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娶涂山氏，《史记•夏本纪》载：“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史记正义》曰：“郭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②少康在母国有仍氏与妻国有虞氏的帮助下厉兵秣马，得以复国。《左传•哀公元年》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鄂，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甚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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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420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80、86页。
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谋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①在这些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窥见在夏代，母族、妻族在政治生活中已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商代明相伊尹亦有外戚性质。《吕氏春秋•本味》中载：“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日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② 伊尹是作为有侁氏女之陪臣来到商，可以说是出自妻舅之国。伊尹长期主持国政，后立太甲为帝，太甲因暴虐，而被伊尹放逐到桐宫。
除了征战，与外族的联姻成为周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在战争时期武力征伐对于周族的迅速崛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和平时期联姻则对于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姬姜二族有着长久的联姻历史。后稷之母为姜原，《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③太姜为古公亶父之妻，季历（王季）之母，“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④。“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⑤因为姬姜的长期联姻，周襄王对于舅氏之臣管仲破格施以上卿之礼。
《诗经》里就有不少对母舅之国的描写。《诗经•大雅•崧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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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605～1606页。
② 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译注》，第386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111页。
④ 司马迁《史记》，第115页。
⑤ 司马迁《史记》，第152页。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① 嵩山有神而降，生舅氏申吕之侯，他们藩屏着周王室。“瘦壅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② 周王为了嘉勉母舅申伯，封之以邑，并为之建立都城。“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粮，式遣其行。”③ 申伯南回封邑，周王在郿与申伯饯别。周王命令召伯，替申伯征收封域内的租赋，为其储存粮食，以保证申伯的经济利益。《白虎通义》载：“明王者必娶大国也。《春秋传》曰：‘纪侯来朝。’纪子以嫁女于天子，故增爵称侯。至数十年之间，纪侯无他功，但以子为天王后，故爵称侯。”④纪君以王后父而增爵称侯。《白虎通疏证》引《春秋公羊传》注曰：“（纪侯）称侯者，天子将娶于纪，与之奉宗庙，传之无穷，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当尊而不臣，所以广孝敬。”⑤在先秦文化的土壤中，外戚之重要地位业已凸显，为汉代外戚封侯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传统与理论依据。
汉代外戚侯分为两个类型，功臣外戚侯与裙带外戚侯。功臣外戚侯，虽然身为外戚，但因立有军功而封侯，西汉有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释之、魏其侯窦婴、长平侯卫青、海西侯李广利等，东汉有固始侯李通、西华侯邓晨、原鹿侯阴识、慎侯何进、济阳侯何苗等。裙带外戚侯，纯依外戚身份而封侯，西汉有临泗侯吕公、扶柳侯吕平、章武侯窦广国、武安侯田蚡、平恩侯许广汉等，东汉有寿张侯樊宏、新阳侯阴就、元乡侯樊寻、龙舒侯许昌、许侯马光、郾侯窦笃、叶侯邓悝等。
外戚侯之封授范围总体来说是以皇帝为核心，包括妻族、母族、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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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小鸥《诗经译注》，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② 姚小鸥《诗经译注》，第562～563页。
③ 姚小鸥《诗经译注》，第564页。
④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74页。
⑤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75页。
三族外戚，这三族外戚均与宗亲等同，“被视为宗室一体”①。皇帝之妻族，以皇后父封侯者，西汉有临泗侯吕公、邛成侯王奉光、阳平侯王禁、成阳侯赵临、孔乡侯傅晏，东汉有北宜春侯阎畅、闻喜侯窦武、不其乡侯宋酆。以皇后兄弟封侯者，西汉有盖侯王信，东汉有阳安侯郭况、新阳侯阴就、南顿侯邓演。以皇后从兄弟封侯者，东汉有发干侯郭匡、鄂侯窦绍、西乡侯窦靖。以皇后叔父之婿封侯者，有南䜌侯陈茂。以皇太子外祖父封侯者，有平恩侯许广汉。以皇太子外祖父同产弟封侯者，有博望侯许舜、乐成侯许延寿。皇帝之母族，以帝舅封侯者，西汉有轵侯薄昭、章武侯窦广国、武安侯田蚡、平昌侯王无故、乐昌侯王武、安成侯王崇、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新成侯赵钦、阳安侯丁明，东汉有寿张侯樊宏、射阳侯樊丹、许侯马光、郾侯窦笃、乘氏侯梁雍、上蔡侯邓骘、都亭侯王斌等。以帝舅子封侯者，西汉有南皮侯窦彭祖、新都侯王莽、平周侯丁满，东汉有玄乡侯樊寻、鲖阳侯阴庆、㶏强侯阴博、无锡侯阴盛、阳安侯邓珍、修侯董重。以帝舅族兄封侯者，有更父侯樊忠。以皇太后从兄弟封侯者，有安阳侯王音、高武侯傅喜、汝昌侯傅商、阳新侯郑业。以皇太后姊子封侯者，西汉有扶柳侯吕平、定陵侯淳于长，东汉有钟离侯冯邯。以皇考舅子封侯者，西汉有将陵侯史曾、平台侯史玄。皇帝之父族，以皇考姊子封侯者，有富波侯周均。以公主子孙封侯者，有吴房侯邓况、平阳侯冯奋、林虑侯耿承、获嘉侯冯石、舞阴侯邓昌、临颍侯贾某。推而演之，诸侯王之舅氏亦为外戚。以王舅封侯者，西汉有邬侯驷钧、周阳侯赵兼、宜乡侯冯参，东汉有西陵侯阴棠、列侯宋盖、列侯宋暹、盛乡侯宋衍、新亭侯申转。以王舅之子封侯者，有龙舒侯许昌。
