各种学校传授经学，褒奖优秀儒生，鼓励今、古文学者著书立说。他的这些做法都有力地促进了经学的发展。然而，汉明帝倡导经学，是他对光武帝利用经学进行思想统治措施的继承。正因为如此，汉明帝虽然看到了古文经的长处，可是，他却不能将古文经立于学官，而且，荒诞不稽的讖纬说教依然混杂在今文经中而得到传授。

尽管在当时人看来，汉明帝已经将经学的传授发展到了极盛的时期，正如《后汉书•儒林传序》说：“济济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可是，这主要是今文经的繁盛。实际上，这种形势只有利于国家的思想统治；只能将大批知识分子禁锢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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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贾逵传》。

②《后汉书•贾逵传》。

学的说教中，不能在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范晔曾评论说：

“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迁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①

范晔所论，应该说是很精当的。由此看来，汉明帝促进经学发展产生的社会效应，虽然具有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可是，它却使当时人们在思想上受到的束缚越来越牢固了。

4.重视史学著作的撰述

在汉明帝统治时期，史学有了很明显的发展，汉明帝对史学的著述也很关注。

至汉明帝时，史学著作的编纂已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时期，孔子写作的《春秋》虽然被视为经，实际上，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它的，诸如《左氏春秋》、《国语》等书，无一不是重要的史学著作。先秦时期，私人修史的传统，在汉代仍然被继承下来。西汉时，史学大师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其中贯穿了作者“欲通古今之变”的博大思想。《史记》的问世，对当时的学者影响很大，促使一些儒生要开辟治学的新途径。在司马迁之后，确实又出现了一些史学家。其中东汉时的班固就是最著名的一位。这位著名史学家的著述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汉明帝统治时期进行的。

班固字孟坚，是扶风安陵人。他自幼“能属文诵诗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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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儒林传论》。

②《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

很有才华。他走上治史的道路，受到他父亲班彪很大的影响。班彪很有才学，是一位大史学家。光武帝时，班彪虽然出仕任职，可是，官位不高，只作了徐县县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史学著作的撰述上。《后汉书•班彪传》说：

“(班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韵前史而讥正得失。”

班彪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续作《史记》的。为此，他对先秦至司马迁时代的史学撰述，作了系统的评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於采经搪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驾。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造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①

从班彪的这番议论可知，他不仅学识广博，并且，对史学的编纂有其独立的想法，即对西汉历史的撰写，要以《五经》思想为指导，也就是纳入儒家思想的规范中。班彪的这些思想自然对班固产生很大的影响。

永平初年，班固“始弱冠”②,他便开始显露头角，曾向东平王刘苍陈述他的政见，被刘苍采纳。然而，他主要的精力是用在史学著作的撰述上。《后汉书•班固传》称：“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正在班固专心撰写《汉书》时，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自改作国史。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因此，汉明帝下诏，“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书。”班固弟弟班超害伯班固因为郡吏拷问，不能自明，立即赶往京城洛阳，上书汉明帝。汉明帝召见了班超。班超向汉明帝详细说明了班固著述的意图。班固所在的郡长官也将班固撰写的著作上呈汉明帝。汉明帝看过后，非常欣赏班固的才华，他立即将班固召往校书部，任命他做兰台令史。

汉明帝指令班固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撰写《世祖本纪》。书写成后，班固又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共作列传、载记28篇，上奏汉明帝。汉明帝要让班固充分发挥他的治史才华，因此又委派班固完成《汉书》。

班固接受汉明帝的诏令后，立即从事西汉历史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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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班彪传》。

②《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

③《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

《后汉书•班固传》说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於百王之末，厕於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完成《汉书》虽然是在汉章帝时，可是，他撰写《汉书》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汉明帝时期，并且，他的著述一直受到汉明帝的支持。因此班固编纂《汉书》与汉明帝关系密切。

《汉书》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

“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造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这就是说，班固对西汉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典籍以及不同人物的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样，班固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刻下了自己辉煌的名字。而支持班固编纂《汉书》的汉明帝，自然也应该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5.推动佛教传播

汉明帝在文化事业上的建树，还涉及到佛教问题。关于汉明帝和佛教的关系，在《后汉纪》中有一些记载。《后汉纪•明帝纪》永平十三年条载：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於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竦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

