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列侯与封国军队 第三节 列侯的家兵部曲 第十章 “短命”侯国与“长寿”侯国第一节 “短命”侯国为何“短命”第二节 “长寿”侯国为何“长寿” 第三节 两类侯国对比而得的启示
结 语
附 文
参考文献
后 记
绪 论
一 汉代列侯的研究缘起
“军功爵制中的侯级爵，则为以后的历朝历代政权所沿用，其影响和作用不容低估。”①列侯是二十等爵制中唯一的贵族爵，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极为显赫的地位，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列侯对两汉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关于列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作为周代分封制重要内容的五等爵制，直接来源于秦二十等爵制，至汉时列侯制度日趋完备，步入了鼎盛时期。事实也是如此，研究列侯之论文与专著多集中于两汉、三国，然而学界对于汉代列侯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史方面，对于列侯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汉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研究汉代列侯这一群体与政治、经济、民族、士人、豪强、武装力量之关系，可以深化对汉代社会各个方面的认识，对研究整个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更好地把握汉代之国家秩序与官爵秩序，并且探明列侯于此官爵秩序与国家秩序中之地位；可以更有效地认识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专制皇权的形成发展过程，更好地把握汉代各种政治制度的形成；更加全面地认识汉代经济之发展；揭示两汉各种社会势力之互动；充实汉代民族关系问题和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两汉军事之发展；以及拾遗汉代儒学演变对两汉政治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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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07页。
二 汉代列侯的研究概况
汉代列侯阶层从产生之日起即引起时人的关注，由于列侯的特殊地位，这一群体成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所记载与描述的主要对象之一。司马迁成为研究汉代列侯之第一人，他将西汉列侯以编年的方式集中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已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四表中，并且对高祖、惠景、建元这几个时期的封侯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于列侯及后代亡命失国之原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班固较为具体地研究了汉代列侯，他将西汉一代的列侯囊括于《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四表中。《汉书•地理志》成为研究西汉侯国地理的基本史料。《后汉书•礼仪志》《后汉书•舆服志》为研究两汉与列侯相关之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后汉书•郡国志》为研究东汉侯国地理的基本史料。《后汉书》虽然没有侯表，但清钱大昭撰《后汉书补表》，万斯同撰《东汉外戚侯表》《东汉宦者侯表》《东汉云台功臣侯表》，黄大华撰《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均为研究东汉一朝列侯的重要史料。在两汉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新序》、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班固的《白虎通义》、王符的《潜夫论》、徐干的《中论》、崔建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应劭的《风俗通义》、荀悦的《申鉴》等书都有关于列侯的零星论述，这些都是关于汉代列侯爵的珍贵原始材料，可以与前四史互证互补。
另外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研究与列侯有关的典章制度提供了便利。《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两大类书为研究两汉列侯起到了索隐的作用。
近当代以来关于汉代列侯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制度层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周代五爵制。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认为汉代的封国食邑制度，渊源于西周的分封制，“秦汉时期的封国食邑赐爵制在本质上、内容上都与西周的裂土分封制和采邑制不同，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这主要是秦汉时期的封国食邑制是渊源于西周的裂土分封制和采邑制”①。刘芮方在《周代爵制研究》中认为：“周王室名存实亡，规范诸侯之间秩序的‘五等爵制’不复存在，但其中一些爵称，如‘侯’被吸收进各国新爵制之中。”② 起码从爵称上来说，列侯爵起源于五等爵制。学界虽注意到了汉代列侯爵与周代五等爵制的渊源关系，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异同分析并不深入。