一 西汉外戚侯的政治沿革
外戚侯在西汉一朝其政治影响力经历了由弱至强这一过程。汉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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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了以皇权、军功侯、刘姓诸侯王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外戚侯无立足之地，受到军功侯集团的制约。周勃、灌婴为窦皇后之弟窦长君、窦少君选择师傅宾客，遏制其势力的发展，“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①。且军功侯集团为了保持本集团的利益，极力阻止外戚封侯，周亚夫就以高祖“白马之盟”为由反对分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②。
景帝时期，军功侯集团已经失去了对上至中央朝廷下至郡国的绝对控制，其政治力量早已不像高祖时那样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吴楚七国之乱，经过短短三个月的较量，最终以中央的胜利和吴楚七国的失败而告终。景帝“感吴楚之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抑损诸侯王”③，继续推行削藩。在政治上，改革诸侯王国官制，“抑损诸侯，减黜其官”④，“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⑤。在经济上取消“诸侯皆赋”的特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中央集权大为加强。自中二年（前148）始，景帝对中央与地方官制进行改革：景帝中二年改郡守为太守，改郡尉为都尉；景帝中六年（前144），奉常更名为太常，廷尉更名为大理，典客更名为大行令，将作少府更名为将作大匠，长信詹事更名为长信少府，将行更名为大长秋，主爵中尉更名为都尉。⑤
通过对地方与中央的官制改革，皇权进一步加强。至此，三足鼎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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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1974页。
② 班固《汉书》，第2060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3555页。
④ 班固《汉书》，第395页。
⑤ 班固《汉书》，第741页。
⑥ 班固《汉书》，第726～736页。
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二足已折，皇权独大。同时，条侯周亚夫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王信为侯了。景帝中五年（前145），王皇后之兄王信封盖侯，此为外戚侯力量发展的重要转折，开皇后兄无功封侯之先例。
汉初皇权相对薄弱，刘邦为了稳固汉家天下，实行郡国并行制，培养同姓诸侯王势力，以平衡制约功臣侯集团。不过这种和谐很快就被打破，诸侯王势力迅速膨胀，对皇权形成严峻的挑战，最终爆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表明了依靠同姓诸侯王来加强皇权以平衡功臣侯集团势力的失败。在武、昭、宣诸朝，外戚侯乘势而起，他们作为皇帝的母族与妻族，作为与皇帝最亲密的另一个家族势力，必然成为皇帝所倚重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取代同姓诸侯王对于皇权的羽翼作用。
“君主总是试图剥夺这些官位的实际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力，创置完全依赖于统治者的新官位和行政机关，并对政治机关中的所有晋升途径都加以控制。这些新创置的机关和机构从属于统治者，而不是传统（贵族的、宗教的）势力，并且可以被用于抵制这些势力。”①武帝为了对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且为了大展宏图，征召一批才俊入省中“与参谋议”，于是中朝官系统出现，中外朝制度逐渐分明。《汉书•刘辅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③又有给事中，起初是在中朝禁内具体服务某一事务，有给事狗监中、给事禁门内、给事尚书、给事宿卫、给事黄门等不同的称呼，给事中为在禁中服务的泛指，后来成为官名，"亦加官，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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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② 班固《汉书》，第3253页。
③ 班固《汉书》，第739页。
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①。汉武帝重用尚书，以宦者典尚书事，始置“中书谒者令”，参与中枢决策，尚书权力日重，以致“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②。中朝官之首领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武帝临终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内朝首领，开外戚掌控内朝之先例。与此同时，外朝首领丞相的权力逐渐被剥夺。中朝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为外戚侯掌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宣帝以皇曾孙入继大统，根基浅薄，于是重用许、史、王外戚，掌控内朝，以制约朝臣。宣帝“以（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③，且领尚书事；又“拜（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④。元帝时，许、史、王外戚侯相继占据大司马之位，控制内朝。元帝永光元年（前43），“待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⑤，领尚书事。永光三年（前41），“左将军卫尉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⑥。成帝时，王氏外戚相继担任大司马之职，掌控内朝。竟宁元年（前33），“侍中卫尉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⑦，领尚书事。阳朔三年（前22），“御史大夫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⑧，领尚书事。永始二年（前15），“特进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⑨。元延元年（前12），“光禄勋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⑩，领尚书事。绥和元年（前8），“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大司马”⑪。
