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士人对列侯之义务
列侯豢养士人，士人对列侯自然负有各种义务。首先，是士人为列侯出谋划策。这是在游士阶段士人对列侯的一项重要义务，在这项义务中用“告解教父”一词来定位士人再确切不过了。汉初，代相陈豨反，高祖刘邦领兵出征镇压叛乱，相国酂侯萧何留镇关中，用计斩杀欲图谋反的淮阴侯韩信。高祖猜忌萧何在关中的威望，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并且为萧何设立卫队，以安其心。召平洞悉圣意，劝萧何让封献财以自保。“何从其计，上说。”①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刘邦率兵平叛，又一次疑忌萧何在关中的威望，遣使窥探。萧何之客向萧何献自污之计，倚势侵吞关中田地，以失关中民心，以安高祖疑心。“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②
其次，士人为列侯游说交结。这项义务亦突出表现在汉初游士阶段，他们游说并且策动结盟，“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中为各种政策动员支持和资源”③。《汉书•燕王刘泽传》载：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奸泽。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岁，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张卿往，见田生帷帐具置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以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金，张卿以其半进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长，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余县王之，彼得王喜，于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须女亦为营陵侯妻，故遂立营陵侯泽为琅邪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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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010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2018页。
③ [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第85页。
④ 班固《汉书》，第1900～1901页。
田生为营陵侯刘泽游说交结大谒者张卿，为张卿献计，使其讽喻群臣上书立诸吕为王，获吕后欢心，使张卿获侯，进而借张卿之口，劝吕后封刘泽为王。
辟阳侯审食其以重金结交名士平原君朱建，后辟阳侯与吕后之事为惠帝所知，惠帝下吏辟阳侯，并欲诛杀。朱建求见惠帝幸臣闳籍孺，晓以大义，力劝他请求惠帝宽恕辟阳侯，以得两主之宠，最终辟阳侯得以平安脱险。①
又吕太后称制，诸吕为王擅权，功臣侯集团的利益与权力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陆贾游说于丞相曲逆侯陈平和太尉绛侯周勃之间，使他们抛弃旧怨，联合一致，使功臣侯集团更加团结，共谋诛除诸吕。②
再次，士人宾客为列侯获取经济利益，俨然成为列侯的理财专家。谏大夫鲍宣认为公卿列侯贵戚普遍以宾客为奸利，成其贪残之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③。桓帝时宦者五侯宾客为五侯敛财于州郡，“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④。宦者侯段珪，“家在济阴，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⑤。宾客门人为十常侍辜榷州郡，“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⑥。梁冀派遣宾客至千里之外贸易，“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⑦。
最后，士人教授列侯及其子孙。西汉末年，王莽完善地方官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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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2702～2703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2700～2701页。
③ 班固《汉书》，第3088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2522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2522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535页。
⑦ 范晔 《后汉书》，第2104页。
形成了系统的中央太学、学、校、序、庠官学体制，“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①。这些教育机构是不断发展的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东汉，又将贵族教育纳入轨道，开设宫廷学校，使贵族群体服从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样统治者就可以获得他们的群体忠诚，使统治更为稳固。光武帝时，便启用大儒教授皇太子、王、侯及其子孙，如“锺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②。明帝除了使大儒教授太子、王、侯及功臣侯子弟外，于永平九年（66）在南宫正式设四姓小侯学，置五经师教授外戚侯及其子弟。③ 袁宏《汉纪》曰：“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④ 安帝元初六年（119），邓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⑤。
东汉私学教育更加繁荣，“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⑥。全国各地都有生徒聚集，到处有经师讲学，私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官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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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355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2579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528页。
④ 范晔《后汉书》，第113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428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2588页。
量列侯及其子弟就学于私学名儒大师。寿张侯樊修，“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①。新息侯马援之侄马严，“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②。桓帝为蠡吾侯时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③。经过这一过程，列侯进一步融入了汉代儒学发展之浪潮，促进了儒学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普及，促进了列侯及其家族的儒学化。
二 列侯对士人之责任
首先，列侯在经济上支持、接济士人。丞相平津侯公孙弘以俸禄供给宾客，“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④。新都侯王莽以羊酒劳赐太学经师、诸生，“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⑤。显亲侯窦固“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⑥。槐里侯窦武将皇室之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⑦。厨亭侯赵典，“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⑧。成武侯刘表赈济来荆州避祸的关西、兖州、豫州学士，“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⑨。
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士大夫集团已经形成，至东汉末期，士大夫集团势力膨胀，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列侯通过赈济太学生、郡国生徒、博士弟子、地方名士等，以博得清名，获取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使自己在政治上拥有强有力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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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122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858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185页。
