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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稷的祭祀，光武帝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续汉书。祭祀志下》载：祭社稷“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这样，祭祀社稷的礼仪也就大体完备了。

光武帝在设置社稷和郊兆的同时，也兴建了高庙。高庙的营建是光武帝恢复对祖先祭祀的开始。然而光武帝是以旁系的身份登上皇帝位的，所以他必须要解决对西汉各皇帝和他的直系祖先祭祀的问题，

建武十九年(43年),光武帝采纳了张纯和朱浮的建议，开始解决既祭西汉诸帝，又祭直系祖先的双重制度。其具体办法就是“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代今亲庙，宣、元皇帝遵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春陵节侯，群臣奉桐。”①由于采用了这种祭祀方式，便可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②并且，体现了“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的儒家礼制原则。光武帝设置洛阳高祖庙和他直系祖先的园庙，以此相互区别，正是光武帝改革祖先祭祀的结果。

在具体的祭祀方式上，光武帝也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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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张纯传》。

②《后汉书•张纯传》。

汉书•祭祀志下》说：

“于是洛阳高庙四时加条孝宣、孝元凡五帝。其百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

光武帝采用这些办法祭祖，既维护了他的继统，同时又照顾了他的直系血亲关系。

建武二十六年(50年),光武帝又进一步完善了宗庙祭祀礼仪，确定了稀、裕祭礼。即“以三年冬裕，五年夏帝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不祭。”①总之，对祖先的祭祀礼仪，经过光武帝不断地改进，到他统治末年，便已初具规模了。

光武帝这样注重祭祀礼仪的规划，对汉明帝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使汉明帝既要巩固光武帝在祭祀礼仪规划上取得的成果，同时在新的礼制建设上，也要吸取光武帝的经验。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祭祀礼仪，汉明帝一方面对光武帝确定的祭祀机内容作了补充，另一方面，继续增加祭祀礼仪的新内容。

从对祭祀礼仪的补充方面看，主要是增加宗庙祭祀的内容，以便与光武帝庙的设置相适应。《续汉书•祭祀志下》说：“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日世祖庙。”

东汉人蔡邕对汉明帝立世祖庙的意义有明确说明：“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后嗣遵俭，不復改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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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张纯传》。

藏主其中。圣明所制，一王之法也。”①

由于世祖庙的设置，汉明帝就必须要制定祭祀时的乐舞。在永平三年(60年)八月，汉明帝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公卿奏议世祖庙登歌八佾舞名。”②东平王刘苍提出了他的看法：

“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皆相袭，以明功德。秦为无道，残贼百姓，高皇帝受命诛暴，元元各得其所，万国成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节俭，除诽谤，去肉刑，泽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开地置郡，传之无穷，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武畅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贡，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肃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乱，武功盛大。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缘天地之所杂乐为之文典！’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而诗人称其武功。《斑机铃》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各与虞《韶》、禹《夏》、汤《護》、周《武》无异，不宜以名舞。《叶图徵》曰：‘大乐必易。’《诗传》曰：‘颂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汉书》曰：‘百官颂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节损益前后之宜，六十四节为舞，曲副八佾之数。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进《武德舞歌诗》曰：“於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七翼翼，乘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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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引蔡邕表志。

②《续汉书•祭祀志》注引《东观汉记》。

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①

从东平王刘苍所上奏章来看，他对世祖庙应采用的歌舞作了详细的论证，提出了具体的歌舞乐名称，而且，编写了乐词。东平王刘苍对世祖庙乐舞的设计，使汉明帝感到非常满意，当然完全采纳了。

永平三年(60年)十月，汉明帝开始祭祀光武帝。在祭祀时，“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②他又“改大乐为大予乐。”③《东观汉记》说：“其改郊庙乐曰《大予》乐，乐官曰《大予》乐官，以应图谶。”也就是要符合《疏现铃》中的说法，即“有市汉出，德治作乐，名予。”可见汉明带在宗庙祭祀的仪式上，以不违背图谶的说法为原则。