孝哀帝时，丁、傅外戚用事，担任大司马，控制内朝。建平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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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739页。
② 班固《汉书》，第3135页。
③ 班固《汉书》，第3968页。
④ 班固《汉书》，第3375页。
⑤ 班固《汉书》，第817页。
⑥ 班固《汉书》，第819页。
⑦ 班固《汉书》，第822～823页。
⑧ 班固《汉书》，第830～831页。
⑨ 班固《汉书》，第835页。
⑩ 班固《汉书》，第839页。
⑪ 班固《汉书》，第842页。
6），“侍中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①，领尚书事。建平二年（前5），“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②，领尚书事。元寿元年（前2），“特进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③，领尚书事。哀帝死后，王莽重夺大司马之职，决策内朝，“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④，领尚书事。另外，大量的外戚亦以侍中、给事中、诸曹、中常侍之职进入内朝，参与谋议：“（王）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⑤；“（史丹）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在左右”⑥；“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⑦。西汉王氏外戚侯集团以中朝控制朝廷，进而控制整个帝国，为王莽篡汉提供了势力基础，“外戚毕侯，权威凝固于中央，王子王孙毕侯，势力分散在地方。既内重而外轻，君复昏庸而朝野要求禅让，此新莽之所以轻移汉鼎于廊庙之上，诸侯王皆厥角稽首，称美颂德也”⑧。
儒学思想从汉初到武帝前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一些著名儒家学者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申培、公羊寿、辕固、伏生、胡毋生、韩婴、田何、高堂伯积极吸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的思想，不断调整与积累，大大拓展了儒家的思想基础，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为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奠定了基础。西汉大儒董仲舒为汉初儒家改造之集大成者，是汉代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大家，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进来，充分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他在对武帝的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天人感应”，深得武帝之心，为武帝将汉朝国策由“无为”转入“有为”，实现“大一统”，提供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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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844～845页。
② 班固《汉书》，第845页。
③ 班固《汉书》，第849页。
④ 班固《汉书》，第852～853页。
⑤ 班固《汉书》，第3375页。
⑥ 班固《汉书》，第3379页。
⑦ 班固《汉书》，第4018页。
⑧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369页。
基础。武帝遂大兴儒学，“独尊儒术”，任命公孙弘为丞相，设五经博士，兴办官学，举贤良文学，厉行察举制，儒学终于走向了政治前台，其官方的学术地位得到确立。但武帝更多关注的是儒术的“文饰”作用，法家思想的影响依然强大。“从文化史的观点看，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地位。……但是从政治史的观点看，我们却不能轻率地断定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儒教国家’（Confucian state）。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当时的人已指出是‘以经术润饰史事’。以制度的实际渊源而言……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① 武帝颁布“轮台诏”以后，战时体制结束，法家思想衰落，儒家上升，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举行的盐铁会议则是这种趋势的标志。这次会议是汉代儒法两家最后一次正面交锋，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围绕着盐铁官营、德治法治、匈奴和战三个问题展开论战，力图从理论上彻底击败法家代表桑弘羊。但结果未遂人愿，桑弘羊旁征博引，据理力争，甚至在论战中略占上风。最后，霍光凭借政治强力诛杀桑弘羊。
汉宣帝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召开“石渠阁会议”。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施雠、张山拊、薛广德、林尊、梁丘临、周堪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并亲自裁定评判，开创了经学家们坐在一起依序评议各派分歧的学术评断方式。经过这次会议，五经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元帝建立以“纯任德教用周政”的汉家制度，以教化为重心，儒家思想自此成为汉代之统治思想，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根基、封建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经典成为儒家学派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它为政治统治提供了一种权威性的依据。伴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经典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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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关外戚的记载与论述为外戚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朝制度的设立为西汉外戚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而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为西汉外戚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西汉外戚侯这辆车在双轮驱动之下飞奔起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王氏外戚可谓达到了两汉外戚之鼎盛，“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①。“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②，“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③，形成了王莽篡位之势力基础。王莽在这种深厚的家族势力背景之下，以其杰出的能力，简朴、干练的作风获得了贵族、官僚、儒生甚至民众的支持，于是开始了代汉自立的步骤，先为安汉公，后被尊为宰衡，后又为摄皇帝、皇帝，最终篡汉。“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④
