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公子通封于蜀”②。秦武王七年（前308），封秦惠文王之子公子辉为蜀侯。秦昭襄王七年（前300），“封其子绾为蜀侯”③。此三王子侯为秦汉分封王子侯之先河。《通典•职官》载：“王子封为侯者，谓之诸侯。群臣异姓以功封者，谓之彻侯。”④蔡邕《独断》：“汉制，皇子封为王者，其实古诸侯也。……汉天子自以皇帝为称，故以王号加之，总名诸侯王，子弟封为侯者谓之诸侯。”⑤“《春秋》之义，王人微者序乎诸侯之上，尊王命也。”⑥王子侯是皇室宗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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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71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207页。
③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④ 杜佑《通典》，第855页。
⑤ 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⑥ 班固《汉书》，第3413页。
地位高于功臣侯。
一 王子侯的类型
两汉王子侯分为三个类型：同姓王子侯、异姓王子侯、王孙侯。同姓王子侯为两汉王子侯的主体，高祖分封了三位王子侯，羹颉侯刘信、德哀侯刘广、沛侯刘濞。此时分封的王子侯国，就地域上来说是归属于汉郡的，不是从诸侯王国中分割出来的，也不归属于诸侯王国。高后至景帝时分封了24位王子侯。此时的王子侯国，处于诸侯王国之中，并不归属于汉郡。武帝分封王子侯178人，昭帝分封12位王子侯，宣帝分封63位王子侯，元帝分封48位王子侯，成帝分封43位王子侯，哀帝分封9位王子侯，平帝分封了27位王子侯，武帝之后所分封的王子侯国一概脱离诸侯王国而转归汉郡，以后成为定制。
西汉一朝共分封了407位王子侯。武帝以前的王子侯是出于对诸侯王之特恩而封，并非常制。武帝采纳主父偃之策，颁布了“推恩令”，大规模分封王子侯国，别属汉郡，后又以“酎金律”及其他手段加以剥夺，成为瓦解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至东汉，光武帝分封了50位王子侯，明帝分封了37位王子侯，章帝分封了52位王子侯，和帝分封了78位王子侯，殇帝分封了1位王子侯，安帝分封了47位王子侯，顺帝分封了46位王子侯，冲帝分封了5位王子侯，质帝分封了10位王子侯，桓帝分封了7位王子侯，灵帝分封了2位王子侯，献帝分封了2位王子侯，外加5位不知何时所封之王子侯，东汉共分封了342位王子侯。与西汉不同的是，西汉王子侯均为县侯，立国，而东汉王子侯有县侯、乡侯、亭侯之分，县侯立国，乡侯、亭侯就食于县，不立国。随着诸侯王问题的解决，东汉王子侯的分封已经不是瓦解诸侯王势力的重要手段，甚至为了不影响诸侯王的租入，裂汉地以封王子县侯。王子乡、亭侯则对诸侯王收入的影响较小，一般在诸侯国内分封。
异姓王子侯，仅仅存在于汉初，长沙王吴芮之子便侯吴浅，“以父长沙王功侯”①； 沅陵侯吴阳，亦“以父长沙王功侯”②。
王孙侯，“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③。师古曰：“王之孙亦得封侯。”④ 王莽为了拉拢宗室，分封王孙为侯，包括承乡侯刘闷、外黄侯刘圉、高阳侯刘并、平陆侯刘宠、宰乡侯刘延、金乡侯刘旦、平通侯刘旦、西安侯刘汉、湖乡侯刘开、重乡侯刘少柏、阳兴侯刘寄、陵阳侯刘嘉、高乐侯刘修、平邑侯刘闵、平纂侯刘况、合昌侯刘辅、伊乡侯刘开、就乡侯刘不害、胶乡侯刘武、宜乡侯刘恢、昌城侯刘丰、乐安侯刘禹，共分封了22位王孙侯。东汉时，皇帝为了褒奖诸侯王而分封其孙为侯。“（下邳惠王刘）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孙二人皆为列侯”⑤。“永元十年，封（东平宪王刘）苍孙梁为矜阳亭侯”⑥。“列侯丸，济南安王孙。永初二年，济南王香上书分爵土封叔父笃子丸。”⑦“亭侯二人，中山宪王孙”⑧。“（彭城靖王）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为乡侯，恭孙顺为东安亭侯。”⑨东汉共分封了7位王孙侯。
王子侯身为皇室血脉，与皇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地位上高于功臣侯。王子侯属于天潢贵胄，每一成员都具有一般臣子无法比拟的尊贵身份。但是王子侯在两汉历史上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仅在汉初，朱虚侯刘章与东牟侯刘兴居在平定诸吕叛乱中立有大功。刘章为齐王与长安军功侯集团的重要联络人，“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⑩，并亲自领兵诛杀吕产、吕更始，“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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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618页。
② 班固《汉书》，第621页。
③ 班固《汉书》，第483页。
④ 班固《汉书》，第483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1675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1442页。
⑦ 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286页。
⑧ 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287页。
⑨ 范晔《后汉书》，第1671页。
⑩ 司马迁《史记》，第406页。
杀之郎中府吏厕中”①，“斩长乐卫尉吕更始”②。刘兴居则“请得除宫”③，清除宫中诸吕的残余势力。而后王子侯便默默无闻，坐享富贵，与富室无异。
二 “王子毕侯”说新论