总之，汉明帝对宗庙祭祀礼仪的补充，是为了适应世祖庙设置的需要。他在规定世祖庙乐舞时，注意对光武帝功德的颂扬，并且，为符合图谶的说法，还政变了郊把乐和乐官的名称。

汉明帝还增加了祭祀活动的内容，主要有：

(一)明堂祭祀礼仪的实施。汉明帝在永平二年(59年)正月，实行了明堂祭杷礼仪。《后汉书•明帝纪》说：“宗杞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明堂，汉代人将其视为祭祀和教化的神圣场所。东汉人应劭说：“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④东汉国家设立明堂，是在光武帝刘秀之时。《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称：中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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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祭杞志》注引《东观汉记》。

②《后汉书•明帝纪》。

③《后汉书•明帝纪》。

④《汉书•乎帝纪》颜师古注引。

年，“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光武帝虽然设立了明堂，可是，不及实施明堂礼仪便辞世了。这样，自然需要由汉明帝来规定明堂礼仪。这种明堂礼仪的实施，对教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明堂礼仪具有特殊性，它是与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汉代人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仿效周代制度。班固提及周代明堂礼仪时说：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官。郊祀后稷以配天，宗把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①

这就是说，汉朝人认为明堂祭祀，实际上，是将祖先与上帝结合在一起的祭祀活动。正因为如此，汉明帝在实行明堂祭祀礼仪时，始终贯彻这个原则。《续汉书•祭祀志》载：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

由此可知，汉明帝实行的明堂礼仪，是祭祀五帝并以光武帝来配祭。祭天帝以祖先配祭，这与汉人认为的周代明堂祭祀礼仪是相同的。可是主祭神是五帝，这是汉明帝实行明堂祭祀的特殊之处。

五帝神的观念产生得比较晚。《汉书•郊祀志》载：“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灵公於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至汉高祖时，“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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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郊祀志》。

说，至西汉初年，才形成对青、黄、炎、白、黑帝的祭祀。

西汉虽然郊祀五帝，但是，却没有把五帝视为至上神。只是将它们视为至上神的从属神。这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很突出。当时方士谬忌曾上奏武帝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①武帝听从谬忌的建议，“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②,郊祀泰一神。

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化，汉成帝时，开始将“天”,也就是上帝又视为至上神。匡衡等提出：“祭天於南郊，就阳义也；瘗地放北郊，即阴之象也”③的主张。因此五帝又被视为“天”的从属神。汉成帝元始年间，进一步将郊祀礼仪完善化，五帝神作为至上神“天”的从属神受到配祭。

东汉建国，光武帝“即位于鄙，为坛营於部之阳。祭告天地。”④建都洛阳后，光武帝“初制郊兆部洛阳城南七里，依部，采元始中故事。为园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⑤光武帝将郊祀祭坛这样规划，很明显，在郊祀时，是将五帝作为天的从属神来配祭。

五帝神虽然是天的从属神，但是，在汉朝人的宗教观念中，它们并不是一般的从属神，而是仅次于天的重要神祗，并且，它们具有负责一方的神性。正因为如此，仅仅将五帝神作为天神的从属神受到配祭是不够的。西汉平帝时，不仅为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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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郊祀志》。

②《汉书•郊祀志》。

③《汉书•郊祀志》。

④《后汉书•祭祀志》。

⑤《后汉书•祭祀志》。

设畤,并且，还继续为黄帝、青帝、炎帝、白帝、黑帝分别设置了后土畤、勾芒畤、祝融畤、辱收畤、玄冥畤,①以便分别祭祀五帝。

光武帝刘秀确定了郊祀礼仪，五帝神只能作为从属神配祭。在汉朝人的宗教观念中，就不能说光武帝已将祭祀众神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汉明帝决定在明堂中，举行祭祀五帝的礼仪，实际上，是对光武帝确定的祭祀制度的补充。这样，就使东汉国家的祭祀制度更加完善了。