④ 班固《汉书》，第2621页。
⑤ 班固《汉书》，第4040页。
⑥ 范晔《后汉书》，第811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2239页。
⑧ 范晔《后汉书》，第948页。
⑨ 范晔《后汉书》，第2421页。
其次，在政治上通过各种方式举荐士人。列侯可直接上书举荐士人，如乐成侯丁义直接上书举荐方士栾大①，深泽侯赵修荐举李少君于武帝②，宣平侯宋弘向光武帝直接推荐贤士达三十余人③。长安乡侯曹节延揽、举荐名士以自重，“起姜肱为犍为太守，（韦）著东海相”④。又，司空邝乡侯黄琼荐举名士吴匡为尚书。⑤在职列侯可将士人辟为掾属。司空都亭侯虞放辟举名士胡伊伯、樊绍孟建为掾属。⑥大将军乘氏侯梁商辟关西大儒马融为从事中郎，而后又荐为武都太守。⑦大将军乘氏侯梁冀迫于社会的压力，停止对名士刘矩的迫害，重新将其辟为从事中郎。⑧太尉邝乡侯黄琼辟举隐士徐孺子，“礼文有加”⑨。司空临晋侯杨赐辟士林领袖孔融为掾属。⑩ 大将军慎侯何进辟举名士边让，“署令史，进以礼见之”⑪。
两汉察举制度的建立，为列侯举荐人才提供了制度保证。西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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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1389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453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904页。
④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247页。
⑤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145页。
⑥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240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1971页。
⑧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337页。
⑨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162页。
⑩ 范晔《后汉书》，第2262页。
⑪ 范晔《后汉书》，第2645页。
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①
十五年（前165），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②。自此贤良特举制度正式形成。至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力荐察举制，“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③。而后察举制作为仕进制度得到真正确立。元光元年（前134），“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④，岁举孝廉制度正式形成。察举制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孝廉、茂（秀）才、光禄四行等岁举科目，以及察廉、直言极谏、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法、明经、明阳灾异、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等特举科目。
至东汉，察举制度更为完备，更加规范。东汉统治者改变西汉各郡国每年举孝廉二人的传统规定，以郡国的人口数量为标准制定察举孝廉的比例：
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⑤
为了照顾边郡豪强的利益，和帝于永元十三年（101）诏曰：“幽、并、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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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第422页。
② 班固《汉书》，第127页。
③ 班固《汉书》，第2513页。
④ 班固《汉书》，第160页。
⑤ 范晔《后汉书》，第1268页。
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① 相应增加边郡察举孝廉名额，使边郡的豪强同样有机会参与东汉王朝的管理。
东汉统治者侧重于对被察举者进行经学水平与行政管理能力的综合考查。《后汉书•周举传》载：“（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②
东汉统治者把察举对象规定为“诸生”“文吏”两大类别，所举孝廉的年龄要大于40岁：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③
阳嘉之后，被察举者首先是由州郡长官举荐，然后由朝廷对其进行考试，如此更有效地防止了请托作弊，察举制更为规范化、透明化。
两汉政权通过察举制度将士人纳入专制体制中，最终形成了专制王朝的结构基础士大夫。察举制中的察举者，西汉为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东汉为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将军、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州牧、郡守、诸侯相、校尉。东汉察举者种类多于西汉，但不论在西汉还是东汉，列侯均是重要的察举者。《汉书•张汤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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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第189页。
② 范晔《后汉书》，第2035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2020页。
（张安世）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勿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莫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①
富平侯张安世素不直接荐举士人，以防皇权之猜忌，其长史之言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朝廷中公卿列侯举荐士人的普遍情形。列侯虽然通过各种方式举荐士人为官，但列侯对于其举荐的士人依然负有责任，如所举之人名不副实或犯罪，列侯亦要受到惩处，比如富平侯张勃就因为所举之陈汤有罪，被削户二百，死后赐恶谥“缪”②。
仅就察举制而言，两汉每朝列侯动辄百名以上，每人举荐一名，则有百余名被察举者，若不断累加，则被察举者数量尤为可观，再加上辟举、直接举荐等方式，数量更大，所以列侯对于士人的士大夫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列侯通过各种方式举荐士人，形成举主、府主与门生的关系，门生对举主、府主感恩戴德，相互援引，形成了紧密结合的政治利益集团，双方形同君臣，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邟乡侯黄琼荐举名士吴匡为尚书，黄琼去世后，吴匡为其服丧。司空都亭侯虞放辟举名士胡伊伯、樊绍孟建为掾属，虞放辞去官位后，二人皆辞官回乡。
再次，文化上教授儒生。大量士人跟随古文经大家红休侯刘歆学习《春秋左氏传》，其中不乏孔奋、郑兴这样的大儒。③寿张侯樊鯈“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弟子颖川李修、九江夏勤，皆为三公。勤字伯宗，为京、宛二县令，零陵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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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第2650页。
② 班固《汉书》，第2654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098、1217页。
所在有理能称。安帝时，位至司徒”①。厨亭侯赵典博学经书，教授诸生，“弟子自远方至”②。《谢承书》曰：“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③ 槐里侯窦武为关西之名儒，"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④。
在东汉，士大夫集团形成并日益强大，有些名儒列侯成为士大夫之领袖，士人拜于这些列侯门下学习经义，与列侯结成师徒关系。但这种师徒关系并非纯粹的教与学的关系，依附于名师尤其是这些名儒列侯成为普通儒生仕进的一条捷径。太学生、私学弟子则是这些名儒列侯的重要政治后援，如皇甫规因得罪宦官徐璜、左悺而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⑤。双方结成“朋党”，互相标榜，相互援引，成为一个个政治利益集团，成为一种离心于皇权、独立性较强的势力。邺侯袁绍正是凭借其家族“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政治优势，成了当时最大的军阀。