（二）有关二十等爵制。至于彻侯爵何时完善于秦军功爵之中，史家有不同的观点。董平均在《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中推测侯爵在商鞅变法以前就存在了，“商鞅、白起、王纥等，多从左庶长爵位授起，依次升迁，商鞍、白起由大良造而为封君，这说明，‘军爵’‘公爵’之上，还应该有一个大的爵等，授予对秦王朝之强盛有特殊功劳之人”③。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中认为，彻侯爵于商鞅变法时所创，“唯按军功授爵以定平民身分的二十等爵制，却出于商鞍的创意”④。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中认为：“所谓由商鞅创立二十等爵制，因之其本质是对军功之赐爵这种传统观念，应予存疑。”⑤ 列侯之爵并非始于商鞅所创，而是后来所加。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认为列侯爵产生于商鞅变法之后至汉朝这一时间段内，“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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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刘芮方《周代爵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 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④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317～318页。
⑤ [日]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7页。
制度从秦一直延续到汉代，那时商鞅的17或18级爵位增加到20级”①。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认为列侯爵产生于秦统一之前。②守屋美都雄从“列侯”之内涵出发，认为在商鞅变法前就已经存在列侯爵位，但此爵位须授予在国家军政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并不在诸侯的范畴之内。伴随着国君称王，列侯爵就开始具有诸侯之意义了。③但笔者认为，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列侯爵是在秦国国君称王之后，对商鞍所创军功爵制改革所加。
（三）有关楚爵制向秦爵制之转变。高敏先生认为刘邦集团统一采用秦爵制，时间在高祖五年刘邦即位做了皇帝以后。④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则根据汉高祖五年诏，坚持汉高祖五年改制说。⑤ 栗原朋信在《关于两汉时代的官民爵》中认为，汉爵制由楚爵变为秦制，乃在高祖五年统一天下以后，但是楚爵的遗留问题，在高祖五年以后依然存在，一直延续到吕后时期。⑥宋人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认为：“汉元年始用秦制。”李开元先生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基于栗元朋信的观点，以“韩信申军法”为切入点，指出汉元年四月到八月间，韩信重申军法，此军法为秦军法，作为军法核心内容的军功爵制此时也发生了变化。⑦ 柳春藩在《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中亦认为，汉中就国后，刘邦正式行秦制，“刘邦称汉王之后，开始实行秦的二十级赐爵制，封一些重要功臣为列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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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②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927页。
③ [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④ 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6页。
⑤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95页。
⑥ [日] 栗原朋信《关于两汉时代的官民爵》，《史观》二二•二三册、二六•二七册。
⑦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页。
⑧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73页。
学界多侧重于汉元年改制、汉五年改制，笔者通过研读史料认为楚爵制向秦爵制的转变是一个过程，早在戏下封王之后汉中就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汉中就国后，韩信“申军法”，对楚军功爵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秦军功爵中的军功原则引进楚爵制中，彻底摒弃了楚爵制中的血缘宗法色彩。“高祖五年诏”从制度上废除了楚爵制，尽管还存在一些楚爵的遗留问题，但至此秦二十等爵制完全取代了楚爵制，成为官方军功爵制。
（四）两汉的郡国并行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钱穆在《秦汉史》中分析了西周封建制与汉封建制之区别，最大的不同是汉代封建制以郡县制为基础，“盖西周封建，其事等于武装之移殖……汉则天下一统，郡县相属，封建非以对外，其势转成自裂”①。周振鹤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认为西汉的封建是周代封建制的部分恢复，“西周的封建是层分封，而汉代封建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每个王国领有三四郡、五六郡不等”②。唐德荣的《论郡国并行体制的特点》一文讨论了郡国并行体制的分权特点。③巴新生的《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认为郡国并行体制为君主专制政体的过渡性措施。④ 冷鹏飞的《西汉前期的郡国并行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把西汉初郡国并行体制的推广看作是一场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⑤ 库晓慧则撰文从郡国并行体制的演变来看汉代中央集权的加强。⑥
唐德荣在《郡国并行体制积极作用的阶段论分析》中论述了郡国并行体制在西汉初年的积极效用：封授王侯稳定了西汉初年的政局，对于“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⑦ 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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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3页。
②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③ 唐德荣《论郡国并行体制的特点》，《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④ 巴新生《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