汉明帝在明堂中祭祀五帝，自然是对国家郊祀礼仪的补充。然而，在明堂中祭祀五帝并配祭光武帝，这样，就使明堂成为国家重视教化的重要象征。汉明帝在明堂实行祭祀礼仪后，曾使尚书令持节诏告骠骑将军、三公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班时令，勅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僚藩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业，亲执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胤子无成、康之质，群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踧踏惟慙。素性顽鄙，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吴天，以绥兆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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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郊祀志》。

②《后汉书•明帝纪》。

由汉明帝的这条诏书可知，他确立明堂礼仪，并实施这项礼仪，以此教化天下人当然是主要的。但是，他也要通过明堂祭祀，颂扬先帝刘秀的功德，表述他继承先帝刘秀事业的决心，并借此机会，向天下人宣布他实施仁政的措施，来安抚全国百姓。由此看来，汉明帝实行明堂祭祀礼仪，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借助这种活动，来确立他在群臣和全国百姓中的形象。这样，汉明帝的明堂祭祀活动，便是他施政、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

(二)上陵礼仪的制定和实行。上陵礼仪是由汉明帝创立的。《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载：

“中元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帝即祚，长思远慕，至揄年，乃率诸王侯、公主、外戚、郡国计吏上陵，如会殿前礼。正月，上谒原陵，梦先帝、太后如平生，亲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积於树，百官取以荐。”

《后汉书•明帝纪》说：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会议。”

东汉人蔡邕进一步指出：

“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跄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①

这些记载指明了汉明帝实行上陵礼的时间、原因和经过。由比可以看出，汉明帝确定和实行上陵礼，是为了悼念光武帝刘秀。然而，由于上陵礼仪具有特殊性，所以对东汉一朝的祭祀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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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后汉书》。

汉明帝确立的上陵礼是有历史渊源的。《续汉书•礼仪志》说：“西都旧有上陵。”也就是说，上陵祭始于西汉。这种上陵祭正是秦、西汉以来，兴起的园庙祭祀的一种。正如《汉官仪》说：“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於墓侧，汉因而不改。”①由于秦、西汉时，宗庙的庙和寝殿的分离，因而，对祖先的祭祀便分为二个系统，即宗庙祭祀和陵寝祭祀。国家在先祖的墓旁设置寝殿，也就是园庙，作为专门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因为受坟墓旁有神灵依托观念的影响，西汉时，园庙的祭祀逐渐受到重视。当时，国家确定的固定的园庙祭祀即有上食祭和时祭。正如《汉官仪》所载，“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不定期的，便有上陵祭。上陵祭在西汉还没有礼仪化。可是，到汉明帝时，他不仅恢复了上陵祭，并且，还将上陵祭的仪式礼仪化。《续汉书•礼仪志》详细记载了上陵礼的内容：

“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渴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昨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大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阙，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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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注引。

汉明帝规定的上祭礼仪是非常隆重的。皇帝亲自主祭，这同西汉园庙祭祀很不相同。因为西汉园庙祭皇帝是不亲祭的。从参加上陵祭的人来看，是非常众多的。朝廷百官，皇室成员以及外国朝者侍子和郡国上计吏都必须参加。就祭祀礼仪看，是非常严密、完整的，具有系统完备的程式，并且，在实行礼仪的过程中，还配有固定的乐舞。这就是在食举乐演奏后，舞《文始》、《五行》之舞。《汉书•礼乐志》说：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

可见汉明帝是将汉高祖庙中的《文始》舞以及高祖、文、武庙共有的《五行》舞移到上陵礼仪中。《文始》舞，“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①“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②显然，在上陵礼仪中加入《文始》、《五行》舞，实际上，就将上陵祭提高到宗庙祭祀的高度。这样，就使上陵祭成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祭祀大典。

不仅如此，在上陵活动中，还有政治的内容。也就是说，“乐阅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在上陵礼仪中加入这项内容，实际上，是模仿周代在宗庙祭祀时进行施政活动。然而，它与周代的情况又不完全相同，其目的是借助上陵礼仪，而使上计活动更具有严肃性。宋人叶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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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礼乐志》。

②《汉书•礼乐志》。

③《续汉书•礼仪志》。

“然古人之于礼，贵魂而贱魄，舍降求升，将以其气为无所不在，则悲哀无所不至也。若孝明恋恋焉致诚极孝，不过朽骨之间，则哀之所及者狭矣。君臣所见既皆若此，故后世无不墓而薄庙。”①