二 东汉外戚侯的政治沿革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⑤ 东汉外戚侯专权较西汉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样一位统治者，通常是在既存政治体系（不论这是一个显贵统治的城邦，一个部族，一个家产制帝国还是一个封建体系）的动荡、骚乱或解体时期，或者在其存在着激烈的内部冲突时期之中崛起的。他的目标，总是秩序与和平的重建。…他希望建立一个更集中、更统一的政权，在其中他可以垄断政治决策和政治目标的确定，而不必接受传统的贵族、部族或显贵群体的束缚。”⑥ 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皇权，集权尚书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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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973页。
② 班固《汉书》，第4018页。
③ 班固《汉书》，第4023页。
④ 班固《汉书》，第4035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401页。
⑥ [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第15～16页。
尚书机构进一步扩大，由西汉成帝时的五曹改为六曹——三公曹、民曹、常侍曹、中都曹、客曹、两千石曹，提高尚书令的品秩，由六百石升至千石。尚书令下有尚书仆射，秩六百石，另有尚书左右丞，为令、仆之佐，四百石。每曹尚书之下又设尚书郎六人，秩四百石，共三十六人，尚书郎下又设令史。“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东汉尚书台权力极重，出纳诏令、政令，典掌朝臣选举，还拥有弹劾、审查百官之权，参与朝政重事的决策，对朝政有着重要影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②，“天下枢要，在于尚书”③；“机密端首，至为尊要”④，“后汉众务，悉归尚书”⑤。生机勃勃的尚书体制体现着理性行政的特点，适应了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成为光武帝加强皇权的最重要的手段。
光武帝鉴于前汉外戚专权篡政，对外戚多有抑制、防范。《东观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⑥外戚不能入主尚书台成为定制，“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⑦。“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⑧，一般是由太尉、太傅录尚书事。所以东汉前期的外戚与西汉外戚在专权的途径上是有区别的，东汉前期的外戚不能够像西汉外戚那样，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控御中朝，进而控制整个朝政。这一局面至梁冀专权时被打破。
皇后的嫡妻权在王莽秉政时逐步得到确认。《汉书•外戚传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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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65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468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918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2614页。
⑤ 杜佑《通典》，第592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124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124页。
⑧ 范晔《后汉书》，第411页。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举奏丁、傅罪恶。莽以太皇太后诏皆免官爵，丁氏徙归故郡。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
元始五年，莽复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复其故。”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谒者护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
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姬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开傅太后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①
王莽大肆贬低丁、傅两太后尊号，并且对她们进行改葬，进一步确立了王政君作为元帝皇后的嫡妻权，以保障王氏家族获得政治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曰：‘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恣不轨，与至尊同称号，终没，至乃配食于左坐，悖逆无道。’”② 后宫的妃子是没有资格获得与皇后等尊的封号的，在宗庙中，妃子没有资格配食皇帝，唯皇后具有此种资格。自平帝而后，除了追尊死者外，只有嫡妻才能受皇后、皇太后的尊号，非嫡妻不能享有此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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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4003～4004页。
② 班固《汉书》，第4005页。
东汉对于皇后之嫡妻权进一步确认：“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绝妒嫉之原”，“妾事女君与事舅姑同”①；“嫡死不复更立，明嫡无二，防篡煞也。祭宗庙，摄而已”②。
成书于汉初的《礼记•昏义》曰：
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③
