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献费与酎金关系之我见
探讨列侯的经济支出，献费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有关献费的内容与性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献费即算赋。蒙文通认为：“《通考》用算赋来理解（献费），这是有根据的。”⑥贺昌群认为献费是汉高祖减免之后的算赋。⑦ 韩连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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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1169页。
② 班固《汉书》，第2116～2117页。
③ 班固《汉书》，第447页。
④ 班固《汉书》，第503页。
⑤ 班固《汉书》，第96页。
⑥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⑦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
为：“盖汉初为郡国并行制，王国侯国将其所辖区域人口所缴纳的算赋、口赋于每岁十月献于天子，所以称为献费，我们知道西汉初王国和侯国所辖的土地，是远超过天子直辖的土地的，所以郡中人口缴纳的算赋、口钱，也可通称为献赋。”①
其次，献费是郡国对人民剥削总量的1/3左右。朱绍侯认为：
汉政府对农民有两大剥削项目，一为算赋、口赋，即人头税；二是田租，即土地税。汉政府规定：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交口赋二十钱，十五以上的成年人出算赋一百二十钱。汉代的小农家庭，一般都以五口计算，即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共出人头税四百钱。田租，如果按晁错的统计数字，一家百亩，亩收一石半，共收一百五十石，要交十一之税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共值四百五十钱。郡县和封国向中央政府交的献赋是每人六十三钱，一家五口，共三百一十五钱，占封君的剥削总量不到五分之二，下余的五百三十五钱就是封君的收入，如果再加上刍稿税，那么封君的收入就更多，而封君向中央交的献赋，大约占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②
再次，献费是算赋中之一部分。魏良弢认为，“地方政府每年要从每个丁口的算赋一百二十钱中上缴中央政府六十三钱，这种上缴的款项在西汉初的财政术语中叫做献费”③。劳榦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中认为：“在天子直辖的郡县对人民所征收的是口赋算赋。在王国侯国将口赋算赋转献给天子的叫做献赋。”“算赋是百二十钱，献赋是六十三钱（即是算赋的一半再加三钱）。所以王国或侯国收到人民算赋百二十钱以后，献给天子六十三钱，还可余五十七钱。《汉书•货殖传》称，‘秦汉之制，列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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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连琦《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②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第390页。
③ 魏良弢《西汉三十税一和献费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君食租税，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按汉承秦制大户颇少，一家不过三口至五口，若每家以四口计，除献天子以外，四乘五十七可以有二百二十八钱。况且尚有未成年的，每户也不过除献费以外平均余下二百钱。所以千户约得二十万钱。”①
笔者认为献费为汉初单独征收的一个税项，并非算赋或算赋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剥削总量的三分之一。《汉书•文帝纪》曰：“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② 文帝元年（前180）取消了献费，若献费就是算赋或算赋的一部分，则算赋就被取消或仅剩下五十七钱，但事实是算赋依然完整存在。根据“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③，郡国内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每人每年均需缴纳六十三钱。至于算赋口钱，《汉书》如淳注引《汉仪注》言：“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④ 未成年人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的口钱。未成年人是不缴算赋，只交口钱，但未成年人缴献费，这是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献费并非是算赋的一部分，更不是算赋。
另外，汉四年，“初为算赋”⑤，算赋在汉初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而高祖十一年（前196）前献费的缴纳依然没有固定的规定与章程，"今献未有程”。正因为没有固定的征收标准，王、侯、地方官吏为了向皇帝表忠心，多赋于民，借机大肆搜刮，中饱私囊。从“欲省赋甚”来看，“献费”应该是政府征收赋税的一种。《汉书•刑法志》：“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⑥《汉书•食货志上》：“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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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册，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41～42页。
