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侯即率部归降汉朝的少数民族首领因归降之功所封的侯。夷夏之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先秦儒家一向倡导尊王攘夷与以夏变夷，认为夷夏的区别在于礼义而不在于种族，“礼义文化则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⑤。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⑥ 孔子在此处特别强调华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孟子主张以夏变夷，以周孔之道教化夷狄，夷狄可变为夏。“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⑦“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⑧董仲舒强调夷夏之别：“《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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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894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1657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902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79页。
⑤ 汪高鑫《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 期。
⑥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7～578页。
⑦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页。
⑧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393页。
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① 董仲舒虽强调夷夏之别，但亦强调德化四夷，以仁爱之心对待四夷，“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②。董仲舒认为根据王者所在之京师、华夏诸侯所在之外土、周边夷狄的顺序，要由近及远依次实施王道教化，肯定了对他们进行王道教化的一致性。《春秋繁露•王道》载：“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③司马迁认为匈奴与中原民族同宗，“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④，不存在种族之差别。在以上传统文化背景下，抛开民族类别的不同，使分封外族归义列侯成为可能。
分封归义列侯成为分化瓦解敌对外族势力集团的必要手段，在高爵厚禄的诱惑下，外族大臣、将领主动降附接应汉军，这在汉对匈奴、南越、朝鲜、羌、西域的作战中都有明显体现。外族将领及其部众顽强的战斗力，早就引起了汉朝统治者的注意。早在文帝之时，晁错就提出组织装备投降胡人部众对抗匈奴之策：“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⑤ 以侯爵招降外族首领及其部众，从而加强了汉朝的军事力量。这些归降部卒后来成为开边拓土、抵御外族侵扰、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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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第59页。
② 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第177～178页。
③ 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第75页。
④ 司马迁《史记》，第2879页。
⑤ 班固《汉书》，第2282～2283页。
《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可以看到涉及胡骑的简文：
（1）以食斥候胡骑二人五月尽（182.7）
（2）□軨状伯胡骑东去（187.15）
（3）□属国胡骑兵马名籍（512.35B）
（4）始搷过胡骑外输沈里前（515.29）
这些简文体现了胡骑在汉军中服役的情形，“胡骑兵马名籍”证实了汉朝军队中是有“属国胡骑”编制的。武帝时所置的八校尉，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①，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②，为守备京师长安的重要军事力量。“‘胡骑校尉’在西汉即不常置，东汉并入长水校尉。”③东汉将胡骑与长水合并，将乌桓骑兵引入长水胡骑中，仍为镇抚京畿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两汉历次的军事活动中，归义外族士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胡骑在汉王朝远征军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④“躬将所获荤粥之士”就说明霍去病所率领的军队主力为匈奴归义侯及其匈奴归义骑兵。“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⑤李广利率领的“属国胡骑二千”击败匈奴精锐五千骑，于是“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⑥，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甘延寿、陈汤以胡兵为主力诛杀郅支单于，“部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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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738页。
② 班固《汉书》，第738页。
③ 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④ 司马迁《史记》，第2936页。
⑤ 班固《汉书》，第3779页。
⑥ 班固《汉书》，第3779页。
