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辉认为：“从总体上看，在王朝政治相对清平的条件下，豪民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地方，特别是乡里。”② 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豪强的影响也不会主要局限于地方，这些进入封君食邑领域的上层豪强及家族几乎垄断了东汉中央政府内二千石以上的高官要职，掌握着中央的军政大权，甚至定策于帷幄，专谋于禁中，成为东汉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者。
至于那些称之为“兵长”“大姓”“魁帅”的地方豪强，同样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力量，他们盘踞一方，和平时期担任守令属吏，战乱时期则聚族自保。东汉末期，他们掌握了州郡县道侯国等地方政权的实权，成为汉王朝的政权基础。汝南豪强范滂担任郡功曹，南阳豪强岑睚担任郡功曹，包办了两郡的一切政事，两郡郡守徒有其名，当时有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③颖川豪强韩棱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不能理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④。
上层列侯豪强与地方豪强早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开始走向联合了，光武帝“度田”的失败就是他们走向联合的标志。我们不妨重新回顾一下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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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523页。
② 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③ 范晔《后汉书》，第2186页。
④ 范晔 《后汉书》，第1534页。
初年的“度田”，光武帝鉴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①，于是下令各地刺史郡守检核田亩，纠正田赋不均的现象，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些官吏，“多不平均”，对于豪强隐瞒田亩的行为不敢过问；对于农民，则假借“度田”，侵夺百姓，转嫁田赋，“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陈留上奏吏哀怜百姓，于奏牍上写道“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② 刘秀不解其意，太子刘庄于帷幄之后解释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③光武帝为此于次年斩杀河南尹张伋以及十余个与地方豪强勾结的郡守。光武帝的决心激起了地方豪强的反抗，青、徐、幽、并四州尤为严重，"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④，导致了“东汉以来关东地区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以豪族为主的暴乱事件”⑤。光武帝勉强将豪强的反抗镇压下去，与地方豪强相妥协，停止“度田”。窥察“度田”的整个过程，东汉初年的列侯们似乎与“度田”并无关系，但从“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一语可以看出，在这些“近臣”“近亲”中必然不乏列侯，他们在家乡、封邑、京畿地区都兼并隐瞒了大量的土地，同地方豪强一样成为“度田”的重要对象。他们虽然并未公开反对，但暗中与地方官吏、豪强相勾结，组成了阻挠“度田”的统一阵线。大司徒夜侯欧阳歙，就是因为在担任汝南太守时，与当地豪强相勾结，优饶豪强，度田不实而被杀。⑥面对地方豪强的武装叛乱，光武帝调兵遣将，疲于应付，而春秋鼎盛、能征善战的列侯们却冷眼旁观，坐看成败，间接支持了地方豪强的叛乱。光武帝“度田”的失败向我们昭示，在东汉初期，上层列侯与地方豪强开始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存在、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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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780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781页。
③ 范晔 《后汉书》，第781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67页。
⑤ 尹建东《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387页。
治生态，已经对帝国的统治构成严峻挑战”①。
东汉时期，上层列侯豪强与地方豪强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又通过选举及经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汉代选举注重声誉名望，而声誉名望取决于豪强地主的乡里评议。地方豪强讲论人物、批评政治、操纵舆论，“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②。上层列侯豪强欲为自己制造舆论，营造声名，不得不倾心结交这些掌握舆论风向的地方豪强，比如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③。汝南豪强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④，他和从兄许靖都是月旦评的主持者。“车徒甚盛”的贵公子行径，袁绍不愿为许劭所见，否则会影响到对他的评论。上层列侯豪强多辟举与任命天下清流名士，营造名声，拉拢士大夫豪强，拓展自己的政治根基，如上蔡侯大将军邓骘闻“关西孔子”杨震贤，“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 莱太守”⑤，并“推进天下贤士何熙、役讽、羊浸、李邰、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⑥。乘氏侯大将军梁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⑦。地方豪强亦主动攀附上层列侯豪强，贡献其智力货赂，取得高官厚禄，槐里侯大将军窦武征引天下名士共诛宦官，“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⑧。乘氏侯大将军梁冀专擅朝政，地方豪强竞相贿赂，“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⑨。上层列侯豪强多世传经学，设庐授徒，地方豪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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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② 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5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234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2234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1760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614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1175页。