② 班固《汉书》，第114页。
③ 班固《汉书》，第70页。
④ 班固《汉书》，第46页。
⑤ 班固《汉书》，第46页。
⑥ 班固《汉书》，第1081页。
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①《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②“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③对外，高祖七年（前200）冬，三十万军队出击匈奴。后虽与匈奴和亲，但仍需维持大量的常备军来应对匈奴的骚扰；对内派兵剿灭燕王臧荼、列侯利几、代相陈豨、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韩王信，军费用度巨大，若献费作为算赋或算赋的一部分，王、侯、郡守将六十三钱进献给皇帝，则仅剩五十七钱，根本无法支付如此高额的军费，所以献费为另外征收的一项赋税。
根据以上记载，“献费”为王、列侯、郡守每年十月朝请时向皇帝进献的礼物。文帝虽然取消了献费，董平均先生认为“至武帝时，可能演变为'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毕以皮币荐'了"④。"皮币荐璧"确实是皇帝剥削列侯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笔者以为文帝取消了“献费”，取而代之的是“酹金”而不是“皮币荐璧”。文帝将酎金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祭祀礼仪制度固定下来，并设立酎金律，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⑤ 有关酎金律的基本内容，《汉律•金布令》曰：“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又大鸿胪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当金。”⑥ 如淳曰：“《汉仪注》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⑦ 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长安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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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1120页。
② 班固《汉书》，第46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74页。
④ 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第384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3104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3104页。
⑦ 班固《汉书》，第187页。
高祖庙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献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另外，在九真、交趾、日南等南方诸地有食邑者，允许以犀角、玳瑁、象牙、翡翠等代替黄金。诸侯献酎金时，皇帝亲临受金。所献黄金如分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酎金制度通过王侯向天子献金助祭，反映了王、侯对天子的臣服，尊祖敬宗，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如淳曰：“黄金一斤直万（钱）。”① 四两黄金相当于四千钱，落实到普通民众身上就是每人四至八钱，相对于每人六十三钱的献费来说，对农民的剥削已经是大大减弱了。文帝取消了献费制度，将酎金制度固定化，既保证了皇帝的收入，又减轻了对王、侯国民众的剥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又保证了王侯的经济利益，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谓一石三鸟。
至武帝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央集权得到极大增强；另一方面，元狩以后，汉武帝在财政上遇到了危机。武帝外攘四夷，锐意武功，内兴功利，“府库空虚”，“天下虚耗”，且黄河屡次决口，自然灾害极为严重，“岁比不登，用度不足”，“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②公元前112年，南越反叛，武帝派兵平叛，而同时又对西羌用兵，人力、物力、财力出现不足，齐相卜式主动请求率宗族前往南越杀敌，汉武帝下诏褒扬，而“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③，引起武帝极大的不满。统治者希望“把大部分资源集中于一己手中（例如，贮存货物、金钱和积聚国家财产），或是去促进各种已经不再被束缚于任何先赋群体手中并且因而可以被自由地聚敛和交换的自由流动资源的产生”④。武帝将酎金制度的经济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借口列侯“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⑤，剥夺了106 位列侯的爵位，制造了“酎金案”，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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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315页。
② 班固《汉书》，第1161～1162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1439页。