初，帝(指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於中国而图其形象焉。有经数千万言，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盛，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於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望然自失。”

《后汉纪》关于汉明帝遣使前往天竺求法的记载，据汤用彤先生考证，是出自《牟子理惑论》。不过，《牟子理惑论》对此事记载得更详细。其中提到：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底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军、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自十六国以来，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汉明帝遣使求法，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然而，汤用彤先生对《牟子理惑论》所载汉明帝求法说持有异议。

一是感梦遣使，事颇神怪。

二是永平八年，楚王刘英已为沙门伊蒲塞设盛馔，则其奉佛应更早，或竟在光武之世。明帝为太子时，刘英独归附太子，甚相亲爱。刘英在光武帝时已与佛教有关系，汉明帝是可能知道的，那么,感梦始问，是不符合情理的。

三是在遣使三人中，有张骞最为可疑。①

汤用彤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以汉明帝求法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的认识，是错误的。

依据《牟子理惑论》中的记载，虽然不能确定佛教最早传入的时期，但是，并不能全部否定《牟子理惑论》的史料价值。因为《牟子理惑论》为东汉末年作品；距汉明帝之世不过一百余年，其中所记载的汉明帝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全是子虚乌有的。据汤用彤先生研究，在《牟子理惑论》中记载立寺于城西雍门外，这就是北魏郦善长所指出的白马寺的地址。牟子虽然没有记载寺名，可是，在东汉末年已经用白马名此寺，而东汉末年，距离汉明帝时代不远，并且，京城洛阳又没有遭到浩劫，因此，东汉前期建造此寺是很有可能的。

汉明帝时，派遣使者前往西方求法，也不可全部否定。因为东汉与西方仍然有联系。虽然在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才正式开通与西域的联系，可是，在西域与东汉未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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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第16页。

②参见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第17页。

关系之时，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并没有完全断绝。从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至永平十六年(73年)的65年间，间或有使者往来。如王莽天凤三年，李祟等出使西域。①光武帝建武十四年，莎车国、鄯善国遣使奉献。②永平三年，汉人韩融等与休莫霸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寘王。③因此，永平十六年(73年)以前，汉明帝遣使求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由此可见，《牟子理惑论》中的记载虽然有增饰的成分，可是，并不能将其中的传说斥为毫无根据之说。由此可以断定，汉明帝是一位很重视佛教的皇帝。他派遣使者求法，修建白马寺，都是传播佛教的重要举措。

汉明帝提倡佛教，从客观效果上看，这是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如前面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时。《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印度佛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当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自西汉后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东汉永平年间，由于汉明帝的提倡，佛教在东汉的传播便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东汉后期，汉桓帝便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⑤延熹九年(166年),襄楷上书汉桓帝说：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爱，精之至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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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王莽传》。

②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见《后汉书•西域传》。

④参见《中国史纲要》一册，人民出版社，第205页注①。

⑤《后汉书•襄楷传》。

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①

襄楷提到的“不三宿桑下”,即《四十二章经》中“树下一宿”之言。“革囊盛血”,则出自“革褒众秽”一章。可见桓、灵之时，一般平民已能读到《四十二章经》。

外来僧人来到东汉朝的也很多。如安息僧安清让国给叔父，来到洛阳。在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年间，共20余年，译出30部经，数百万言。又如大月氏僧支娄迦谶在东汉末年，来到洛阳，翻译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佛经。

东汉后期，佛教出现上述发展状况，与汉明帝对佛教的提倡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时期，汉明帝的推动作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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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襄楷传》。

五 制定、完善国家重要礼仪

汉明帝对于国家礼仪的规划非常重视。他在位期间，进行礼制建设是他所做的重要事务。各种重要礼仪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永平年间的一大特点。

1.选择精通礼制的儒生

汉明帝即皇帝位不久，便开始进行礼制建设。规划和制定各种礼仪，是汉明帝继承光武帝的遗志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可是，要完成国家许多重要礼仪制度，必须选择精通礼制的儒生。光武帝制定祭祀礼仪制度时，对熟悉礼制的儒生张纯的任用，已为汉明帝作出了榜样。