叶适认为，上陵礼实行后，使墓祭地位提高，庙祭地位下降，是对的。汉明帝规定了上陵礼，不仅提高上陵祭的地位，而且，使这种祭祀活动同他的政治统治联系得很密切了。东汉人蔡邕说：

“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

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至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②

蔡邕的议论道破了汉明帝制定上陵礼的目的，就是为他提倡“孝”道服务。他亲行此礼，正是表明他是天下最“孝”者，是天下人的表率。这样，全国的臣民都必须要仿效他。在汉代，提倡“孝”道，是与政治上对国家尽“忠”紧密联系的。因此，汉明帝上陵礼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将对光武帝的墓祭活动，纳人到他政治统治的范围中。

(三)制定了迎时气的礼仪。《续汉书•祭祀志中》说：

“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

这就是说，汉明帝实施迎时气的礼仪，是参照了《礼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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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

②《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谢承后汉书》。

《月令》中的说法，并且，还仿效了西汉元始年间的一些做法。《礼讖》一书，今已不存。但是，从书名来看，大概是以讖言解说礼仪的书籍。《月令》,据东汉人蔡邕说：“古者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之于明堂。每月告朔朝庙，出而行之。”就是说，《月令》是按十二个月的不同时节，而规定了每月必须从事的政治、生产、宗教等方面的活动。《月令》这部书在战国、秦汉时比较流行，有较大的影响。《月令》中提到：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

(孟夏之月),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孟秋之月),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孟冬之月),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据《月令》所说，周天子是四时迎气，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举行。西汉元始年間，也开始举行迎气活动，只不过与《月令》中所说稍有變化。当时王莽提议：

“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黃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长安城之未地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官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睥白灵蓐收畤及大白星、西宿西宫於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官於北郊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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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郊祀志》。

可见，王莽是将五帝神及相关神祗分别按中、东、南、西、北方位设置畤,也即郊兆，分别祭祀。《续汉书•祭祀志中》记载，汉明帝规定的迎气活动与西汉元始年间的做法有联系，正是指按五个方位设郊兆而言的。实际上，汉明帝时，规定的迎气礼仪是将《月令》中的迎气仪式，与元始年间设五个方位的郊兆结合在一起。《续汉书•祭祀志中》载：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大傅、司徒以下缘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很明显，汉明帝制定的迎气祭祀仪式是非常详细的。对迎气时祭祀的神祗、所穿着的服饰和所乘车舆以及采用的乐舞都有明确的规定。汉明帝实行的迎气礼仪是与《月令》的记载有差别的。《月令》是四季迎气，而汉明帝在迎气活动中，又增加了对中央黄灵的祭祀，在立秋日前18天举行。他这样规定，是要使迎气活动与汉代流行的五帝观念相符合。由于迎气时，要在国家设置的郊兆中举行大的祭祀活动，因此，东汉时的迎气就比先秦时期重要多了。

3.制定和实施大射礼

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制定了大射礼，并且，加以实施。正如《后汉纪•明帝纪》说：“三月，上初礼于学，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大射礼的起源很早。杨宽先生认为，西周、春秋的大射礼，是天子或诸侯会臣下在大学举行的。汉明帝在辟雍中举行大射礼，正是要模仿西周、春秋的古制。在汉代文献中，无大射礼仪的记载，可能是汉明帝实行大射礼，依然遵循古制的缘故。《白虎通义》是东汉今文经学家对古代礼制的认识，自然渗入东汉人的观念。在《白虎通义》中便有《射义篇》,说明东汉的射礼是要极力仿效古制的。《仪礼•大射篇》保留了春秋大射礼的具体仪节。虽然只记载诸侯的大射，但是，由此可以推测天子大射礼的一般情况。据杨宽先生研究，西周春秋大射礼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大射仪的主人是国君。宾和众宾是诸公卿、大夫，还有士参与。国都近郊的大学便是行礼的场所。《韩诗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②