⑧ 范晔《后汉书》，第2242页。
⑨ 范晔《后汉书》，第1181页。
其子弟投其门下。安乡侯太尉朱宠以《欧阳尚书》教授门徒，著名的度辽将军张奂就是其门生。①上层列侯豪强与地方豪强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双方结成了举主、宗师与故吏、门生的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关系已经近乎君臣、父子关系了，忠义等道德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结合形成了一个个离心于皇权的政治集团。
西汉中期以降，伴随着大土地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形成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四位一体的时代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列侯与豪强由对立转为合流，非豪强出身的列侯及其后代通过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业，以及宗族势力的壮大而成为豪强，为豪强阶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一些豪强通过军功、裙带关系、世传经学而受封为列侯，成为豪强在庙堂中的代理人。列侯与豪强的合流成为二者关系的主流，它是豪强政治的重要表现，是东汉政治的重要特点，最终形成了东汉王朝的多元权力格局，成为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源。
在昭宣以前，皇权强大，为了保护专制皇权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打击豪强。由于依附于皇权的列侯与豪强在经济利益、剥削方式、统治立场等方面存在较深的矛盾，列侯为皇权所用，成了打击民间豪强的重要力量。西汉中期以降，伴随着大土地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列侯与豪强的合流成为二者关系的主流，部分豪强凭借着军功、通经、裙带关系进入封君食邑领域，控制了中央政府，中下层豪强控制着州郡县道侯国等地方政权及乡里社会，他们以大土地所有制作为共同的利益基础，以经学与选举作为纽带逐步走向联合。至东汉末年，形成了一个个以世代封侯的上层豪强为核心，以地方豪强为基础的颇具凝聚力的社会政治集团，若皇权强大，则依附于皇权，若皇权衰微，则挑战甚至取代皇权。
黄巾起义爆发后，上层列侯、地方州郡长官、地方豪强联合在一起，镇压起义军，起义仅持续8个月。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王朝土崩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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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138页。
解，州郡牧守的权力极度膨胀，攫取了用人权、财政权、兵权，上层列侯纷纷抛弃中央的荣位虚职，积极攫取州郡牧守的职位，企图割据一方，如太常阳城侯刘焉“阴求为交险，以避时难”①。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此时得到迅猛发展，他们为了抵御农民起义军对田庄的冲击，修筑坞壁，将自己的宗族子弟、宾客、徒附组织为部曲，加以训练，成为私人武装，“其武力和规模不仅远远超过了宗族自保的限度，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还可以转化为地方性割据势力”②。为了保全自己，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也积极投靠这些掌握地方实权的上层列侯。黄巾起义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邺侯袁绍以其家乡汝南豪强为依托，“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③，又获得了冀、青、幽、并四州地方豪强的支持，从而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襄贲侯幽州牧刘虞获得了幽州豪强的支持，阳翟侯扬州牧袁术获得了淮南豪强的支持，溧阳侯徐州牧陶谦获得了徐州豪强的支持，费亭侯兖州牧曹操获得了兖州、豫州豪强的支持，乌程侯孙坚获得了吴郡豪强的支持，宜城亭侯刘备在徐州豪强的支持下一度割据徐州，成武侯荆州牧刘表依靠荆州蔡氏大族割据荆州，阳城侯益州牧刘焉依靠巴蜀豪强割据益州。上层列侯如果不能得到当地豪强的支持，是很难立足于地方的，甚至兵败身死。如蓟侯中郎将公孙瓒虽然以强大的骑兵击败幽州牧刘虞，控制了幽州，但他大肆杀害曾经支持刘虞的幽州豪强，以致“衣冠善士殆尽”，激起了以鲜于辅、鲜于银为首的幽州豪强的武装反抗，最终在袁绍与幽州豪强的联合打击下，自焚而死。温侯吕布虽然袭取了徐州，但在以陈圭、陈登父子为首的徐州豪强的反对下，最终兵败身亡。
可以说上层列侯与地方豪强的联合与坐大是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源，他们“从一种王朝政治的潜在威胁质变为公开的分裂力量”④。而后，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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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2431页。
② 尹建东《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③ 陈寿《三国志》，第722页。
④ 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割据混战的局面逐渐被三国鼎立所取代，曹操在中原各路豪强的支持下，击败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大败乌桓，降伏辽东，统一北方。孙坚死后，其子孙策、孙权相继领有江东，得到了江北周瑜、张昭和江南的顾、陆、朱、张四姓等豪强的支持，统治逐渐稳固。刘备在军阀混战中势力最小，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但他非常注意拉拢各地的豪强地主武装，先是吸引了徐州豪强麋竺，又进一步拉拢荆州、益州的世家大族，力图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可见三国政权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上层列侯豪强与地方豪强的联合政权。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经过汉末三国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上层列侯豪强与地方豪强通过九品中正制转化成了士族门阀，开启了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时代，豪族“穿着士族的新衣，在魏晋的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①。士族门阀制度所蕴含的离心倾向，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使得西晋没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统一37年后即短命而亡，随之而来的动荡与分裂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士族门阀彻底衰落后，大一统的隋唐帝国才得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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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