汉明帝要完成国家重要礼仪的制定要比光武帝时繁杂得多，因而，他必须集中一批精通礼制的儒生。汉明帝任用制定礼仪的官员主要有：刘苍、樊鯈、曹充等人。

东平王刘苍是汉明帝的同母弟。他自幼“好经书，雅有智思。”①与汉明帝关系密切。在汉明帝即皇帝位后，任命刘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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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①在刘苍任骠骑将军期间，他认为，“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②因而，应该制定礼乐，所以，刘苍“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③

刘苍精通经学，又身居骠骑将军要职，当然可以协助汉明帝制定礼仪。然而，在具体礼仪的规定上，刘苍很难完全参预，实际上，刘苍利用他具有的辟举权，征集了许多优秀的儒生。例如，吴良原为郡吏，因为精通儒学，刚宜不阿，刘苍“闻而辟之，署为西曹。”④刘苍评论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⑤又如荀恁是著名儒生，“少亦脩清节”⑥。后来，“隐居山泽，以求厥志。”⑦王莽末年，匈奴入侵到荀恁的家乡广武县，“闻恁名节，相约不入荀氏闾。”⑧光武帝征召他前往京城，可是，他推托有病，不能前往。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任骠骑将军，“开东阁延贤俊，辟而应焉。”⑨在朝会时，汉明帝曾与他开玩笑说：“先帝征君不至，骠骑辟君而来，何也？”⑩荀恁回答说：“先帝乘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来。骠骑执法以捡下，故臣不敢不至。”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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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②《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③《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④《后汉书•刘良传》。

⑤《后汉书•刘良传》。

⑥《后汉书•周燮传》。

⑦《后汉书•周燮传》。

⑧《后汉书•周燮传》。

⑨《后汉书•周燮传》。

⑩《后汉书•周燮传》。

⑪《后汉书•周燮传》。

贾充，在光武帝时，曾任博士官。他精通《庆氏礼》。《庆氏礼》是西汉沛人庆普受业于后苍后，发挥后苍的学说，而编定的礼书。①

在光武帝时，贾充曾随从光武帝“巡狩岱宗。”②,协助光武帝制定了封禅礼。后来，光武帝下诏，让贾充继续“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③当然，这些礼仪的制定，贾充在光武帝之世没有完成。

汉明帝即位后，继承光武帝的遗志，将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先后制定完毕。汉明帝制定这些礼仪，贾充是要提出重要意见的。他对一些礼乐还提出了修改的建议，曾上言汉明帝说：“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④

汉明帝向贾充询问说：“制礼乐云何？”贾充详细解释说：“《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斑机钤》日：‘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⑤

贾充完全依据谶纬来说明改革礼乐的必要性，这自然使汉明帝感到高兴。汉明帝与光武帝一样，都是极其迷信谶纬的人。正因为如此，汉明帝立即下诏说：“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⑥贾充在礼仪制定中的这些活动，说明他是帮助汉明帝制定礼仪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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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后汉书•鲁褒传》李贤注。

②《后汉书•鲁褒传》。

③《后汉书•鲁褒传》。

④《后汉书•曹褒传》。

⑤《后汉书•鲁褒传》。

⑥《后汉书•曹褒传》。

樊鯈也参预了礼仪制定。他是光武帝舅父樊宏之子。《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鯈“谨约有父风。事后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嬗粥。服阙，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也就是说，樊鯈虽然是外戚，可是，他能够恪守当时的道德，并且，对儒术很精通。光武帝统治时，“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以使外戚，争遣致之，而僚清静自保，无所交结。”①光武帝驾崩时，樊鯈担任复土校尉，主持光武帝的丧葬事务。

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任命樊鯈为长水校尉，让他“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②由此看来，汉明帝完善祭祀礼仪的过程中，樊鯈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著名儒生董钧在礼仪的制定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董钧是犍为资中人，精通《庆氏礼》,“博通古今”③。西汉元始年间，“举明经，迁廪牺令。”④后来，因病离官。建武年间，他又被推举为孝廉，辟司徒府。汉明帝即位之初，他被任命为博士。在汉明帝确定“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⑤时，他让董钧参预意见。董钧提出一些建议，汉明帝“多见从用。”⑥

汉明帝对具体执行礼仪的太常官的选拔也很重视。汉代的太常是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其职掌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礼仪祭祀；二是庙寝园陵；三是选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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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樊宏传附樊鯈传》。