④ [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第120页。
⑤ 班固《汉书》，第187页。
了大量的侯国，将列侯的大量财富收归中央，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二 皮币荐璧
对匈奴的战争给汉武帝造成了巨大的军费负担，马克斯•韦伯认为："由于对匈奴征战所需的资金调度——总是造成货币混乱的一个原因——他不得不发行白鹿皮制的信用货币。”①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意图通过操纵通货，通过新的铸币与地方通货竞争，削弱郡国豪强地主的经济力量，遂进行货币制度改革。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绺，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绩，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得行。②
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③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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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32页。
② 班固《汉书》，第1163页。
③ 班固《汉书》，第1164页。
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①
武帝制造皮币成为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白鹿在先秦时就被视为一种祥瑞，白鹿的出现是帝王仁德圣明的一种感应。白鹿属于稀有物种，主要分布在西北边郡一带，发现之后又多被送进帝王宫苑。武帝垄断了珍贵的白鹿资源，拥有了制作皮币的原材料。伴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武帝以恢复古礼制为幌子，大造皮币。皮币，即以兽皮制成的货币，《管子•五行》曰：“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②武帝赋予其新的内容，以鹿皮为币，即在一尺见方白鹿皮四缘绘以五彩而成，"以发瑞应”③。诸侯王、列侯朝觐聘享时必须用皮币做其玉璧的衬垫，“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④。汉武帝把皮币与白金、三铢钱一齐推出，又在法律上规定皮币、白金的材料、形制，以及与铜钱的比价，规定王侯必须向中央高价购买，一张四十万，远远高于其所衬垫的玉壁的价格。皮币违背了货币价值规律，任意规定币值，使币值远远高于皮币本身的价值，极易造成皮币的贬值，破坏了汉代的金融秩序。武帝通过皮币聚敛王、侯钱财的目的暴露无遗，时有数百列侯，人敛四十万，就有上亿钱，当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汉书•货殖传》载：“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⑤ 则每年四十万的支出，相当于千户侯二年的租税收入。尽管列侯拥有多项收入，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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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1169页。
②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457页。
④ 班固《汉书》，第1163页。
⑤ 班固《汉书》，第3686页。
毕竟是列侯的一大财政负担，以至于有的列侯竟然到上林苑去偷盗白鹿，自己制作皮币，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安丘侯张拾，“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谋盗鹿，又搏掩，完为城旦”①。
皮币作为一种价值四十万钱的货币不知何时而废，但是皮币荐璧被继承下来，一直延续到曹魏年间。《后汉书•礼仪志》引《决疑要注》曰：“古者朝会皆执贽，侯、伯执圭，子、男执璧……汉、魏粗依其制，正旦大会，诸侯执玉璧，荐以鹿皮，公卿已下所执如古礼。”②
三 列侯之墓葬支出
东海相赵咨在写给儿子赵胤的书信中抨击了当时的厚葬之风：
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③
足见两汉厚葬风气之盛，屡禁而不止。王符的《潜夫论》也揭示了当时厚葬的不良风气：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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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592页。② 范晔《后汉书》，第3130页。③ 范晔《后汉书》，第1315页。
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①
《晋书•索靖传》云：
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淋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②
汉天子即位之始即开始营造陵墓，经年历久，花费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直至帝崩。天子、诸侯王、列侯是有国之君，我们可以推测列侯的墓葬亦是自列侯袭位时开始营造，成为列侯的一个重要支出项目，占列侯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不断营建，直至列侯去世。结合考古发掘的两汉列侯的墓葬，复杂深邃的墓葬形制，墓中琳琅满目、价值连城的随葬品，亦印证了索琳之语。
