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侯与士人
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西周世卿世禄制社会中，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各有分职，“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①，“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②。“士”是下层贵族，他们拥有书写与文献方面的知识，在低层任职，有禄，如顾炎武所说：“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③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等级间的上下变动极为平常，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原来的社会等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传统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崩溃，各国君主为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推行封建制改革，士阶层作为各种知识与技能的拥有者在改革中受到重用。国君在改革中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士阶层乘机登上历史舞台。士人在风云际会的春秋战国舞台上纵横捭阖，个人的理想与价值得以实现。子贡存鲁而乱齐，破吴而霸越。苏秦佩六国相印，使六国合纵而攻秦。张仪两为秦相，破纵以连横，为秦斥地千里。战国尊贤敬士之风大盛，各国王侯纷纷以养士相高，“诸侯利用他们来理性化行政以增强国力，这和印度的王侯之利用婆罗门、西方的诸侯之利用基督教的教士，如出一辙”④。孟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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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薛安勤、王连生注译《国语译注》，第443页。
② 薛安勤、王连生注译《国语译注》，第43页。
③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579页。
④ [德]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79页。
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均养客三千人以上，士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秉持道义，周游天下，献谋策于诸侯，形成了为战国所独有的“游士”之风。游士之“游”，大体上有两层内涵：从精神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突出的主体意识，是社会中极为活跃的阶层；从社会阶层来说，具有很强的移动性，其社会角色经常游移不定。
汉初推行封国制，王国、侯国林立，为士人营造了与春秋、战国极为相似的生存、活动空间。士人们依然保留有"游"的传统。他们为了寻求政治经济利益而游说奔走于王侯之间。汉初对王国、侯国的控制还不严密，由于王国、侯国的存在，士人为官有了更多的选择。王、侯国可以自主选择官吏，汉朝仅为之选置丞相（令长），相对于人才济济的汉中央王朝来说，王、侯对士人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更容易得到王侯的重视，甚至围绕着某个王侯形成了一个个的士人集群，如赵王张敖、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长等都形成了自己的士人集团。汉初列侯亦有豢养、优礼士人之风，酂侯萧何、平阳侯曹参、颍阴侯灌婴、阳夏侯陈豨等身边都聚集了大批士人，尤其是陈豨，门下宾客之多，以致挤满了邯郸官舍，《汉书•卢绾传》载：“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豨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①
自战国经秦至西汉前期（武帝以前），游士依然是士人的主体。武帝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儒术，在政治体制上通过察举制、博士弟子制度使士人工具化，促进了士人从游士到儒士的转变。至西汉后期，这种转变彻底完成，儒士成为士人的主体，并且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儒生阶层，王莽改制正是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呼声，他们成了新朝的重要政权基础，王莽改制的失败意味着儒家复古主义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儒生需要进一步的改变才能完全融进君主专制政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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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1891页。
王莽“奉天法古”的变法改制失败之后，给东汉王朝提供了经验与教训。东汉王朝推行“经术”与“吏化”并重的政治路线。自政权建立后，东汉统治者便着手重构儒士阶层，“以禄利诱之”，改变其迂腐的传统政治观念，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形成与强化士人的政权角色意识与参与意识，即“吏化”，使儒士的思维与角色发生变更，最终定型为士大夫，彻底融入君主专制政治之中，真正成为专制政治的构造基础。选举更加制度化，选举对象以儒士为主，选举方式以“授试以职”为核心，这种规范化、制度化了的选举制成为将儒士“吏化”为士大夫的关键环节与重要手段。士大夫集团就此形成，包括官僚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及地方名士。士大夫集团的形成正是东汉王朝建立以来对士人“以禄利诱之”的结果，他们慢慢产生了一种“矢力同心”的整体意识，在与外部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较量中显示出旺盛的战斗力。他们在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具有各种积极的功能，是封建意识形态的载体，是社会文化秩序的维持者，是东汉王朝统治阶层的主体。东汉末年士大夫集团势力膨胀，这个集团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深厚的社会基础、广泛的政治影响，出现了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局面，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在士人不断转化的过程中，列侯与士人的关系，由若即若离到密切结合到相互融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