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东在《汉代豪族研究》中分析了食封贵族向豪族的转化过程，论证了食封贵族与豪强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① 其实在昭宣之前，列侯与豪强之间充斥着对立与冲突。高祖刘邦与功臣列侯们推行了“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② 等打击豪强的政策。建信侯娄敬向高祖刘邦建议迁徙关东六国豪强于关中以削弱之：“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③ 酂侯萧何凭借权势侵夺关中豪强之田宅，“强贱买买民田宅数千人”。高祖刘邦接到豪强们的控诉后，仅仅对萧何笑着说：“今相国乃利民。”④这种现象在西汉初年的功臣列侯中并不少见。汉武帝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迁豪”、任用酷吏诛杀、设置十三州部刺史、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禁止商人名田等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政策，强干弱枝。在朝廷中担任高官要职的列侯们便成为这些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葛绎侯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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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100～105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1418页。
③ 班固《汉书》，第2123页。
④ 班固《汉书》，第2011页。
敬声“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①，公孙贺主动逐捕阳陵豪强朱安世以赎其子之罪。昭帝病重，得到消息的“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阳成侯大司农田延年奏请：“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②
在昭宣以前，为何依附于皇权的列侯们坚定地站在皇权一边，不遗余力地打击豪强呢？首先，地方豪强以其宗族、财富等方面的优势与地方政府相抗衡，武断于乡曲，离心于皇权。豪强经营货殖，"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③富而兼并土地与农民，“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④，严重破坏了小农经济，沉重打击了以此为基础的汉王朝统治。“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③他们又勾结亡命、游侠，组织部曲家兵，横行地方，甚至操纵地方政治，这就严重阻碍了汉王朝统一政令的下达与执行。如济南明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⑥；颍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⑦；东海大豪郯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⑧。“随着豪族势力的扩张，土地和人民便到了豪族的统治之下，因而汉朝廷的政治便不能贯彻到下层人民中间”⑨，西汉皇权强盛，为了实现对帝国的全面掌控，绝对不能容忍皇权秩序之外有其他社会力量主导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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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878页。
② 班固《汉书》，第3665页。
③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78～79页。
④ 班固《汉书》，第336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2487页。
⑥ 班固《汉书》，第3647页。
⑦ 班固《汉书》，第3200页。
⑧ 班固《汉书》，第3208页。
⑨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第61～62页。
秩序的存在。“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①，文臣武将们以自己的才智武勇从皇帝那里获得了公卿之位、列侯之爵，他们个人的命运是与汉王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公权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冲突与对抗中，他们必然要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考虑，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考虑，辅佐皇权，打击豪强。
其次，列侯受到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在长安的列侯们生活奢靡，入不敷出，不得不向关中豪强借贷以充军资。《史记•货殖列传》即载，吴楚七国兵起时，关中豪强无盐氏以十倍之息借贷列侯而富比关中。②武帝时，山东发生水灾，列侯们在关东的封邑被淹没，不得不借债于豪强，“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躇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③。有的列侯为了维持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向豪强借债高达数千万，拖欠甚久，甚至凭借自己的政治特权将债主殴打致死。《潜夫论》中对此有细致描述：
非唯细民为然，自封君王侯贵戚豪富，尤多有之。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传空引满，啁啾骂詈，昼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殴击责主，入于死亡，群盗攻剽，劫人无异。虽会赦赎，不当复得在选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争取之。且观诸敢妄骄奢而作大责者，必非救饥寒而解困急，振贫穷而行礼义者也，咸以崇骄奢而奉淫湎尔。④
再次，豪强对列侯进行工商业盘剥。豪强多经营工商业，利用统一之便，周流天下，互通有无，甚至贾贸于夷狄之境。蜀卓氏以鼓铸冶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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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2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3280～3281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1425页。
④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228页。
滇、蜀之民贸易而富甲西南，《汉书•货殖传》有载：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缗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惠，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①
又山东迁虏程郑亦以冶铸致富，并经营与西南夷之间的贸易，“富埒卓氏”②。
列侯虽然拥有大量的“租入”，但这些“租入”大多以谷物缴纳，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粮食并不能直接购买奢侈品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列侯需把手中的谷物与刍稿拿到市场上出售给豪强，以便取得大量的货币，来购买豪强手中所囤积的奢侈品。豪强一方面盗铸金钱，控制货币的生产与发行，"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③，“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④；另一方面“乘时射利”，贱买农产品而贵卖奢侈品，操纵物价以掠夺列侯。
豪强长途贩运的商品多为奢侈品，价值不菲。《盐铁论》载：
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⑤