两汉列侯之墓葬，存在等级性，且地域性强，例如在关中地区的列侯墓葬一般规模都比较大，集中在帝陵附近，规格高，而在其他地区的列侯墓葬规格相对较低，规模较小，墓葬形式表现出了差异性，但是总体上规模均较为宏大。杨家湾四号汉墓的墓主据推测为周勃或周亚夫，四号墓因距离高祖刘邦的长陵较近，是周勃墓的可能性较大。杨家湾四号汉墓封土“用五花土，杂以黄土，撒以少许木炭，略经夯筑而成。现封土留下四分之一，高4、长20、宽15米”。“整个墓道平面呈曲尺形，西头最宽处23米，南端入口处宽6米左右。东西长50、南北残长44米，全长约100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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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137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第1651页。
道两边坑壁，设有台阶，每层台阶的上下间距约3～3.5、宽0.50～0.70 米”。“南墓道有四层台阶，西墓道有六层台阶”。“墓室已被焚毁，但形制尚存，构筑于墓道西头，是一个上下笔直带有一个二层台（台宽25厘米左右）的方形深坑”。① 总体来看，杨家湾四号汉墓的整个结构，非常像一座规模宏大的贵族宅邸，包含由封土堆构成的屋顶、屋架、过道、三个楼层及后室。凤栖原M8墓主推测为富平侯张安世，“封土略呈长方形，现存面积约为4050（平方）米，残存高约1～1.3米，冢原高约15米”，“斜坡墓道处北、墓室居南，墓室深约15米，椁室口距现地面约8米……墓道东侧有土圹式耳室两个，西侧有耳室一个……墓室东、南、西三个壁面均有‘之’字状台阶，墓室、墓道内填坚硬五花夯土”。② 这是墓葬工序复杂与构造规格高的表现之一。陕西新安机砖厂利成侯墓，由封土堆、墓道、门屏、墓室四部分构成。“大墓除去上部已挖掉的7米高的厚度外，以下清理的土方达2338.55立方米”，如此巨大的作业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需要三百人修建数月才能够完成。“‘利成’汉墓共用木材70.42立方米，积炭178.09立方米，数字之大，令人惊叹！”③
发掘的列侯墓中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随葬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数量非常多，共千余件，总体来说有丝织品类、粮食类、竹木器类、漆器类、陶器类、明器类、食品类。出土的丝织品，涵盖了汉代绝大部分的丝织品品种，绣、绢、锦、罗纱、绮等。出土了各种各样的贵族服饰，素菱纹罗袍、红菱纹罗绣花袍、泥金银彩绘罗纱丝绵袍、素纱禅衣、黄地素缘绣花袍、素绢裙、素绢丝绵袍、绣花丝绵袍、泥银黄地纱袍、绛绢裙、彩绘朱地纱袍、素罗丝绵袍、绣花手套、素罗手套、朱罗手套、丝头巾、丝鞋、素绢袜等。还出土了用于其他日常生活的丝织物，有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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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 年第5期。
③ 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香囊、绣绮香囊、朱墨彩绘纱带、锦绣枕、绣罗锦底香囊、绣花镜套、素丝包袱、绣绢包袱等。素纱禅衣仅49克，堪称汉代最精美的丝织品。出土了162件木俑，其中有些着衣彩绘木俑被雕刻得相当精美。出土的漆器有180多件，类型多种多样，有铈、鼎、圆奁盒、画、壶、盆、勺、案、卮、屏风等。漆器上刻有精美的图案花纹，有云气纹、几何纹、动物纹、草叶纹、花瓣纹等。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明器，有8件木象牙，13件木犀角，数百块泥“郢称”，23件木璧和1袋泥珠。东西边箱出土了大量的食物，有猪、狗、鸡、牛、兔、鹿，以及鱼类、鸟类，另外还有蛋类、水果、豆类、蔬菜。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包括熏炉、钟、壶、甑、鼎、瓿、釜、钹、豆、罐、蚕等。另外，墓内还出土了木瑟、竽、铜镜、竹扇、莞席、竹熏笼、竹篓、粮食种子、印章等。①
墓内随葬品如此之丰富，着实令人惊叹！仅就丝织品为例，杨雄《蜀都赋》曰：“布则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筒中黄润，一端数金。”②一端贡布，价值数斤黄金。《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③ 陈宝光妻所织的绫一匹价值万钱。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如此多的上等丝织品，自然价值连城。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为沅陵侯吴阳之墓，共出土了漆木器、竹简、丝织品、陶器、玉器、铜器、滑石器等1500余件（套）。漆木器有弩机、扁壶、耳杯、剑鞘、盘、几、兵器架、碟、奁、匜、案、卮、匕、木俑、盆、虎子、瑟、式盘、箭杆、琴、鼓槌等。陶器有磬、盆、鼎、罐、盒、壶、钟、盂、豆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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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5～13页。
② 范晔 《后汉书》，第1636页。
③ 葛洪《西京杂记》，第4页。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杨家湾绛侯周勃墓，发现了7个陪葬坑，K2出土了鸭蛋壶、筒杯、缸、甑、陶囤、小壶、盆、耳杯、豆、勺、盘、鉴、鼎、钟、扁壶、方仓、罐、陶仓。K3内出土了35个陶方仓，这些陶仓内的粮食已经严重炭化，有黄米、油菜子、小麦、荞麦、谷子、豆类等。K4内出土了两套精美的车马，三匹马配一辆车，车后站立着两个威武的彩绘武士俑。K5内则有五套车马，共出了187件武器及车马饰品。K6出土物品最多，有八辆车，共467件骨、铁、铜制的武器及车马饰。