其二，大射礼的掌礼和服务人员的组织系统与乡射礼相同。司射由大射正担任，有小射正辅助，通称为“射人”。司马由司马正担任，有司马师辅助。获者也叫负侯者，其首长称为“服不”。释获者由太史担任，有小史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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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宽：《射礼新探》,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310页。

②《诗•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

其三，大射仪有三番射。第一番由“三精”射，唱获而不加统计。第二番除“三耦”外，有国君和宾、公卿、大夫及众宾参加，同样统计左右两方射中次数而分胜负。第三番也用音乐节奏，使大家按节奏而发射。公、大夫、士各有一个“侯”,即公射“大侯”,大夫射“参侯”,士射“干侯”。”

汉明帝举行大射礼，仍在辟雍，这是与古制相同的。不过，在社会等级划分上，东汉已与西周、春秋有了差别，这样，大射礼的掌礼和服务人员恐怕要与古制有差别。三番射是大射礼的重要仪节，汉明帝在确定射礼时，是不能不考虑如何来仿效的。《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大射礼”时，引述了《仪礼》,其中提到：

“大射之礼，王将祭射宫，择士以助祭也。张虎侯、焦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谓之为侯者，天子射中之，可以服诸侯也。天子侯中一丈八尺，画以云气焉。王以六辐射三侯，乐以《驺虞》九节，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乐以《狸首》七节，孤卿、大夫以三辐射一侯，乐以《采薤》五节；士以二耦射犴侯，乐以《采繁》三节。”

在唐人看来，汉明帝所实行的大射札与古制相似的地方很多。

汉明帝仿效古制，实行大射礼，并不是对古代礼仪的怀念，而是要使大射礼为其现实的统治服务。

其实，西周、春秋实行大射礼时，就有很明确的目的。也就是，用比射的方法来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教学和选拔所需要的统治人才。②东汉举行大射礼的军事上的意义逐渐削弱，可是，它在教化上仍然起到作用。《白虎通义•射义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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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宽：《射礼新探》,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317—319页。

② 参见杨宽：《射礼新探》,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329—130页。

“射正何为乎？曰：射义非一也。夫射者，执弓坚固，心平体正，然后中也。二人争胜，乐以德养也。胜负俱降以崇礼让，故可以选士。夫射者，发近而制远也，其兵短而害长也，故可以戒难也。所以必固射助阳选士者，所以扶助微阳而抑其强，和调阴阳，戒不虞也。何以知为戒难也？诗曰：四矢返今，以御乱兮。因射习礼乐，射於堂上何？示从上制下也。礼曰：宾主执弓，请升於两楹之间，天子射百二十步，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远，卑者所服近也。”

东汉今文经学家对“射义”所作的闸释，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即，一可以选拔人才；二可以防备不测情况的发生；三可以区分尊卑等级。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大射礼的举行能够有利于国家选拔贤才和教化臣下。今文经学家的认识，只是东汉儒生对大射礼实行的看法。由他们的认识，即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明帝实行大射礼的真正目的，也就是他要把实行教化和选拔人才的意图，通过恢复古礼的方式来加以贯彻，进而维持特定的统治秩序。

4.推广乡饮酒礼

汉明帝在永平三年(60年),还“使天下郡国行乡饮酒礼于学校。”①可见，汉明帝推行乡饮酒礼的范围是很广的，已不限于洛阳，并且普及到各郡国的学校。

东汉建国后，郡国学是国家进行教育的重要方面。郡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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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纪•孝明皇帝纪》。

是国家进行教育的重要层次。这种制度创始于西汉后期。《汉书•平帝纪》说：

“(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不过，西汉末年形成的这种教育体制，由于新莽末年的战乱，而遵到破坏。光武帝建国后，便力图恢复这种体制。建武三年(27年),寇恂任汝南太守，便在郡中“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①以后，各郡纷纷建立学校。如张湛“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②又如，伏恭任常山太守，就“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③不仅在内郡，就是边远地方也是如此。例如，卫飒“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痒序之数，设婚姻之礼。”④总之，光武帝统治时期，各郡国设学已经非常普遍。郡国学同国家太学一样，都是传授经学，进行礼仪教化的重要场所。郡国学的普遍发展，就使汉明帝有条件实行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起源很早。杨宽先生认为，乡饮酒礼是我国周代乡学中举行酒会的礼仪。⑤《仪礼•乡饮酒礼》中详细记载了这项礼仪。下面将其仪节概述如下：