作为天下万民领袖与父母的天子与后，就像天道中的日月与阴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他们分别具有刚与柔的本质。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改革郊祀祭礼，把《礼记》中的阴阳二元论贯彻于郊祀祭礼中。“祭帝配后”首次被加入郊祀祭礼中，并成为一种制度加以实施。《三辅黄图》载：
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遍于群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阴。天地用牲二，燔燎瘗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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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87页。
②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83页。
③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422～1423页。
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①
作为先妣代表的高皇后，首次参与郊祀祭礼，代表阴气，与阳气的代表高皇帝“共牢而食”。在郊祀天地神灵的步骤上，增加了祭祀先祖高皇帝、先妣高皇后的程序，形成了日后汉朝祭祀皇帝时也配祭皇后的通例。这次改革提升了皇帝的至尊权威，同时皇后也取得了匹配于至尊皇帝的权威。王莽之女为平帝皇后，他此次改革的目的就是增强其女之至尊权威，“以固其权”。伴随着郊祀制度的改革，皇后匹敌于皇帝的至尊权威被具体地确定下来，成为在皇帝一元控制结构下，接近于皇权的、体制外的另一种权威。
东汉继续沿用王莽所制定的元始仪制，皇后的至尊权威理念亦被继承下来。东汉初年编纂的经学法典《白虎通义》承认了皇后的至尊权威，称“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②；“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③。东汉皇后拥有较为独立的权威，拥有统御帝国所有女性的权力，这在东汉四月行春蚕之礼的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丁孚《汉仪》曰：
皇后出，乘鸾辂，青羽盖，驾驷马，龙旃九旒，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前鸾旃车，皮轩闟戟，雒阳令奉引，亦千乘万骑。车府令设卤簿驾，公、卿、五营校尉、司隶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车，带夫本官绶，从其官属导从皇后。置虎贲、羽林骑，戎头、黄门鼓吹，五帝车，女骑夹毂，执法御史在前后，亦有金钲黄钺，五将导。桑于蚕宫，手三盆于茧馆，毕，还宫。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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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页。
②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90页。
③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489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3110页。
皇后统治权威下的各级官员僚属是由官员之妻构成的，就像皇帝一元统治下的百官群僚。
皇太后的权威即来源于皇后的权威，是皇后权威的发展。皇帝与皇后夫妇一体，“恭承宗庙”①。皇帝驾崩后，皇后便能依据自己的权威代理皇权，决策帷幄之中，册立新君，成为皇太后。东汉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在大力鼓吹孝道的同时，亦要践行孝道以为全民之表率，"孝道与特别是祖先崇拜，被认为是家产制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受到维护”②。在这种理念之下，皇太后的权威获得了提升。另外，皇太后为先帝皇后，与先帝同体统治天下臣民，包括登基之前的新君，是其君主；新帝登基之后，先帝皇后成为皇太后，亦是其君主。所以，东汉时代皇太后的至尊权威是独立于皇帝的一元体制之外的。
虽然东汉外戚不能入主尚书台，但能够绕过皇帝，凭借皇后、皇太后之独立权威，以外戚的身份经常出入禁中“待帷幄”，参与决策，挟制群臣。外戚侯一般担任大将军、车骑将军、中郎将、虎贲中郎将、侍中、中常侍等职务，进入禁中参与决策。如“（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③；“肃宗遗诏以（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并中常侍”④；“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邓）骘为大将军”③；“帝以（耿）宝元舅之重，使监羽林左骑，位至大将军”⑥；“（灵帝）拜（窦）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①。冲帝时梁冀始以大将军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外戚终于突破界限，掌尚书大权，进入了外戚专权的顶峰。大将军何进亦录尚书事，“何太后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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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317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285页。
③范晔《后汉书》，第813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813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614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714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2241页。
⑧ 范晔《后汉书》，第2248页。
与西汉外戚侯专注于中朝不同的是，东汉外戚侯不断向外朝拓展势力，以巩固自己的专权基础，逐渐成为外朝领袖。如冠军侯窦宪荐举邓彪为太傅，通过邓彪控制百官：“（窦）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已以听。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①窦宪形成了自己的外朝班底，并且任命了大批的刺史、郡守，“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②。上蔡侯邓骘推荐与辟举天下名士，使“何熙、役讽、羊浸、李邻、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③，深得外朝支持。邓骘死后，大司农朱宠裸露上身，以车载棺，冒死为邓骘诉冤。④ 乘氏侯梁冀更是全面掌控外朝，其死后，群臣均受牵连，朝廷为空，仅剩尹勋、袁盱、邯郸义三人。⑤ 槐里侯窦武在对抗宦者侯势力的过程中，成为朝臣的领袖，“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嵩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建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⑥。