尽管西安凤栖原富平侯张安世家族墓地只有M1未被盗，仍然出土了近3000余件精美随葬品，包括管状玉器、玉衣残片、铜环、金器、“五铢”钱币、陶豆、铜泡钉、玉璧、陶质兵马俑、木质兵马俑、青铜钟、青铜钺、印章、彩绘陶罐、釉陶壶、陶量、陶灶、泥灶、“大泉五十”铜钱、铜车马器、衣着彩绘陶俑、漆器、玉晗、戈、剑、戟、弩、残皮铠甲、麻织品、木质小型车马、滴漏。
亳县元宝坑一号东汉列侯墓出土了红色丝缕、残牙尺、鎏金铜鸟爪饰、铁镞、牙盘龙佩饰、紫宝石刻小兽、货币、麻胎漆器、小铜弩机、牙簪、铜车喜、耳状饰品、琥珀雕饰、玉猪、云母片、松绿石小兽、松绿石刻方子、鎏金铜马鞍、三足铁灯、瓷器片、鎏金铜铺饰、铜车散花饰、聚光玻璃器、珍珠状蜯螺、小铜铃、彘、料珠等共500余件。
现已发掘的列侯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缕、银缕、铜缕玉衣片，河北邢台南郊曲炀侯刘迁墓出土了200多片玉衣片，"有的雕刻柿蒂纹和云纹，刻纹还镶嵌金丝和金箔，四角钻马蹄形孔，金丝贯穿”①。咸阳杨家湾周勃或周亚夫墓中出土了玉衣片202枚，“散在棺椁内外、墓室填土及盗洞中。形状有三角形、梯形、长方形、菱形、不规则形，大小不一，质料较好，有碧玉、白玉等”②。河北隆尧县固城村出土了230余片玉衣片，“玉片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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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② 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有淡黄、青白、白中带黄绿、白中带青绿、白中带褐斑等。……正面抛光，背面未加工，以长方形片居多，也有少量圆形、菱形片”。这些玉片按纹饰共分八类：龙纹玉片、素面玉片、云纹玉片、柿蒂纹长方形玉片、虎纹玉片、柿蒂纹菱形玉片、柿蒂纹圆形玉片，神兽纹玉片。“这些图案造型生动，刀法洗练，再镶之以金，更显得华丽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①亳县董园村一号列侯墓，出土了一件银缕玉衣（已经修复），一件铜缕玉衣（未修复）。玉衣分为头套、上衣、手套、裤筒、鞋套五大部分，进一步细分为脸罩、头套、上衣前片、上衣后片、右袖筒、左袖筒、右手套、左手套、右裤筒、左裤筒、右鞋套、左鞋套十二个部分。
古代治玉的主要工具是砣具，良渚文化使用的是石质砣机。至夏商，青铜质砣机取代了石质砣机。铁器出现以后，青铜质砣机又被铁质砣机取代。铁砣机作为琢玉的主要工具一直延续到清代，《天工开物•珠玉》载：“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② 这是对砣机制玉原理的记载。在汉代，就是用这种铁砣机制造了一件件价值连城、精美绝伦的玉衣。但是汉代人盛行跪坐姿势，这样砣机的旋转只能靠手力，与明清时的高凳琢机相比效率自然要低很多，有研究表明汉代一名玉工制作一套玉衣需用十年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另外，制作玉衣需要大量的玉石资源，列侯获取玉石资源的途径，首先是在本国境内开采，其次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尤其是通过与西域的贸易获得，其价值可想而知。
列侯之棺多用楩、楠、檽、梓等名贵木材，而这些木材的采伐、运输，棺材的制作、运送，均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物力、人力、财力，极大地浪费了农业资源。《潜夫论•浮侈》载：
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土，亦竞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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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隆尧县出土刻花贴金玉片》，《文物》1992年第4期。
② 宋应星著，管巧灵、谭属春整理注释《天工开物》，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99页。
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①
四 列侯的其他支出
列侯追求享乐、奢侈无度的日常生活开支亦是列侯的一大支出项目。当然，列侯追求豪华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享受，还有彰显其身份地位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追求比一般人更高、更迫切，往往追求排场、竞尚奢华、争奇斗艳。
《汉书•田蚡传》载：
（武安侯田蚡）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②
《汉书•元后传》载：
（王氏）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值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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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潜夫论笺校正》，第134页。
② 班固《汉书》，第2380页。
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①
《后汉书•梁统列传》载：
（乘氏侯梁）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②
《后汉书•宦者列传》载：
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履联，施于犬马。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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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4023～4024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1181～1182页。