《汉书•王子侯表》载：“于是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④《汉书•武帝纪》载：“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⑤针对“支庶毕侯”“子弟毕侯”，齐召南考证《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曰：“至主父偃之策行，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⑥徐克范于《读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补》载：“至是始令诸侯各得推私恩分子弟，恩自下推，上特临定之耳。所以藩国悉分，支庶毕侯，不削而自弱也。”⑦ 张维华在《西汉一代的诸侯王国》中认为：“诸侯王子弟亲属，无不得袭土封侯。”⑧柳春藩亦说：“武帝‘推恩’策实行之后，诸侯王的子弟‘支庶毕侯’，并且也成为定制。”⑨毕汉斯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从公元前127年起，凡是王的儿子，不管他们是皇帝的几代孙，没能世袭王国的都封为侯”⑩。
但岳庆平认为，“武帝元朔二年主父偃献策推恩后，诸侯王子封侯者甚多，仅元朔二年至元朔四年的三年中，即封王子侯一百零四人，这约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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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410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410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411页。
④ 班固《汉书》，第427页。
⑤ 班固《汉书》，第170页。
⑥ 《四部备要》第1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1页。
⑦ 梁玉绳等撰，吴树平等点校《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第65页。
⑧ 张维华《汉史论集》，第196页。
⑨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88页。
⑩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547页。
高、惠、吕、文、景五朝所封王子侯总数的四倍。但这只能说元朔二年后王子侯数量猛增，不能说‘王子毕侯’”①。董平均指出：“推恩令颁布后，王子并没有全部袭土封侯。”②
笔者认为史家过分拘泥于“支庶毕侯”“子弟毕侯”的字面意义。《汉书》一书，是以班固之父班彪撰写的六十五篇《史记后传》为基础，班固完成了《汉书》主体。班固因党于窦宪，死于狱中，《汉书》八表与《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班固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天文志》。《汉书•王子侯表》为班昭所作。西汉大量的图书、典籍、档案、图册为东汉所继承，“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③。班固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汉代朝廷典籍、档案库，收藏了大量的图书、地图、户籍等档案文书），而后又于"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④。班固死后，班昭奉和帝诏到东观续成其兄没有完成的《汉书》。东观位于洛阳南宫，和帝以后，为宫廷修撰史书及收藏档案图籍的主要场所。二人受皇帝之命修撰史书，在资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宣帝时，为稳固统治，于元康四年（前62）诏令复除高后、文景及武帝时代已因各种原因失去列侯爵位的功臣贵族后代。
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乃开庙臧，览旧籍，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兴之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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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岳庆平《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质疑》，《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
② 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第265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548页。
④ 班固《汉书》，第4225页。
⑤ 班固《汉书》，第528页。
上文已经提到，册封列侯时大量的丹书铁券藏在宗庙石室，西汉政府有《列侯功籍》，记载功臣宗族成员的状况，分正籍和副籍两种，正籍存于宗庙，副籍存于政府。宣帝正是依据《列侯功籍》来寻找绝国列侯之后代，加以复除、赏赐。“外戚事务与皇族一样，也由宗正兼管”①，宗正设有属籍管理皇族与外戚。以上众多重要的史料必然引起班固、班昭兄妹的重视，并成为班昭撰写诸列侯表之史料来源。有了这些文书档案，诸王子侯之封授、传袭情况必然一目了然。通过这些资料，就会很轻易地得出在“推恩令”颁布后，并非所有诸侯王子均能裂国土封侯的结论。但是为什么班固、班昭提出“子弟毕侯”“支庶毕侯”一说？笔者以为这与古人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古人喜欢用表示程度很深的副词来修饰动词，以夸大效果，引起人们的注意，“毕”字的运用就是一例。“（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②“（张禹）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毕到，亲录囚徒，多所明举。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怨德美恶，莫不自归焉。”③“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④“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⑤ 所以班固、班昭“子弟毕侯”“支庶毕侯”的说法就能够理解了，它是对分封王子侯真实情况的夸张表达，我们不能直接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他们的真正观点。