②《后汉书•樊宏传附樊鯈传》。

③《后汉书•儒林传》。

④《后汉书•儒林传》。

⑤《后汉书•儒林传》。

⑥《后汉书•儒林传》。

在汉明帝制定礼仪时，太常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这时任太常职务的是著名儒生桓荣。

如第一章所说，桓荣精通《欧阳尚书》。汉明帝还是皇太子时，他曾任太子少傅。建武三十年(54年),他被光武帝任用为太常。汉明帝即位后，“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这时，桓荣已经年逾八十，“自以衰老，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②汉明帝多次前往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③永平二年(59年),桓荣被汉明帝任用为“五更”。汉明帝对桓荣如此敬重，他在制定礼仪时，是要听取桓荣意见的。

当然，汉明帝制定礼仪，尚不限于上述儒生。不过，这些儒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汉明帝重用精通礼制的儒生制定国家重要礼仪，是借鉴了光武帝的经验，并且，他的这种做法对汉章帝也有很大的影响。范晔说：

“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面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敞，然先王之容典益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见，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④

范晔对汉章帝重用礼臣，制定国家重要礼仪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看到汉章帝的措施，实来自于汉明帝，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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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桓荣传》。

②《后汉书•桓荣传》。

③《后汉书•桓荣传》。

④《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论》。

2.完善国家祭祀礼仪

祭祀是东汉国家重要的宗教活动。祭祀礼仪则是国家的重要大典。汉明帝对祭祀礼仪当然是非常重视的。光武帝时，已大体完成了对祭祀礼仪的规划。因而，对汉明帝来说，他需要巩固和进一步完善这些礼仪。

光武帝在位期间，他对重要的祭祀礼仪，诸如郊祀、宗庙、园庙以及社稷祭祀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在郊祀礼仪上，光武帝命令熟悉礼制的儒生，按照儒家的思想，对郊祀的祭坛、郊祀的仪式都进行了很具体的设计。《续汉书•祭祀志》中记载了光武帝时郊祀坛台的营建情况：

“为园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

这样设置郊祀祭坛，表明光武帝是要将天地作为主神来祭祀，而由五行观念的影响产生的赤、青、黄、白、黑五帝神，则作为从属的天神来祭祀。光武帝对郊祀神祗的确定，是沿袭了西汉元始年间的说法，只不过把祭祀的地点，由长安转移到洛阳。可是，在郊祀时，不仅需要向自然神献祭，而且，必须有祖先作为从属神配祭。这种配祭在郊祀时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沟通地上的最高统治者同天神之间虚构血缘关系的必要手段。正因为如此，光武帝在建武七年(31年),经过与群臣的讨论，正式决定将汉高祖作为远祖同至上神天一起受到祭祀。他摒弃了将尧作为东汉远祖的观念。

举行郊祀大典的具体仪式，光武帝明确规定，采用西汉元始年间制定的礼仪。关于这项礼仪，宋人徐天麟有明确的说明：

“迄于元始，而王莽复奏宜如建始时复南北郊祀。而莽又颇改其祭祀，谓《周礼》祀天地之乐有别有合，故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而以冬夏日至使有司别祀天地于南北郊。平帝虽可其奏，而不及躬行其礼。世祖中兴，制兆于洛阳南，颇系元始故事。”①

由于郊祀在国家宗教祭祀活动中非常重要，光武帝不仅对祭祀的神祗和祭祀的日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对郊祀时所采用的乐舞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的。《续汉书•祭祀志上》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这种乐舞在西汉郊祀大典中不见，显然是光武帝指派礼官创造的。

中元元年(32年),光武帝又开始营建北郊祭坛。《续汉书•祭祀志中》说：

“是年初营北郊，……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长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祗，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

可见，这种阴和阳以及天和地相对的郊祀体制，经过光武帝不断经营，开始初具规模了。这就为东汉一朝郊祀大典的规范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光武帝定都洛阳后，还营建了国家社稷。《后汉书•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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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汉会要》卷三按语。

纪上》说：“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在营建社稷上，光武帝尽量模仿“古制”。《续汉书。祭祀志中》说：“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光武帝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古制来设置社稷，但是，他将社稷营建在宗庙之右，正是他试图使社稷设置同古制接近的反映。由于光武帝的努力，就把西汉时期国家社稷设置毫无定规的状况完全扭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