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①
由以上史料可知，列侯多广开苑囿，修建壮丽豪华的宅第，蓄养大量的奴婢、倡优，购买大量的异域珍奇之物，饲养大量的狗马玩好。
在饮食上列侯更是毕穷水陆之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竹器，装有大量的食物，对于研究列侯的饮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出土的种子有锦葵、芥菜、大麻，根茎有藕、姜，水果有枣、梨、杨梅、梅，谷物有赤豆、小麦、大麦、水稻、黍、大豆、粟，鸟类有鹤、环颈雉、斑鸠、鸳鸯、雁、鹄、喜鹊、竹鸡、鸭子、家鸡、麻雀，鱼类有鲫鱼、鳜鱼、鲤鱼、鳡鱼、刺鳊、银鲴，兽类有牛、猪、狗、鹿、羊、野兔，香料有花椒、桂皮、山奈、辛夷。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记载了汉代的调味品和烹饪方法，烹饪方法有蒸、烫、炸、烤、炖、煎，调味品有蜂蜜、酱、糖、盐、曲、豉。竹简上记载了大量菜肴：芋头炖鹿肉，苦苣菜炖牛肉，藕与鲟鱼、咸鱼合炖，葫芦炖鸡，大头菜炖牛肉，小豆炖鹿肉，大米炖鲫鱼，竹笋与鹿肉、咸鱼合炖，苦苣菜炖狗肉，大头菜炖羊肉，大头菜炖猪肉等。其中以九鼎大羹最为经典，由鹿肉、羊肉、牛肉、猪肉、野鸭肉、乳猪肉、狗肉、鸡肉、雉肉九种肉做成。
沅陵虎溪山一号沅陵侯吴阳墓出土了《美食方》：
烹制动物性食物的方子多达148条，有为豚胾方、为鸡胾方等。烹制操作也很讲究，程序很多，记录有二至三简。……作为菜肴的肉食原材料有马、牛、羊、鹿、豕、犬、鱼、鹄、鸡、雁、鹨等。根据烹制菜肴的特点，将动物各部位的肉和内脏分开来加工，简文中有牛肩掌、牛背膂、心、肺、膏、鹿胃、鱼肠等。植物性的多作为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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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521页。
有葵、茈、糯米、黍等。调味品有盐、酒、美酒（或羔酒）、白酒、肉酱汁、菽酱汁、姜、木兰、茱萸、醯酸。……沅陵侯府加工菜肴考究，宰杀、去毛、处理、反复蒸煮，加入佐料、香辛料，使之入味，装盘呈上。①
在马王堆一号墓北“边箱”东半部出土了一组木俑，“其中着衣俑十八件，彩绘俑八件。除三件立俑似为侍从外，其它二十三件似为一个奏乐歌舞的班子，有的附有乐器。在奏乐歌舞俑的对面，放置漆几、屏风、手杖、绣枕、香囊、奁盒以及满盛食物的漆案。这种设置，当为模拟墓主人生前歌舞宴饮的场面"②。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歌舞俑和乐俑十七件，出土于北边箱的东间，有的歌唱，有的起舞，有的吹竿、鼓瑟或弹琴，还有的敲击十个一组的编钟和编磬”③。棺室东西壁留有帛画残片，“从两个残片看来，内容有房屋建筑；有车骑和奔马；又有妇女乘船的场面。这可能是墓主人豪华生活的写照”④。
汉初，皇权"有限"，与功臣侯集团、诸侯王鼎足而立，优待功臣侯集团，再加上汉初奉行黄老无为而治，列侯经济收入来源多样化，通过“租入”、“私奉养”、俸禄、皇帝之赏赐、朝廷之授田、餐钱、赙赠收入、辜榷收入、私田收入、高利贷收入、私营工商业收入，财富不断累积。高祖剿灭异姓诸侯王，文帝诛灭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推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⑤，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变革王国侯国制度，使王国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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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沉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②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第8页。
③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④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⑤ 班固《汉书》，第2237页。
逐步郡县化，中央集权增强。至武帝时，“独尊儒术”，设立内外朝制度，开边拓土，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大封王子侯国，从根本上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加强包含着中央财权的加强，这就意味着对列侯经济权益的限制与剥夺。列侯之“租入”、“私奉养”、俸禄、辜榷收入、高利贷收入或被取缔，或被限制，并遭受酎金、皮币荐璧等多种盘剥，再加上墓葬花费，府中日常挥霍无度的生活花费等多种花费，数额巨大，终至于“势与富室亡异”①，“贫者或乘牛车”②。如平城侯刘礼，抢夺民户之鸡，“元狩三年，坐恐猲取鸡以令买偿免”③。藉阳侯刘显，“坐恐猲国民取财物，免”④。河阳侯陈信因为借债不还而免侯。⑤
列侯的经济收支模式可以说是整个汉代贵族官僚集团收支模式的缩影，受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背景、政治局势、列侯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它，天子的经济收支模式、诸侯王的经济收支模式，还有其他官僚贵族的经济收支模式便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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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96页。
② 班固《汉书》，第2002页。
③ 班固《汉书》，第449页。
④ 班固《汉书》，第498页。
⑤ 班固《汉书》，第5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