三 西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案释疑
自天汉四年（前97）至元平元年（前74），刘髆、刘贺父子经营昌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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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尔康、阎爱民《中国宗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2299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497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1398页。
⑤ 班固《汉书》，第2503页。
国达24年之久，在昌邑国内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集团，我们将这一集团暂称之为昌邑集团。这一集团是以刘髆、刘贺父子为首领，以昌邑群臣为主体而构成的。
学界多认为，武帝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①，成了坐享富贵的寄生贵族。虽然王国势力历经文、景、武三朝，由盛而衰，但王国并未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毕竟是天潢贵胄，“世为汉藩辅”，是顾盼一方的政治集团。皇统世袭、皇位终身是封建皇帝制度的核心，这就决定了选择皇位继承人的空间是十分狭窄的，一旦出现皇帝幼弱、皇嗣空虚的情形，便给王国势力干涉中央提供了契机。昭帝崩而无嗣，历史这只无形的手将昌邑集团推到了帝国舞台的中央。
关于昌邑集团，过去学术界多侧重于刘贺被废黜的原因及过程，霍光与刘贺两人的权力之争成为诸多学者的立论要旨。海昏侯墓发掘之后，学术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墓中出土的精美文物，以及豫章经济开发史方面。对于昌邑君臣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刘贺在即位27天后被废黜，昌虽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笔者在此试图结合海昏侯墓的发掘，从王国与中央关系入手重新审视昌邑集团，以期揭开这一疑案，还原历史的真相。
（一）最为“尊亲”，文武兼备的昌邑王刘贺
武帝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四方。南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发生，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太子死后，汉武帝所分封的诸位皇子王纷觊觎太子之位。汉武帝共生六子，除刘据外，“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②。刘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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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002页。
② 班固《汉书》，第2741页。
后不久，齐怀王刘闳也病死了。燕剌王刘旦认为按兄弟年龄的次序自己当为太子，遣使到长安求为武帝宿卫，武帝大怒，逮捕刘旦的来使，“（刘旦）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①。
天汉四年（前97）刘髆被立为昌邑王，其封国在今山东金乡西北，以刘髆为领袖的昌邑集团逐步形成。刘髆的母亲李夫人深为汉武帝所宠爱，但因病早卒。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任贰师将军，多次远征西域，功封海西侯，深受武帝重用。李夫人的另一个哥哥李延年，因精通音律而受到武帝的宠信，被封为协律都尉。李广利又联姻于丞相刘屈氂，一时昌邑集团之强盛，诸王莫与为比。后刘屈氂以祝诅而被腰斩，李广利被迫投降匈奴。刘髆受到牵连，不得立为太子，于后元元年（前88）郁郁而终，昌邑集团遭受沉重打击。由于刘髆死于昭帝即位前不久，所以他的死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政治面纱，学者多认为其死于政治谋杀。菏泽巨野县禹梁山昌邑哀王刘髆墓中出土了铜臼、铜杵等制药器械，以及大量的成药、药料。② 古人“事死如事生”，证实了刘髆生前身体已非常差，需经常服食药物，故刘髆为病死无疑，并非死于政治阴谋。刘髆死后，其独子刘贺嗣昌邑王爵位，成为昌邑集团新的首领，在刘贺的带领下，昌邑集团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汉武帝对“动作无法度”“好倡乐逸游”的广陵厉王刘胥也不满意，因此于临终前（前87）立8岁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䃅、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受武帝遗诏辅政，霍光掌握实权。
此时“主少国疑”，王国势力入主中央的努力并没有停止。燕剌王刘旦以昭帝之兄自居，通谋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宗室大臣伏兵格杀霍光，废黜昭帝，自立为帝，于元凤元年（前80）事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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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751页。