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①。窦宪出击北匈奴，胡骑为主力之一，《后汉书•窦融列传》载：
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涸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朝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朝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②
“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均为胡骑，他们以超强的机动性、巨大的冲击力，闪击北匈奴，取得辉煌战果。
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③在八校尉中亦有越骑校尉，掌归义之越骑，亦为镇抚京畿的重要军事力量。越归义侯及其水军成为征讨南越的重要力量：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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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011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814页。
③ 班固《汉书》，第738页。
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①
由于民族类别的不同，事实上存在不同类别的归义侯：匈奴归义列侯、朝鲜归义列侯、越族归义列侯、羌族归义列侯、西南夷归义列侯、西域归义列侯、鲜卑族归义列侯、沃沮归义列侯。匈奴归义列侯，主要分封于西汉时期，集中于武帝朝，西汉共分封了28位匈奴归义列侯，武帝时就有18位，这与西汉特别是武帝时期对匈奴的频繁战争有关。东汉两次大规模出击北匈奴，北匈奴西迁，对东汉王朝的威胁解除，所以东汉没有匈奴归义列侯。朝鲜归义列侯：平州侯王咬，“以朝鲜将，汉兵至，降，侯”②。荻苴侯韩陶，“以朝鲜相将，汉兵围之，降，侯”③。澧清侯参，“以朝鲜尼黔相使人杀其王右渠，降，侯”④。越族归义列侯瞭侯毕取，“以南越将军降侯”⑤。安道侯揭阳定，“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自定降，侯”⑥。随桃侯赵光，“以南越苍梧王闻汉兵至，降，侯”⑦。湘成侯监居翁，“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民四十余万降，侯”⑧。无锡侯多军，“以东粤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⑨。涉都侯喜，“以父弃故南海太守，汉兵至，以越邑降，子侯”⑩。羌族归义列侯：归义侯滇岸，“以西羌大豪降侯”⑪。鲜卑族归义列侯：率众侯其至鞬，“以鲜卑率众降侯”⑫。建武三十年（54），“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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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班固《汉书》，第186～187页。
②班固《汉书》，第659页。
③班固《汉书》，第659页。
④班固《汉书》，第659页。
⑤班固《汉书》，第655页。
⑥班固《汉书》，第65页。
⑦班固《汉书》，第656页。
⑧班固《汉书》，第656页。
⑨班固《汉书》，第658页。
⑩班固《汉书》，第658页。
⑪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318页。
⑫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320页。
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於仇贲为王，满头为侯”①。沃沮族侯，“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②。西域归义列侯：守节侯戎，“（莎车王）贤疑诸国欲畔，召（于阗王）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位侍子戎亡降汉，封为守节侯”③。西南夷归义侯：列侯朴胡，“以巴夷王率众附侯”④。列侯杜濩，“以贤邑侯率众附侯”⑤。
一 匈奴归义列侯的封侯标准问题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⑥，匈奴政权是与两汉王朝对抗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中最具代表性，故笔者首选匈奴归义列侯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封侯标准问题。西汉景帝、武帝、宣帝时期，国力强盛，匈奴归降者众多，时所分封的匈奴归义列侯主要有：安陵侯于军、垣侯赐、逎侯陆彊、容城侯徐卢、易侯仆黥、范阳侯范代、翕侯邯郸、特辕侯乐、亲阳侯月氏、若阳侯猛、涉安侯於单、昌武侯赵安稽、襄城侯桀龙、潦侯王援訾、下麾侯呼毒尼、漯阴侯浑邪、辉渠侯扁訾、河綦侯乌犂、常乐侯稠雕、湘成侯敞屠洛、散侯董荼吾、臧马侯延年、瞭侯次公、归德侯先贤掸、信成侯王定、义阳侯厉温敦⑦。其中有以单于太子身份归降而封侯的，如涉安侯於单；有以匈奴王身份归降而封侯的，如安陵侯于军、垣侯赐、逎侯陆彊、容城侯徐卢、易侯仆黥、范阳侯范代、翕侯邯郸；有以匈奴相身份归降而封侯的，如翕侯赵信、亲阳侯月氏、若阳侯猛、襄城侯桀龙；有以匈奴都尉身份归降封侯的，如特辕侯乐、散侯董荼吾；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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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985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2816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925页。
④ 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333页。
⑤ 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333页。
⑥ 班固《汉书》，第3780页。
⑦ 统计自《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匈奴大当户身份归降而封侯的，如常乐侯稠雕。