⑤ 冷鹏飞《西汉前期的郡国并行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求索》1988年第5期。
⑥ 库晓慧《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沈阳大学学报》2009 年第6期。
⑦ 唐德荣《郡国并行体制积极作用的阶段论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文中全盘否定汉代分封侯王之制，认为汉代的问题全出在侯王身上：“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① 吕思勉虽认为汉初之封建制对于汉初政治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这整个制度而论，持否定态度：“然则众建亲戚，在后来虽致七国之乱，而当天下初定时，固未尝不收其效。欲如殷、周所封，历千余载，自全以为藩卫，夫固有所不能。而一时夹辅之效，固不能谓其无有也。故曰：事有永久之效，有一时之效。以其无永久之效，而并昧其一时之效焉，亦不察时势之谈也。”②
学界多侧重于研究汉封建与周封建的关系，西汉郡国并行制的性质、特点，汉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关系，并对郡国并行制进行评价。笔者认为在汉初郡国并行制的形成原因这一方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汉初郡国并行制的形成带有一定偶然性，西周因分封制而天下纷争，秦朝因行郡县，皇族孤立无辅而短命，给刘邦君臣提供了活生生的教训。究竟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刘邦君臣并没有清醒的认识，结果来了个折中的郡国并行制。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范式。
（五）两汉列侯与皇权。廖伯源的《试论西汉时期列侯与政治之关系》堪称论述西汉列侯与政治的经典之作，文中详细论述了列侯在汉初的政治力量，“汉初4朝之三公几全部是功臣列侯，九卿则大部分是功臣列侯。而可考之郡太守、王国相60%是功臣列侯。又汉初至文帝15年，领兵将军几全部是功臣列侯”③。他们“同功一体”，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对汉初的皇权形成有效的制约。
后来高祖的功臣列侯皆老去，继嗣列侯沉湎于享乐，其政治力量早已衰微，对西汉政局的影响力已微不足道。夏增民在《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中认为在反秦战争、楚汉战争中丰沛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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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47页。
②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39页。
③ 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29页。
集团是刘邦集团的核心，归依集团则是刘邦集团的谋略层，二者构成了汉朝初年的封侯者集团，在诛除异姓诸侯王的活动中，封侯者集团坚定地站在刘邦一边。①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深刻地探讨了汉初军功列侯集团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基于“公平分配得天下之权益的意识”来分析白马之盟、封爵之誓、高祖十二年诏书。皇帝与功臣侯阶层的关系被定位为“契约关系”，皇权此时为“相对性有限皇权”，在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四朝，汉初功臣列侯集团形成了对皇权的有效制约。②
白马之盟是汉初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行郡国并行制的重要程序及原则。刘鸣《“白马之盟”真伪辨》认为：“白马之盟”是不存在的，是后代窜改入《史记》的。③张森年《“白马之盟”盟词辨说》在肯定“白马之盟”存在的前提下，考证出“白马之盟”的盟词并没有被完整地记载下来。我们现在见到的都是经过改造的产物。④ 赵沛的《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认为“白马之盟”是刘邦与其军功大臣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确立了汉初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成为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范式。⑤胡海涛的《浅谈汉初功臣集团的消亡》分析了功臣侯集团衰亡的历史。⑥ 唐赞功的《一代功臣侯的荣辱兴衰——对“高祖功臣侯者”的考察》对高祖一代之功臣侯及其后代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因，总结了他们及其后代悲惨结局之原因。⑦ 陈勇的《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认为“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帝利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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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增民《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②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39～143页。
③ 刘鸣《“白马之盟”真伪辨》，《秦汉研究》2012年第6辑。
④ 张森年《“白马之盟”盟词辨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⑤ 赵沛《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⑥ 胡海涛《浅谈汉初功臣集团的消亡》，《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7期。
⑦ 唐赞功《一代功臣侯的荣辱兴衰——对“高祖功臣侯者”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同集团相互制约，压制一部分急剧增长的功臣势力集团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作者还原了压制各功臣势力集团的整个过程，包括以南臣制约北臣，重用“陇右”新臣，文、武分途，建立两套并行的官僚系统，改革将军制度。① 赵瑞军的《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研究》动态地考察了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一过程。②