② 王东山《禹梁山昌邑王汉墓的发掘和考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重大考古发掘纪实》，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229～231页。
广陵厉王刘胥虽无刘旦的胆量，但也不甘寂寞，生觊觎心，"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①。
元平元年（前74），昭帝病逝，没有留下子嗣，王国势力再次跃跃欲试。汉武帝的六个儿子仅余广陵厉王刘胥，他曾较长时间到地方进行行政历练，而且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满朝大臣都属意于他。霍光借口“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②，来塞群臣之口。所谓“失道”，不过是好游猎、伎乐而已，正与年轻时的武帝相似。其实霍光“不用”广陵王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喜欢与熊、野猪搏斗的刚毅之王是不会听凭他继续专擅朝政的。此时恰巧有个郎官上书霍光：“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③明确指出广陵王不能以“长”“承宗庙”，该立谁为帝，“唯在所宜”，只看霍光的心意了。这本奏疏暗合了霍光的心意，霍光立刻拉上平日被闲置的丞相杨敞，奏请上官太后下诏，当晚就遣使迎接刘贺进京主持昭帝丧礼，“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④。
霍光何以如此迫切地拥立刘贺呢？王夫之认为：“始不慎而轻以天下授不肖”，“废长立少，不择而立昌邑王”。⑤ 这解释显然较为肤浅。汪春泓先生认为霍光暗害昌邑哀王刘髆，他的政治自信使他又拥立刘贺为傀儡皇帝。⑥ 黄今言、温乐平甚至认为霍光立刘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立一废，撤藩昌邑国，以绝后患。⑦以上两种观点颇为新颖，但还需进一步的论证。安作璋先生认为刘贺比刘胥年轻，辈分又小，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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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760～2761页。
② 班固《汉书》，第2937页。
③ 班固《汉书》，第2937页。
④ 班固《汉书》，第2937页。
⑤ 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7页。
⑥ 汪春泓《前汉昌邑王考》，《长江学术》2015年第3期。
⑦ 黄今言、温乐平《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控制，若立刘贺，上官皇后可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霍光依旧总揽权纲。① 其论断颇有见地。
笔者想在安先生观点的基础上稍加补充：霍光经过慎重权衡才最终选择昌邑王刘贺，拥立刘贺并不乏主观的真诚。从昭帝驾崩到昌邑王贺即位，中间凡四十三日②，霍光向来虑事周密，精于权谋，“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③。进退尚且不失尺寸，何况拥立皇帝这一关乎其个人政治前途以及汉王朝命运的大事！刘贺何以成为最“宜”的皇位继承人呢？
首先，刘贺在刘氏皇族中最为“尊亲”。“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④ 这条材料出自路温舒对宣帝的奏疏，他没必要对废帝刘贺曲加逢迎，刘贺的“尊亲”是朝中群臣的共识。谈到刘贺的“尊亲”，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祖母李夫人。武帝一生多内宠，后宫佳丽多至数千人，但最爱李夫人，翦伯赞先生说过，汉武帝“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⑤，李夫人得到了武帝格外的眷顾与宠爱。《西京杂记》卷二“搔头用玉”条记载“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⑥ 从这一支小小的玉簪，就可以反映出当年李夫人受宠的程度。爱屋及乌，昌邑哀王刘髆自然成为武帝最宠爱的儿子。李夫人死后，武帝以皇后的葬仪规格来厚葬李夫人。⑦武帝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悼亡赋——《李夫人赋》，“方时隆盛，年天伤兮，弟子增歌……叹稚子兮，栗不言”⑧，饱含对李夫人的思念及对“稚子”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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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作璋、张汉东主编《山东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②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第35页。
③ 班固《汉书》，第2933页。
④ 班固《汉书》，第2368页。
⑤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2页。
⑥ 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⑦ 班固《汉书》，第3952页。
⑧ 班固《汉书》，第3954～3955页。
博的怜爱。卫太子死后，刘髆成为太子的不二人选，“路人知之矣”①。但后来由于受到刘屈氂、李广利的牵连，刘髆功败垂成，最终退出了太子的竞争。霍光深悉武帝之心，“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②。死去的李夫人成了武帝的皇后，配食武帝于宗庙，刘髆一脉便成了武帝的嫡亲血脉，刘髆成了武帝的嫡长子，刘贺也就成了武帝的嫡长孙。若以嫡庶而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庶子，刘贺是武帝的嫡长孙、昭帝的子侄辈，拥立刘贺更有利于确保皇位传承系统的稳定性。于是刘贺便幸运地成为最为“尊亲”的皇位候选人了。