护雅夫在《北亚史》中认为：“匈奴是以单于氏族和姻亲氏族群为统治阶层，由从属于匈奴旗下的保持着原有部族结构的多个部族所构成的部族联合政权。”据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研究，匈奴政权就是大部落联盟。匈奴诸王、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二十四长均是一个地域的部落联盟首领，其下的千长、百长等则为小部落首领。这些首领或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率部归降汉朝，如匈奴太子於单，"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①；归德靖侯先贤掸，“素与握衍朐朝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②。或由于被汉军击败，惧怕单于惩治而投降汉朝，如漯阴侯浑邪、河綦侯乌犁、常乐侯稠雕等。
归降匈奴首领的封侯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景帝中元三年（前147）至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为一个标准，元狩二年之后则为另一标准。景帝中元三年，匈奴五王来降，“上欲侯之以劝后。（周）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③从“上欲侯之以劝后”和周亚夫对此事的强烈反对来看，封匈奴归降者为列侯前无先例，虽然文帝分封了从匈奴亡归的韩颓当及韩婴为列侯，但此二人为韩王信之后，似有分封功臣后代之意。景帝分封匈奴归降首领为侯的标准虽史无明载，但依然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吴王刘濞起兵反汉后，遣使遗诸侯书，以激励关东诸王国反汉，在书中刘濞根据汉军法制定了自己的军法：
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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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767页。
② 班固《汉书》，第3790页。
③ 班固《汉书》，第2061页。
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①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离景帝中元三年（前147）仅七年时间，以上标准应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依此还原景帝中元三年至元狩二年（前121）这一段投降封侯之标准，应为：率领10000人投降封5000户，率领5000人投降封2500户，率领3000人投降封1000户，率领1000人投降封500户。根据这一标准，可以还原在这一阶段所封匈奴归义列侯归降时所率的部众人数。安陵侯于军，“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五十户”②，根据汉军法，其应率领4000多人投降汉朝。逎侯陆彊，“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七十户”③，应率领4000多人投降汉朝。容城侯徐卢，“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户”④，应率领1000多人投降汉朝。易侯仆黥，“以匈奴王降侯，千一百十户”⑤，应率领3000多人投降汉朝。范阳侯范代，“以匈奴王降侯，六千二百户”⑥，应率领13000多人投降汉朝。特辕侯乐，“以匈奴都尉降侯，六百五十户”⑦，应率领1000多人投降汉朝。亲阳侯月氏，“以匈奴相降侯，六百八十户”⑧，应率领1000多人投降汉朝。若阳侯猛，“以匈奴相降侯，五百三十户”⑨，应率领1000多人投降。襄城侯桀龙，“以匈奴相国降侯，四百户”⑩，应率领不足1000人投降汉朝。潦侯王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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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1910页。
② 班固《汉书》，第639页。
③ 班固《汉书》，第639页。
④ 班固《汉书》，第640页。
⑤ 班固《汉书》，第640页。
⑥ 班固《汉书》，第640页。
⑦ 班固《汉书》，第642页。
⑧ 班固《汉书》，第642页。
⑨ 班固《汉书》，第643页。
⑩ 班固《汉书》，第644页。
訾，“以匈奴赵王降侯，五百六十户”①，应率领1000多人归降。
最迟至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归降匈奴首领的封侯标准发生了变化，《史记》《汉书》虽无记载，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击匈奴降者赏令”汉简的出土，标示了这个标准的变化。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中“击匈奴降者赏令（81.D38：3）”简之后的“囗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两千石赐黄金五百（81.D38：4）”② 简，□处被认为应是“降”字。且许多专家均认为“石”是“户”的讹字，率八千人归降则受封两千户。关于“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何时，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朱绍侯认为此令产生于武帝时期③，但阎盛国在《再论“击匈奴降者赏令”及其颁布时间》中认为此令是刘邦在白登山之围后颁布的招降匈奴的律令④。笔者认为此令为武帝时期的律令，至迟于元狩二年颁布。“击匈奴降者赏令”中有“□故君长以为君长皆令长其众赐众如燧长其斩□（81.D38：5）”⑤，意为原部落君长继续统领其部众，此简明确与武帝元狩二年所置五属国自治管理体制有关。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⑥。封其首领为五侯：下麾侯呼毒尼、漯阴侯浑邪，辉渠侯扁訾、河綦侯乌犂、常乐侯稠雕。漯阴侯浑邪率四万人归降，受封一万户，则与“击匈奴降者赏令”中的封侯标准相吻合。自白登之围后，高帝刘邦改变策略，与匈奴和亲，直到武帝初年，和亲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⑦。“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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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647页。