栾保群的《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认为，外戚专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皇权专制的一种形式；皇权既利用外戚辅政，又打击外戚，既一致又矛盾，但其一致性远远大于矛盾。③ 赵亮的《论卫霍外戚集团与西汉中期政治》论述了卫霍外戚集团的崛起、发展、权盛及其覆灭与皇权的密切关系，揭示了皇权与外戚的背反定律：一方面随着专制主义的发展，外戚势力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皇权又在不断限制外戚势力的发展，防止它成长危及皇权本身。④ 冯佳的《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将西汉的外戚分为前、中、后三期，论述了在这三个时期外戚与皇权的关系。⑤ 秦学颀的《汉武帝与外戚政治》通过论述汉武帝对外戚集团的扶植与打击，阐明了外戚政治与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关系。⑥ 其《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一文则讨论了光武、明帝时期皇权与外戚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⑦刘修明、曹莉芳的《东汉外戚集团和皇权土地所有制》将东汉外戚专权、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斗争，归结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成熟和封建皇权土地所有制形成在政治上的反映。⑧台湾嘉义大学陈虹君的《东汉皇后及其家族之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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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赵瑞军《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④ 赵亮《论卫霍外戚集团与西汉中期政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⑤ 冯佳《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⑥ 秦学颀《汉武帝与外戚政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⑦ 秦学颀《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1期。
⑧ 刘修明、曹莉芳《东汉外戚集团和皇权土地所有制》，《史林》1987年第1期。
在东汉皇太后享有独立且凌驾于皇帝的绝对权威，临朝称制的皇太后也确实是这些专政外戚的权力来源。① 刘修明在《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认为，东汉宦官集团形成的社会基础是皇权土地所有制。②
谈到皇权与列侯的关系，就不得不谈到推恩令。关于推恩令颁布的时间这一问题，岳庆平在《主父偃献策推恩与汉武帝下推恩令应为元朔二年辨》一文中认为，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始下推恩令。③高敏在《武帝令诸侯王自裂地分其子弟之制的创立年代质疑》中纠正了《通鉴》中的错误，认为武帝实行此制的时间为元光元年（前134）之后，元朔元年（前128）之前。④董平均的《汉武帝下推恩令非元朔二年考》认为，武帝下推恩令的时间可能在元光六年（前129）或元朔元年（前128）。⑤
关于“王子毕侯”的问题，徐克范在《读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补》中认为：“至是始令诸侯各得推私恩分子弟，恩自下推，上特临定之耳。所以藩国悉分，支庶毕侯，不削而自弱也。”⑥张维华在《西汉一代之诸侯王国》中认为：“偃策得行之后，诸侯王子弟亲属，无不得袭土封侯。”⑦毕汉斯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认为：“从公元前127年起，凡是王的儿子，不管他们是皇帝的几代孙，没能世袭王国的都封为侯。”⑧岳庆平先生则认为：“诸侯王子封侯者甚多，……但这只能说元朔二年后王子侯数量猛增，不能说‘王子毕侯’。”⑨
柯志强《贾谊、晁错、主父偃削藩主张之比较》比较了三人在削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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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虹君《东汉皇后及其家族之研究》，台湾嘉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 刘修明《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史林》1986年第1期。
③ 岳庆平《主父偃献策推恩与汉武帝下推恩令应为元朔二年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④ 高敏《秦汉史论集》，第380～382页。
⑤ 董平均《汉武帝下推恩令非元朔二年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4期。
⑥ 梁玉绳等撰，吴树平等点校《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5页。
⑦ 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96页。
⑧[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547页。
⑨ 岳庆平《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质疑》，《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