其次，刘贺文武兼备，并非庸王。张敞在劝谏昌邑王时称誉刘贺为贤圣“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③当然，用“贤圣”一词来形容刘贺难免有些奉承之意，不过刘贺也算得上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诸侯王。刘贺身边有大儒王式、王吉、龚遂等为其傅相，“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④，颇通经学。刘贺被废黜时，曾援引《孝经》“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⑤ 之语来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弄得霍光理屈词穷，只得横暴地说：“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⑥ 宣帝即位之初，诏令山阳太守张敞秘密监视刘贺的一举一动，张敞后来向宣帝提交的一份奏疏中说：“（刘贺）簪笔持牍趋谒。”颜师古注：“簪笔，插笔于首也。牍，木简也。”⑦刘贺笃学好古，以至于在会见来访的张敞时依然以笔插头，手不释卷。另外，海昏侯墓出土了编钟、编磬、笙、排箫、琴、瑟、漆盒、棋盘、砚，还出土了近百版木牍及数以千计的竹简，内容包括《悼亡赋》《医书》《五色食胜》《论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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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第71页。
② 班固《汉书》，第3951页。
③ 班固《汉书》，第3216页。
④ 班固《汉书》，第3638页。
⑤ 李隆基注，邢号疏《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58页。
⑥ 班固《汉书》、第2946页。
⑦ 班固《汉书》，第2767、2769页。
记》《易经》等，以及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圣贤像的漆屏风。① 这些都昭示昌邑王刘贺生前可能是一位儒雅、博学、精通音律的人。
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曰：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勉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厚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搏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②
王吉非常形象地刻画了刘贺手执鞭策，喑恶叱咤，驾车驭马的形象，半日驰行二百余里，其勇武刚毅之气，不亚于其祖父汉武帝。刘贺很有可能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诸侯王。
由此可见，霍光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错选刘贺，他有自己的利益动机，刘贺相较于刘胥更易于控制，且其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武帝嫡长孙的宗室地位及其文武兼备的帝王气质使其成为皇嗣的不二人选。作为昌邑王，作为昌邑集团的领袖，刘贺的文武才智也许是胜任的，霍光的拥立足以说明问题，但年轻的刘贺生而富贵，崇尚享乐，长期局限于昌邑一隅，远离政治漩涡，缺少政治历练，缺乏政治经验，有些率性而为，虽然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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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② 班固《汉书》，第3058～3059页。
吉、龚遂、王式这样的王国重臣多加礼敬，但更加亲近“驺奴宰人”。作为昌邑集团的首领，刘贺的性格特点深深影响了昌邑集团。伴随着一纸诏书的到来，刘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一国的诸侯王转而成为天子，如何真正实现自己角色的蜕变，率领整个昌邑集团实现中央集权的问题摆在了刘贺的面前。
（二）中央“内外朝”格局影响下的昌邑群臣
昌邑群臣，学者们虽然经常提及，但并未多着笔墨。这个集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深受中央“内外朝”格局的影响。从武帝开始，中央官制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外朝制度的形成。《汉书•刘辅传》孟康注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① 为了加强皇权，剥夺丞相的权力，武帝设置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并重用文武侍从之臣，挑选外朝臣子加以诸吏、散骑、常侍、侍中、左右曹、给事中的头衔典掌枢机，参与谋议，于是内外朝始分。
伴随着专制皇权的逐步加强，诸侯王的置吏权也就逐步被剥夺。“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②文帝时，“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③。至武帝时，"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国中"④。在中央内外朝格局的影响下，面对中央的步步紧逼，诸侯王因势利导，在王国内逐渐形成了“内外朝”的格局，以“内”制“外”。早在文帝时，王国的“内外朝”格局就已经开始萌芽了，淮南厉王刘长甚至强行驱逐汉廷所置的丞相、二千石，直接任命其郎中春为丞相。吴王多亲信郎中枚乘、严忌、邹阳、中大夫应高，甚至派遣应高游说胶西王共同举兵，起兵前尽行诛杀汉廷派遣的二千石。武帝以后，王国逐步郡县化，王国内的傅、相、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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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253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2104页。