②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③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132页。
④ 阎盛国《再论“击匈奴降者赏令”及其颁布时间》，《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⑤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第9页。
⑥ 班固《汉书》，第176页。
⑦ 班固《汉书》，第3765页。
来长城下。”① 汉朝廷是不会主动制定此令以给匈奴提供兴兵口实的，此与和亲的大环境不符。武帝自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开始，屡次出兵讨伐匈奴，大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至元狩年间，尤其是元狩二年，战况尤为激烈，霍去病两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武帝为尽快解决匈奴问题，瓦解匈奴统治集团，从而制定“击匈奴降者赏令”以配合卫青、霍去病的正面激战，这是完全可能的。从各个方面来看，武帝至迟在元狩二年颁布此令，并延续下来。宣帝神爵二年（前60）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②。先贤掸被封为归德侯，受封二千二百五十户，与“击匈奴降者赏令”中的受封标准一致。
二 匈奴归义列侯的结局论析
在西汉一朝，匈奴归义列侯仅垣侯赐家族与归德侯先贤掸家族得以传国至汉末。这些匈奴归义列侯在归降汉朝之后鲜有善终传国者，绝非偶然。
汉初奉行无为而治，经历“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③。景帝平吴楚七国之乱，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时，采取一系列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上颁布“推恩令”，分封王子侯国，以削弱王国，配合“推恩令”，汉武帝还通过各种方式罢黜了一些王国、侯国，设立“内朝”，削弱丞相所领“外朝”之权；军事上，北击匈奴，南灭闽粤、南粤，西开西域，东灭朝鲜，开疆拓土。由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全面确立，皇权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之下，匈奴归义列侯想善终传国是很难的。
匈奴人自小在草原长大，“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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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765页。
② 班固《汉书》，第262页。
③ 班固《汉书》，第1135页。
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①。由此可见，匈奴人与汉人在经济基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三个方面均有差别。王明珂认为："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如贸易与掠夺）的手段。因此‘游动’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与价值观。”② 所以这种“游动”是他们的本性。正是由于“游动”的本性，大大小小的匈奴部落首领才能脱离单于政权，归顺汉朝以求得更多的“资源”。但是汉朝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气候温润，四季鲜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生活稳定。农耕社会具有集中性、稳定性和积累性的特点，以此为基础引申出尊老的传统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纲常，且整个社会呈现出制度化、等级化特征。上述特点与游牧民族的“游动”性本质以及价值观格格不入。当他们进入汉王朝境内，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之中，其“游动”的本性就促使其脱离汉朝，重新投入匈奴社会中，于是就出现了亲阳侯月氏、若阳侯猛、义阳侯厉温敦之子伊细王谋入匈奴被诛的结局。下麾侯呼毒尼“诏居弋居山，坐将家属阑入恶师居，免”③，擅自闯入恶师居住，因违诏而国除。
同时，他们自小生长于草原，适应了草原的高寒气候，突然南下，有的甚至进入南阳郡等偏南腹地，自然无法适应汉地较为湿热的气候。涉安侯於单，归降汉朝后，仅五个月就去世了；潦侯王援訾，归降汉朝后，仅两年就去世了；漯阴侯，归降汉朝后，仅四个月就去世了，或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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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743页。
②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页。
③ 班固《汉书》，第649页。
另外，他们进入汉地后，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无法理解汉朝的礼制与律令，且武帝时，“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①。法网浸密，匈奴归义列侯难免摇手触禁。如翕侯邯郸“坐行来不请长信，免”②，即因入长安朝觐时不请谒太后，犯不敬之罪而国除。