(一)谋宾、戒宾、速宾、迎宾之礼。

(1)谋宾：由主人与乡先生商谋宾客名次，分为宾、介、众宾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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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寇恂传》。

②《后汉书•张湛传》。

③《后汉书•儒林传下》。

④《后汉书•循吏传》。

⑤ 参见杨宽：《乡饮酒札新探》,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281页。

(2)戒宾：戒是告知的意思。由主人亲自告知宾客。

(3)陈设：布置酒席的席次，陈列酒尊和洗等。

(4)速宾：由主人亲自催邀宾容，宾客都跟着前来。

(5)迎宾：主人带同一“相”在库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宾迎入库中堂上。

(二)献宾之礼。

(1)主、宾之间的“献”、“酢”、“酬”。在宾容迎入后，先由主人取酒爵到宾席前进献，叫作“献”；次由宾取酒爵到主人席前还敬，叫作“酢”；再由主人把酒注解，先自饮，劝宾随着饮，叫作“酬”。

(2)主、介之间的“献”、“酢”：先由主人向介献酒，次由介对主人还敬。

(3)主人“献”众宾：主人向众宾献酒，由众宾之长三人代表拜受饮酒，众宾也随着饮酒。

(三)作乐。

(1)升歌：在主人之吏一人举鲜向宾敬酒后，由乐工四人升堂，在堂上歌唱《小雅》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歌罢，主人向乐工献酒。

(2)笙奏：由吹笙者入堂下，吹奏《小雅》的《南陕》、《白华》、《华黍》。奏罢，主人向吹笙者献酒。

(3)间歌：堂上升歌和堂下笙奏，相间而作。

(4)合乐：升歌和笙奏相合，奏唱《周南》、《召南》。歌罢，由乐工报告乐正：“正歌备”,再由乐正报告宾。正式的礼乐，到此完备。

(四)旅酬。

主人为了留住宾客，使摈相担任“司正”,奉主人之合“安宾”。随即由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众宾，再由众宾按长幼以次相“酬”。旅酬是由尊者酬于卑者。

(五)无算爵、无算乐。

由主人之吏举解向宾敬酒，司正奉主人之命请宾客升坐。宾主脱履坐下，即进牲肉，于是连续不断地举爵饮酒，不计其数，醉而后止。同时，乐工不断地陪奏和歌唱，不计其数，尽欢而止。

(六)送宾及其它。

宾出时，奏《陔夏》,主人送于门外。明日，宾有前来拜谢之礼。①

汉明帝规定实行的乡饮酒礼，其具体仪节虽无明文记载，但它大抵当与《仪礼》所载相差不多。因为《仪礼》中规定的这些仪节，在古代社会一直在士大夫阶层中实行，不曾间断过。汉明帝规定在郡国学中实行，是看到了这种礼仪在教化上的作用。

乡饮酒礼，就其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它是要通过宴饮来表示对长老和宾客的尊敬。它的重点在于尚齿。正如《礼记。王制篇》说：“习射上功，习乡上齿。”不仅如此，乡饮酒礼还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团结。《礼记•乡饮酒义》说：“尊让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絮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不辨，则无暴乱之祸矣。”当然，乡饮酒礼的这种作用，是依靠饮宴时区分贵贱、长幼的等次来实现的。

东汉时代，仍然保留着实行乡饮酒礼所具有的这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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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宽：《乡饮酒礼新探》,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第281—282页。

《白虎通•乡射篇》在说明乡饮酒礼的意义时说：

“所以十月行乡饮酒之礼何？所以复尊卑长幼之义。春夏事急，浚井次墙，至有子使父兄，弟使兄，故以事间暇，复长幼之序也。”