③ 班固《汉书》，第2137页。
④ 班固《汉书》，第2154页。
内史、郎中令、卫尉、大行、仆、将军等四百石以上的职官为汉中央任命，他们以强大的专制皇权为后盾，代表中央试图控制王国的一切，对诸侯王也有辅导、匡正、谏诤、举奏之责，俨然成为王国“外朝”。面对强大的王国“外朝”，诸侯王更加信任身边的大夫、中大夫、郎中、中郎、侍郎、谒者、侍中、常侍这些四百石以下的近侍顾问之臣。他们代王出使，如燕刺王刘旦“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①，赵王“使谒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劳博”②；参与决策，如淮南王刘安“数以举兵谋问（中郎）伍被，被常谏之，以吴楚七国为效”③；为将领兵，如江都易王建“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骑射，号曰灵武君”④；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如燕王定国“有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③；干预诸侯王家事，如“（常山）宪王雅不以税为子数，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分税财，皆不听”⑥，“有汉使者来，李太后欲自言，（梁平）王使谒者中郎胡等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太后啼呼，不得见汉使者”⑦。他们俨然成了王国“内朝”，而王国四百石以上的官吏则逐渐沦为王国“外朝”。伴随着专制皇权的全面确立，王国的“内朝”几乎与其同步形成，延伸与加强王权，对抗“外朝”。不过以王国相为核心的“外朝”依然是王国的权力重心，他们"承旨"办事，当然，这个"旨"并不是王旨，而是皇旨。"内外朝"的政治架构成了当时王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在“内外朝”格局影响下，昌邑群臣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昌邑“外朝”集团，由王国相安乐、郎中令龚遂、中尉王吉、王师王式、仆寿成等构成；第二部分是昌邑“内朝”集团，由昌邑郎官、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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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751页。
② 班固《汉书》，第3313页。
③ 班固《汉书》，第2150页。
④ 班固《汉书》，第2416～2417页。
⑤ 班固《汉书》，第1903页。
⑥ 班固《汉书》，第2434页。
⑦ 班固《汉书》，第2214页。
者、侍中等构成；第三部分是昌邑仆从集团，由大奴、驺宰、官奴、免奴、乐人等构成。昌邑群臣总数达二百多，尽管集团内部各派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但相对于汉中央来说，他们都是王国势力，即使是由汉中央任命的昌邑“外朝”集团，一旦进入昌邑国，与昌邑王发生或多或少的关联，就不自觉地站在了汉中央的对立面。
1.昌邑“外朝”集团
昌邑王国相安乐，史无专传，但是在“以经术进”的时代，“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①，安乐必以通经而入仕。进入长安后，经过刘贺与霍光的博弈，安乐被任命为长乐卫尉。安乐的结局史无明载，但从“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②来看，安乐作为故昌邑王相，昌邑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失辅导之责，又无谏诤，必然被霍光诛杀。
昌邑中尉王吉，经学大师，“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③。昌邑王在国中“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④，王吉屡次上书劝诫，“甚得辅弼之义……国中莫不敬重焉”⑤。刘贺尽管不太喜欢这位中尉，但“犹知敬礼吉”⑥。王吉深谙“政事一决于光”的政治格局，长安典丧诏书到达昌邑之后，他随即上书昌邑王，要求“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⑦。刘贺被废之后，王吉因数次谏诤，得以免死，髡为城旦。不过，王吉免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的老师霍光的亲信御史大夫蔡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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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325页。
② 班固《汉书》，第2946页。
③ 班固《汉书》，第3066页。
④ 班固《汉书》，第3058页。
⑤ 班固《汉书》，第3061页。
⑥ 班固《汉书》，第3061页。
⑦ 班固《汉书》，第3062页。
郎中令龚遂，经学大师，“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①。龚遂耿直忠厚，为人“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②。至长安后，龚遂援《诗》为谏，建议尽逐“昌邑故人”，任用先帝旧臣，甚至激烈地表示自己“当先逐”。亦因屡次劝谏刘贺而免死。