适侯则于孝武帝后元元年（前88）坐祝诅被腰斩，容城侯光于后元二年（前87）坐祝诅被腰斩，襄城侯病已于后元二年因祝诅下狱病死，散侯贤于征和三年（前90）坐祝诅下狱病死。他们的被杀除国时间与巫蛊之祸的发生时间相一致。所谓巫蛊，就是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以上提到的祝诅即祝告鬼神，使嫁祸别人，为巫蛊的一类。田余庆先生认为巫蛊之祸与匈奴习俗颇有关联。王子今认为：“长安地区当时所盛行的‘巫蛊’的有些形式，其实是匈奴巫风的模拟。”③ 汉武帝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征和二年（前91），邪臣江充利用武帝晚年多疑的性格进谗言，说有人利用巫蛊使武帝的身体日益衰弱，武帝任命江充为司隶校尉治巫蛊，江充上下牵连，大兴巫蛊之狱，由此引发巫蛊之祸。江充与太子有隙，欲乘机陷害太子，太子刘据发兵将其斩杀，但反抗不果，最终与卫皇后自杀。牵连者上至皇后太子，下至普通平民，达数万人。王明珂认为在匈奴社会之中，因游牧为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④。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资源是匮乏、分散、不稳定的。如果说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那游牧社会更是靠天吃饭了，一场大风雪会冻死无数的牛羊，一场持久的干旱会将千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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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1101页。
② 班固《汉书》，第640页。
③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330页。
④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3页。
变成赤地，所以那时的匈奴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①“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②“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③ 他们崇拜天地、鬼神、祖先、日月等，祈求赐福庇护。泽田勤认为，“匈奴的宗教观是广为熟知的北亚地区普遍信仰的萨满教”④。嘎尔迪认为，“他们的这些习俗在古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都能找到其痕迹”⑤。可以从蒙古人的萨满教信仰中追溯匈奴人的宗教信仰。萨满教有祭火的传统，在祭祀中萨满燃起篝火，口念祈祠，把熊熊燃烧的烈火视为兴旺，视为焚烧疾病、灾难、恶魔。这类祭祀活动在形式上与祝诅非常相似，匈奴归义列侯们把这些草原祭祀传统带到了汉境，他们举行这类祭祀祈福仪式时被误认为是进行祝诅，因而被牵连进巫蛊之祸中。
以上分析了此四匈奴归义列侯卷入巫蛊之祸的一个原因。田余庆先生认为巫蛊之祸是汉朝廷内部以卫太子刘据为核心的“守文”势力与以武帝为核心的开边势力矛盾激化的结果。⑥ 作为武帝开边的结果与重要力量的匈奴归义列侯及其部众坚定地站在武帝这一边镇压卫太子叛军。长水、宣曲胡骑先是被卫太子利用，后又成为镇压卫太子叛军的主力军队，《汉书•刘屈氂传》载：“太子亦遣使者侨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⑦ 胡骑是汉廷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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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752页。
② 班固《汉书》，第3752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944页。
④ [日]泽田勋著，王庆宪、丛晓明译《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⑤ 嘎尔迪《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性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⑥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第1984年第2期。
⑦ 班固《汉书》，第2881页。
降匈奴部众中挑选精锐之士组成的军队，朝廷的卫戍部队有胡骑，长水校尉统领长水、宣曲之胡骑，边防部队也有胡骑。匈奴归义列侯多有在胡骑中任职者，如襄城侯桀龙，“七月庚申封，三十二年，与浞野侯俱战死事”①亚谷侯卢贺，“延和二年，坐受卫太子节，掠死”②翕侯赵信，“元朔六年，为右将军击匈奴”③。后田千秋上书讼卫太子之冤，武帝感悟，由血缘而生的父子亲情重新复苏，昭雪卫太子案，当初力战卫太子军队的匈奴归义列侯及其率领的胡骑成为被报复的对象。此为以上四匈奴归义列侯卷入巫蛊之祸而被诛杀的另一个原因。
胡巫在长安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如王子今所说：“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发生过值得重视的影响。”④ 江充在受汉武帝指令大规模调查巫蛊案时，胡巫有活跃的表现，“掘地求偶人”⑤，积极配合江充制造巫蛊假现场，形成冤假错案以构陷卫太子。卫太子刘据起兵后“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⑥，烧杀胡巫。这些胡巫与匈奴贵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汉书•匈奴传》载：“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⑦投降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便是被匈奴丁灵王卫律与胡巫合谋斩杀。这些主持草原祭祀仪式的胡巫与匈奴归义列侯的密切关系并没有因为进入汉地而改变。胡巫是构陷卫太子的重要角色，伴随着武帝对卫太子问题一步步进行昭雪，与胡巫关系密切的匈奴归义列侯必然受到牵连而被杀。
一方面，在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匈奴归义列侯动辄得咎，国除命殒；另一方面，作为游牧文化载体的匈奴族归义列侯，没能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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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644页。
② 班固《汉书》，第641页。
③ 班固《汉书》，第642页。
④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319页。
⑤ 班固《汉书》，第2178页。
⑥ 班固《汉书》，第2743页。
⑦ 班固《汉书》，第3781页。
融合进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汉朝社会里，反而卷入汉廷的政治斗争，最终造成了他们的悲惨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