《仪礼•乡饮酒礼》郑玄注说：

“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条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凡乡党饮酒，必於民聚之时，欲其见化知尚贤尊长也。”

由此可见，汉明帝在郡国中推行乡饮酒礼，就是要通过这种礼仪教化，使受业者明确“尚齿”的意义，能够明确区别贵贱、长幼的作用。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对于稳定地方统治秩序是非常有利的。因此班固说：“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①班固的说法，道破了汉明帝实施乡饮酒礼的实质。

5.制定和实施养老礼

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在实行上述礼仪的同时，还推行了养老礼仪。《后汉书•明帝纪》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之礼。”他下诏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车要轮，供绥执授。侯王设昔，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南。祝哽在前，祝噎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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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礼乐志》。

升歌《鹿鸣》,下管《新官》,八佾具俗，万舞放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已，永念慙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①

汉明帝的这条诏书，是对他实施养老礼的说明。由此诏书可知，汉明帝把实行养老礼看作是继承光武帝的遗志。他实行的养老礼有非常完备的礼仪，并且，选出德高望重的儒生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汉明帝以诏书的形式，向全国宣布实行养老礼，表明他对实施养老礼的重视。汉明帝实行养老礼，在他的礼制建设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宋人叶适说：“孝明行养老礼，意既笃实，文亦丁宁，可谓三代之后，旷千载而一遇也。”②

汉明帝对养老礼作了精心的规划，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古礼。《续汉书•礼仪志》详细记载了养老礼：

“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皆服都行大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昨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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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明帝纪》。

②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

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酯，祝鲠在前，祝噎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朗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

据《礼仪志》所载，汉明帝实行的养老礼，可以分为：一是对三老、五更的选择；二是对三老赐服，授予王杖，对五更赐服；三是皇帝先至辟雍，派使者迎三老、五更；四是在辟雍中行礼，天子为三老“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酯。”三公则为五更行礼。

在汉明帝实行的养老礼中，对三老、五更的选择和在辟雍中向他们行饮食礼是重要环节。所谓三老、五更，《礼记》郑玄注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因此，养老礼具有尊老的象征意义。

汉明帝重视养老礼的实施，仍然是要借助这项礼仪进行教化。《白虎通义•乡射篇》说：

“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谒者奉几杖，授安车车要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接礼交加容，谦敬顺貌也。”

由此可知，汉明帝大力推行养老礼，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以此进行“孝”道的教化。这就是说，借助养老礼的实施，便可以实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①的意图。

不过，汉明帝实施养老礼，只是贯彻其统治意图的一种手段，很难在全社会形成养老的风气。对此，王夫之评论说：

“养老之典，有本有標,文其標也；文抑以动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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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宣帝纪》。

心而生其质，则本以生標,標以荫本，枝叶荣而本益固矣。莽老于庠，袒而割牲，執酱而馈，执爵而酳，標也。制民田里，教之树畜，免其从政，不饥不寒，而使得养其老，本也。王者既厚民之生，使有黍稷、酒醴、絲絮、鸡豚可以养其老矣；然恐民之怙其安饱，而孝弟之心不生也；於是修其礼于太学，躬亲执劳，惇宪乞言，以示天子之必有尊，而齿为天下之所重，乃以兴起斯民之心而不敢想壯以遺老，则標以蔭本而道益荣。明帝修三老五更之礼，养李躬、桓荣尽敬养之文，於时之天下，果使家给户饶逐其衣帛食肉以奉其父母乎？抑尚未也？民未给养而徒修其文，则固无以兴起孝弟而虚设此不情之仪节矣。虽然，文与质相辅以成者也；本与標相扶以茂者也。以天下之未给而不遑修其礼焉，俟之俟之，而终于废墜矣。”①

可见，汉明帝很难通过养老礼的实行，而形成使天下人敬老的局面。这种礼仪的实行，最多不过是他倡导“孝”道的象征而已。

6.实行等级分明的舆服制度

汉明帝在他即位之初，开始规定明确的舆服制度。他实行舆服制度是在东平王刘苍辅助下进行的。《后汉书•光武十王。东平王苍传》说：

“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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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