傅王式，经学大师，“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式为昌邑王师”③。王式为昌邑王师，但史籍所记载的王国官制中并无“师”这一官职，唯一一个与“师”相近的官职就是傅，“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④。王式应为昌邑王傅，王傅职在辅王，不预国政，刘贺被废，王式当坐罪，但他声称以《诗》三百五篇朝夕谏王，巧对使者的讯问，得以减免死罪。
仆寿成，仆，“秩亦千石”⑤，应为儒生出身。刘贺至霸上时，大鸿胪奉乘舆迎接，刘贺使仆寿成驾车而行，后被诛杀。
昌邑“外朝”集团的官员多以通经入仕，王吉、龚遂、王式还是当世名儒。他们为朝廷任命，代表中央，监察、辅佐刘贺，刘贺对于他们多加礼敬，但并不信任。不过，他们自从进入昌邑王廷，就与刘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诸王有罪，“傅相连坐”的汉法规定，其角色中的王国性因素越来越多，逐渐与刘贺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进入长安后，他们已经不自觉地站在了汉中央的对立面。
2.昌邑“内朝”集团
昌邑“内朝”集团多由昌邑郎官、谒者、侍中等构成，在昌邑集团中他们的人数是最多的。“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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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637页。
② 班固《汉书》，第3637页。
③ 班固《汉书》，第3610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3627页。
⑤ 班固《汉书》，第741页。
者五十余人。”① 诏书到后，昌邑群臣为求封赏，争相从龙入关，至定陶驿站时，因人数过多，驿站车马不足以承载，于是郎中令龚遂奏请刘贺，遣归五十多名郎、谒者。由此可见，跟随刘贺到达长安的昌邑郎官、谒者、侍中必然不在少数。刘贺宠信这些近臣，一次就赏赐昌邑侍中君卿黄金千斤②，将大量的御府珍宝赐予与其游戏于宫廷的近臣③。授予他们显官高爵“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④ 授予他们持节出使、征发之权：“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⑤
昌邑“内朝”集团的构成较为复杂，史籍的记载又极其简略，给分析这一集团的构成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不过依据这些简单的记载，结合当时王国政治的特点，尚能够还原一二：
儒生。刘贺在国中时，多亲近驺奴宰人，赏赐无度，郎中令龚遂劝谏刘贺远离群小，并为他选择了经明行修的郎中张安等十人，陪他学习，不过“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⑥。刘贺为了表彰王师及诸儒者，冶侧铸冠以赐之，《新序》曰：“昌邑王冶侧铸冠十枚，以冠赐之师及儒者。”⑦后来刘贺又将仄铸冠直接赐予受宠的奴仆，这无疑践踏了儒者们的尊严，可见刘贺并不宠信这部分儒生。
游侠。王侯们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满足自己的政治存在心理，纷纷广招游侠。一些不甘于平庸的游侠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进入汉政府的庙堂，因而怀着建功立业的心情，走进诸侯王的王廷，诸侯王将其引入“内朝”，纳为心腹。他们以自己的文武才智为主人招兵买马，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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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764页。
② 班固《汉书》，第2940页。
③ 班固《汉书》，第2944页。
④ 班固《汉书》，第2944页。
⑤ 班固《汉书》，第2944页。
⑥ 班固《汉书》，第3638页。
⑦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88页。
出谋划策，联络四方，是诸侯王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梁孝王重用游侠羊胜、公孙诡，并与他们密谋刺杀袁盎及其他大臣十余人。淮南王刘安帐下就有著名游侠伍被，他曾大胆地建议刘安设法把天下剽悍的侠者招入淮南，作为抗拒汉中央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厚招游侠的用人之风的影响之下，刘贺必然招徕大量的游侠为自己服务。《汉书•霍光传》载：“（昌邑群臣）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①此语颇为勇毅果断，应出自游侠之口。“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②张安世亲自指挥汉王朝最为精锐的皇家卫队羽林骑收捕昌邑群臣，想必是昌邑群臣之中有不少武艺高强、性情强悍的游侠剑客。
游士，即从事诸子百家之学的人，涉及星历、望气、阴阳、纵横、数术、神仙方术、兵法等。诸侯王对他们极力招揽，扩大自己的势力。衡山王刘赐“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③。燕王刘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④。刘贺的昌邑“内朝”集团应不乏其人。
昌邑“内朝”集团中的游侠、游士深受刘贺的宠信，他们很有可能是昌邑“内朝”集团的主体。这些游侠、游士多以自己特殊的知识、技能服务于刘贺，但他们多“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⑤，并无宏观的政治构想，亦无从政经验。
3. 昌邑仆从集团
在汉代有很多关于私人、官府拥有奴婢的史料。《史记》《汉书》中几乎每传都记载有皇室、官僚、地主、贵族拥有大批官私奴婢的事实，多者达十余万人，少者也有数十人。奴婢对于官僚贵族地主来讲，像帷帐、甲第、车马、钟鼓、珍物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刘贺自然也少不了。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