面的异同点，认为贾谊与主父偃的主张具有较强的策略性与可操作性，而晁错直接削夺诸侯王的土地，过于草率，手段过于粗暴。①董平均的《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探微》分析了文帝时期及景帝后期的分国，"均为以推恩为名，行‘削藩’之实的一石二鸟之计”②，为武帝“推恩令”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借鉴。赵玉洁的《我看西汉削藩三部曲》，以削藩的效果为依据评价各种削藩方式：文帝时“众建诸侯”的政策没有普遍实施，削藩效果非常有限；推恩令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中央与诸侯王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晁错之削藩策直接削地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线，但对削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③ 古永继的《“文、景分国为削藩”辨》打破削藩政策始于文、景分国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帝与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的恩典，而并非削藩，不能与景帝采晁错策直接削夺王国及推恩令相提并论。④岳庆平的《西汉景武时期的削藩及其后果》对景、武两帝的削藩政策进行了对比——景帝稍逊一筹，武帝之推恩令更为高明；并对景、武两帝削藩之后果做了分析。⑤
学界对列侯与皇权之关系基本围绕着功臣侯与皇权、外戚侯与皇权、王子侯与皇权、宦者侯与皇权四个方面，有关功臣侯与皇权的研究多集中于两汉初，至于两汉中后期功臣侯与皇权的关系则研究较少。另外学界关于列侯与诸侯王、列侯集团内部关系，尤其是对功臣侯与宦者侯、功臣侯与外戚侯关系的探讨颇少。
（六）等级秩序中的列侯。西嶋定生认为：“（秦汉爵制）旨在形成一种从内部支撑那巨大的统一帝国的统治结构的一元化国家秩序。”⑥“爵，成为朝廷之秩序，成为决定身份的东西，这是来源于爵作为秩序结构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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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志强《贾谊、晁错、主父偃削藩主张之比较》，《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② 董平均《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探微》，《天中学刊》2003年第1期。
③ 赵玉洁《我看西汉削藩三部曲》，《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④ 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⑤ 岳庆平《西汉景武时期的削藩及其后果》，《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
⑥ [日]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442页。
个本质特性。”①列侯爵作为爵之上品，具有秩序结构之本质特点，列侯爵是形成统治阶级秩序，使统治阶级高层处于皇权一元化支配之下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认为，天子本人也是该爵制秩序中之一员。这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天子也是爵。”②根据西嶋的观点，汉代列侯为位于天子、诸侯王之后第三等级的贵族。苏俊林《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探讨了列侯在整个国家结构中的秩位等级，并根据西汉的印绶体系构筑了西汉的秩位体系。③
西汉列侯之间没有等级差别，钱大昕认为：“汉制，列侯所食邑为侯国。西京侯者，封户有多少，所食或尽一县，或止一乡一亭，皆以侯国称之……所食不过一乡，皆别于县，而自为侯国，恩有降杀，秩无尊卑也。”④ 严耕望认为：“西汉列侯仅县侯一等，或虽食仅一乡，然皆离故县而独立；至于爵位，更无殊判也。”⑤至东汉，列侯内部之等级划分更为规范与细致，俞正燮《癸巳类稿》指出：“特其爵名乡侯、亭侯，则实始于光武。《赵孝王传》建武三十年有此名也。”⑥ 严耕望认为：“县侯最高，都乡侯次之，乡侯又次之，都亭侯再次之，亭侯最低。”⑦东汉列侯分三大等级，五小等级。韩亚男的《东汉列侯的等级、绍封及传袭特征探讨》分析了户数与列侯等级、所封地域与列侯等级的关系，得出结论：户数的多少同列侯的等级没有直接关系，所封地域的不同与列侯的等级也没有直接的关系。③ 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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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64页。
② [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443页。
③ 苏俊林《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 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⑤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第49页。
⑥ 俞正燮《癸巳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⑦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50页。
⑧ 韩亚男《东汉列侯的等级、绍封及传袭特征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的《东汉列侯爵位制度》一书进一步将县侯分为大县侯与小县侯，并对大小县侯的划分依据进行了研究。①
特进、朝侯、侍祠侯、下土小国侯与限诸侯这些头衔为我们研究列侯的等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对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东汉列侯的等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光辉在《汉唐封爵制度》中认为这些头衔不是爵号，而是属于标明列侯名位的虚衔。如果列侯加上了这些头衔，其朝次位置便出现了某些变化，列侯的身份高低与这些头衔密切相关。② 朱绍侯认为：“东汉时期列侯内部分等次，不只表现在对三十二功臣的排列顺序方面，更主要的还是表现在给列侯所加的头衔上。”③
《后汉书•灵思何皇后纪》注云：
汉法，大县侯位视三公，小县侯位视上卿，乡侯、亭侯视中二千石也。④
《后汉书•百官志五》：
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肺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⑤
《汉官仪》：