东汉历代皇帝均重视儒学的发展，他们尽力使自己被视为儒家文化的拥有者与宣传者，由此使东汉政权成为儒家文化的承担者，成为道统的传承者。光武帝即位以后，着手重置五经博士：《诗》立申公、辕固、韩婴三博士，《尚书》立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礼》立戴德、戴胜二博士，《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博士，《春秋》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博士。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说：“后汉初，曾置《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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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813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819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614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617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1186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241～2242页。
氏礼》……后庆氏学微，博士亦中废。”“立《春秋左氏》《穀梁》博士，未几而罢。……自是讫后汉之末，无所增损。”①取消了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立于学官的都是清一色的今文经学，独尊《公羊》学。刘秀在其晚年颁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法典，也确实起到了推广和支持《公羊》学的重要作用。光武帝又重建了太学、辟雍。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章帝建初四年（79），“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②。钦定的奏议，赋予了与谶纬相结合的儒家经典国教化的性质。安帝令蔡伦、刘珍等人校正经传，“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蔡）伦监典其事”③。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④，“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⑤。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刻石以正定五经文字，对于儒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儒学的国教化，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普及，成为这一时期主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儒家经典亦为外戚侯专权提供了法典式的依据。
东汉一朝，外戚侯势力不断发展，形成了马、窦、邓、梁四大外戚家族。“四大家族就是靠这样一大批皇后、贵人，而以皇亲贵戚身份成为东汉一股强大政治势力的，他们是外戚的代表。”⑥ 章帝时，外戚势力始抬头，“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马廖，兄弟并居职任”⑦，马廖、马防、马光于建初四年（79）分别被封顺阳侯、颍阳侯、许侯。“（马）防兄弟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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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138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513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336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2547页。
⑥ 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年版，第126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1398页。
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① 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②。窦宪大败北匈奴，“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③，“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④。殇帝、安帝时，邓太后临朝称制，邓骘兄弟居禁中专权。“殇帝崩，太后与骘等定策立安帝，悝迁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骘兄弟常居禁中。”⑤“永初元年，封骘上蔡侯，悝叶侯，弘西平侯，阊西华侯，食邑各万户。骘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⑥ 邓骘率兵出击羌兵，受封大将军，“宠灵显赫，光震都鄙”⑦。顺帝时，梁商之女为皇后，妹为贵人，梁商以大将军辅政，尚能“每存谦柔，虚已进贤”⑧。梁商去世后，其子梁冀承袭大将军之位。冲帝立，梁太后临朝，大将军梁冀专权，跋扈异常，拥立冲、质、桓帝，以煮饼毒杀质帝。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⑨，达到了东汉外戚专权的顶峰。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⑩ 宦者侯势力逐步上升，“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⑪。东汉中后期，宦者侯在禁中成为一股庞大的势力，对外戚侯的专权形成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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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857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813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817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819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612～613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6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