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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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690页。
② 班固《汉书》，第3690页。
③ 班固《汉书》，第1163页。
④ 班固《汉书》，第3075页。
⑤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28～29页。
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①
豪强万里贩卖鼠皮、貂皮、毛毡、花毯、美玉、珊瑚、珍珠、犀牛、大象等异域特产，以获百倍之暴利。这些奢侈品的价格是多少，史无明载，但贤良文学们在论辩中估算出了这些奢侈品与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即"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揖”，同“挹”，购买一捧奢侈品需要万钟谷子，《汉书•货殖传》颜师古注：“以万钟计者，不论斗斛千万之数，每率举万钟而计之者，其饶多也。”② 豪强通过奢侈品交易从列侯们身上赚得了大利。
最后，豪强兼并侯国内的土地，盘剥侯国内的农民。虽然汉代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③之说，但时人认为购买土地是取得并升值财富最为稳妥的手段。经过汉武帝的打击，"许多人弃商就农去作大地主。……可知此时富人的投资倾向，必是趋重农业了”④。豪强利用高利贷资本和工商业资本购置大量的土地，成为汉代土地兼并的主力，“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⑤。侯国内的食邑农户成为被兼并的重要对象。即使是在秦汉时期，食邑农户因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不得不与商品经济发生些许的关联。食邑农民需“以铁耕”，铁器是农民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⑥。盐也是食邑农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需品，盐的生产、售卖，铁的开采、冶炼，铁器的制作、销售在两汉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掌握在豪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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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2～43页。
② 班固《汉书》，第3693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3274页。
④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
⑤ 司马迁《史记》，第3281页。
⑥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68页。
“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①。食邑农民为了购买盐铁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必须先向商人出售粮食等农产品。豪强利用他们着急将农产品售出的心理，乘机将农产品的价格压低，抬高盐铁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豪强又通过私铸货币，“杂以铅铁为它巧”，“淆之甚微，为利甚厚”②，进一步盘剥食邑农民。这就间接地影响到了列侯的食邑收入。
豪强又通过高利贷兼并食邑农民的土地，釜底抽薪，直接影响到了列侯的经济利益。《汉书•食货志上》载晁错说上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③
晁错在对文帝的奏疏中提到农民为了应付朝廷繁重的赋役剥削，维持一家的日常生活用度，不得不向豪强借贷，承受着数倍的利息，又不得不卖田宅子孙于豪强来偿还债务。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部分进入豪强地主的庄园成为佃农和奴婢，“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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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68页。
② 班固《汉书》，第1153页。
③ 班固《汉书》，第1132页。
计”①一部分进入工商业领域，成为小工商业者，“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②一部分成为流民，流离失所，“亡逃山林，转为盗贼”③。列侯的食邑农户们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的土地被兼并，他们本身沦落为佃农、奴婢、小工商业者及流民，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列侯的食邑收入不断减少。从一定程度上说，豪强的崛起是以列侯经济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列侯打击豪强的内在动因。
所以，列侯们，于公，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于私，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成了昭宣以前各朝打击豪强，辅翼皇权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皇权与列侯对豪强的打击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源。豪强阶层具有浓厚的宗法血缘色彩，与汉代社会的宗法血缘性相契合，这就为豪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根基；同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豪强的经营，他们在承担管理职能和领导社会生产领域无人可以替代，“在经济上充当了时代弄潮儿的角色”④。汉初，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主政的功臣列侯们也不得不“复弛商贾之律”③，“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⑥，“（豪强）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⑦，“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⑧，放宽了对工商业的限制，对商业资本作出让步，为豪强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武帝时期，豪强暂时受到重创，“但武帝一时的打击，并不能阻住富豪的发展”⑨。昭帝即位后，专权的平陆侯霍光秉承武帝“轮台罪己诏”的精神⑩，与民休息，思富养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豪强得到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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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648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1634页。
③ 班固《汉书》，第1137页。
④ 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⑤ 班固《汉书》，第1153页。
⑥ 司马迁《史记》，第3261页。
⑦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78页。
⑧ 班固《汉书》，第1153页。
⑨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第3页。
⑩ “轮台诏作为先帝遗诏，具有莫大的权威性，桑弘羊与霍光作为两朝重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轮台诏。”参见秦铁柱《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农业思想异同初探》，《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
足的发展，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①。在土地兼并这一时代浪潮之下，列侯与豪强逐步合流，“货币权力、土地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日益密切”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