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在三公下其次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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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尤佳《东汉列侯爵位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6页。
②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③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157页。
④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2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3630页。
（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土小国侯，以肺腑亲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限诸侯。①
学界基本认为，上述三条材料反映东汉列侯等级的基本情况，但每条材料究竟反映的是东汉哪个时期的情况则一直没有定论。三条不同的材料使得我们对东汉列侯的等级进行定位与评价时常有困惑。朱绍侯认为：“也可能三种解释都有根据，因为一个朝代的政策前后有变化是常见的情理中事。”②
学界讨论了列侯在官爵体系中的地位，两汉列侯爵内部之等级，列侯等级与地域、户数之间的关系，特进侯、朝侯、侍祠侯、下土小国侯与限诸侯在官爵体系中的位次。笔者以为列侯在汉代官爵体系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动的，对于其地位不断变动的原因有待研究。另外，县、乡、亭侯与封国的关系依然有待探讨。有关特进侯、朝侯、侍祠侯、下土小国侯与限诸侯在东汉官爵体系中的位次依然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七）列侯的政治经济权益。列侯作为次于天子、诸侯王的第三等级贵族，二十等爵的最高一级，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权益。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的整理和出版，列侯的政治经济权益再度引起学者的关注。曹旅宁的《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权益》在马雍先生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与张家山汉简探讨列侯之政治经济权益。③ 张号召的《浅析汉初列侯的政治地位》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的张家山汉简论述了列侯的政治权益，包括置吏权、法律豁免权、世袭权。④ 冯和林的《西汉列侯的性质与法律地位》对西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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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5页。
②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159页。
③ 曹旅宁《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权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 张号召《浅析汉初列侯的政治地位》，《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7期。
侯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多有论述，尤其是对列侯的仪制特权做了分析。①
学界一致认同西汉列侯有食邑权，但在三个方面存在分歧。首先，是只食地租还是兼食其他柳春藩在《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中认为“汉代列侯在经济上有食邑之权，即有权向封户征收‘租税’，即地税。”② 而朱绍侯在《汉代封君衣食租税制蠡测》一文中认为：“封君在封国内，不仅征收算赋、口赋（人头税），同时也收田租（土地税）。”③ 董平均也认为诸侯在其封国内仍然有征收算赋、口赋的权力。④
其次，所食地租是“全租”还是“半税”？主张食“全租”者，以冯辉、韩连琪等先生为代表。冯辉在《汉代封国食邑制度的性质》一文中说：“匡衡从四百顷土地上‘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恰好相当于‘三十税一’的地税率。”⑤ 韩连琪也说：“四百顷收田租谷千余石，是每亩谷租约为三升。……正合汉代田租三十税一的赋额。”⑥ 主张食“半税”者，以朱绍侯为代表，其在《汉代封君衣食租税制蠡测》一文中对匡衡“专地盗土”一事进行计算后得出结论：“四百顷的总产量应为六万石，收租一千余石，则占总产量的六十分之一，恰好是汉代三十税一的二分之一。”⑦
再次，租税的征收，是按户征收还是按田亩征收？谢忠樑在《关于两汉食封制度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封君的租税，是按户征收的，既不是按亩征收，也不是算赋的一部分。”⑧ 韩连琪在《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式》中认为：“在两汉的封国食邑制下，列侯封君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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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和林《西汉列侯的性质与法律地位》，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80页。
③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394页。
④ 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9页。
⑤ 冯辉《汉代封国食邑制度的性质》，《求是学刊》1983年第6期。
⑥ 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⑦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393页。
⑧ 谢忠樑《关于两汉食封制度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3期。
户虽有定数，但其所食租税，则是按土地广狭，田亩多少以征收谷物，而非按户以征收货币。”①柳春藩则试图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提出“列侯所食之地税，是以户为根据的，但最后则落实在土地上（人口税归‘公’用，不归列侯），即根据封户拥有的土地情况（数量和质量）进行征收的，而不是单纯按户征收的”②。柳春藩虽然注意到了封邑与封户的问题，但他依然将户数对应到田亩数，最后还是按田亩数计算。朱绍侯在《军功爵制考论》中则认为：“封国内的农民只向国家交一半的田租及算赋、口赋，另一半则交给封君。”③按户与按田亩同时并用。
学界多讨论了列侯所享有的多种政治经济权益类型，并且对这些政治经济权益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比如食邑权，学界充分讨论了列侯“租入”的内容、特点、性质、征收标准等，但对于这些政治经济权益的动态研究比较少。
（八）有关侯国地理的研究。清代学者开始较为系统地梳理西汉侯国地理问题，顾炎武《日知录》揭示出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重要特征，“京畿不置侯国”。清代学者全祖望作《汉书地理志稽疑》，考证了西汉侯国地理，得出了“其极边之地不以封”的重要结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有目的地对部分侯国予以疏证，书中《侯国考》一文是清代唯一一篇专门研究侯国问题的文章，辑补了《汉书•地理志》。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广泛地采纳史籍中的地名资料，详细地考证了侯国地望。王荣商《汉书补注》对西汉侯国地望的考订多有贡献，他注意到了《侯表》下注郡县名称的书写体例。
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系统梳理了《史记》中的侯国地望。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基本上承袭了钱穆先生的观点。王恢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侯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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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连琪《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②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81页。
③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394～395页。
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书中的《高帝侯国分布图》和《汉书地理志侯国图》开创了利用地图来分析侯国地理的新方法。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是侯国地理研究的跨时代之作，他将侯国地理的研究从传统考据带入了现代科学研究，他的王子侯国地望考证方法及地理分布规律成为后人所遵循的准则。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一书承袭了周振鹤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编制了《西汉侯国建置沿革综表》，明确了各侯国的地理方位和建制沿革，择取几个标准年份，将该年份的侯国地理信息与行政区划信息综合起来，绘制数个“侯国地理分布图”，根据各分布图总结各个时期的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并解释这些地理特征的形成原因，从而探寻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发展的总趋势。
另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大量研究侯国地理的论文。郝红暖的《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考证了景帝二年所封的新市侯国的地望。①郑威的《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考证了东海郡之戚县、建陵侯国、东安侯国的地望。② 郑威的《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对别属东海郡的王子侯国地望进行全面考证，该文开创了一种以汉郡为中心的侯国地望研究模式。③邢承荣的《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以实地考察的形式确认柳侯国的遗址所在。④ 陈苏镇的《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⑤与李开元的《西汉软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⑥将侯国地望的考证与文、景的侯国政策联系起来。马孟龙的《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兼论千乘郡的始置年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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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郝红暖《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郑威《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③ 郑威《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历史地理》第二十五辑。
④ 邢承荣《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渤海学刊》1995年第4期。
⑤ 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⑥ 李开元《西汉轨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 马孟龙《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兼论千乘郡的始置年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通过考证临朐、毕梁、高平等侯国地理方位的变动确定千乘郡的始置年代；另外，其《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①一文通过新近公布的荆州纪南松柏汉墓35号木牍考察了软侯国、襄平侯国、便侯国的迁徙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